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议题简报] 与“具有威胁且不受欢迎”的中国共存是否可能？：2026年EAI东亚认识调查结果分析

1. 绪论

本文基于东亚研究院（EAI）于2026年7月20日至21日委托韩国研究（Hankook Research）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分析韩国人对中国及韩中关系的认识变化，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与无法回避的中国共存的方案。2026年的舆论调查呈现出非同寻常且特殊的结果。既有出乎意料和期待之外的结果，甚至还有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结果，因此在解读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需要格外细心。稍有不慎，若只关注舆论调查结果的特定内容，便有可能歪曲和误导实际潜藏于底层的舆论复杂微妙的流向。因此，我们以今年的舆论调查为基础，同时审视了东亚研究院过去13年间积累的舆论调查结果，着眼于舆论的宏观流向，力求最准确、客观地解读舆论所传达的信息。

在近期国际体系与秩序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历史过渡期，随着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加剧，受访者们在混乱和深思熟虑中作答的痕迹也显得十分明显。尽管舆论乍看之下似乎给出了矛盾的回答，但其底层仍然一贯地铺垫着一种深思：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直面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现实，并在有限的战略选项中寻求最佳选择。如今，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必须仔细审视和理解舆论所呈现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并将其周密地反映到能够最大化实际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构想中。

本次舆论调查结果的核心内容与问题如下：第一，尽管李在明政府上台后，各方对韩中关系改善的期待甚高，但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反而进一步增加。萨德矛盾后，过去十年间停滞在最低水平的韩中关系，要在短期内恢复并非易事。然而，尽管两国政府积极表明改善关系的意愿，并史无前例地在两个月内举行两次首脑会谈，高层接触持续不断，国民间的交流也在恢复，但负面情绪却日益增长，其原因何在，有必要进行细致分析。

第二，比对华负面情绪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威胁认知的增强。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迅速崛起为大国本身，对邻国韩国而言，不无可能被视为一种威胁。尽管如此，在与中国没有直接、严重的军事安全冲突问题的情况下，为何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却在增强，这一点似乎需要更细致的探讨。特别是在朝鲜核威胁加剧的情况下，为维护韩半岛稳定，与中国的紧密沟通与合作至关重要，但韩国人反而将中国视为不亚于朝鲜的威胁，其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有待分析。

第三，尽管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和威胁认知在增加，但并非没有对韩中关系改善的期待。实际上，中国在经济、核心矿产、尖端技术等领域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重要邻国。也就是说，在与被视为不受欢迎且具有威胁性的中国进行交流与合作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未来应构想和推行何种政策与战略来稳定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一个既困难又重要的课题。

第四，尽管对美国的信任急剧减弱，但认为与美国的同盟仍能守护韩国安全的回答比例依然非常高。舆论优先考虑通过与美国的同盟来应对朝鲜核威胁，但特朗普政府反而施压韩国在牵制中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未来，随着中美竞争愈发激烈，韩国的战略选择空间必将日益狭窄，韩中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危险。为了与中国维持稳定、务实的共存关系，需要何种外交战略，这一重大难题已被提出。

2. 为何在期待韩中关系改善的同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却日益增长？

在2025年6月东亚研究院实施的东亚认识调查中，认为新政府上台后韩中关系将“好转”的回答占68.3%，远超认为将“恶化”的6.7%。与对韩美关系（49.9%）、韩日关系（31.9%）、南北关系（62.6%）改善的展望相比，对韩中关系改善的期待是最高的（李东律 2025）。

特别是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继2025年10月庆州APEC首脑会谈之后，又于2026年1月在北京时隔两个月接连举行首脑会谈，这使得对韩中关系改善的期待进一步增大。不仅如此，中国实际上从2024年11月起允许韩国等国公民免签入境，使得因新冠疫情而大幅萎缩的韩国人访华活动也呈现出恢复的氛围。访问中国的韩国人虽然未能达到2016年的476万人次，但在2025年达到了315万8091人次，与2024年相比增长了63.9%，创下了惊人的增长势头。特别是，过去对中国持有最负面看法的二三十岁年轻一代，赴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旅行变得活跃，这使得原有的负面情绪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实际上，对中国有好感的回答虽然数值仍然较低，但已呈现出从2023年的14.8%增至2024年的19.6%，再到2025年的25.6%的增长趋势（表1）。关于韩中关系，回答“好”的比例从2024年的1.3%、2025年的2.7%增至2026年的14.3%；回答“一般”的比例也分别以38.6%、43.3%、58.6%的数值呈现增长趋势（表2）。韩国研究（Hankook Research 2026）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即，认为韩中关系“差”的回答从2024年的65%大幅减少至2025年的45%和2026年的26%。相反，认为未来一年韩中关系将“好转”的回答在2024年后每年分别增长了12%和19%，特别是今年大幅增至44%，是认为将“恶化”的回答的4倍，显示出对关系改善的高度期待。

