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NK 专题报告] ③ 近期朝鲜经济复苏背后的结构性脆弱性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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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期朝鲜经济呈现出超出预期的复苏态势。据韩国银行估算，朝鲜实际GDP在2017-2022年期间因对朝制裁加强和新冠疫情边境封锁而呈阶梯式下降，但2023年增长3.1%，2024年则反弹至3.7%。朝鲜当局也对经济成就表现出自信。在2025年底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朝鲜不仅展示了“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2021-2025年）”的完成情况和近期地方发展政策的成果，还在2026年2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未来五年工业生产额翻1.5倍的宏伟目标（劳动新闻，2025.12.12；2026.2.26）。

这种复苏的背后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第一，随着新冠疫情防疫封锁的解除，对华（中国）贸易得以恢复。自2022年下半年起，进口几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出口则在加工贸易和非制裁矿产出口扩大的推动下，创下了对朝制裁加强以来的最大规模。在原有主要出口品因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被禁止的情况下，人发制品、手表、钨、钼等成为新的替代出口品。第二，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带来的“战争红利”。朝鲜向俄罗斯供应炮弹、弹道导弹等常规军用物资，换取了粮食、精炼油等必需品的供应条件得到改善，军事合作也逐渐呈现出向经济领域扩展的态势（金圭哲·南镇旭，2025；朴容汉，2025）。

然而，这些复苏指标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脆弱性。这是因为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过度集中于对中国这一单一市场的依赖，以及对战争这一暂时性需求的依赖。特别是出口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却集中于少数部门，且依赖于中国和俄罗斯的短期需求，这成为对当前复苏可持续性产生疑虑的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朝鲜对外贸易的结构性分析，批判性地审视近期因有利的对外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朝鲜经济复苏态势，并评估朝鲜能否实现以贸易为主导的长期经济增长。此外，本研究还将基于分析结果，为当前朝鲜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局限和变化可能性提供启示。

1.2. 研究范围与构成

本报告通过分析贸易结构的质的水平，来揭示朝鲜经济的现状。本报告将超越单纯的贸易量统计，综合考虑出口的质的提升程度、贸易伙伴国多元化水平、价格竞争力和谈判力等因素的变化，以判断当前的经济复苏是短期反弹还是结构性增长的开端。

为此，本报告将按以下顺序展开论述。第二章将探讨2019年河内朝美首脑会晤前后，金正恩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如何转变的。通过对比执政初期的有限开放·分散化政策与河内会晤破裂后的自力更生·再集权化基调，为理解当前朝鲜经济的政策背景奠定基础。第三章将通过出口品类多样性、出口产业升级、相对价格这三个指标，评估对华贸易的量化增长和质的水平，并一并探讨与俄罗斯经济合作扩大的意义和结构性局限。最后，第四章将综合评估当前战略的可持续性，并围绕可能促使朝鲜政策变化的四个核心变量，展望朝鲜未来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章. 朝鲜经济政策动向：2019年前后的方向转变

2.1. 金正恩执政初期的市场接纳与有限开放政策

金正恩自执政初期（2012-2016年）以来，在提出同时推进经济与核开发的“并进路线”的同时，内部采取了大幅接纳市场机制的实用主义方法。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内部的分散化和激励措施引入，外部的对外合作项目和吸引外资尝试为核心，具有有限改革·开放的性质。这比其父金正日时期的经济运营方式有所进步，也是政权层面试图正式承认并利用朝鲜内部自发扩散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现实的尝试（李石基等，2018；洪济焕·金锡镇，2021）。

在工业部门，引入了“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利润追求激励，并允许企业自行制定部分生产和销售计划。这实际上是容忍了企业层面的独立核算制，是在维持中央计划经济框架的同时，提高微观效率的折衷性方法。在农业部门，实施了“农场责任管理制（田地担当制）”，将原有的分组改为3-5户的小规模作业班，并允许在完成国家收购定额后，超额部分在作业班内部分配，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此举虽不及中国1970年代末的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在维持集体农场体制的同时引入个体耕作激励方面，具有结构性相似性。在对外经济部门，除了罗先、黄金坪·威化岛等现有特区外，新指定了多个“经济开发区”，试图吸引外国投资（梁文洙等，2015）。然而，由于未能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相关制度，加之2016年后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逐渐加强，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一时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贸易伙伴国的相对多元化。尽管对华依赖度在提高，但南北经济合作项目仍通过开城工业园区维持着，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合作可能性也并未完全被切断。然而，随着联合国安理会为应对核试验和导弹挑衅而接连通过决议，这种多元化结构逐渐瓦解。经过2016-2017年的高强度制裁阶段，朝鲜的对外经济关系实际上已收敛到与中国的单一渠道。

