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日本与大英帝国相遇：日不落帝国的辉煌与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的‘能动性’” 格洛弗花园

尹道源 · 延世大学

1. 引言

本考察报告旨在探究的研究问题是：“在被‘纳入’近代西方‘场域’的东亚地区，西方资本/资本家的活动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为回答该问题，需要对近代/西方/前近代东亚/与近代的相遇/资本及其作用等重大议题进行初步理解。若仅作表面阐述，则很可能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分析。其结果也极有可能导致解释不清。尽管如此，笔者仍希望在本考察报告中，以时代（19世纪）、地点（日本）、人物（T.B.格洛弗及其‘关联’人物）为中心，对宏大问题提出一种解答。以此，在微观层面重新审视/评价行为者的作用及其活动性的动态。

现有研究已‘阐明’了笔者选定的时代/地点/人物的诸多信息。那么，本考察报告的研究意义何在？本考察报告在以下两方面具有研究意义。第一，对舞台和人物进行系统性介绍。在大型语言模型（LLM）日益精进的今天，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愈发难以立足。然而，若基础资料存在错误，那将是严重的问题。在审阅该主题和素材的二次文献时，笔者接触到了不同的论调。特别是，这些问题并非解释问题，而是事实层面的问题。此外，笔者还力求通过交叉验证，确认现有研究中表述不清之处。第二，为现有研究未予关注之处做出贡献。在此方面，存在夸大其词的问题。尽管如此，笔者仍将就其提及频率虽低但判断为重要的部分进行叙述与分析。考察报告主要围绕两方面内容构建体系。第一，在解释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 1838-1911）渡日时，最重要的背景条件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怡和洋行（后文提及该名称时使用）。格洛弗及其格洛弗商会（Glover and Co.）是在连接中国-海峡殖民地-印度的英帝国网络的影响下活动的。而怡和洋行是该影响圈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存在。后文将述及，尽管怡和洋行对东亚近代产生了‘作用’，但对其分析多是从经济史或经营史层面进行的。本考察报告则关注怡和洋行的行为主体性及其结果。第二，重新审视格洛弗的人际交往。包括现有研究在内，与他有关联的日本历史人物大多是长州藩的关联者。如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1833-1877），以及长州五杰（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尾庸三、远藤谨助、井上胜）等。此外，作为萨摩藩和长州藩“萨长同盟”的‘中介者’，土佐藩出身的坂本龙马（1836-1867）也频繁被提及。然而，格洛弗主要接触的另一方势力——萨摩藩的人物，其提及频率却很低。考虑到幕末萨摩藩的作用及其成员日后的贡献，这实属怪事。因此，为弥补这一差距，笔者将目光投向了萨摩藩于1865年派遣至英国的萨摩藩遣英使节团。若1863年是长州五杰，那么1865年则是19名萨摩藩士。使节团成员中，不乏五代友厚、寺岛宗则、森有礼等幕末·明治日本的中枢政治家、官僚、实业家。鉴于国内对该使节团的论述尚付阙如，笔者也一并附上了对他们的基础性说明。

本考察报告旨在详细考察英日关系史的一个侧面，同时探讨英帝国构建的“日不落帝国”（Pax Britannica）在日本国内行为者互动中如何发生变容。虽然使日本“开国”的国家是美利坚合众国，但在19世纪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主导的是英帝国，日本也身处其影响圈之中。而格洛弗，这位“苏格兰武士”（Scottish Samurai），正是巧妙运用该影响圈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将要讨论的舞台。本考察报告将按舞台/行为者/事件的顺序进行叙述。

1.1. 舞台：19世纪，西势东渐与日本

从东亚视角来看，19世纪是西势东渐的时期。该词令人联想到滚滚而来的波涛及其应对。对于“近代”的先行者或该概念的创造者——欧美列强而言，该时期则被视为‘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时期，即‘先进’的自身标准向周边地区转移/传播的时期（权泰亿，2014）。这不仅意味着欧美列强的物质力量增长，在非物质的精神/心象层面，也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优越认识论的基础。

