北京香山论坛与中美军事渠道恢复：渠道重启与现场紧张局势的脱节

摘要

9月15日，在第13届香山论坛上，美国国防部派出了比去年更高级别的代表团，中美军事渠道的恢复趋于明朗。然而，在同一论坛上，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表了承认缺乏信任的言论，再次证实了渠道恢复与信任构建是两条独立的轨道。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式的双边危机管理框架侧重于管理海军和空军的相遇，存在结构性盲点，无法涵盖涉及海警和民兵的灰色地带摩擦。这被解读为北京在9月24日首脑会谈前的谈判筹码和“可控竞争”的信号，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会直接缓解台湾海峡和南海的现场紧张局势。韩国有必要将这一结构性教训应用于整顿西海（黄海）灰色地带应对体系，并扩大韩美延伸威慑协商机制的议题范围。

I. 议题状况分析

北京香山论坛与中美军事安全对话重启：状况分析

背景与过程

北京香山论坛是中国每年主办的规模最大的高级别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今年已是第13届。该论坛最初是中国为构建由本国主导的多边安全话语体系而发起的尝试，其运作独立于中美军事渠道本身的起伏。

中美军事渠道的中断可追溯至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单方面中断了中美军事对话渠道[6]。此后，两国通过首脑级和高级外交渠道寻求恢复。在2023年11月的旧金山APEC峰会上，拜登与习近平的会谈“未能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仅就通过重启高级别军事对话以加强沟通和建立信任达成了一致”[3]。当时的协议包括恢复国防部长级对话、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会议以及战区司令级通话等多个层级的渠道[3]。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后，这一趋势得以延续。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晤，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14]。此后，中美战区司令级接触在加拿大得以实现，即南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与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的会面。南部战区是管辖台湾海峡和南海作战的核心司令部[6]。不过，这次接触存在局限性，因为它并非中美双边接触，而是通过加拿大和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协商机制进行的[6]。中国官方媒体未对此次会谈进行重点报道[6]，这表明北京正将危机管理沟通与涉台施压作为两条独立的轨道来运作[6]。

当前状况

在9月15日举行的第13届香山论坛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局长辛西娅·“詹西”·卡拉斯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4]。《南华早报》（SCMP）评价称，与去年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代表出席相比，今年的参与级别有所提升[4]。

《环球时报》将此定义为“中美安全对话的持续恢复(continued resumption)”，并通过社论评价称其中蕴含了多重信号[1]。该报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amid roiling regional tensions)”，将有来自数十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数百名军官、外交官和学者出席[1]。中国官方媒体特有的措辞，暴露了其试图将美国代表团级别提升一事，纳入北京所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叙事框架的意图。

另一方面，《南华早报》报道称，在同一论坛上，中美关系缺乏信任的问题再次得到确认[7]。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论坛的一个环节中表示：“虽然就建设性战略稳定达成了共识，但我们不抱有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幻想”[7]。他还补充说：“总会有问题，有时还是非常大的问题”[7]。在习近平主席预计访问华盛顿之前发表的这番言论表明，即便在定于9月24日举行的首脑会谈局面下，北京内部也存在着警惕乐观情绪的氛围[7]。

同期在其他轨道上进行的中美接触也值得关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预告将在首脑会谈前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周末会晤[13]，讨论议题涉及对伊朗的制裁[13]。安全渠道（香山论坛）和经济渠道（贝森特-何立峰）为迎接首脑会谈而并行运作的态势，表明北京也在利用军事渠道的恢复，作为营造经济和贸易谈判氛围的筹码。

主要行为体及立场

中方将此论坛作为由本国主导的安全话语舞台，以及管理对美关系叙事的工具。《环球时报》的社论论调重点在于将美国代表团级别提升包装为北京的“外交成果”[1]。相反，崔天凯等前外交精英的言论则更接近于一种谨慎论，旨在对内抑制过高的期望[7]。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独立轨道，维持强硬基调，同时选择性地恢复军事危机管理渠道，采取了这种双轨战略[6]。

美方通过派遣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作为代表，表明了恢复渠道的意愿[4]。这是继5月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工作会议和战区司令级接触之后的一系列连续措施。然而，美国国防部的这些举动是与维持在台湾和南海的威慑态势这一既定路线并行的，而非取而代之。

第三方观察者如崔天凯等前外交官以及《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扮演着揭示渠道恢复背后结构性不信任的角色[7]。他们的视角与官方媒体的乐观叙事存在温差。

核心争论点

第一个争论点是渠道恢复的“级别”与“实质”之间的脱节。提升代表团级别、战区司令接触、扩大论坛参与等都是形式上的进展。但这是否能缓解南海和台湾海峡现场的灰色地带挑衅，则是另一回事[6]。已有评价认为，即使在加拿大​​会谈之后，对话扩大到国防部长级或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层面的可能性也有限[6]。

第二个争论点是，以管理海军和空军相遇为前提设计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式危机管理框架，是否能涵盖海警和民兵介入的灰色地带摩擦。即使常规军之间的渠道得以恢复，海警力量的前沿部署或涉及第三方的摩擦仍处于该框架之外。渠道恢复与现场紧张局势同时并存的悖论便源于此。

第三个争论点是临近9月24日首脑会谈的时间点。安全渠道的早期恢复与经济渠道（贝森特-何立峰）的并行运作[13]，与北京在首脑会谈前发出“可控竞争”信号以营造谈判氛围的盘算不无关系。这一信号在首脑会谈后能否延续为制度性安排，还是仅止于会谈姿态，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的执行情况[7]。

