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东亚地震的终结与开端

日清讲和纪念馆 · 孔道荣 · 梨花女子大学校

引言

考察的最后一天上午，我们乘车约一个半小时从福冈市区抵达下关。125年前，日本的伊藤博文与清朝的李鸿章在此地就甲午战争的终战进行谈判，并最终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清讲和纪念馆面向着一望无际的开阔大海。尽管这里是19世纪东亚秩序发生巨变的生动历史中心，日清讲和纪念馆却显得十分朴素，坐落于下关的一隅。然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亚洲的昔日霸主中国最终承认战败，放弃了对朝鲜、台湾等地的宗主权，近代日本也随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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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清讲和纪念馆前的海景

甲午战争在19世纪末引发了东亚传统力量平衡的地震般变化，打破了儒家世界中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国际和谐，并且是亚洲国家首次被承认为欧洲强国之一（Paine 2003, 3）。不仅如此，甲午战争至今已过一个多世纪，仍然引发着东亚的领土和政治争端（Greve and Levy 2018, 149）。考虑到甲午战争的遗产以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代东亚地区秩序，并且考虑到甲午战争的武装冲突发生在朝鲜半岛，因此，从韩国国际政治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119 发生，从韩国国际政治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甲午战争源于清朝和日本围绕在爆发东学农民运动的朝鲜半岛派兵的争端。1894年，第一次东学农民军起义，4月27日，东学农民军最终占领全州城，朝鲜政府于4月29日召开紧急大臣会议，决定向清朝借兵。5月1日，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军舰和精锐部队等前往朝鲜，并根据《天津条约》告知日本。然而，日本却以“保护在朝侨民和商民”为名，未告知清朝便向朝鲜派兵。李鸿章虽然持续主张两国撤兵，并试图尽量避免武装冲突，但最终两国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拥有近代军事体系的日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大多数先行研究将甲午战争的原因解释为日本在东亚地区崛起以及其经济和地位目标等。除了这种结构性变化之外，考虑到战争于1894年8月1日由清朝和日本双方正式宣战，我们有必要探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朝内部关于主战论和主和论

120 的争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朝鲜问题和国际局势。因此，本文将通过文廷式和李鸿章的声音，分别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清朝内部关于主战论和主和论的争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朝鲜问题和国际局势。

图2. 爱芳第13期学员认真聆听老师关于甲午战争的讲解

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内部的主战、主和对立

121 1894年1月，由于全罗道古阜郡守赵秉甲的贪婪暴政，古阜郡的东学道徒和农民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在3月末击败了政府为镇压起义而派出的官军，并在4月8日于古阜附近黄土岘取得了胜利，4月27日占领了全州。朝鲜政府在接到农民军占领全州的报告后，于4月27日正式向清朝请求派兵。接到派兵请求后，在朝的清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向李鸿章请求出兵。李鸿章命令摄理提督叶志超和摄理总兵卫汝成率领北洋陆军精锐7营渡海前往朝鲜，并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遣巡洋舰“济远”号和“威远”号前往仁川，负责保护侨民和护卫运输船（村田治夫 1997, 75-81）。与此同时，李鸿章根据《天津条约》告知日方，“因朝鲜请求而派兵，待叛乱平息后即行撤兵”。然而，日本却以保护商民为借口，于5月3日派遣了300名士兵，并在5月8日至9日派遣了14艘军舰，增派了2000余名士兵。李鸿章要求日方撤兵，但日方却推迟撤兵，并要求清朝和日本共同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从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日本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向朝鲜派兵且不撤兵，反而增兵，清朝内部因此主张向朝鲜增兵并与日本开战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要理解主战论和主和论，首先需要考察19世纪末清朝内部的

122 政治结构和东学。19世纪末的清朝主要分为洋务派和清流派。洋务派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因此希望与西方列强建立尽可能友好的关系。而清流派则将西方势力的侵略视为对中华体系的严重挑战，主张对外强硬政策，以制定抵御西方侵略的对策（安哲秀 2011, 368-386）。

清朝光绪帝（1871~1908）于1887年开始亲政，但重要国事仍由西太后干预。军机处（皇帝最高咨询机构）以睿亲王为首，总理衙门（外交）以庆亲王为首，分别负责国政和外交。也就是说，军事外交的实权掌握在得到西太后信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总理衙门也只是按照李鸿章的指示行事。帝党对此不满，以实现光绪帝亲政为目标，反对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村田治夫 1997, 123）。根据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这种政治对立结构，洋务派和清流派分别分为支持西太后的后党和支持光绪帝的帝党。此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清流派则以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侍读学士文廷式、礼部侍郎张志锐以及南通才子张謇为