尽管19世纪被称为西势东渐时期，但东亚三国——朝鲜、清朝、德川幕府——的应对与反响却各不相同。而应对方式的差异也揭示了三国不同的历史轨迹。一个常被提及的典型例子是德川幕府与朝鲜“开港”时点差异所导致的两国不同结果的讨论。即1853年（嘉永6年）马修·C·佩里黑船来航与《日美和亲条约》（1854.3.）对比1875年9月云扬号事件与《江华条约》（1876.2.）。如果两国所处的结构和条件相似，那么采用“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或许有效，但两国差异之大，足以采用“最不相似系统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s Design）。仅从朝鲜的“中央集权型”国家与德川幕府采取的幕藩体制来看，两者在面向中心点的物质/非物质指向性上就存在巨大差异。以德川幕府为例，德川幕府将其直辖领——御领或天领——配置在日本列岛的主要据点，以维持该政治体制。此外，他们还区分并对待亲属组成的御三家、御三卿、一门等新番，以及辅佐幕府执政的谱代，和执政后归顺的谱代，以及执政后归顺的外样大名。

若以现代政治学的标准分析德川幕府，该政治体制可视为军事独裁。该体制若面临威胁其安全的更强大势力出现，或在与该势力“力量”层面的竞争中落败，则无法保证其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其执政的合法性机制更多依赖于物质力量——“暴力”，一旦无法保证该力量，其执政合法性便会迅速动摇。在德川幕府时期，他们将这种力量称为“御威光”（渡边，2023）。而这种御威光在1853年黑船来航后迅速失色。在此情况发生后，水户藩等新番大名的领地也发生了政治动荡，但激烈的活动主要发生在德川幕藩体制中最外围的外样大名领地。特别是，在被称为“雄藩”并成功进行“藩政改革”的长州、萨摩、土佐以及佐贺（肥前）等四个藩，被称为“萨长土肥”，并崛起为明治维新的主导势力（三谷，2012；朴勋，2014；朴勋，2019；朴勋，2020）。

268

2. 行为者：大英帝国、商人与格洛弗

2.1. 主角Ⅰ：格洛弗 2.1.1. 研究史

格洛弗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调整了他的活动及其范围。我们将要参观的格洛弗花园（Glover Garden/グラバー園）是考察1860年代他及其商会的轨迹的有效场所。该场所发生的人物互动，已成为幕末政治中不可磨灭的场景。

关于格洛弗的研究，我们将其大致分为日本国内研究和日本国外研究两种倾向。首先是日本的研究倾向。主要研究著作罗列如下。该研究倾向关注他的个人生平及其对日本历史事件的影响。

○ Sugiyama, Shinya. (1984). “Thomas B. Glover: A British

Merchant in Japan, 1861-1870.” Business History 26(2), pp.122- 38.

269 6.19世纪日本与大英帝国相遇_格洛弗花园 ○ 杉山（杉山，1993）。《明治维新与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的一生》.

トマス・グラバーの生涯(明治维新与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的一生》.

○ 内藤（内藤，2001）。《托马斯·B·格洛弗始末：明治建国的洋商(托马斯·B·格洛弗：明治建国的西洋商人)》.

○ 水田（水田，2017）。

《幕末明治初期西洋产业设施与格洛弗商会(幕末·明治初期西洋产业设施与格洛弗商会)》.

以下是日本国外研究的倾向。该研究倾向与日本的研究倾向相似，但也有强调其出身（苏格兰人）等方面的特点。主要研究著作如下：

○ McKay, Alexander. (1993). Scottish Samurai: The Life of Thomas Blake Glover.

○ Gardiner, Michael. (2007). At the Edge of Empire: The Life of Thomas B. Glover.