II. 议题深度分析

北京香山论坛与中美军事安全对话重启：深度分析

根本原因：为何渠道在此时恢复

中美军事渠道恢复的首要动力是定于9月24日举行的首脑会谈[14]。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华盛顿前，北京有必要向内外证明两国关系的“可控性”。《环球时报》将卡拉斯局长的出席定义为“持续恢复”，并强调其中蕴含多重信号[1]，正与此需求相契合。从北京希望最大化首脑会谈成果的立场来看，恢复军事渠道是一张成本不高但象征意义重大的牌。

美方的动机则有所不同。国防部将代表团级别从去年的武官级提升至局长级[4]，与其说是华盛顿重新评估了论坛本身的价值，不如说更像是一项务实举措，旨在军事领域支撑5月首脑会谈达成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14]。再加上5月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工作会议和在加拿大实现的首次战区司令接触，渠道恢复既是首脑外交的副产品，也带有为首脑会谈进行前期铺垫的双重性质。

然而，此次恢复的根基依然是结构性的不信任。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论坛上表示“虽有共识，但不抱幻想”[7]，这番言论无异于承认渠道重启并非信任恢复的结果，而是管理信任缺失的一种机制。渠道恢复与信任构建是两条独立轨道，这一点在本次论坛上再次得到确认。

结构性背景：三条分离的轨道

中美军事关系至少分化为三条轨道运行。第一是首脑级战略对话轨道，包括5月的北京首脑会谈和定于9月24日的后续首脑会谈[14]。第二是国防部及军方渠道轨道，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工作会议、战区司令级接触、出席香山论坛等属于这一层面[4][6]。第三是现场作战轨道，即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实际相遇的海军、空军、海警力量的动向。

问题在于，这三条轨道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和逻辑运行。正如东亚研究院（EAI）在先前对加拿大​​会谈的分析中指出的，“中国官方媒体未对此次会谈进行重点报道，并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上就台湾问题维持强硬基调，这表明北京正将危机管理沟通与涉台施压作为两条独立的轨道来运作”[6]。此次香山论坛也重现了同样的结构。《环球时报》大肆宣传渠道恢复[1]，而《南华早报》报道的论坛现场言论则显示，缺乏信任这一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7]。

这种分离结构并非偶然，而是北京对美战略的内在设计。军事渠道被用作首脑外交的成果，而对台湾和南海的现场施压则另行持续。通过这种方式，北京可以同时管理“响应对话的负责任国家”形象和“在核心利益上决不退让”的信息。对美国而言，这种双重结构本身就是使其难以应对的因素。国防部既要响应渠道恢复[4]，又要同时加强地区威慑态势，由此产生了困境。

经济背景也支撑着这一结构。上海美国商会（AmCham Shanghai）的报告称，在华美国企业的商业信心在“地缘政治环境改善”的背景下急剧反弹[8][9]。在首脑会谈前，经济和军事两条轨道上同时营造“缓和叙事”的趋势表明，北京为确保特朗普与习近平首脑会谈的成功举行，正通过多个渠道并行发出友好信号。反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首脑会谈前夕与副总理何立峰会晤，协调对伊朗制裁相关事宜[13]，也显示出美国同样在首脑会谈前同时启动了多层次的务实渠道。

历史先例：2023年APEC模式的重演

当前局面与2023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前后的模式颇为相似。当时东亚研究院（EAI）的分析总结道：“从结果来看，未能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达成妥协，仅就通过重启高级别军事对话以加强沟通和建立信任达成了一致”[3]。即在台湾问题和尖端技术问题等核心议题上维持原状，用恢复军事对话这一“可控成果”来填充首脑会谈的成果[3]。

此次9月24日首脑会谈前的趋势也遵循着同样的剧本。特朗普与习近平已在5月的北京会谈中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重框架轻实质的共识[14]。在此框架内，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工作会议、战区司令接触、出席香山论坛等一系列恢复军事渠道的措施正依次累积。这与2023年将恢复国防部长级对话、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会议和战区司令通话作为首脑会谈的“可见成果”[3]是同样的手法。

不同之处在于，此次渠道恢复在首脑会谈前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如果说2023年是首脑会谈成为达成恢复协议的契机，那么这一次则很可能是5月首脑会谈后先恢复渠道，再由9月的首脑会谈对此进行追认和扩大。这意味着北京改变了“礼物外交”的顺序，将军事渠道作为为首脑会谈成功营造前期氛围的工具。

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后中断与恢复的循环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先例。当时，中国将中断军事渠道作为对台湾问题采取强硬应对的手段[6]。此次渠道虽得以恢复，但没有证据表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有所软化。崔天凯前大使的言论[7]在这方面更像是一个警告，即不应将渠道恢复与实质性紧张缓和混为一谈。

核心变量：首脑会谈结果与现场施压的持续性

决定未来走向的第一个变量是9月24日首脑会谈的实际议程和结果。军事渠道的恢复能否扩大为国防部长级会谈或额外的危机管理协议是关键。考虑到加拿大的接触曾被评价为“扩大到国防部长级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层面的可能性有限”[6]，此次首脑会谈能否实现超越象征性水平的制度化尚不确定。

第二个变量是现场灰色地带施压是否持续。如果与渠道恢复并行，海警、民兵和军机在南海及台湾海峡的活动持续不断，那么首脑级和国防渠道的成果将无法转化为现场紧张局势的缓和。这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式双边危机管理框架最初仅为处理海军和空军间相遇而设计的先天局限性有关。涉及海警和第三方的摩擦，处于该框架的适用范围之外。

第三个变量是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之间叙事差距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实际政策中。《环球时报》的“持续恢复”叙事[1]与《南华早报》报道的缺乏信任的指责[7]并存的现象本身，就表明北京内部在对美发出缓和信号与维持强硬基调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完全化解。这一差距在首脑会谈后是继续存在还是趋于统一，将成为衡量未来中美军事关系稳定性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