123 中心人物（安哲秀 2011, 368-386）。本文将以实际主导甲午战争的李鸿章的文集，以及清流派人物中曾多次上奏弹劾李鸿章并与李鸿章直接对立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文章为基础，探讨主和论和主战论的争论。

日本增兵后，以文廷式为首的主战派主张积极对抗日本。战争爆发前，文廷式和李鸿章在开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似乎源于对清军军力的认识差异。文廷式持续上奏，批评李鸿章等主和派“主张和解，只图眼前稳定”。他还对中国的海军实力表示自信，认为如果与日本发生战争，清朝仍然能够获胜。

中国海军建设已近十年，

耗资千万有余，北洋海军果真

不能与日本抗衡吗？丁汝昌本是

一介庸才，在法越战争时，因畏惧

敌人而哭泣流泪。委以提督重任，

实在是用人不当。

(石泉 1997, 68)

124 中国练海军已近十年，糜费至千余万，责以一战，亦

复何辞？ 然臣不能谅创始之难也。顾臣所不解者： 倭

人之练海军，亦不过二十年，何以此次出兵，北洋即

不敢与之较？ 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

畏惧，至于流涕。畀以提督重任，实属轻于择人。

事实上，在列强的鸦片战争、亚罗号事件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国内外危机情况下，清朝在19世纪后半期实施了以军事为中心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代表性的军工企业有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还建立了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广东海军等。然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唯一拥有战斗力的只有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海军（金志勋 2012, 212）。

此外，从后来甲午战争中动用的全部海军力量来看，日本联合舰队共27艘，清朝北洋舰队21艘。然而，清朝海军舰艇中，1000吨至7000吨级的船只共有12艘，其余9艘为数百吨级的小型船只。而日本海军的四艘主力舰超过4000吨，其余则混合了1000吨至3000吨级的中大型舰艇。此外，清朝海军7000吨级巨舰的速度为14节，最快18节的两艘为2300吨级。而日本的4000吨级“吉野”号速度为23节，并且

125 大部分舰艇既是巨舰又是快船。在武器装备方面，清朝海军的最大舰艇“定远”号装备了四门30厘米口径的巨炮，口径在10至26厘米以上的火炮共约30余门，其余多为机关炮。日本则以四门32厘米口径的火炮为首，口径在10至26厘米的火炮共装备了200余门（朴英宰 2002, 52-53）。

负责北洋海军的李鸿章似乎对相对处于劣势的清朝军事力量有着更准确的认识。例如，在他赞成设立海岸防御设施的1875年奏折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忧和认识。

西洋人的汽船和电报速度极快，瞬息可达千里

之外，其新式武器比我方强百倍……蛮夷入侵，

变乱如此迅速，中国却仍以旧法应对……此种应

对方式绝无效果。

(梁启超 2013, 162)

因此，李鸿章对清日两国直接军事冲突表现出担忧。日本驻华公使汪荣宝于5月14日指出，“日本似乎在准备大战，我方理应重兵

126 集结，秘密挫败其阴谋”（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63）。然而，李鸿章以战舰数量不足等理由，对增兵持消极态度（戚其章 第二册 1989, 583）。他推迟了清朝的增兵，并命令袁世凯秘密与日本进行谈判。他认为清朝派兵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是日本的阴谋，并告知总理衙门，这种战争并非上策。

致总理衙门，1894年5月15日：

日本人性格多疑不定，若我方

再增兵集结，恐将助长其狡诈之计。因疑忌而

必战，尤非破谋之上策。

(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66)

在发给袁世凯和汪荣宝的电报中，李鸿章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日本不撤兵）最终会动用军队，但李鸿章担心这种增兵会引起日本的疑虑，并称“恐启衅端，有损大局”（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67-170）。他还嘱咐汪荣宝与陆奥宗光和伊藤博文“恳切商谈”（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75）。