McKay(1993)和Gardiner(2007)/ガーデナ(2012)的专著是格洛弗生平和与其相关故事的基础。这些著作以格洛弗撰写的原始资料为中心，展现了他生平的多方面貌。人物研究最大的难关在于原始

资料的有无。格洛弗留下了不少原始资料。格洛弗留下的资料包括：➀ Glover, Thomas. Uncollected Letters, 1858-1910, ➁ Glover, Thomas. Records of Takashima Colliery, 1869-70。这些资料目前可在长崎县立图书馆（長崎県立長崎図書館）查阅（Gardiner, 2007; ガーデナ,2012）。虽然未被印刷出版，但《格洛弗史谈速记》也是重要的原始资料。

此外，笔者还间接参考了英日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著作以及韩国对格洛弗的分析。据笔者了解，韩国国内尚无关于托马斯·B·格洛弗的专门论述。但2012年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出版的《韩国国际政治学者的日本近代化之旅：首尔大学生的九州与东京故事》第三章“19世纪英日关系与托马斯·格洛弗”中对其有所论述。该内容分为其个人史、19世纪英日关系、与木户孝允及长州五杰的会面以及评价。尽管篇幅不长，但作为用韩文叙述的基础资料，值得特别提及。○ 杉山（杉山，2017）。《英日经济关系史研究：1860-1940》.

○ 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外交学系外交学专业。（2012）。《韩国国际政治学者的日本近代化之旅：首尔大学生的九州与东京故事》.

271 6.19世纪日本与大英帝国相遇_格洛弗花园 2.1.2. 生平

基于上述文献的交叉验证，其个人生平和渡日过程的详细说明如下。托马斯·布莱克·格洛弗于1838年6月6日出生在苏格兰东北部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弗雷泽堡（Fraserburgh）的康默斯街15号，是伦敦沃克斯霍尔（Vauxhall）海岸警卫队军官托马斯·贝里·格洛弗（Thomas Berry Glover, 1806-1878）与来自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波达斯（Fordyce, Banff -shire教区）的玛丽·芬德利（Mary Findlay, 1807-1887）所生的八个孩子中的第五个。他生命的前六年是在作为渔业和贸易港快速发展的弗雷泽堡度过的。他的家人于1844年先是搬到格里姆斯比（Grimsby）的海军基地，然后是阿伯丁郡的科利斯顿（Collieston），最终搬到阿伯丁的桥上顿（Bridge of Don）。此时，他的父亲晋升为海岸警卫队队长。年幼的托马斯先在弗雷泽堡新开办的教区学校接受教育，之后在格里姆斯比、科利斯顿的小学，最后在旧阿伯丁的学校（Chanonry School）接受教育。毕业后，格洛弗受雇于贸易公司怡和洋行担任海运职员，并于1857年移居上海。尽管关于他决定前往东亚的理由有多种说法，但缺乏明确证据。

1859年9月19日，21岁的格洛弗从上海移居长崎。与他移居上海相比，他前往长崎的原因更为明确。他与同事肯尼思·麦肯齐（Kenneth Mackenzie）一同渡日。需要关注他渡日的时间点。该时间点正值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等《安政五国条约》中规定的长崎开港之后不久。《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三条规定，除《日美和亲条约》已开港的下田、箱馆外，神奈川/横滨和长崎将于1859年7月4日开港，新潟将于1860年1月1日开港，兵库将于1863年1月1日开港。虽然现有研究并未明确阐明，但由于横滨将设立怡和洋行的日本贸易据点，格洛弗和麦肯齐必须寻找横滨以外的港口。而选择只剩下北海道的函馆或长崎。更何况，考虑到与中国的贸易网络联系，长崎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

格洛弗最初专注于购买日本茶叶并出口，以及贸易西方商品。1861年，他的合伙人麦肯齐从日本撤离后，他于同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格洛弗商会。格洛弗商会虽然从1861年到1870年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对幕末日本政局的影响却不小。那么，当时的贸易趋势如何呢？在商会存续期间，几乎同一时期（1863-70年）留下了长崎港进出口项目的金额和比重海关资料。以茶叶商人起家的他的商业生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武器和军舰的供应者，其作为武器经纪人的面貌愈发突出。他是一个与幕末政局紧密同步的“洋商”。下方的[图表1]和[图表2]可视化了格洛弗主要活动时期长崎港的商品进出口比重。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同行”的人物。

[图表1] 1863-1870年长崎港进口

出处：Sugiyama(1984), p.120.