2.2. 2019年河内会晤破裂后：自力更生与中央控制的加强

2019年2月河内朝美首脑会晤的破裂成为朝鲜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在此次会晤中，朝鲜提议废弃宁边核设施，但要求大幅放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 Security Council）对朝制裁中的五项核心措施，包括煤炭出口等，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导致谈判破裂。此次破裂使朝鲜领导层认识到，短期内难以通过改善对外关系来期望解除制裁。因此，朝鲜将“自力更生”和“正面突破战”作为战略基调，转向在制裁持续的条件下，不等待外部环境改善，而是依靠自身力量寻找经济突破口的方向（赵泰亨等，2022）。

这一转变伴随着内部经济政策从执政初期的分散化基调转向重新加强中央控制的逆行。在企业管理领域，2020年修订《企业法》，加强了中央的管理·监督职能，并缩小了企业的自主经营范围（梁文洙，2023）。这是基于认为市场扩散导致的企业的自主利润追求行为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控制力而做出的选择，是优先考虑可控性而非效率的选择。在对外贸易领域，2022年1月修订《贸易法》，恢复并加强了“国家唯一贸易制度”，将贸易主体限定为国家指定的机构，意图再次抑制非官方·个人贸易（韩联社，2022）。在商业流通领域，强调统一的商业管理体系并扩大了国营商业网络，2023年试图通过粮谷管理所实现粮食交易的统一化。在金融领域，加强了对外汇使用和兑换的管制，试图抑制美元化（Dollarization）。

对外战略方面也出现了显著转变。加强与威权国家（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合作成为战略的核心支柱，而对韩关系则基本被切断。继金正恩在2023年12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将朝韩关系定义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之后，2026年3月又公布了新设领土条款并删除统一的修订宪法，进入了废弃统一论述本身的程序（吴庆燮，2026）。此外，朝鲜积极将俄乌战争和美中霸权竞争等国际秩序的变动视为可以利用“新冷战”格局的战略机遇。在自由贸易体系出现裂痕、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结构重组的过程中，朝鲜正在威权阵营内部寻求作为供应者的角色。

朝鲜如此僵化对韩关系背后，也存在冷静的经济考量。朝鲜当局从对韩关系中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包括经济合作项目收益、国际援助、吸引海外投资等。然而，在当前的制裁环境下，这些都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对韩关系的成本在于韩国文化的渗透以及两国经济差距导致居民对韩国社会的向往扩散，从而导致社会控制的松弛，而这种情况即使在没有特别交流的情况下也会持续发生。特别是如2020年制定《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并加强处罚所示，朝鲜当局严重认识到外部文化·信息流入对体制稳定构成的威胁。也就是说，对韩关系改善带来的收益不确定，而成本则很确定，这被认为是朝鲜排除与韩国关系，而加强与威权国家联合的根本原因。

第三章. 对华（中国）贸易依赖的结构性局限：量化复苏与质的退化

3.1. 对华贸易量化复苏趋势与出口结构特征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朝鲜对华贸易呈现快速复苏态势。进口几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出口则创下了对朝制裁加强以来的最大规模。这种贸易恢复归因于封锁期间被压抑的需求的释放，以及解封后开始运转的加工生产线的扩大。然而，审视出口品类构成，其本质上仍与制裁前相似。

在原有主要出口品——矿物（煤炭、铁矿石）、服装、水产品因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被禁止的情况下，人发制品（假发、假睫毛）、手表、钨、钼等非制裁矿产填补了其空缺。朝鲜的对华出口结构自2000年代后期以来，已固化为集中于少数加工产品和矿产产品的形态。尽管出口量有所扩大，但品类构成并未实现多元化，这一结构在主要出口品因对朝制裁全面受阻后仍在持续。在最近的复苏阶段，出口增长也集中于特定品类，且按国家来看，对华出口比重持续超过总出口的90%，单一市场依赖结构进一步加剧。