<表1> 对中国的印象

<表2> 韩中关系评价（2024-2026年）

然而，在2026年7月20日至21日东亚研究院实施的舆论调查中，结果却显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进一步增加。与2025年相比，持负面情绪的回答增加了7.4个百分点，达到73.7%（表1）。这一结果接近2021年73.8%的最高值。不仅如此，负面情绪的强度也显著增强。例如，回答“印象不好”的比例从2025年的18.9%大幅增加了16.4个百分点，在2026年达到了35.3%（表3）。那些曾以“印象大体上不好”这种较为缓和的方式作答的受访者减少了，而明确表达负面情绪的受访者则大幅增加。有好感的回答也打破了上升势头，与2025年的25.6%相比减少了8.7个百分点，降至16.9%，倒退回2024年以前的水平。

<表3> 对中国的印象（2025, 2026）

在政府层面，韩方打出与中国“全面恢复关系”的旗号，通过首脑会谈等高层接触，持续为改善关系而努力。特别是，两国首脑在会谈中共同认识到“改善和增进两国国民间感情”至关重要，并共同提出了“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和人文文化交流”等类似的解决方案。尽管有政府层面的努力，但韩中关系在短期内好转存在局限。特别是在朝鲜核与导弹能力升级、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的情况下，结构上易受外生变量影响的韩中关系要在短期内恢复并非易事。然而，在李在明政府上台后，两国均积极表明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也未出现严重的矛盾问题，但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却在加深，这一点需要密切关注。

对华负面看法的理由中，继2025年之后，“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行为”（59.3%）和“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44.1%）仍位居第一和第二。其中，将“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视为负面理由的回答与2025年相比增加了7.2个百分点。由于持保守倾向的受访者负面看法占比较高，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似乎更为突出。截至2024年曾为主要负面理由的“经济胁迫与报复”（30.9%）、“不尊重韩国”（22.6%）以及“新冠疫情和雾霾等环境问题”（26.5%）的排名则有所下降（表5）。此外，也有受访者因“军事威胁”（12.3%）而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但该选项占比最少。

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正转向“国民性与共产党体制”这类难以化解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因此，仅靠政府间合作已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相反，如果国民性和体制的差异性被凸显，韩中两国间的负面情绪恐将更加长期化、固定化。因此，两国政府、媒体、企业、学界亟需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集思广益，积极探索应对方案。

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不同年龄段的回答中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不好”和“大体上不好”合计为标准来看，与2025年相比，20多岁人群的负面情绪有所减少，而30-40多岁人群的负面情绪反而增加，从而缩小了代际差异，所有年龄段都给出了超过70%的高负面情绪回答。然而，也很难判断20多岁人群的负面情绪就此减少了。如果只比较“不好”这一项回答，20多岁（41.5%）、30多岁（48.3%）、40多岁（39.1%）的比例仍然高于其他年龄段（表4）。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一代的负面认知似乎正变得更加坚固和确定。

<表4> 对中国的印象（按年龄段）

此外，与2025年相比，因意识形态倾向而产生的差异变得更大了。2025年，保守倾向受访者（70.5%）和进步倾向受访者（63.8%）的负面情绪比例都很高，差异不大。但在2026年的调查中，保守倾向受访者的负面情绪（83.8%）相对大幅升高，与进步倾向受访者（61.5%）的差距也随之拉大（表6）。总而言之，韩国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与2025年相比，不仅比例有所增加，强度也变得更强。从年龄段来看，不仅是二三十岁，四十多岁人群的负面情绪也在增加，呈现出负面情绪向所有年龄段扩散的趋势。同时，相对而言，保守阵营的负面情绪大幅增加。这表明，在国内政治版图中，保守与进步阵营间的矛盾正在加剧，且阵营间的矛盾正延伸至外交领域。