274 注1：单位为%。

[图表2] 1863-1870年长崎港出口

出处：Sugiyama(1984), p.121. 注1：单位为%。

2.2. 主角Ⅱ：怡和洋行 2.2.1. 东亚近代体制的关键参与者

怡和洋行既是格洛弗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在日本业务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在论述格洛弗的轨迹时，怡和洋行是必不可少被提及的公司。然而，从客观视角以格洛弗为中心来论述怡和洋行，是本末倒置的典型例子。因为怡和洋行是与东亚近代起点有着深厚渊源的主要关键参与者之一。关于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的研究著作不在少数。本考察报告将主要参考Blake, Robert. (1999). Jardine Matheson: Traders of the Far East. 和石井（石井，1984）《近代日本与英国资本：以Jardine Matheson商行为中心》.

关于19世纪西势东渐的原因，已提出了多种学说。仅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单一因素来解释如此宏大的归纳现实，是困难甚至徒劳的。如果仅凭特定因素来解释19世纪西势东渐的现实本身，我们可能会陷入巨大的错误。然而，我们不难指出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东亚近代起点和西势东渐的开端。1839-42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便是如此。

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因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基本上，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鸦片这一贸易品的危害性等因素，加上道光帝（在位1820-50年）和林则徐（1785-1850年）等行为者的行动与英国的应对等因素复杂交织，最终爆发了战争。若区分该战争的原因（远因）和近因，则各种条件属于远因。

那么，直接的近因是什么呢？我们在探究该问题时，便会与怡和洋行相遇。

2.2.2. 诞生与‘鸦片’

怡和洋行的建立与繁荣伴随着原有贸易体制的改变。长期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远东贸易实行垄断。这一举措持续引发商人的不满。除了垄断之外，东印度公司使用的一些高压手段也存在问题。进入该垄断市场并引发竞争者被视为“海盗”并受到惩罚。有时，自由贸易商会从东印度公司获得参与“国家贸易”（country trade）的权利，但交易对象通常受到限制。那么，规避这种情况的方法是什么呢？当时的人们开始采取接受外国领事权（consulship）的方式。苏格兰船员约翰·里德（John Reid）最初使用了这种方法，威廉·贾丁（William Jardine, 1784-1843）在广州（Canton）设立公司时也沿用了这种方法。

1834年，随着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的垄断权结束，贾丁和詹姆斯·尼古拉斯·萨瑟兰·马西森（James Nicolas Sutherland Matheson, 1796-1878）以及其他英国商人试图填补东印度公司的空白。怡和洋行从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业代理商之一，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贾丁此时被其他贸易商称为意为“大班”的广州俗称“Taipan”。怡和洋行率先打通了通往消费者市场的渠道，从而成为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

怡和洋行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其中也包含鸦片贸易等“不道德”因素。并非只有怡和洋行供应鸦片。这“本质上”是由于鸦片在大宗贸易中的重要性。提前来看，“1800年至18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约2600万墨西哥元，而1828年至1836年间则出现约3800万墨西哥元的逆差”（Blake, 2022: 46）。这种惊人的转变是鸦片出口的结果。过去，英国通过出口印度棉花、银块等来弥补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费用，但现在仅靠鸦片出口就足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那么，流入了多少鸦片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但根据禁运品清单，提出了如下估算：“1800-1821年鸦片交易平均每年4,500宗/每宗63.5公斤，但此后呈爆炸式增长。1831-32年增至19,000宗，1838-39年则接近40,000宗”（Blake, 2022: 47）。

278 2.2.3. 鸦片战争的促进者与导火索

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加，贸易品鸦片带来的衍生效应促使清朝当局采取行动，清朝与大英帝国，确切地说是与大英帝国的商人之间的矛盾表面化。道光帝于1838年12月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试图纠正这一状况。林则徐试图通过两条途径来处理鸦片。第一种是，通过地方乡绅的合作来控制鸦片使用；第二种是，作为积极铲除祸根的方法。

