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期EAI学院] ⑥ 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与未来世界政治

YouTube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0nuhmF45OM

■ 裴英子_建国大学教授。

视频文稿

我今天将就技术与未来世界政治进行演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整个讲座是为未来一代人准备的未来世界政治，但实际上，我们连现在都知之甚少，又怎能知晓未来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而且，对各位来说，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看在座的各位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就是60岁出头的时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虽然真的很好奇，但恐怕到那时也很难知晓。我们通常以2050年为节点进行讨论，但无论如何，虽然无法准确预知，但我们可以带着某个视角去思考。思考一下，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今天，我们尤其要关注技术变革将如何改变未来的世界政治。因此，作为讲座的开篇，

我想讲一个故事，不知各位是否听过：“未来已来，只是尚未广为流传。”说这句话的小说家是威廉·吉布森。大家现在经常使用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就是他首创的。赛博空间是随着互联网的诞生而出现的新空间。在此之前，生活在朝鲜时代的人们会知道赛博空间吗？无论他们多么聪明，他们的脑海里也不可能容纳“赛博空间”这个概念。

这是技术创造出的一个新空间。但当时这项技术还远未普及。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读本科时，报告和作业都是用手写提交的，我大概是最后一批这样的人。都是手写的，因为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但后来我到国外留学，90年代初去，90年代末完成论文，那段时间互联网呈爆炸式增长。所以，用电脑写论文自不必说，连查找资料也开始通过互联网。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赛博空间”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但令人惊讶的是，威廉·吉布森这个人在1984年左右就在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提出了这个概念。我后来知道后读了那本小说，小说本身并没有那么有趣。

但他将这种由机器媒介的空间称为赛博空间。这些作家中确实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在更早地捕捉未来并将其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这方面，作家和艺术家似乎要出色得多。像我们这样在学校里的人，以学术语言为媒介，在想象力等方面似乎存在局限，而小说、美术、音乐等领域的人似乎能更快地捕捉到这些趋势。总之，未来已来，但究竟现在有什么东西预示着未来呢？并非所有现在的事物都能在未来幸存下来。有些会存活，有些会消亡。那么，现在出现的事物中，哪些会存活下来呢？

技术发展与世界政治的变迁

以及由此世界将如何变化，我们需要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今天我构思了技术与世界政治理论、技术与世界政治变迁、美中竞争、技术与未来世界政治这样的框架，我们可以问，过去技术是如何改变世界政治的？社会科学无法进行实验，因此历史就是实验的对象。现在人们说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那么过去的技术中，有哪些改变了世界呢？这样一来，谈论最多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互联网，以及比它更早的

电的发明，再往前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棉纺织品、纺纱机等改变了世界。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工业革命如何改变了世界？它使英国变得极为富强，让英国成为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虽然现在英国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它曾一度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大家知道现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英联邦国家吧？虽然是独立国家，但仍属于英联邦这个组织。这些遗产依然存在，所以它使一个国家变得非常富强。那么，人工智能现在正在使哪个国家富强呢？因为人工智能，哪个国家将获益最多？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除了这些大趋势外，还有疟疾治疗药、核武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有许多改变了历史进程的技术。

例如，这里写的疟疾治疗药，奎宁。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非洲，要去的话得打预防针。虽然现在因为全球变暖，有说法称韩国也可能出现疟疾病例，但去非洲还是得打针。在那之前，欧洲人也曾乘船多次前往非洲，但很难定居下来。因为他们都死了。

他们会染上当地的地方病，原住民能活下来，但欧洲人去了被蚊子一叮就死了。所以他们只能在海岸线的一些局部地区零星地生活，无法深入内陆建立殖民地。但是，随着这种疟疾治疗药的出现，人们打了针之后就能进入更深的非洲腹地定居，建立殖民地，一直到南非等地，从而带来了这样的变化。所以，正如刚才所说，这要么使一个国家变得非常富强，

要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西方列强的殖民化，这些都是非常国际性的、国际政治性的现象。有这样的技术存在，人们可能会想，他们有实力，有枪有炮，所以就去了。但在这背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是这种技术基础设施。比如，能够驶入非洲内陆的船只被发明出来，才使得白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成为可能。所以，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至今依然如此。现在，技术可能也会带来很多改变，那会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至今看到的世界政治霸权国，其实在此之前有中国。中国在14、15世纪，明、元时期，曾席卷世界。

曾经有中国，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崛起，殖民了非洲、南美，这样的历史进程就展开了。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至今为止的帝国，从亚历山大帝国开始，到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曾有过这些大国。例如，建立元朝的蒙古族是拥有最广阔领土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是因为技术比其他国家更先进才成为帝国的吗？不尽然。

从历史上看是这样。但格局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近代以后，看看那些被称为霸权国的国家，英国是这样，接替英国成为霸权国的是哪个国家？德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霸权最终转移到了美国。所以，就像过去美国和德国挑战英国霸权一样，现在是美国霸权的时代。从二战至今，大约七八十年间，美国霸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格局会改变吗？如果这样提问，大家最先会想到哪个国家？当然是中国。

大家会想到中国，但我要说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在我80、90年代像你们一样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我89年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什么呢？是《对美国霸权衰落论的批判》。80年代末，关于美国霸权正在衰落的国际政治学讨论已经非常激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所以我才把它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威胁美国霸权的国家是谁呢？

令人惊讶的是，那时的中国还在沉睡。还在世界舞台上沉睡。那么，当时美国人惊慌失措地说我们的霸权正受到威胁，那个国家是哪里呢？令人惊讶的是，是日本。日本。当时日本的丰田汽车、索尼电子产品风靡一时。我们上学的时候，你们现在用的是iPhone或Galaxy，而索尼的Walkman是走在最前沿的大学生的时尚单品。松下、索尼、汽车等产品席卷了世界。于是，这些产品开始大量渗透到美国市场。所以

美国人惊慌失措，说美国的时代结束了，亚太时代即将来临，日本将引领这个时代。那时的讨论距今已有30年了。现在看来怎么样？日本的霸权挑战成功了吗？没有。现在日本的物价太便宜了，成了你们首选的旅游国家，不是吗？因为物价比我们国家便宜。所以，这其中有些是错觉，有些不是，要在那个时代准确地分辨出来确实很难。当时那些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们都