<表5> 对中国产生不好印象的原因

<表6> 不同政治倾向者对中国的印象（2025, 2026）

3. 为何在未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威胁认知却在增强？

比对华负面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军事威胁认知正在增强。尽管在韩中双边层面，并未爆发直接的军事安全冲突与对峙，但军事威胁认知却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军事威胁认知从2024年的63.7%增至2025年的73%，并在2026年再增加5.9个百分点，达到78.9%，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表7）。在2016年萨德报复事件之前，韩国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有时甚至低于日本，而如今已达到与对朝鲜威胁认知（88.4%）相差无几的水平。

<表7> 感到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地区

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韩国的安全政策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因和实质进行周密审视。尽管近期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有所上升，但多角度审视舆论调查可以发现，威胁认知的背后，是韩国人对邻国中国的复杂微妙情绪与认识在综合起作用。

首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虽然是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但其所占比重相对不大。认为负面情绪源于军事威胁的回答仅占12.3%，在六个选项中最低（表5）。特别是，负面情绪比例较高的二三十岁年龄段，选择军事威胁作为负面情绪原因的比例最低，20多岁为1.4%，30多岁为0.6%（表8）。在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回答中，20多岁（82.5%）和30多岁（80.2%）的比例反而低于全体平均值（85.7%），也低于其他年龄段。总而言之，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似乎并未加剧负面情绪。反之，负面情绪可能会刺激威胁认知，但这一点也并不明确。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即感性情绪，与威胁认知并非毫无关系，但似乎没有很深的相关性。

<表8> 对中国产生不好印象的原因

第二，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原因，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认知外，还有多种因素以相似的比重被提出。产生威胁认知的首要原因是经济施压（55.4%）。此外，还并存着多种非军事层面的威胁认知，如支援朝鲜及对无核化态度消极（32.8%）、中美霸权竞争带来的外交经济影响（32.3%）、尖端技术竞争（16.1%）等。直接的军事威胁（37.9%）这一回答虽然排在第二位，但在整体中所占比重不大（表9）。

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之所以升高，可归结为两大原因。第一，因中国的经济施压而产生的经济层面威胁认知，这是比重最大的原因。实际上，自2016年萨德矛盾后，中国的经济施压和所谓的“限韩令”启动以来，威胁认知便开始高涨。第二，朝鲜核威胁和中美竞争这两个外生变量所带来的威胁认知。2016年以后威胁认知急剧高涨的背后，与这两个外生变量在韩半岛叠加有关。而经济施压本身也是由萨德矛盾引发的，萨德矛盾的背后则有朝鲜核试验和中美竞争这两个外生变量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实际上，2010年的天安舰被击沉及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2016年的萨德部署与报复矛盾，是韩中关系34年历史中安全层面矛盾最为严重的两个代表性案例，且两者有共同点。即，朝鲜意料之外的挑衅骤然升级为中美间的对立，导致韩半岛的不安与危机加剧，韩中在双边层面难以达成妥协或进行局势管理，两国关系随之急速恶化。总而言之，韩中两国并非因直接的军事安全层面摩擦，而是因朝鲜的核威胁与挑衅、中美竞争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经历了严重的矛盾。民众的舆论也因近期朝鲜核威胁和中美竞争加剧所引发的韩半岛局势不稳定，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随之增强。

<表9> 认为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原因

第三，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虽然升高，但对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的积极立场却从2025年的75.3%减少至2026年的66.1%，下降了9.2个百分点（表10）。特别是，通过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来牵制中国的意见也从2025年的64.3%减少至2026年的56.6%（表11）。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增强了，但对韩美日安全合作的积极意见和牵制中国的意见反而减少了。这也间接表明，人们并非仅从军事层面认知中国的威胁，也并非认为必须从军事层面加以应对。

第四，与好感度调查结果相比，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更明确地因意识形态倾向而呈现出不同的回答。进步倾向者中认为中国是威胁的回答占26.9%，而保守倾向者则高达53.1%，几乎是前者的两倍（表12）。这可以解释为，以保守阵营为中心，一种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崛起为大国，甚至与美国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威胁的认识正在广泛扩散。此外，前任政府时期，关于中国非法干预国内选举、泄露军事机密等毫无根据的政治主张被扩散，这似乎也使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被超乎实际地扩大和再生产。