祸根不仅是指广州的鸦片中间商、鸦片运输快船、鸦片窝点、仓库、

吸烟室，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腐败现象。

这意味着林则徐必须审时度势，积极地从根源上铲除鸦片。

(Cambridge

中国史，第Ⅹ卷，1978年：185)。

对此，西方商人的应对可以分为合作路线和对抗路线。怡和洋行采取了对华强硬对抗路线。他们试图打破自1757年开始的广州“限制贸易”。他们试图打破广州贸易体系（Canton System），谋求自身利益的扩大。

279 6.19世纪的日本与英国的交锋_戈洛弗花园 在与清朝发生武装冲突的[第一次穿鼻海战]的1839年12月19日，渣甸在寄给麦迪逊的信中，具体提及了远征计划和今后应达成的目标。

我的建议是，从中国长城以南到全州[地名]，

或者派遣一支海军力量封锁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的中国海岸。

这支海军力量应由两艘战舰、两艘护卫舰、

两艘可在长江航行的平底蒸汽船组成，

并应包括足够能搭载6,000-7,000名海军士兵的运输船。

海军应进军至北京附近，要求皇帝为侮辱道歉、赔偿被放弃的

鸦片、签订公平的贸易协定，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获得与厦门、

福州、宁波、上海、胶州等北部港口自由贸易的权利。

皇帝必须直接提出这些要求（Blake, 2022:158）。

他们的主张是如何成为现实的？一个商会的请求能否影响英国的决策？虽然实际探究其难度很大，但我们可以找到证明怡和洋行影响力的资料。因为当事人的声音得以保留。证人是帕默斯顿勋爵。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时虽是战时外务大臣但已暂时辞职的帕默斯顿勋爵亨利·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向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斯密斯（John Abel Smith）发出了如下文书。

280 1842年11月28日

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详细地指示，并取得在中国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成功结果，

是因为您[斯密斯]和渣甸先生给予了我们如此出色的帮助和信息。

1839年秋天您和我们见过的

各方人士提供的信息，完全反映在我们1840年2月下达的指示中，

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的继任者们

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稍微更改指示内容。

这真是令人惊叹。正如后来的结果所证明的那样，决定性的

军事行动在长江上实施了，这正是我们早在1840年

2月向海军司令提出的作战计划。而且条约的

条款与我们建议全权代表伊利和璞鼎查确保的条款完全一致。

这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

时代的事件，无疑将为英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Blake, 2022:178）。

这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

时代的事件，无疑将为英国带来最大的商业利益（Blake, 2022:178）。

一个孤立的文献并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尽管如此，通过英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帕默斯顿勋爵的上述发言，不难看出怡和洋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准备、进行和结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281 6.19世纪的日本与英国的交锋_戈洛弗花园 东亚被西方列强侵占的象征性起点。而这个起点，就存在着怡和洋行。

考虑到怡和洋行的行为，英国商人在东亚国家的活动和影响力就不能仅限于贸易领域。他们试图将英国的海军力量与自身的资金相结合，以确保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重新审视年轻或年幼时来到日本并在此定居的戈洛弗及其商会的活动和影响力。超越戈洛弗个人的能力和远见，‘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这一国际政治条件构成了他活动范围和影响力的基础。归根结底，英国网络中商人的活动和影响力是通过英国的世界战略方向和国家利益来调节的。

3. 事件

3.1. 与萨摩藩士的邂逅 [照片1] 伦敦大学学院（UCL）内1863-1865年‘日本’留学生纪念碑

282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戈洛弗与日本志士的会面及其相互作用。许多研究关注与长州藩士的交流。木户孝允、长州五杰、坂本龙马等人在学术和大众读物中，都伴随着浪漫的氛围被重新提及。作者本人也曾考虑过以长州藩或与长州藩相关的人物为中心来重构文章。然而，在看到以下照片时，作者发现了另一个故事的宝库。上图是设立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纪念碑。上面刻有与UCL有渊源的24名日本人的名字。除了1863年抵达UCL的长州五杰之外，1865年‘抵达’UCL的其余19人是哪些人群？这19人是以萨摩藩遣英使节团的名义出国的萨摩藩士。确切地说，17人是萨摩藩士，2人是其他藩的人。从角色划分来看，领队和向导3人，翻译1人，留学生15人。下表[表1]是总计19人的简要个人信息。