看着日本说了那些话，现在不知道他们都去哪儿干什么了，都该辞职了。说了那么离谱的话。日本进入90年代的“失落的十年”后，立刻就衰落了。80年代中后期还嚷嚷着“要成为霸权国了”，结果马上就完了。那么，问题首先是中国也会这样吗？我们现在说中国在崛起，在挑战，但对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还差得远呢，不行。已经老龄化了，政治那样能行吗？”这样的情况？还是说，“中国和日本不一样，规模不同，这才是对的？”这是一个看待未来的非常重要、虽然朴素但关键的问题。当你们想了解未来世界政治时，中国的霸权挑战究竟会如何成功，还是不会成功？美国的霸权会继续维持吗？30、40年后美国还会是霸权国吗？还是会像英国一样成为一个衰落的霸权国？

技术霸权竞争的历史脉络

英国虽然是个没落的富豪，但还是有那种气场的。但终究是没落了。美国会这样吗？所以，各位听了讲美国的老师的课，也听了讲中国的老师的课，还听了日本的。所以今天的话题虽然和国家层面的讨论密切相关，但我们稍微谈谈技术。关于技术，世界政治如何……那个不重要，看待技术与世界政治的理论，就像我刚才说的，拥有世界最顶尖技术的国家会成为当代的霸权国。这个常识性的说法被理论化，形成了霸权变动论、权力转移论。吉尔平、奥根斯基、莫德尔斯基这些人都是

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他们创建了这些理论。理论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特别是莫德尔斯基这位学者提出了周期理论。经济。K波（K-wave）不是韩流。这里的K波不是韩流，而是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经济学中讲的技术创新周期。在某个时期，技术创新会集中爆发。工业革命时期有棉纺织品、蒸汽机，然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铁路和钢铁开始大规模铺设，接着是爱迪生、特斯拉发明的电力开始普及，美国从那时起开始崛起。其实铁路时期英国还很强，后来美国崛起，再后来是汽车、石油化工等产业发展，美国继续崛起，到了80年代，就像我刚才

说的，互联网开始普及，电子产业出现了。但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曾担心日本会不会主导这一领域，但日本只是短暂地闪耀了一下，主导权又回到了美国。随着硅谷的崛起。那正是从里根开始，到老布什、克林顿的时期。我在美国留学的时期就是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克林顿时期。那个时候，你们这一代人运气非常好，当时美国，或者说硅谷运气也非常好。这场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从7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但在90年代开花结果。就像现在AI虽然很火，但它不是在这里开花，而是需要更深入地融入产业，无人驾驶汽车得出来吧。

现在只是说要出来，但一直没出来。这需要时间，所以花了大概10年、20年。可以说，源自硅谷的技术创新在90年代给美国带来了全面的繁荣。克林顿做得好并不是美国繁荣的唯一原因，而是多方面运气好。所以当时美国经济繁荣，也给外国留学生发了很多奖学金，所以我这一代人比较轻松地，可以说现在外国学生想拿奖学金恐怕很难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困难，都在紧缩财政，但当时钱是流动的。如果AI能再次引发那样的复兴，让美国再次迎来繁荣，那又另当别论了。这又将是观察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技术问世需要时间，通常需要10到20年。1990年代硅谷的技术创新为美国带来了全面的繁荣。这与其说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功劳，不如说是多种好运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美国经济繁荣，因此也向外国留学生发放了大量奖学金。我们教授这一代人能够相对轻松地学习，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各大学都在实行财政紧缩，很难再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据说当时资金流动非常充裕。如果人工智能（AI）能再次引发那样的复兴，使美国重现1990年代的繁荣，那么可能会迎来新的局面。这将是展望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现在，AI是否会像1990年代那样带来新的繁荣，从而使美国再次复兴？正如1990年代美国再次复兴一样，里根政府时期因贸易逆差等问题陷入困境的美国，在1990年代恢复了顺差，并进入了增长轨道。美国现在特朗普政府实施关税政策，也是因为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财政赤字和债务。这种情况能否因AI驱动的增长而再次得到恢复，还是说这次会有所不同？

过去如此，并不意味着现在也必然如此。因为历史不会重演。当前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由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主导，即AI或量子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这些会帮助美国复兴吗？还是中国会迎头赶上，或者第三国，比如韩国会崛起？这些问题是思考未来的又一个切入点。目前最受关注的技术无疑是AI。在1990年代我学习时，最受关注的技术是个人电脑，我曾研究过在个人电脑中扮演重要角色的CPU和半导体存储芯片。

AI与军事领域的变革

当时只是出于兴趣开始，没想到这项技术会如此火爆。正因为踏入了那个技术领域，我才能一直活跃至今。随着AI再次受到关注，虽然有一段时间关于半导体的讨论很多，但现在AI变得重要，而其核心正是半导体。我们来看看AI如何改变世界政治，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变革非常大。这部分内容在下一讲中，金良圭教授会更详细地阐述。今天只是浅尝辄止，谈谈自主武器系统，例如无人机或认知战。认知战指的是在选举过程中介入舆论形成。例如，俄罗斯被指控干预美国大选，或者在韩国，也有人提出中国通过黑客攻击或操控评论来干预舆论的指控。

这些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很难精确衡量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但在对国家未来和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总统选举中，进行干预的企图是完全可能存在的。然而，很难断定这些干预直接影响了选举结果。尽管如此，这类事件层出不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重要的是要过滤这些信息，作为选民，为了韩国的未来选出一位好总统。美国也同样，需要从本国立场出发，正确选择总统。

认知战，即像假新闻这样的信息战，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因为大脑的运作方式就是会对这些信息做出反应。基于AI的数据合成、信息战、指挥控制等，在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乌克兰在战争初期因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导致通信困难时，通过埃隆·马斯克的“星链”获得了互联网连接。无人机等AI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战争的面貌。

与最初预测乌克兰将单方面败给俄罗斯不同，得益于AI无人机和基础设施系统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得以坚持作战。由此可见，AI在改变战争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色列也是在军事上积极运用AI的国家之一。像摩萨德这样的情报机构收集哈马斯活动分子的信息，追踪其通信、银行卡、就业信息等，并利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像“薰衣草”（Lavender）这样的AI系统，就是基于哈马斯活动分子的信息进行追踪和攻击的。

据悉，这类AI系统的误击率约为15%，有批评指出这可能导致目标以外的无辜民众受害。报道中对15%的误击率提出了质疑，但也有观点关注到15%这一较低的误击率。此外，AI系统可能对目标以外的人造成伤害也被指为一个问题。这些技术将变得越来越精确，就像追捕奥萨马·本·拉登的案例一样，信息收集能力正被运用于战争中。