这一结构形成的历时背景也很重要。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煤炭、钢铁、建筑部门的需求激增，对朝鲜煤炭的需求也爆炸式增长，国际煤炭价格上涨2-3倍，朝鲜获得了巨额外汇收入。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生产成为可能的朝鲜，在服装等加工贸易中承担了中国企业的转包角色，加工出口也随之活跃。在此过程中，朝鲜出口在数量上大幅增长，但由于其特化过程依赖于中国的需求结构，未能实现出口基础的多元化和升级的课题。

3.2. 出口质的水平评估：三个指标

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要成为可持续的路径，必须伴随质的提升。现有贸易文献已阐明，交易品类的多样化、出口品构成的升级、相对价格等出口的质的因素与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生产率等相关（Hummels and Klenow, 2005; Hausmann et al, 2007; Feenstra and Kee, 2008; Schott, 2004）。在朝鲜未来经济增长的基准——韩国、越南、中国等成功的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案例中，出口的量化增长与品类多元化、价值链上移、贸易条件改善同时出现。以下将从这三个维度评估朝鲜出口的质的水平。

3.2.1. 出口品类的多样性

出口多样性指标衡量出口品类的种类分布范围有多广，即是否实现了贸易的外延扩张（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一个国家的出口越集中于少数品类，就越容易受到特定市场需求变化或价格冲击的影响；而出口结构越多元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越强。理论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口品类会趋于多样化，然后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又会重新集中于高附加值品类，呈现出倒U型模式（Imbs and Wacziarg, 2003; Cadot et al, 2011）。

根据近期对朝中贸易长期趋势进行分解分析（外延扩张（Extensive margin）-相对价格（P）-物量（Q））的研究（Lee, 2026），朝鲜对华出口量化急剧增长的2000年代后期至2010年代中期，出口品类多样性指标呈现停滞甚至后退的态势。这与同期越南、缅甸、柬埔寨等比较对象国实现了出口品类的稳步多元化形成了鲜明对比。特别是越南，在1990年代“革新开放”（Doi Moi）后，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基础迅速构建，出口多样性指数持续上升，随后向电子、机械零部件等中高技术品类扩展，出口升级得以实现。而朝鲜则因迎合中国特定需求品类而导致出口集中，品类外延的扩张本身在结构上被阻碍。这并非单纯的统计现象，而是表明依赖中国的出口结构正在作为压抑经济多样化的机制而运作。

图1. 朝鲜出口外延扩张水平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基于Lee (2026)的方法论和UN Comtrade数据，作者计算

自2022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边境封锁的逐步解除，朝鲜对华出口也呈现复苏态势，但在此复苏阶段，对华出口增长的大部分仍源于内生增长。也就是说，尽管对朝贸易在遭受对朝制裁和新冠疫情的重创后正在恢复，但与2000年代中后期一样，其成果并未惠及多样化的品类，而是集中于少数品类。

注：本表将朝鲜不同时期对华出口增长率分解为外延扩张（extensive margin）和内生增长（intensive margin），各数值为年平均增长率。所有数值均指相对于中国整体进口（即全球所有国家对华出口）的各项目超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Lee, Jong-min, 2026. Decomposing North Korea’s trade with China and revisiting the effects of sanctions.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6, 100143. p. 6.

3.2.2. 出口产业升级：显示要素密集度（Revealed Factor Intensity）

显示要素密集度（Revealed Factor Intensity, RFI）是指通过对朝鲜出口品构成中各品类所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进行加权平均，来衡量出口质的水平的指标（Shirotori et al., 2010）。具体而言，将各国出口某品类的平均资本投入水平定义为该品类的显示要素密集度，然后根据朝鲜的出口品构成对其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朝鲜出口整体的要素密集度。该指标越高，表明出口结构越需要高投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越低，则表明结构越不需要特殊技术和资本。