[表1] 萨摩藩遣英使节团名单 姓名 年龄 备注

町田久成

27 帝国博物馆首任馆长（町田久成）

町田猛彦

20 （町田猛彦）

町田申四郎

18 （町田申四郎）

町田清藏

14 （町田清藏）

畠山

岩仓使节团参加

义成 23

开成学校校长（畠山义成）

284 鮫岛尚信

23 代理英法公使（鮫岛尚信）

长泽鼎 “日美友好的先驱”

13

（长泽鼎）（日米交流の祖） 森有礼 中国大使

18

（森有礼） 首任文部大臣 松村淳藏

23 留学美国海军学校（松村淳藏）

吉田清成 岩仓使节团参加

20

（吉田清成） 美国大使

村桥久成 开拓史啤酒酿造所开设有

23

(村橋久成) 参与

高見弥市

34 (高見弥市)

東郷愛之進

25? (東郷愛之進)

名越平馬

20 (名越平馬)

田中静洲

23 (田中静洲)

285 19世纪日本与英国的相遇_格洛弗花园 中村博爱 马赛领事 & 丹麦

21

(中村博愛) 大使 贵族院议员

新納中三

33 领队 (新納中三)

向导

寺岛宗则

33 外务卿 / 文部卿 / (寺岛宗则)

参议(参議)

五代友厚 向导

29

(五代友厚) 回国后投身实业界 堀孝之 翻译

21

(堀孝之) 长崎出身 出处: 以犬塚(1974)为基础，作者重构。

注1: 年龄以1865年为准

其中，之前认识的人物只有曾任首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和曾任文部卿的寺岛宗则。笔者首先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好奇，并开始探寻他们出访英国的目的以及之后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探究了他们与格洛弗是如何产生交集的。在日本及西方的资料中，对这19人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使节团之后，个人成就和

286 随着个体命运的不同，历史地位也随之差异。本考察报告主要参考了犬塚(1974)的《萨摩藩英国留学生》以及犬塚(2001)《密航留学生们的明治维新: 井上馨与幕末藩士》。

笔者希望在此人员中，重点关注一位履历独特且与格洛弗有多种交集的人物——五代友厚。虽然与他结缘是偶然，但越是探究他，越觉得有趣。他通常被誉为“东方的涩泽，西方的五代”。涩泽荣一(渋沢栄一, 1840-1931)是官僚兼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实业家。五代则是近代大阪产业及实业界的中流砥柱。

3.2. ‘八面玲珑’的五代 3.2.1. 人生的前半期

关于他的人生传记，将以田付(2018)的传记《五代友厚:富国强兵是“地球上的道理”》为基础进行叙述。他于1836年(天保6年)出生在萨摩国鹿儿岛城，是《三国名胜图会》的作者兼记录官五代直左卫门秀尭的次子。他在重视实事求是的萨摩风气中成长，8岁时就读于儿童院的学塾，12岁时进入圣堂学习文武。

与天保年间(1831-45)出生的同代人一样，五代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853年黑船来航及随之而来的幕末15年动荡期。1854年(安政元年)黑船再次出现在浦贺海面时，全国为之震动。据传，此时五代曾感慨道：“少年立志，正当此时。”1855年(安政2年)，他成为萨摩藩的郡方书役助。尽管他的兄长是锁国论者，但他却持开国论。次年，他被派遣到长崎海军传习所作为藩的传习生，向荷兰军官学习航海术。这成为五代正式接触近代学术的契机。1862年(文久2年)，他为了订购藩的蒸汽船合同，以船员身份登上幕府所有的千岁丸号，前往上海。

1863年(文久3年)8月，在1862年9月生麦事件后爆发的英萨战争(薩英戦争)中，英军扣押了萨摩的三艘蒸汽船，当时五代和寺岛宗则成为了英国海军的俘虏。五代在翻译清水