帕兰提尔（Palantir）的信息系统不仅利用银行卡、通信信息，还利用生物信息。在奥萨马·本·拉登的案例中，他们根据其家人在藏身处的情报，以给孩子们打预防针为名，采集血液进行DNA分析，从而确认了他的存在。这种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正被运用于战争中。

与过去的战争相比，美国和中国正努力确保在AI领域的优势。美国正在推进“复制者倡议”（Replicator Initiative）、“专家计划”（Project Maven）等，而中国则以“智能化战争”等概念作为应对。AI目前应用最活跃的领域是军事，因为这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AI与经济增长及就业市场

在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军事部门，AI的应用范围之广超乎想象。围绕责任归属等问题正在进行讨论。在经济领域，AI能多大程度上提高生产率以及就业市场的变化是主要关注点。预计经济增长将以AI为基础。

高盛预测了基于AI的增长，但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必须是公平的。在其他领域增长困难的情况下，AI是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在生产力创新方面，重要的是要感受到自己在使用AI的过程中变得更具生产力。必须利用AI变得更聪明，或掌握社会要求的技能。

必须努力利用AI来实现自己想要的目标。例如，可以利用AI来提升外语能力或获取知识。我目前订阅并使用像Claude和Gemini这样的AI工具，研究时用Claude，日常应用时用Gemini。我正利用这两位AI助教来工作。

虽然AI能扮演优秀的助教角色，但要有效利用它，用户也需要付出努力。需要给AI明确的指令和创造适宜的环境，否则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制作PPT时，AI也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升级，因此需要精确的提示和持续的互动。这个过程有时会让人感到疲惫。我会比较不使用AI时的结果，思考使用AI的优缺点。

为了有效利用AI，用户自身也需要改变。需要一个改变自己以适应AI运作方式的过程。生产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此外，就业市场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AI能很好地完成中等技能和初级岗位的工作，那些通过长期经验和时间积累起来的专家的影响力可能会相对减弱。在某个领域工作了20年的人的功力是AI难以企及的，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在积累这些经验之前，就必须与AI竞争。

AI能够分析海量数据，处理比人类多得多的信息。这种能力可能会给初入职场的人带来压倒性的感觉。尽管内容本身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AI生成的结果可能看起来精致而庞大。这一点可能会让合作者或刚开始工作的人感到畏缩。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利用AI更有效率。

AI时代的技能重塑与个人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技能重塑”（reskilling）非常重要。过去，仅凭大学专业就可以维持终身职业，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大学专业可以是一种资产，但不能保证终身职业。因此，必须不断学习新技术，适应变化。

技能重塑是一个贯穿一生的技能学习过程。与其觉得这很累，不如带着挑战意识去接受它。应该发展AI无法企及的自身优势，并且要知道，向AI询问重要信息时无法获得的高级信息，必须通过人际关系来获取。例如，特定人物的个人信息或投资信息等，是AI难以接触到的。

AI可以提供关于像裴英子教授这样的特定人物的一般信息，但无法提供其人际关系、饮食偏好、常去的餐厅等个人信息，也无法提供股票投资状况等高级信息。这些信息需要通过与人直接交流才能获得。因此，不必对AI感到过于畏缩。

AI在处理和提供最标准、最普遍的信息方面能力出众，但对于源于人际关系的、深刻而复杂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却难以找到。这些信息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因此不必对AI感到过于畏缩。

AI时代的差距加剧与全球鸿沟

越是使用AI，就越会从“必须好好利用这个工具”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被其压倒。总之，AI正在改变军事和经济。与过去的新技术投资，如电力、互联网相比，各种比较正在被讨论。人工智能导致差距扩大，这一点无需赘言。一个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回顾过去的工业革命时期，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在国家内部，贵族与平民的差距可能巨大，但从国家层面来看，差异不大。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扩大的呢？这个天蓝色代表核心国家，黄绿色代表外围国家，从1940年代开始，差距开始拉大。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近代现象。

在古代，世界并没有分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大家都很穷，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部分阶层非常富裕。现在的现象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工业革命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像韩国这样的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过着过去贵族般的生活，使用干净的卫生间，饮用卫生的水。工业革命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寿命为25岁。这并非指人们活不长，而是意味着婴儿死亡率非常高。

婴儿存活不下来。在我这一代人之前，生十个孩子能活下一半就算幸运了。很多孩子因麻疹等疾病在幼年夭折。到我这一代，兄弟姐妹夭折的情况已非常罕见。到你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了，但仍有极少数情况下，母亲只生一两个孩子。过去生十个孩子，能活下三四个。这些现象在工业革命后开始改变。如果要从改变人类生活的众多因素中选出最重要的一个，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工业革命。因为普通人从饥饿中解放出来，卫生的水和保健状况改善等许多变化都是伴随着工业化开始的。我们国家的

工业革命是什么时候？是1970年代，从1960年代中后期到1970、1980年代是工业化时期。那个时期环境改善呈爆炸式发展。那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完全不同。我是1964年生的，1960年代初期的这一代是享受到爆炸性增长红利最多的一代。然而，这种红利本应越来越大，让你们也能享受到，但遗憾的是，未能如此，现在你们这一代或更年轻的一代，生活可能比父母

更艰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态里，生活在一个比祖母、母亲、父亲那一代更进步的世界是理所当然的。从未想过会生活在一个更退步的世界。但你们可能要逐渐这样想了。童年时期可能是无忧无虑、最富足的时期。从气候环境来看也是如此。现在天气越来越极端。环境如此，各种不确定性在一个巨大的世界里，与其说有什么在变好，不如说是在变得不确定。也不能断言明显变坏了。变好的部分也持续存在，但就是变得不确定了。波动性变得非常大，这对应对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不好的时期要生存下来，在好的时期要大量积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

这样的时期。这就是全球AI鸿沟。在AI时代，这种差距很可能以更快的速度爆炸性增长。这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一个系统能够维持的差距是有限度的。如果差距过大，系统必然会崩溃。因此，即便是为了维持系统，也必须缩小差距，让阶层间的流动顺畅。这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系统自身维持的条件。但这个条件正变得越来越危险。有观点认为，算法会导致帝国主义现象加剧，而联合国报告则称其为发展中国家打开了机会之窗。