总而言之，尽管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正在升高，但韩中关系至今在军事安全层面并未爆发明显的矛盾问题或处于对立状态。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目前与其说是源于双边层面的直接军事威胁，不如说是源于韩中关系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即，随着近期中美竞争与对立的加剧以及朝鲜核能力升级带来的威胁凸显，对于地缘政治上处于特殊位置的中国的崛起，一种综合层面的警惕意识正在增强。同时，随着韩半岛周边局势冷战气息的扩散，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情绪，也在刺激着威胁认知。

必须明确把握中国威胁认知的实质，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应对措施。即，如果将中国的崛起本身断定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并草率应对，结果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军事紧张进一步加剧，反而加重韩半岛的安全不稳。未来，韩国仍需付出外交努力，尽可能地对与邻近大国中国的关系进行先发制人的管理，以防军事紧张升级。特别是，对于加剧韩中两国间威胁认知的外生变量，尤其是朝鲜变量，两国应加强紧密的战略沟通，集中精力进行先发制人的危机管理。

韩中两国作为邻国，在多个领域交流接触频繁，相互间联系紧密，关系复杂，因此，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竞争性的一面被凸显，由此产生的警惕和担忧很可能在多个方面被认知为威胁。例如，有必要细致观察并构建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以防止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竞争与矛盾扩大为军事对立格局，从而先发制人地管理风险。

<表10> 对加强韩美日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的立场

<表11> 对韩美日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的立场

<表12> 不同政治倾向者对中国的威胁认知

4. 为何在对美信任减弱的情况下，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仍持消极态度？

2026年的舆论调查结果呈现出混乱且矛盾的内容，这一特点本身就反证了韩国当前面临的复杂挑战和不稳定的过渡期现实。近期，朝鲜核能力升级、朝俄军事勾结、日本右倾化与军事大国化以及中美竞争同时多发地展开，给韩半岛带来了复合型挑战与危机。特别是，竞争与对立日益激烈的中美两大国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向韩国施加各种压力和要求，使韩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战略困境。然而，舆论在对美信任减弱和对华负面情绪并存的情况下，仍然对韩美同盟给予坚定的支持。

舆论中信任美国的回答在2022年达到85.1%的顶峰后，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73.2%和2025年的66.3%。到2026年，更是大幅下降至45.4%，甚至自调查以来首次出现了不信任（46.4%）的回答以微弱优势领先的情况（表13）。而认为中国难以超越美国的回答也从2024年的64.0%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58.5%和2026年的57.6%（表14）。对美国的信任减弱是全球性的趋势。甚至有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相比美国，人们对中国更为友好。例如，2026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26）针对36个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回答平均为46%，而对美国仅为36%。甚至欧洲国家为了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也不惜与中国合作。

<表13> 是否信任美国

<表14> 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否超越美国？

然而，韩国的舆论仍然有62.3%的人认为通过与美国的同盟可以确保安全（表15）。韩国选择加强与美国同盟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朝鲜核威胁。舆论在对美国信任减弱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依赖美国保障安全的矛盾但又不可避免的选择。这反映了一种现实认知，即韩国要应对朝鲜核威胁，若非自主拥核，最终只能依赖美国的延伸威慑。

<表15> 韩美同盟是否足以保障安全

然而，尽管舆论认为为了应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有必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但对于同盟的作用超越韩半岛范围进行扩展，则普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关于台湾问题的舆论就是典型的例子。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的回答占48.5%，是认为“没有”（22.5%）的两倍多，甚至比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对立的日本（36.9%）还要多（表16）。然而，认为台湾海峡的紧张与冲突对韩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回答却从2025年的42.2%大幅减少至2026年的20%（表17）。并且，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时，对韩国最严重的影响被认为是“韩半岛局势的不稳定”（34%）（表18）。

<表16> 对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展望

<表17> 台湾海峡紧张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表18> 台湾海峡冲突时对本国最严重的影响

舆论虽然认为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但更担忧的并非冲突本身，而是其可能导致韩半岛局势不稳定的后果。同时，舆论似乎也认为，台湾海峡问题并非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因此应尽可能克制介入，以免遭受间接损失。在2025年的舆论调查中，当被问及台湾发生冲突时韩国应如何应对时，回答应仅限于“人道主义援助”（49.3%）的比例最高，甚至回答“不应介入”的比例也以15.8%位居第二（李东律 2025）。这种反应暗示，舆论底层强烈地认为，为应对朝鲜核威胁，选择韩美同盟是不可避免的。李在明政府也持有与此国民舆论相似的认识和政策基调。然而，这种国民舆论和政策基调与特朗普政府扩大驻韩美军作用的构想正面相悖，因此未来随着对美信任的减弱，围绕韩美同盟方向性的两国间矛盾可能会加剧。实际上，美国在伊朗战争过程中也持续期待并施压韩国提供更积极的支援，使韩国已然面临困境。