288 卯三郎(清水卯三郎)的计策下，通过一艘小船从横滨“逃脱”了英国军舰。然而，在藩内，他因被英国俘虏而蒙受了耻辱。无法立即返回萨摩的他滞留在长崎，并在那里遇到了萨摩藩士野村盛秀，在他的斡旋下才获准归藩。

3.2.2. 与苏格兰武士的邂逅

在1863-64年的潜伏期间，五代和格洛弗在长崎有过交往。在此之前，两人很难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也非友好关系。1862年9月生麦事件后，英国与萨摩、萨摩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因该事件的解决和“妥协”而变得紧张。反而，1863年8月的“战争”成为了结束那种状况并进入新阶段的催化剂。英萨两国虽有武装冲突，但“战争”之后，英国开始寻求与萨摩发展关系并重新考虑与幕府的关系。对萨摩而言，该“战争”有效地让他们认识到“攘夷”的不现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英萨“战争”后，格洛弗开始正式对西南地区的强藩展开“援助”活动。正是在这种“协调”的时机下，五代与“苏格兰武士”相遇了。289 19世纪日本与英国的相遇_格洛弗花园 然而，五代的处境受到限制。由于五代和寺岛宗则在战争中向英国“投降”，他们不得不躲避幕府官员和支持排外派的攘夷派的视线而隐居。这两名“逃亡者”在萨摩藩和德川幕府两方面都受到叛徒的怀疑。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五代在长崎隐居期间与格洛弗建立了友谊。通过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五代加深了对世界局势的理解。

在此“理解”的延伸下，大约在1864年6月，五代向萨摩藩提交了关于日本近代化改革的上书。五代提交的上书中包含以下具体事项：1)购买最先进的机器，实现萨摩藩的产业现代化；2)派遣学生到海外学习近代技术和西方文明知识；3)聘请外国技术人员；4)筹集该项目所需的资金（包括与上海的贸易等具体内容）。他主张人们应该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技术，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否则，日本将落后于时代。当时正致力于加强军事实力的萨摩藩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派遣由3+1人组成的视察团和15名学生前往英国。1865年(庆应元年)4月，根据藩的命令，五代与寺岛宗则、森有礼等人一起作为萨摩藩的使节团出发前往英国，并巡游了欧洲各国。

290 在萨摩藩派遣使节团一事上，格洛弗直接参与其中。除了促成五代的上书之外，格洛弗在实际业务上也提供了帮助。使节团于1865年4月17日从萨摩国的串木野（现鹿儿岛县日置市市来串木野）乘坐格洛弗安排的蒸汽船“澳大利亚号”启程前往英国。五代于5月抵达英国，7月途经比利时，9月经普鲁士、荷兰访问法国。五代于1866年(庆应2年)回国/归藩后晋升（御小納戸奉公格），并就任负责萨摩藩商事的会计职务。他在此期间与格洛弗合作，在长崎小菅开设了码头，开始展现出作为商人的实力。这里所说的码头俗称“算盘码头”(そろばんドック)，至今尚存。[小菅修船场迹]。

3.2.3. 维新之后

1868年(庆应4年)，戊辰战争爆发，五代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一同致力于推翻幕府。结果，1868年(明治元年)他担任明治新政府的参与职外国事务挂。

291 19世纪日本与英国的相遇_格洛弗花园

他兼任外务官权判事、大阪府权判事，赴任大阪，处理了堺事件、英国公使帕克斯遇袭事件等外交事务。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同时，五代还争取将造币局迁至大阪。此外，他担任首任大阪海关长，开启了大阪海关的历史。1869年(明治2年)辞去官职后，他与本木昌造合作出版了英日词典，并为提高货币信用设立了金银分析所。在纺织业、矿业、制盐业等各个产业领域的发展上也付出了努力。