AI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力

例如，在有线通信时代，发展中国家要建设有线通信网络，需要在沙漠下铺设线路，困难重重。但使用无线通信，只需建立基站即可，因此发展中国家受益更多。这被称为“蛙跳式发展”（leapfrogging）。AI也是如此，如果用于解决非洲的地方病或提高农作物生产力，非洲可能会发生改变。有人甚至说，人类的未来在非洲。因为经济增长的条件，如人口增长等，唯一还在进行的地方就是东南亚、非洲等过去的不发达国家。这些地方至今资金匮乏，教育水平也不高，但如果投入AI，就能以不复杂的方式解决许多问题，从而激活经济，使生产力飞跃发展。

也有说法称，这些地区将成为提供世界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的重要区域。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想“但愿如此”，但究竟能否实现，我也不确定。总之，关于谁能更多地分享AI的果实，虽然有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但果真如此吗？虽然已经分享了一些果实，但我也有一种不安的想法，即大型科技公司是否几乎拿走了全部，而剩下的10%则由大家争夺。无论如何，这样的争论正在进行中。

美中技术竞争的现状与展望

讲到这里，我先暂停一下。我们讨论了关于技术的一般性论述，世界政治与技术变革的一般性观点，以及人工智能正在如何变化。前面为了展望未来世界政治，我们回顾了过去，考察了理论，也看到了因AI而军事和经济正在如何变化。现在再回想“未来已来”这句话，大约30年后，美国和中国还会继续进行技术竞争吗？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现在正在激烈竞争。即使不关心世界政治，也知道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确保在AI领域的优势。美国首先创造了AI，而中国模仿并迅速追赶，这个剧本大家应该都知道。

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追赶？它的影响力真的在增长到足以超越美国吗？还是处于何种状况？这场斗争会持续多久？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胜负是否已分，美国或中国中的一个成为霸权国，另一个则像英国一样沦为没落的旧富豪？因此，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美中围绕AI的斗争。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斗争的态势如何。仅仅远观是不够的，需要仔细观察。我虽然不太懂AI，但过去用PC时，也曾拆开过PC。

因为买的是便宜货，所以必须知道里面有什么零件。所以拆开看过。但现在的AI技术变化太快，那种程度的技术已经不够用了。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自己读AI技术相关的文章比读国际政治相关的文章还要多。虽然不太懂，但必须学习。因为是陌生的领域，所以读得更多。通过各种机会，我认识了很多AI技术专家，而他们正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通过参与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委员会等机构的活动，我得以了解人工智能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发展态势。我也有很多机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我一直在努力积累各方面的知识。要问人工智能是从何时开始成为焦点的，其起点可以追溯到2012-2015年。之所以说2015年，是因为...

中国的技术崛起与美国的应对

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上台后，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毛泽东逝世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济遭受重创，在世界舞台上几乎被遗忘。经历了1949年的共产主义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沦为了一个非常贫穷的落后国家。然而，70年代末邓小平上台，提出了‘黑猫白猫论’等主张，认为应该接纳资本主义经济以实现增长。因此，开放了东部四个省份，以便西方资本能够投资并发展经济

得以允许。当时进入的资本几乎都来自香港或海外华人。他们为了便利而建厂，开启了经济增长。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攻读硕士课程时，学校里关于中国的教学内容还很少。老师们也认为中国并非世界政治的主要关注点，反而更多地教授关于日本的内容。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并非立即实现爆发式增长，初期发展非常缓慢。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才开始爆发式增长。这是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克林顿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而创建了WTO，并认为让中国加入是明智之举。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加入WTO存在争议，但克林顿政府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出现中产阶级，他们会关注民主化和环境问题，从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引入民主制度，并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如今，这种想法被批评为完全错误。也有观点认为，克林顿政府让中国加入WTO是错误的，本应孤立中国，减缓其经济增长。加入WTO后，中国的增长率飙升至10%。随着关税等调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这是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市场实现的。从2001年到习近平于2012-2013年上台前的十年间，中国保持了迅猛的增长势头。

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十年或许可以，但二三十年则难以为继。从2012-2013年左右开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增长模式开始显现其局限性。虽然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率已无法超过以往的10%，开始降至8%左右。这仍然是惊人的增长率，但增长率本身却在下降。对此，中国内部开始产生危机意识：‘如果继续这样下滑，中国会怎样？’于是，中国内部出现了‘必须迈向下一个阶段’的声音，即不能再依赖廉价劳动力，而应以资本、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制造更高端的产品。要达到韩国或日本制造的产品水平，就需要技术。由于技术尚有不足，‘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旨在到2025年使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国。该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目前约70%进口机械的国产化。

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该计划于2015年发布，是习近平上台后，从2013年起经过一到两年的准备后于2015年公布的。其目标是到2025年使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国。这是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旨在实现目前约70%进口机械的国产化。

中国设定了到2025年成为先进制造业主要生产国的目标。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旨在实现目前约70%进口机械的国产化。这表明中国决心摆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转向以资本、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要达到韩国或日本制造的产品水平，就需要技术。由于技术尚有不足，‘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旨在到2025年使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国。该计划的目标是实现目前约70%进口机械的国产化。

美国的对华技术管制及其背景

当中国提出这一计划时，美国正值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奥巴马总统也是民主党总统，对中国的增长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最终会使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此，起初美国并未对中国采取特别的制衡措施，奥巴马政府也是如此。不过，当时对半导体领域已存在危机意识。然而，奥巴马政府在没有采取重大措施的情况下结束了任期。此后，中国从2015年开始向先进制造、半导体等领域投入巨额资金，将此前赚取的资金集中投资于此。随着危机意识的加剧，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奥巴马总统当时

似乎认为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当选的不是特朗普，而是民主党候选人，例如希拉里·克林顿，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特朗普于2017年1月就职，而在他上任前的2017年1月，（奥巴马政府）撰写了一份旨在恢复美国半导体竞争力的报告，并将其移交给了下届政府，希望民主党政府能够接手推进。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特朗普上任后首先指出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严重的贸易逆差。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他无法容忍赤字。他认为，企业应该赚钱，持续亏损是有问题的。

经过审视，发现逆差主要来自对华贸易。这是因为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涌入美国市场。从企业角度看，必须尽快解决赤字问题，但从国家层面看，这个逆差并非简单问题。正是因为廉价的中国产品，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他们可以在沃尔玛或一元店等地方购买廉价商品。1991年我去美国时，令我惊讶的一点是他们使用太多的一次性用品，而且那些一次性用品的质量还非常好。

比如纸巾或派对用的杯子。我看到他们在派对聚会时，用一次就把杯子扔掉。我们成长于物资匮乏的时期，习惯了节俭的生活方式，比如要爱惜物品、珍惜衣物、人走要关灯、盒饭要吃干净等等。把眼前的食物吃完、衣服省着穿久一点、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美国我发现