此外，舆论在韩美同盟之外的其他选项中，将“自强”（69.2%）作为最优先选项。其后依次是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友邦的合作（45.6%）、改善南北关系（44.6%）以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33.4%）（表19）。然而，除“自强”外，保守与进步阵营之间在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保守倾向的受访者将“与友邦合作”（64.3%）作为第二选项，而进步倾向者则选择“改善南北关系”（67.6%）（表20）。这再次确认了，在朝鲜核威胁面前，国内进步与保守阵营围绕对朝政策的鸿沟仍难以弥合。

<表19> 韩美同盟不足时所需的应对措施

<表20> 韩美同盟不足时所需的应对措施（按政治倾向）

未来若特朗普政府以韩国的安全脆弱性为筹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持续提出强制性要求，舆论可能会逐渐寻求韩美同盟之外的其他替代方案，并对此表现出比现在更多的关注和选择。为应对这种情况，政府需要做好准备，以确保在政策上拥有多种切实有效的选项。此外，这也再次确认了韩国的一项重要课题，即除了自强之外，在外交途径上，需要缩小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根深蒂固的差距，从而营造一个能够在内部共识基础上推行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环境。

此外，尽管对美国的信任有所减弱，但人们仍然选择美国的背后，中国因素也起到了影响。关于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韩美同盟的替代方案，进步派和保守派的选择率分别为36.3%和35.8%，差异不大，均将其视为最末位的选项（表20）。对中国的高度负面情绪，对选择中国作为替代方案产生了消极影响。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中，韩国在同盟之外确保尽可能多的多样化选项，是外交战略上的理性选择。特别是考虑到韩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改善与邻国中国的关系在现实中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但负面情绪阻碍了这一点，这不符合国家利益。

对中国的高度负面情绪甚至对冷静、客观地理解中国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尽管对美国的信任正在减弱，但人们仍维持着加强与美国同盟的惯性，另一方面，对于挑战国中国，却出现了高估其威胁，同时相对低估其尖端技术能力等国力的刻意双重评价。

首先，对于前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台湾海峡等地引发军事冲突或危机”的可能性，高达48.5%的受访者表示认同，这是非常罕见的（表16）。因为事实上，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比以往有所缓和。受伊朗战争等因素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和关注减少，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相对降低。此外，尽管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台湾有事时将介入”的言论导致中日关系尖锐对立，但韩国对冲突可能性的评估甚至高于日本，这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嫌中”情绪正在扩散与现实不符的扭曲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刺激着对中国威胁的感知。

此外，在“美国和中国哪一方拥有更先进技术”的问题上，高达70.2%的受访者选择了美国，而选择中国的仅为11.0%（表21）。这与其他国家在近期类似民意调查中的回答截然不同。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的一项调查中，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AI）开发方面领先美国的美国成年人占36%，而认为美国领先的仅占12%，即便是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占优势的比例也高出近三倍（Jacob Poushter 2026）。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Politico》（2026）于2026年2月针对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5个国家各约2000人进行的美中技术优势认知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除美国外，其他四个国家均认为中国占有优势，具体比例为：加拿大54%（中国）对37%（美国），法国50%对36%，德国55%对30%，英国53%对35%。虽然在尖端技术领域，美国总体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尽管面临美国强有力的技术管制，中国在人工智能（AI）芯片、存储半导体、量子技术、电池等部分领域已取得瞩目发展，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认为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相对中国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看法，并非基于对现实的客观理解。简而言之，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韩国在与美国比较时，倾向于相对低估中国的发展和实力。

由此可见，人们似乎在潜意识中进行着一种自我说服：在美中竞争格局下，中国虽具威胁，但实力仍不及美国，因此选择盟友美国是合理的。然而，另一方面，舆论更倾向于韩国应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密切关系（39.9%），而非“应更亲近美国，疏远中国”（32.2%），这表明民众要求的是一种平衡外交（表22）。也就是说，尽管民众对中国抱有负面情绪并视其为威胁，但他们仍做出了理性的判断，认为与中美两国都维持合作关系才符合现实的国家利益。