将该指标应用于朝鲜出口的分析结果显示，朝鲜出口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自21世纪以来呈长期下降趋势，且这种下降集中出现在对华出口比重急剧增加的21世纪后期（金圭哲，2018）。相反，对中国以外国家的出口未出现此现象。这有力地暗示了依赖中国的出口结构本身正在作为导致质的下降的机制而发挥作用。

这种下降的机制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对华出口依赖度的加剧，朝鲜的出口特化于煤炭、铁矿石、加工贸易等简单重复劳动和地下资源利用。由于中国对这些低技术品类的需求持续存在，朝鲜在结构上缺乏投资于技术密集型出口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对华依赖结构虽然能在短期内提供稳定的出口收入，但长期来看，具有阻碍技术升级的“低技术陷阱（low-technology trap）”的性质。

资料来源：基于金圭哲(2018)的方法论和UN Comtrade数据，作者计算

3.2.3. 出口产业升级：出口升级指数

出口高度化指数（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衡量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结构与高收入国家出口结构相似的程度。该指数的计算逻辑如下：通过对集中出口某类产品的国家收入水平进行加权平均，可以估算出该产品所蕴含的“生产力水平”（productivity level）；将其应用于各国的出口构成，便能以一个指数来表达该国出口的精细化和高附加值程度。此方法基于 Hausmann 等人（2007）开发的“EXPY指数”计算方法，其理论假设是出口结构反映了经济复杂性（economic complexity）。

分析结果显示，朝鲜的出口高度化指数在2000年代初中期波动后，于2000年代后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考虑到大多数国家该指数会随着GDP增长而自然上升，朝鲜高度化指数的下降是一个异常现象。这同时也意味着朝鲜的出口结构正逐渐接近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模式，而非高收入国家（Jung, 2024）。出口增长但高度化指数下降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这表明在朝鲜的情况下，出口增长并非伴随着经济复杂性的提升，而是伴随着向简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退化。

图3. 朝鲜出口高度化水平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基于 Jung (2024) 的方法论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数据，作者计算

3.2.4. 对华出口的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指数是将朝鲜对华出口特定产品的单价与中国从他国进口同类产品支付的单价进行比较后得出的指数。该指数越接近1，表明朝鲜出口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竞争力越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低于1则意味着质量劣势或贸易条件不利。该指数作为一种工具，通过出口单价的相对水平间接衡量出口产品的隐含质量（implicit quality）和价格谈判力。

分析结果显示，朝鲜对华出口相对价格指数自2000年代初期日本贸易摩擦全面展开以来急剧下跌，之后稳定在平均60%-70%的水平。这意味着朝鲜出口产品比他国同类产品便宜30%-40%，反映了质量下降或贸易条件的结构性恶化。此后，在2010年代中期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和对朝制裁加强的时期，也观察到了进一步的下跌。

图4. 朝鲜对华出口相对价格指数趋势

资料来源：基于 Lee (2026) 的方法论和韩国贸易协会（KITA）数据，作者计算

导致相对价格下跌的核心原因是需求垄断（Monopsony）结构的形成。在2000年代初期与日本断绝贸易，以及2010年代中期与韩国断绝贸易（开城工业园区关闭及对朝制裁加强）之后，中国事实上成为了朝鲜出口产品的唯一需求方。在单一买家垄断市场的需求垄断结构下，卖方将失去价格谈判力，处于必须接受买方提出的价格或放弃交易的结构性劣势。朝鲜在缺乏替代出口市场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中国提出的较低价格，这导致了相对价格的持续下跌。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预示着即使未来对朝制裁放宽，若不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将十分困难。

综合以上三个指标，朝鲜的出口在200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在数量上大幅增长，但在质量指标上却停滞不前或呈下降趋势。出口产品多样性并未扩展，要素密集度和出口高度化指数均在下降，出口单价则稳定在打了30%-40%折扣的水平。这三个现象都源于一个结构性原因：对华依赖加深。鉴于出口质量高度化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若当前对华贸易依赖的结构持续下去，朝鲜的经济发展潜力很可能受到结构性制约。