超市晚上也一直亮着灯。我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出于安全考虑，开着灯更经济。也就是说，开灯防盗比被盗的损失要小。此外，我看到我的美国朋友们衣服穿几次就扔掉。特别是美国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很伤衣物，尤其是烘干机。所以我看到他们穿一两次就扔掉衣服，感到非常难以理解。

教授，总之，这种美式消费文化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供应。因此，尽管美国人有时会发起抵制中国货之类的挑战，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中国供应廉价商品，美国的生活才得以维持。但特朗普政府首先关注的是因中国而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他周围的许多人也对此推波助澜。

因此，要求制裁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最初并非从技术问题入手，而是以解决贸易逆差为目标。在试图减少贸易逆差的过程中，焦点最终转移到了技术领域。起初，他们试图通过征收关税来阻止出口，但后来发现中国正在半导体等技术领域投入巨资发展技术。然而，这些技术大多是抄袭美国的技术。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关注的问题所在：除了贸易逆差，还有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问题。

其出发点是，技术不应该被免费拿走，而应该支付正当的代价购买，为什么能白拿呢？因此，出于必须阻止这种行为的想法，美国开始了出口管制。这始于2017年、2018年。特别是在2018年，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华为这家公司。华为是当时迅速崛起的中国代表性企业。华为原本是一家通信设备制造商，但它超越了诺基亚、爱立信等传统巨头，开始占据全球市场30%以上的份额。此外，它还扩展到手机业务，成长到足以挑战三星或苹果的程度。然而，据了解，华为制造的产品抄袭了美国或韩国的技术。

因此，为了制裁华为，美国将其列入黑名单，并禁止美国企业向其供货。但一年后的2019年，华为仍在持续增长。对此，美国政府重新调查了华为为何在出口管制下仍能继续增长。调查结果发现，华为正在使用来自台湾、韩国或欧洲的零部件来替代美国产品。

美国政府判断，台湾、韩国和欧洲的企业也应该限制与华为的交易。但美国政府无法直接禁止像三星这样的韩国企业与中国进行交易，因为这是国家间的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引入了一项新规定，即‘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该规定内容是，使用美国零部件或软件超过20%的外国企业产品，将被视为与美国企业的产品同等对待。这项规定是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政府为制裁华为而新设立的。通过这项规定，他们试图阻止韩国、台湾和欧洲的企业与华为进行交易。

结果，无法使用韩国、台湾和欧洲零部件的华为，在手机生产上遇到了困难。制造需要最新芯片的高端智能手机变得艰难。因为生产最新芯片的企业并非美国，而是韩国或台湾。仅凭国内管制，美国无法制服华为，但将韩国和台湾企业也纳入管制对象后，华为遭受了巨大打击。因此，华为一度退出了手机业务，但目前正在重新恢复该业务。

拜登政府的对华技术战略

这是因为中国自主研发了所谓的‘沙子芯片’，虽然不是最高端的，但也能生产出堪用的芯片。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来向中国施压。此后，拜登政府上台。由于拜登总统过去曾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因此被认为具有亲华倾向。所以当时有预测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管制将会放宽。然而，与此预测相反，拜登政府开始以更精准、更有力的方式制衡中国。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是贸易逆差和技术窃取问题，那么拜登政府则试图以更广阔的视角来把握问题的根本原因。

拜登政府开始思考，为什么美国在尖端技术竞争中落后于韩国和台湾，以及韩国和台湾会听从美国到什么时候。他们分析了美国未能掌握尖端芯片制造技术的原因，并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始向美国企业投入巨额资金。像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公司获得了投资，但与在存储半导体领域不断增长的微软不同，英特尔并未取得显著成果。因此，拜登政府要求三星电子和台积电（TSMC）在美国建厂。

因为他们判断美国企业难以凭自身力量具备尖端芯片的生产能力。然而，三星电子和台积电对在美国建厂持消极态度。原因是高昂的人力成本、难以确保熟练劳动力，以及24小时运转设备的维护困难。在台湾或韩国，有夜间发生紧急情况时也能召集员工解决问题的文化，但在美国，这种文化尚未形成，因此存在生产效率可能下降的担忧。此外，美国国内的生产成本比台湾或韩国高出30%以上，这也是一个负担。尽管如此，由于美国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三星电子和台积电还是开始考虑在美国建厂。作为回报，美国政府提出了提供补贴的方案。

这些补贴是通过《芯片法案》（CHIPS Act）提供的。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可能重新执政，情况发生了变化。前总统特朗普对向外国企业提供补贴持否定态度。三星电子和台积电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补贴的发放变得不确定。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倾向于将本国利益置于与盟国合作之上。相反，拜登政府则认为，为制衡中国，与盟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并致力于加强与盟国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化与企业的角色

然而，随着前总统特朗普的再次出现，与盟国的合作关系正在动摇。为了克服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特朗普前总统再次打出朝鲜牌，炫耀与金正恩的交情，或主张缩减韩美联合军演，以此寻找明显的脱身之计。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有被利用的方面。特朗普前总统非常注重交易，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特别是像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样的人物，向特朗普总统报告称，难以阻止中国的技术崛起。他们指出，中国已经掌握并使用了许多技术。

相反，三星或台积电正在韩国器兴和台湾新竹建厂，而美国的担忧是他们会将产品卖给中国。但这一点已被阻止。另一个担忧是，在台湾可能遭受中国攻击，或韩国与朝鲜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半导体生产可能会中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损失将完全由美国企业承担。苹果将无法制造iPhone，遭受巨大打击。因此，美国判断必须将这些公司吸引到本国。像三星或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并不愿意在美国建厂，因为那里的人力成本更高，劳动力供应也更困难。半导体公司需要24小时运转设备，如果发生故障，在台湾或韩国，有夜间也能立即赶去修理的文化，但在美国，人们会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再处理。因此，生产效率会大大降低。

美国早已实现了高度的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因此这种体系并不适合。所以在美国建厂，成本会高出30%。尽管如此，美国几乎是强制性地要求建厂，对此，企业反问道：‘我们并不想这么做，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于是，美国政府提议提供补贴。