虽然辞去了官职，但他与萨长藩阀政府联系紧密，在1875年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人在料亭会面交流意见的大阪会议(1875.2.11)以及黑田清隆受到批评的开拓使官有物払下事件中也有牵涉，展现出与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一样的“政商”面貌。此外，他还与大阪实业界人士田中市兵卫(1838-1910)等人一同创立了大阪证券交易所、大阪商业会议所、大阪商业讲习所、大阪青铜公司、关西贸易公司、共同运输公司、神户码头、大阪商船、大阪商船、阪堺铁路等。可以说，他的行为足以被称为“近代大阪经济之父”。3.2.4. 相遇的连锁

292 评价一个人的生平，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笔者个人认为，人生的最低谷和最高峰是其中几个观察点。特别是，一个人在最低谷时所采取的行动，是能够直面其本质的时刻。回顾五代的人生，1863-64年是他起伏最为剧烈的时期。他作为萨摩藩“近代化”的主要旗手，自年轻时就崭露头角。然而，1863年的英萨“战争”给他带来了灾难。他成为了藩和幕府都关注的“不受欢迎”的人物。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急剧的“坠落”。他在该时期于长崎“隐居”，这是危机转变为机遇的时刻。他通过与格洛弗的相遇和交流，为思想的深化和“反转”奠定了基础。五代与格洛弗的相遇，超越了单纯的人际交往，并以积极的连锁反应持续下去。这为1865年萨摩藩派遣留学生以及萨摩藩（五代）与格洛弗的合作项目等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五代的人生时，笔者并未过多关注矿业，但考虑到维新后格洛弗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矿山/煤矿业，可以认为两人的关系密切相连。

那么，格洛弗为何与五代等年轻志士“产生共鸣”呢？现有研究将格洛弗介入幕末时期现实的动机归结为1)追求自身利润，2)追求理想，3)帝国主义视角等。笔者认为，这些动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根据情况而有所侧重。尽管如此，对于格洛弗，是否应该优先考虑格洛弗本人的言论呢？格洛弗称自己为“反抗德川幕府的第一号叛徒”(McKay, 1993)。虽然无法明确他为何对德川幕府的哪些方面持有否定看法，但可以评价他有强烈的动机去反抗幕府的权力。此外，格洛弗晚年高度评价了1866年他作为日本英国公使哈利·S·帕克斯(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访问萨摩的中间人角色。1866年，帕克斯通过这次会面，与藩主岛津忠义及“国父”岛津久光、西乡隆盛、寺岛宗则等人会面。而这次会面是历史性的会面或交涉的场合。

格洛弗的“回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不仅是简单的中介者，更认识到其媒介行为所带来的历史重要性。而对格洛弗而言，五代友厚是与萨摩沟通的主要对象。原本可能因偶然相遇而消失的两人“相遇”，超越了人与人的交往，发挥了作用。它是连接萨摩、格洛弗商会以及英帝国的管道。而这条管道与其他管道相连，成为推动“革命性”变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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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考察报告以怡和洋行、托马斯·格洛弗和五代友厚为中心构成。虽然试图将时代/地点/人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考察报告，但不能自信地说其构想完全实现了最初的目标。笔者尝试捕捉个别要素的连锁反应的一面，但连锁反应的连锁超出了笔者设想的范畴。尽管如此，本考察报告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重新审视19世纪东亚列强入侵时期西方商人（如怡和洋行）的作用。资本是构成一切历史事件基本基础的条件，但在19世纪的东亚，它既构成了基础，又发挥了根本性的驱动作用。其次，重新审视托马斯·格洛弗这一个人物的活动性。超越其个人品格和意图，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19世纪大英帝国全球网络的影响力，他本人也作为该网络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这种联系构成了他活动范围和影响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成为了幕末日本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之一。再次，重新审视五代友厚等萨摩藩士的活动性。现有研究也曾重要地论述了幕末时期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士的作用，但对本考察记所论述的与托马斯·格洛弗的关系，则论述得较为简略。笔者关注了萨摩藩遣英使节团及其核心人物五代友厚与格洛弗的联系，并阐述了其意义和影响。

在撰写本考察报告的过程中，笔者既体会到了将以往零散的知识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喜悦，也认识到了将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叙事所面临的艰辛。虽然困难重重，但笔者期待这种尝试能在其他研究中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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