<表21> 中美尖端技术优势国家

<表22> 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强化与疏远

5. 为恢复韩中关系，何为关键？

尽管对改善韩中关系抱有期待并付出了一系列努力，但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反而愈发严重和固化。甚至认为中国是堪比朝鲜的威胁的看法也在扩散。虽然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主义、不可预测的冲动性政策以及对盟友的强制性要求，导致对美国的信任急剧下降，但面对朝核威胁的韩国，目前除了依赖美国的延伸核威慑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韩国正面临历史上最恶劣的外交环境，朝核威胁、与美国信任减弱、与日本合作的局限、与俄罗斯关系疏远以及来自中国的威胁等多重困境交织。为应对这些复杂的危机与挑战，韩国在维持与美国稳固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应从中长期角度准备同盟之外的其他选项，以拓展外交的灵活性与自主空间。正如舆论所建议的，韩国应积极谋求自强、加强与友邦的合作，同时推进南北关系和韩中关系的改善，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宽可选路径。韩国与直接威胁来源——朝鲜——推进对话和关系改善，虽是最理想的方案，但现实中存在难以实现的局限。相比之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在选项中排位靠后，但两国均有改善关系的意愿，相关环境也已具备。

然而，对中国的强烈负面情绪和威胁认知正成为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如果对中国的看法从负面情绪升级为厌恶和威胁，韩国将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即在应对朝核威胁的同时，还需应对来自邻近大国中国的威胁。美国已将中国而非朝鲜设定为更明确的遏制对象，不仅将驻韩美军的作用扩展至遏制中国，还要求盟友韩国更积极地站在对华遏制的前线。

中国非但未被视为替代方案，反而被凸显为一个强大的威胁因素，促使韩国加强对信任基础正在削弱的美国的安全依赖。如果美中战略竞争在外交安全、经济、尖端技术等所有领域全面升级，美国将更强硬、更执着地要求盟友韩国参与对中国的遏制与施压。届时，韩国的战略选择空间必将进一步缩小，甚至不排除与邻国中国在经济、尖端技术、军事等所有领域转为对立的敌对关系。

简而言之，改善与中国关系的起点在于管控情绪化的“嫌中”和政治化的“反中”论调，防止其进一步扩散。如果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因国民性和共产党体制等结构性原因而进一步固化，并升级为厌恶和威胁，那么相邻的韩中两国应严肃认识到关系可能固化为慢性紧张状态，并寻求多样的应对方案。第一，有必要从韩日关系改善的案例中吸取教训。正如通过访问日本等方式获得的直接经验成为摆脱刻板印象的途径一样，韩国应利用邻国这一特点，积极促进对中国的访问和交流，为年轻一代打破成见创造环境。

第二，国内政界和媒体界应集体努力，警惕并反思，防止“嫌中”和“反中”情绪被用作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民意调查显示，在涉及朝鲜和中国的问题上，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仍存在显著的认知差距，这很有可能被用于政治斗争。需要意见领袖们警醒，主动控制局面，防止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被用作政治冲突的素材，导致毫无根据的极端反华议题被放大和再生产。必须预先阻断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即沉溺于“嫌中”这种单一维度的情绪和“反中”的政治逻辑，导致对中国的客观理解日益缺乏，歪曲和误解不断累积，最终引发对华政策失误，使韩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为重振因“嫌中”情绪而严重萎缩的中文教育和中国研究，政府、学界和产业界应紧密合作。特别是，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学界的中国教育和研究将出现事实上的空心化，后继研究人才培养断层，未来十年后，韩国社会可能面临中国专家极度稀缺的局面。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专家的缺失可能导致韩中合作的动机和动力减弱，误解和歪曲被放大和再生产，从而使两国关系陷入长期的矛盾与对立。■

参考文献

李东律. 2025. 2025 EAI 东亚认识调查结果分析 ① 对新政府的期待：与“非好感”中国改善关系的期待与课题. EAI 问题简报

韩国研究. [2026 对华认识调查] 韩中关系诊断与合作课题，首脑会谈评价 2026年3月11日 https://hrcopinion.co.kr/archives/35700

Jacob Poushter. 2026. W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the global AI race. July 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6/07/23/what-americans-think-about-the-global-ai-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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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O Poll. 2026. The reviews are in. It's not looking good, 03/14/ America.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6/03/14/america-allies-divided-reviews-democracy-stability-00803863

■ 李东律_EAI 高级研究员，同德女子大学中语中国学专业教授。

■ 负责及编辑: 李相俊_EAI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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