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东盟多边外交格局的变化

综合摘要

以越南总书记苏林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为契机，两国将全面伙伴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这既是越南竹子外交路线向西方中等强国扩展的案例，也是加拿大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全方位接触战略的一个支点。双方以CPTPP为基础再次确认尽快达成东盟-加拿大FTA，其通商与经济安全层面的含义也十分明显。但考虑到东盟多边谈判可能出现结构性延迟，以及越南优先管理对美、对华关系的现实，实际落实很可能停留在渐进水平。韩国有必要通过推动韩-东盟FTA升级和重新调整对越产业升级合作，先发应对来自加拿大的竞争格局。

I. 议题形势分析

越南-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议题形势分析

背景与经过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对加拿大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自1973年两国建交以来，越共总书记首次正式访问加拿大[7]。在渥太华举行的首脑会谈上，苏林总书记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达成协议，将2017年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1]。越南官方媒体评价称，两国关系已具备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条件，其特征是“更高水平的政治互信、更广泛而务实的合作、更紧密交织的利益关系”[1]。

越南驻加拿大大使范荣光表示，此次访问是应阮通德总督邀请成行的。访问期间，苏林总书记拜会了总督、与卡尼总理举行首脑会谈、会见了加拿大国会领导层等[8]。大使从“经济关系多元化、供应链重组、扩大战略领域合作”的脉络阐释了此次访问的意义[8]。这与越南在中美竞争格局下试图降低对特定大国依赖度的竹子外交基调一脉相承。

当前形势

9月2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将贸易定义为两国关系的基石。CPTPP正发挥着扩大这种贸易关系的制度性基础作用[4]。越南是加拿大在东盟成员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4]。联合声明明确了扩大贸易、投资、战略商业伙伴关系和发展合作的潜力[4]。两国首脑再次确认支持尽快达成并落实东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FTA）。该协定被描述为深化加拿大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4]。

访问结束后，航空领域随即出台了具体后续措施。加拿大航空决定以2027年开通胡志明市定期航线为目标，推进批准程序[9]。这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扩大航空运输协定的一环[9]。加拿大方面还在同步推进与越南以外的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扩展。加拿大政府在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中，还一并提及与印度尼西亚缔结安全条约、与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升格伙伴关系、与东帝汶建立新伙伴关系等内容[2]。这表明，越加关系升格并非个别事件，而是加拿大对东盟全方位接触战略的一个支点。

主要行为体分析

越南将此次升格置于多边外交多元化基调的延长线上来推进。苏林总书记在同一时期还出席了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强调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中心地位。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越将其定义为“独立、自主、自强，和平、友好、合作、发展，对外关系多样化、多元化这一贯路线的体现”[12]。越南还表示，同期与美国的对等贸易协定也接近达成[10]。在会见美国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时，越方将美国定义为“最优先的战略伙伴之一”，表明了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11]。与加拿大的关系升格，应解读为越南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同时推进的竹子外交的一个分支。此前8月苏林总书记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也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就扩大军事合作达成了协议[3]。但正如该案例所显示的，越南保持着偏好分阶段、渐进式深化而非迅速依附特定阵营的模式[3]。

加拿大在卡尼总理就任后扩大印太参与的潮流中，将越南定位为东盟内的核心经济伙伴。加拿大同期还宣布与法国加强能源、国防、航天领域合作等[13]，同时推行多元化的对外战略。这与加拿大试图摆脱对美国一边倒的依赖、将关系网络扩展至东盟和欧洲等地的自身需求相契合。

美国虽非此次事件的直接当事方，但鉴于越南的对美关系正在同步深化，美国构成了结构性背景。越南-美国对等贸易协定即将达成的报道[10]与越南-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时间点上重合，这表明越南意图通过扩展多边外交，分散对特定大国的谈判依赖。

核心争论点

第一个争论点是此次升格在东盟国家扩展多边外交的地区潮流中所处的位置。加拿大除越南外，还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东帝汶连锁式地升格或新建关系[2]。越加关系的建立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而非例外事件。

第二个争论点是东盟-加拿大FTA能否取得进展。虽然两国首脑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确认尽快达成[4]，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达成时间。该协定的进展程度将成为衡量加拿大-东盟经济合作是否实质深化的指标。

第三个争论点是越南竹子外交的可持续性。越南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同时升格关系的同时，回避与特定阵营的正式同盟化[3]。这种多面平衡战略今后能否维持，抑或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时平衡点会否动摇，值得观察。

II. 议题深度分析

越南-加拿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议题深度分析

1. 根本原因分析

此次升格的首要动因是越南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路线。即不将安全或经济依附于特定大国，而是同时与多个大国和中等强国深化高层级关系的方式。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越提到的“独立、自主、自强，和平、友好、合作、发展，对外关系多样化、多元化”这一表述，是将该原则整理为官方外交语言的结果[12]。与加拿大的升格表明，该路线正在向西方中等强国扩展。