3.3. 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机遇与结构性局限

3.3.1. 朝俄军事·经济紧密合作的背景与经济意义

以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契机，朝俄关系正从军事上的紧密合作扩展到经济领域。这种合作基于朝鲜的战略利益与俄罗斯的战争需求之间的利益契合，被评价为冷战后朝俄关系中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对朝鲜而言，这是在经济困难中将现有常规武器生产能力转化为经济资源的机会；对俄罗斯而言，则需要一个现实的供应渠道来补充因西方制裁而枯竭的弹药和武器。

具体来看军事合作的规模和内容，据报道，朝鲜自2023年以来每年向俄罗斯供应数百万发155毫米炮弹和常规弹道导弹，其金额估计从数十亿美元到100多亿美元不等（朴龙汉，2025；林秀浩，2026）。2024年10月，朝鲜军队向俄罗斯派遣兵力的消息得到官方证实，据称分两批派遣了约1.5万人（河彩林，2025）。这表明合作的深度已大大加深，不仅提供武器，还提供兵力这一人力资源。作为回报，俄罗斯提供了粮食、精炼油、防空系统技术、防空导弹等，并且军事技术转让的范围似乎也在逐步扩大。

来源：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经济复杂性地图集》。（转引自：Jung and Lee, 2024）

从经济意义上讲，俄罗斯是朝鲜所需关键物资的主要供应国。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小麦出口国，也是原油、精炼油、氮肥、钾肥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具备供应朝鲜急需的能源、粮食和农业投入品的潜力（Jung and Lee, 2024）。朝鲜的盘算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将俄罗斯作为补充供应渠道，以提高战略物资的供需稳定性。此外，据称派往俄罗斯的朝鲜劳动者比派往中国的劳动者收入更高，2024年以来，据估计已有数千人被派往当地工作。劳务派遣不仅是朝鲜获取外汇的手段，还能使其劳动力接触到俄罗斯的技术和经营诀窍，具有附带效应。

3.3.2. 朝俄经济合作的结构性局限（Jung and Lee, 2024）

然而，朝俄经济合作存在多层面的结构性局限。最根本的制约是普通贸易方面的经济互补性不足。俄罗斯可以供应朝鲜所需的物资（粮食、能源、化肥），但朝鲜能够出口给俄罗斯的民用产品却极其有限。在矿产领域，俄罗斯本身就是世界最大的资源出口国之一，比较优势重叠，朝鲜产矿物难以在俄罗斯市场获得竞争力。轻工业产品由于运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运输距离长，物流成本过高，价格竞争力大幅下降。结果是，朝俄之间的普通贸易在结构上难以实现均衡的互利，存在局限性。

远东地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哈桑-罗津铁路连接、罗津港开发等基础设施合作，以物质和人员交流的潜力为前提，但俄罗斯在朝鲜经济中投资资本并回收实际利益的途径并不明确。俄罗斯的根本关切在于通过朝鲜半岛连接的天然气管道、电力网、铁路（TSR-TKR连接）等南-朝-俄三角连接，而这在没有改善朝韩关系和韩国参与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具有条件性项目的根本制约。

战后（战后）恢复劳务派遣是短期内最有前景的合作领域，但对双方都存在内在风险。对朝鲜而言，随着派遣规模的增加和派遣期限的延长，对劳动力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陷入两难境地。因为接触过外部世界的劳动者回国后，可能成为威胁体制维持的因素。对俄罗斯而言，战争结束后，可能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届时将面临停止雇佣朝鲜劳动者（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外交压力。总之，朝俄合作的经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持续的暂时性条件，并且在战争结束后，要发展成可持续的结构性、长期性经济伙伴关系存在根本性局限。

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在短期外汇收入和物资供应方面对朝鲜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中国过度依赖的状况。然而，考虑到两国间经济互补性的结构性不足、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对战争这一暂时性条件的依赖这三个制约因素，很难期待与俄罗斯的合作能发展到足以替代对华依赖或成为长期增长的独立动力的水平。

第四章. 经济矛盾的累积与转折点情景

4.1. 当前战略的可持续性评估

朝鲜目前以对华贸易依赖为基础扩大出口，通过与俄罗斯的军事·经济合作改善物资供应，并通过内部中央集权维持体制稳定，这三个方面是其经济运营的核心战略。该战略短期内取得了经济恢复的成果。然而，通过对贸易结构的分析，该战略似乎内含着难以引领经济长期增长的脆弱性。