因此，美国制定了《芯片法案》（CHIPS Act）来提供补贴。拜登政府决定提供补贴，但随着总统换成特朗普，情况发生了变化。特朗普的立场是‘为什么要用我们的税款给外国企业提供补贴？’三星和台积电都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补贴的发放并未完全得到保障，目前只收到了一部分。政策的变化背后，意图是在美国领土内确保半导体生产能力。此外，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并未将盟国放在首位。

他认识到，制衡中国并非美国单方面能够实现，需要与盟国合作，因此在说服盟国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随着特朗普再次成为总统，与盟国的合作被置于次要位置。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特朗普再次打出朝鲜牌。他连日炫耀与朝鲜的亲密关系，或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这些都是在重复过去的政策，是一种用心昭然若揭的脱身尝试，不幸的是，韩国正在成为其牺牲品。特朗普非常注重交易，并专注于展现自己，因此，美国企业，特别是像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样的人物，向特朗普总统报告称：‘即使我们阻止，中国也不是买不到半导体，他们已经通过地下渠道购买并使用了。’

如果中国的自主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导致美国失去市场，那么让中国企业利用像英伟达CUDA生态系统这样的软件生态系统，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将中国排除在这些生态系统之外的举动是不可取的。因此，有人提出，为了美国企业的利益，应该开放中国市场。也就是说，应该允许向中国出口过去拜登政府禁止的H200等最新芯片。前总统特朗普可能也认为这一主张不无道理。因为英伟达20%至3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中国，管制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销售额的下降。

这导致美国企业的销售额大幅减少，要求恢复销售额的呼声越来越高。起初，有一种为了国家利益必须参与出口管制的氛围，但企业可以忍受一两年的管制，当面临销售额持续下降和可能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的局面时，他们开始反抗。前总统特朗普也从交易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最终，政策转向了个别交易许可制度，即在明确规定了特定用途的情况下，允许出口。然而，在首脑会谈后，这些限制有所放宽，习近平主席则鼓励使用国产半导体替代美国产品，实际上禁止了购买H200等最新芯片。中国企业在公开场合购买最新芯片变得困难。

当然，通过亚洲市场或黑市，绕道第三国（如马来西亚）进口后再运入中国的迂回进口方式仍在进行。然而，这种迂回进口并未大幅增加。尽管出口许可已经发放，但中国加强自主技术能力的举措仍在继续，并表现出即使没有美国产品也能实现自主生产的自信。

先进半导体制造的核心与中国的挑战

目前，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大的障碍是阿斯麦（ASML）生产的EUV（极紫外光）光刻机，这是制造先进芯片必不可少的设备。该设备被誉为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机器，对于2纳米及以下工艺的芯片制造至关重要。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是该设备的主要客户，中国的中心国际（SMIC）等公司也曾试图购买，但因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而受限。ASML起初也表示反对，但最终屈服于美国通过荷兰政府施加的压力。

最终，ASML被禁止向中国出口EUV设备，只能交易技术水平较低的DUV设备。中国试图将两台DUV设备连接起来，以实现与EUV类似的功能，但在速度和性能方面明显逊色。因此，ASML掌握的先进光刻设备技术对中国的半导体及AI芯片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即使ASML向中国出售先进设备，如果未能积累操作该设备的专有技术（know-how），也不会立即提升芯片生产能力。三星电子和台积电拥有数十年积累的专有技术，而中国则没有。仅仅引进设备并不能立即生产出复杂的先进芯片，甚至需要ASML的技术支持人员常驻。仅靠引进设备，中国的技术实力短期内难以飞跃，但如果能获得设备，那么在5到10年内将能大幅缩小技术差距。目前，ASML的设备销售受到限制。

中国要制造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需要将ASML的设备与三星电子、台积电数十年积累的专有技术相结合。目前，由于这些条件未能满足，中国正面临困难，但即使达不到2纳米工艺，在28纳米工艺水平的技术上已经追赶了相当一部分。虽然达到2纳米工艺存在很高的技术壁垒，但中国拥有克服这一壁垒的潜力。目前，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的核心掌握在荷兰、韩国和台湾手中，美国能够施加的直接影响有限。

中国的AI技术发展与竞争力

为此，中国设立了大规模基金以实现半导体自主生产。中国凭借雄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正致力于培育半导体产业。利用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和13亿人口中的优秀人才。尽管在短期内追赶技术存在困难，但通过成熟工艺技术（如28纳米水平的芯片生产）和2024年的“大基金”三期项目等，正在稳步发展。然而，在最尖端技术领域，仍被归类为第二梯队国家。在AI领域，2025年1月发布的DeepSeek等成果正在显现。

与OpenAI、谷歌、Meta等领先企业竞争的中国公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在AI模型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DeepSeek，在没有H200芯片的情况下，推出了一款廉价高效的AI模型，令美国公司大为震惊。美国公司需要投入巨额资本才能达到的性能，中国公司却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了，这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成果表明中国的AI技术实力超出预期，并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此外，华为通过持续发布自主研发的昇腾（Ascend）芯片等高性能处理器，证明了其技术实力。今年7月，由习近平主席主持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会上特别向发展中国家提议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和AI丝绸之路。这显示了中国愿意以低廉高效的方式提供其AI技术和基础设施。

中国模型以开源形式发布，可以实现高成本效益的利用。这与OpenAI或Anthropic等美国公司因商业模式而难以公开技术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公开模型并鼓励使用，而美国公司则对技术保密。这种开放的策略，正成为连硅谷企业也开始利用中国模型的一个因素。

在韩国，也有关于利用DeepSeek等模型的可能性的讨论。即使不应用于个人电脑，对于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小型高效模型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正处于领先地位。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式大规模投资和以庞大计算能力为中心的AI开发路径。

中国在AI领域的崛起，与2016年AlphaGo与李世石九段的围棋对决后，东亚地区对AI的认知普及一脉相承。继AlphaGo冲击之后，2023年OpenAI的出现使AI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说AlphaGo展示的是局限于围棋的能力，那么OpenAI则展示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可能性，能够执行绘画、音乐、学习等多种任务，带来了第二次冲击。

从2016年到2024年，美国在AI技术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从2025年开始，随着中国DeepSeek等成果的出现，这一优势开始出现裂痕。这表明，尽管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也正通过自主技术开发确保其竞争力。

此后，除了DeepSeek，还出现了月之暗面（Moonshot AI）的Kimi 3、阿里巴巴的Qwen等多种中国AI模型。特别是月之暗面的Kimi 3，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被评价为在性能上不逊于美国顶级模型。中国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仍能开发出这样的技术，这一点值得关注，但与之相关的争议也存在。