经济动因也十分明显。范荣光大使将此次访问的意义概括为“经济关系多元化、供应链重组、扩大战略领域合作”[8]。越南在中美关税战局面下面临中国转口出口的嫌疑，同时与美国的对等贸易协定也即将达成[10]。在此时点升格与加拿大——既是CPTPP成员国、又具有明显对华牵制倾向的西方市场——的关系，与分散对美出口风险的盘算相契合。对加拿大方面而言，越南作为东盟内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实际利益诱因早已存在[4]。

加拿大方面的动因在于其本国印太战略的具体化。马克·卡尼政府同时推进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安全条约、与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的伙伴关系升格、与东帝汶的新伙伴关系[2]。与越南的升格应视为这一全方位东盟接触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结合卡尼政府与法国扩大能源、国防、航天合作，并考虑参与欧洲主导的JEF（联合远征军）的动向来看[13]，加拿大正处于摆脱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依赖、在欧洲和亚洲两侧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的潮流之中。与越南的关系升格相当于这一多元化战略的亚洲支点。

2. 结构性背景

政治结构：越共总书记首次访问加拿大之时，距1973年建交已过去半个世纪[7]。这一延迟本身就具有结构性含义。越南传统上将最高领导人出访的优先顺序定为美国、中国、俄罗斯、东盟邻国，最近则转向澳大利亚、印度等奥库斯周边的中等强国。越南与澳大利亚已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将合作扩大至军事领域[3]。加拿大在这一排序中相对靠后，这表明此次升格与其说是越南外交优先顺序的重新调整，不如说是拓宽多边外交基础的补充性质。

经济结构：CPTPP早已作为两国贸易关系的制度性底层架构发挥作用[4]。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在这一既有制度之上叠加政治互信的方式。双方并未创设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是在再次确认尽快达成东盟-加拿大FTA谈判的层面上，预告了经济合作的制度性扩展[4]。这与越南扩大整车出口等产业升级潮流相契合。VinFast和现代成功扩大对东盟以外地区出口的动向[14]，与越南试图摆脱单纯组装基地地位的产业政策相衔接，而加拿大市场准入的扩大则为这种多元化尝试提供了实际诱因。

安全结构：此次联合声明并未将安全合作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贸易作为关系的“基石”[4]，这显示出与澳大利亚式路径的差异。越南与澳大利亚已讨论过扩大军事合作[3]，而与加拿大则率先在扩大航空协定等软性领域取得了成果[9]。这体现了越南对各个西方伙伴区分关系推进速度与领域的多边外交运作方式。

3. 历史先例与类似案例比较

最接近的先例是同年8月苏林总书记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当时两国在既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就扩大军事合作达成了协议[3]。驻澳大利亚大使范雄心将其定义为“开启新的发展阶段”[3]，与此次加拿大联合声明中“新阶段”的表述几乎是相同的措辞。比较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越南在与西方中等强国升格关系时所使用的外交语言和程序已相当标准化。不过，澳大利亚案例是与被纳入奥库斯这一既有安全架构的国家扩大合作，而加拿大并非此类地区安全框架的当事国。这一差异解释了为何在越加关系中，通商、教育、移民等软性领域比安全因素更为突出。

另一个参照点是越南并行推进对美、对联合国多边外交的动向。苏林总书记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12]，并通过会见美国参议员宣布对等贸易协定接近达成[10][11]，这些活动与访加几乎在同一时期进行。三条外交线索集中在同一个月，与其说是巧合，不如看作越南反复在特定时点同时整备与多个大国、多边机构关系的模式的结果。这一趋势在2023年与美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后相继与日本、澳大利亚升格关系的案例中也得到了确认。

在加拿大国内，此次越加关系升格与加强同法国的关系[13]、印度尼西亚安全条约[2]等一道，被介绍为卡尼政府多元化外交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这支持了一种解读：加拿大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意识到对美依赖的风险，正在欧洲和亚洲两侧重构安全与经济伙伴关系的更大重组之中。

4. 议题演变的核心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东盟-加拿大FTA谈判的实际达成时间。联合声明仅表示支持“尽快”达成和落实，并未提出具体时限[4]。若谈判延迟，此次升格将停留在政治宣言层面，实质性经济合作的深化可能受限。

第二个变量是越南与美国的关税、通商谈判结果。根据越南与美国达成对等贸易协定的条件[10]，越加关系作为对冲对美风险手段所具有的实际分量将有所不同。若对美谈判以有利于越南的方式收官，与加拿大的合作很可能停留在补充性质；反之，若对美关系陷入僵局，加拿大·CPTPP路径的战略比重可能增大。

第三个变量是加拿大的东盟全方位接触战略能否确保预算和政治上的持续性。印度尼西亚安全条约、与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的伙伴关系升格等同步扩张[2]，在卡尼政府任期和财政条件下能持续多久，将左右越加关系深化的速度。

第四个变量是东盟内其他成员国的类似动向会否扩散。由于此次案例被视为东盟国家针对西方中等强国升格多边外交模式的代表案例，菲律宾、新加坡等其他成员国是否会跟进类似升格，将决定这一潮流的地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