本报告中考察的三项贸易质量指标共同表明，朝鲜的出口结构陷入了低附加值、低技术、单一市场依赖的结构性陷阱。在出口品类多样性方面，与竞争国家不同，并未实现外延式扩张；要素密集度和出口复杂化指数呈长期下降趋势；相对价格固定在30%-40%的折扣水平，谈判能力的结构性劣势持续存在。这强烈暗示，即使未来对朝制裁部分解除，如果出口的质量结构不得到改善，通过贸易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会自动开启。

此外，与俄罗斯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争这一暂时性条件，并且对俄经济合作难以发展到足以在结构上替代对华依赖的合作水平，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当前战略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朝鲜目前所依赖的两种对外经济动力（对华贸易、对俄合作）都面临着明显的局限性。

问题在于，鉴于朝鲜体制的特性，这种经济矛盾的累积不一定会导致政策转变。在威权政治体制下，经济困难并不一定会引发政策变革，反而，朝鲜一再表现出一种模式，即外部压力越大，就越以内部团结为名，加强自力更生方针来应对。尽管如此，确实存在可能促使政策变化的变量，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预先认识到这些变量并做好准备，在政策上至关重要。

4.2. 促进变化的关鍵变量

朝鲜变化情景的关键变量分析

第一个变量是俄乌战争的结束。目前朝鲜享受的战争红利仅在战争持续期间有效。一旦战争结束，推动朝俄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因素，即俄罗斯对军需物资和劳动力的需求将急剧下降。战后，俄罗斯在寻求与西方恢复关系的过程中，很可能面临国际压力，要求其停止雇佣朝鲜劳工和供应联合国决议禁止的物资，因为这些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将同时失去通过与俄罗斯合作获得的硬通货收入和关键物资供应渠道，经济压力可能会大幅增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经济压力也可能成为朝鲜重新考虑其当前外交举动的契机。

第二个变量是中国世界战略中朝鲜的地位变化。目前，中国在中美霸权竞争的背景下，视朝鲜为朝鲜半岛的战略缓冲地带，并以此为价值维持对朝关系。然而，这种战略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中国试图调整与美国的关系，或调整外交路线，朝着参与朝鲜半岛稳定化的多边协商方向发展，那么对朝鲜的援助逻辑可能会减弱。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自身结构性转型加速，对朝鲜产低技术加工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目前的对华出口基础本身也可能动摇。像这样，中国战略利益计算的变化是可能给朝鲜经济最核心的外部支持基础带来裂痕的变量。

第三个变量是因市场物价暴涨导致民生不安。再集权化和加强外汇管制短期内能提高国家控制力，但会带来居民生活市场供应不足和价格不稳定等副作用。在2010年代以来通过自发扩散的市场经济体验，居民的价格预期和生计策略已转向依赖市场的情况下，物价飞涨和外汇使用限制将直接导致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朝鲜当局正将政治力量集中于通过对外敌对言论和恐怖政治来平息因经济问题引发的民心动荡，但如果居民的不满超过临界点，不能排除其成为政治变革动力的可能性。

第四个变量是AI时代的到来和朝鲜国家竞争力下降。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生产力范式。在此过程中，被排除在技术创新潮流之外的朝鲜的产业竞争力面临着结构性进一步削弱的危险。特别是朝鲜经济的核心出口动力——低成本加工贸易，因AI·自动化的扩散而丧失竞争力的可能性很高。随着中国企业在国内扩大自动化设备投资，对朝鲜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减少。这是侵蚀目前出口基础的中长期结构性风险，也充分暴露了缺乏技术创新的开放战略的局限性。特别是AI相关技术竞争的落后，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还有可能波及政治、军事领域，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

如果这四个变量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变量同时作用形成复合冲击，那么朝鲜当前坚持的自力更生路线的持续性就可能出现裂痕。当然，不应低估朝鲜体制的适应性和耐久性。但至少，在这些变量发挥作用时，认识到外部介入的可能性已经打开，并为此做好政策上的灵活性和准备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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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钟民_国防大学国防管理学部教授.

■ 担当及编辑: 李相俊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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