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的AI技术发展速度、效率、价格竞争力以及生态系统构建能力受到高度评价。而从批判的角度看，则有人提出“模仿（蒸馏）”的质疑，认为中国模型是模仿美国模型的数据和技术开发的，并指出其在性能上仍有局限性。

用于追踪AI模型数据来源的水印技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像Anthropic这样的公司正尝试在其模型生成的结果中加入水印，以了解其技术在中国模型中被使用了多少。尽管有这些技术上的努力，但中国用自主技术开发出先进AI模型这一事实本身非常重要，表明中国的技术实力不容小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美国IT企业依赖于华裔人才。

美国IT行业的核心人才中，华裔、印度裔、中东裔等外国出生的人才占多数，纯粹的美国本土人才相对较少。特别是最近，随着对中国的管制加强，华裔人才的空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由印度裔人才填补。这表明美国IT产业严重依赖于吸引海外人才。

美国正在限制华裔人才的流入，并加强对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华裔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华裔教授返回中国的案例。这种情况可能会使美国在维持其人才库方面遇到困难，并可能影响其IT产业的竞争力。

有效性受到质疑。在AI领域，美国设定了抢占AGI前沿，创造最新、最顶尖技术的目标。这类似于用于开发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是一项名为“创世纪任务”（Genesis Mission）的政策，旨在整合美国拥有的所有科学数据，构建平台，加强科学竞争力。如果美国采取掌握最尖端技术的政策，那么它也表现出只与盟国分享的意愿。相比之下，中国的关键词是‘人工智能+’。

中国的立场是，没有最顶尖的技术也没关系。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解决教育问题。也就是说，实用水平的人工智能应用就足够了。美国专注于抢占最顶尖技术，而中国则认为，虽然顶尖技术也很重要，但他们更倾向于以能够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技术为中心进行利用。他们开发可用于消费、民生、治理、产业等多个领域的模型，并率先使用，特别是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广技术。

中国的这种政策更为明智，也更容易取得实际成果。最尖端的技术竞争固然重要，但最终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中国以‘不是一流技术也没关系’的自信，专注于实用技术的开发。当然，他们也在为此努力，但也存在困难。半导体和AI生态系统部分共享，但部分正在脱钩。美国绝不让步的领域是最尖端的芯片，而中国已经掌握了28纳米工艺技术。此外，中国掌握了半导体生产所必需的核心矿产资源，这一点也很重要。半导体生产需要特殊矿物，而这些矿物的大部分都在中国进行加工。

美国也储藏有这些矿物，但由于开采和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法规非常严格。这导致美国生产矿物的成本比中国高出10倍以上。相比之下，中国为了经济利益，无视环境法规，专注于生产。

中国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矿物并供应给全世界。通过纪录片等可以看到，矿物开采和加工现场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由于中国掌握了核心矿产，美国难以积极应对中国以此为武器的攻势。核心矿产是中国拥有的重要杠杆，是与美国拥有的最尖端逻辑芯片或英伟达等技术相抗衡的武器。在AI开源模型领域，美国正在开发前沿技术，但中国也在开发开放权重模型，而学术和人才交流中的研究合作也受到限制。

技术与资本的脱钩现象及Mythos事件

在资本投资方面也出现了变化。过去，美国基金曾对中国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并非为了帮助中国的技术发展，而是期待投资回报。但美国担忧技术随之转移，现在正通过监管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即通过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禁止对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如此，资本投资也正在分离，出现了技术与资本的分离现象。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选择性非对称脱钩”。特别是进入2023年后，值得关注的事件是Anthropic公司的Mythos事件。

Anthropic公司在今年3月开发了一款名为Mythos的模型，其性能优于Claude。该模型通过备忘录形式公开，其性能非常出色。但在下载并使用Mythos模型后，发现其存在一个漏洞，能够渗透对方系统并尝试进行黑客攻击。

该模型具备类似零日漏洞的功能，能够渗透已有安全措施的系统，找出漏洞并进行黑客攻击。因此，开发者们担忧，一旦该模型被公开，可能会引发利用其进行的黑客攻击。他们感受到了自己也可能被黑客攻击的威胁。因此，他们暂缓了该模型的公开发布，并采取了防止安全体系崩溃的措施。

此事件后，“玻璃翼项目”（Project Glass Wing）得以推进。这是一个仅向大型科技公司及50个合作伙伴机构授予访问权限的项目，旨在研究Mythos模型的安全漏洞，并开发能够弥补该漏洞的安全补丁。这是为了应对该模型一旦公开可能引发的安全威胁而采取的措施。

韩国企业也参与了该项目，为安全补丁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以此事件为契机，Anthropic公司加强了与美国国防部的合作关系。此前，Anthropic与国防部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但Mythos事件使得双方的合作变得不可避免。媒体报道的内容仅止于此，但该事件成为了重新定义Anthropic与美国国防部关系的契机。

他们是否仅仅专注于构建自己的防御网络，这一点值得怀疑。不能排除他们利用该模型对中国、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网络系统进行黑客攻击的可能性。特别是像朝鲜这样互联网接入受限的国家，黑客攻击较为困难，但像韩国或美国这样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国家，则可能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存在着这样的非对称性。

中国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并大为震惊，从而加强了安全措施。此事件后，政府机构很可能进入了紧急状态。相互进行黑客攻击和被攻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此次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出现了一种能够非常公开地发挥黑客能力的技术。该事件的重要性启示我们，除了现有的硬件芯片管制外，像Anthropic的Mythos这样的人工智能模型也不应被轻易公开。

此外，主导此次事件的并非美国国防部，而是Anthropic这家民营企业，这一点非常重要。像网络安全这样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由民营企业主导，具有重大意义。也有人指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相比，缺乏能够对其进行规制的规范。该事件虽被媒体零星报道，但从3月起，随着对Mythos潜力的认识不断扩散，相关讨论从4月底开始变得活跃。到了6月，随着Mythos模型开始广泛传播，相关报道也开始出现。但实际上，从3月起，水面下可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被评价为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范式的事件。因为在Mythos之后，还将出现更先进的技术。

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与民营企业的角色

这就像矛与盾的斗争。在网络安全领域，武器变强，盾牌也必须更强，这又会催生出能刺穿盾牌的武器，形成一场无休止的斗争。问题在于，主导这场斗争的是民营企业，而政府扮演的是辅助角色。这一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技术霸权竞争已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技术霸权竞争的复杂性与国家-企业利益关系

过去，技术霸权由国家主导，但现在，“军民两用”（Dual Use）的敏感性以及企业的角色变得重要起来。企业的利益关系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并非总是一致，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就像三星电子的利益与韩国政府的利益未必一致一样。当前的中美技术霸权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199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在韩国政治学会发表论文时，人们觉得我的主题很奇怪，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最初，我没能在大学找到职位，于是在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的国际合作领域工作了4年。之后我发表了论文，并于2004年来到建国大学，但这个领域仍然没有受到重视。所以我独自继续进行研究。

技术霸权竞争的持续性与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这个领域突然开始受到关注。从2017年开始，各处的演讲邀请纷至沓来。虽然我不能自称专家，但这是我十年来坚持不懈研究的结果。现在我已经感到疲惫，甚至希望技术霸权竞争能稍微平息一些。尽管发生了乌克兰战争和哈马斯事件，技术霸权竞争并未减弱。现在必须承认，这场竞争不会消失。技术霸权竞争已经成为了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

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危机与不确定性

技术霸权竞争在世界政治中变得至关重要，企业已崛起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总统们带领企业代表出席会议等现象，都显示了企业地位的提升。此外，价值、规范、民主主义和治理的危机正在加深。这不仅是韩国的现象，也是全球性的现象。假新闻等问题威胁着民主主义，同时出现了因缺乏规范而导致的困境以及人工智能鸿沟等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使得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日益增大。那么，美国能够遏制中国的技术追赶到何时呢？

从美国国内的报告来看，美国自己似乎也承认无法永远阻止中国的技术追赶。只是，其意图似乎在于争取时间，哪怕是推迟5年或10年，以便在此期间做好准备。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能够永远领先于中国。尽管预计短期内美国的技术优势将持续，但在美国的遏制下，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发展速度依然非常快。预计未来还会不断出现像“Kilme 3”、“Deepk”这样的技术，由于这些成果，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虽然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中美矛盾将更加激烈。由于两国目标不同，在向着前沿技术迈进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冲突点。美国聚焦于前沿技术，而中国则侧重于应用，这种差异将带来何种变化，有待观察。

过去，像火箭或核武器开发这样的技术发展是由国家主导的，但现在，“军民两用”（Dual Use）的敏感性以及企业的角色变得重要起来。企业的利益关系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并非总是一致，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就像三星电子的利益与韩国政府的利益未必一致一样。当前的中美技术霸权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历史上看，曾有过德国和美国挑战英国霸权的时期。当时，英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粗俗的国家，并瞧不起美国。美国人自己也认为，与欧洲高贵而优秀的文化相比，自己不过是暴发户。因此，富有的美国女儿与没落的英国贵族之间的联姻很多，由此也产生了很多小说。

这是因为他们彼此需要。英国贵族有门第但无实利，因此需要钱；而美国的暴发户虽然钱多，但缺乏高雅的身份。这两者相遇并结了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美国是个土气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坦白说，我们还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高雅或文化上的发达国家。但这一点是会改变的。

中国地位的变化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也许我们这一代是唯一轻视中国的世代。20世纪的历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未来中国的地位将发生巨大变化，无论中国是否成为霸权国家，它都必将在世界中心占据更稳固的位置，并对我们产生更具压倒性的影响力。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约2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时期，那么现在中国正处于正常化的初期阶段，正在回归其本来的位置。我们很清楚中国过去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因此，美国是能够牵制中国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虽然我们也有与中国搞好关系的课题，

我在研究院工作时，曾在90年代后期与中国的高级官员和研究院院长等人会面。但现在中国的自尊心变得非常强，像我这样的教授级别已经见不到那样的人物，只能见到一些下级官员，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中国可持续增长可能性的疑问

在国际社会上，我能见到的人的级别越来越低。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快速增长的国家。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这种充满活力的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历史上，没有独裁或极权主义国家能够长期维持市场活力并实现增长的先例。总是在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国家也在80年代经历了民主化危机，并通过亲市场的规制缓和实现了增长。但中国仍然是国家控制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活力能否持续维持，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实验。不能断定这个实验一定会失败。因为中国也可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模式，所以需要拭目以待。但现在的情况是，

老龄化正在加剧，中国的增长动力也正在迅速减弱。如果说2001年到2012年是爆发性增长期，那么现在是那之后的十年。虽然技术上仍在增长，但随着泡沫的破裂，中国也已今非昔比。当然，4%到6%的增长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非常高，但存在着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充满活力但可持续性存疑的方面。重要的是，随着中美矛盾的加剧，成本会变得更高。

全球化瓦解的成本与中美合作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优点是能够便宜地买到东西。但现在随着关税等措施的实施，物价正在大幅上涨。进口物价等的上涨是全球化开始瓦解时产生的一大成本。随着脱钩，世界被一分为二，联盟等变得重要。此外，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传染病等问题不是中美矛盾问题，而是中美需要携手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共同努力未能很好地实现，竞争逻辑占了上风，导致在人类或文明层面需要共同付出的努力未能顺利进行。所以，如果问我谁会成为赢家，

如果问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会开玩笑说，照这样下去，美国会完蛋，中国也会完蛋，人工智能将成为最大赢家，最后只剩下机器。无论如何，在亟需中美合作的领域，合作却未能实现。是会因激烈的竞争而走向灾难，还是为了应对这些危机，为了应对气候问题或人工智能问题而出现一个地球共同体？这只是展开想象的翅膀，事实上，是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况。难道没有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吗？

人类共同的威胁与中等强国外交的角色

气候变化也是如此。没有人会感受不到威胁。但即便如此，中美也不会突然站出来说要合作。这两方面都需要同时看到。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国家并不会因此放弃自身利益。在这种状态下，只实现了非常局部的合作。我们需要共享的最低限度的规范是“避免灾难”。为了防止气候变化摧毁人类文明或人工智能征服人类，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为此，中美合作固然重要，但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才谈论中等强国外交。虽然我们对美国或中国说些什么也无济于事，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找到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来做。联合国也在做各种努力，但收效甚微。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竞争与合作课题

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决定未来世界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这场竞争将激烈展开，但技术优势本身并不能决定霸权。这是一场关于技术应用的竞争，具体来说，是在何种情境下，谁能为了提高生产力、谁能创造出建设更美好社会的系统，而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尽管如此，技术发展并未能完全改变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结构和权力竞争的基本框架。当前，激烈的竞争正在进行，但对于挑战性方面，也必须努力合作。并且，我们这些中等强国必须通过外交努力，防止大国压倒其他国家，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