127 尽管在军事实力差距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文廷式和李鸿章在朝鲜的属国问题上却持有本质上相同的看法。文廷式认为“中国属国中，朝鲜最为重要”（文廷式 1993, 7），二十余年的朝贡已足够，遵守臣子之礼，若朝鲜发生内乱，中国出兵平定乃是父亲保护儿子的道理（文廷式 1967, 29-31）。在传统的朝贡体系秩序下，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尤其在清朝的朝贡体系中，朝鲜是最核心的国家，因此朝鲜宗主权的丧失也意味着清朝在东亚建立的旧秩序的崩溃。此外，文廷式还写道，“朝鲜是我朝属国，环绕我东三省”（文廷式 1967, 29-31），“若日本乘我无备，潜兵突袭，则损失甚大”（文廷式 1993, 5-6）。他认为，与中国接壤的朝鲜若落入日本等列强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防御线将崩溃，因此主张应增兵巡守南北洋海防，以应对日本占领朝鲜要地并觊觎中国边境的企图（文廷式 1967, 29-31）。

关于对朝鲜宗主权问题，李鸿章也表现出相似的认识。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统辖北洋陆海军，

128 拥有对128个驻外公馆的指挥权，同时自1881年起管辖朝鲜事务，1885年后又通过驻韩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外交，因此可以说他是象征清朝对朝鲜宗主权的人物。为此，当日本推迟撤兵至5月底时，李鸿章曾强硬地表示，如果朝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不承认其为中国的属邦，中国必将兴兵问罪（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226）。

然而，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在于削弱清朝对朝鲜的影响力。1876年签订的《朝日修好条约》第一条虽然宣称朝鲜为自主之邦，但清朝仍一如既往地行使对朝鲜的宗主权。1894年，在清朝出兵朝鲜一事上，清朝致日本的公文中使用了“属邦”一词，日本要求修改，但李鸿章回答说“属邦保护之旧例，不宜扰乱，依日本之承认与否而更改，非是”（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21），从而与日本对立。

到了5月中旬，陆奥宗光以推迟日军撤兵为由，要求两国派遣官员整理和改革朝鲜政府及税收，并训练朝鲜军队以自行镇压叛乱，但李鸿章主张朝鲜的叛乱已经平定，日本

129 根本没有必要进一步介入，从而驳回了宗光的要求（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64）。此外，在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当与日本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时，李鸿章也明确表示，清日两国军队出兵朝鲜、权益谈判、内政改革等朝鲜国家事务中，清日两国无法获得平等待遇。

尽管对清朝的军事实力有不同的理解，但文廷式和李鸿章在作为属邦的朝鲜问题上拥有本质上相同的看法，他们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文廷式预测，由于英德两国在牵制俄国，如果清朝表现出牵制日俄两国的姿态，英德两国自然会帮助清朝。他尤其主张，正如日本与俄国勾结一样，清朝也应与英国联合，镇压日俄两国（藤村道生 1997, 124）。英德两国一直关注阻止俄国的南下政策，因此期待清朝阻止日俄两国时，英德两国会积极援助清朝。

另一方面，李鸿章通过袁世凯谋求与日本谈判，同时请求俄国进行调停。李鸿章不希望日本等他国干涉朝鲜，但很快判断出俄国和英国在牵制日本，但对朝鲜并无野心。根据李鸿章5月17日致总理衙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坚信，由于日本惧怕俄国，如果俄国介入，

130 日本将立即受到控制（东学革命纪念财团 2017, 181）。

然而，尽管俄国进行了调停，宗光仍坚持己见，声称清政府在朝鲜完成内政改革之前，日清两国应等待朝鲜内政改革的完成，或者在日方保证清政府不干涉日方独自进行朝鲜内政改革后，才能撤兵（陆奥宗光 2013, 83-84）。此外，俄国政府认为，日本已派遣大量兵力，且除朝鲜的自主独立外别无他图，因此如果俄国援助清朝，英国可能采取敌对行动，从而失去了积极介入的意愿（吴相湘 1959, 194）。

1894年6月，大鸟圭介要求朝鲜政府迅速要求清军撤离，并废除中朝之间的三项通商章程。朝鲜方面一直持否定态度，6月21日，日军派遣兵力包围景福宫并占领之，7月25日，大院君在日本的威胁下宣布朝鲜自主，并将清军撤兵权委托给日本。同一天凌晨，日军在牙山湾突袭中国海军，战争最终爆发。

最终，围绕着无法调和的朝鲜问题，前宗主国清朝与试图削弱清朝影响力的日本之间的对立，

131 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李鸿章早已认识到日军的威力，极力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由于他自己也无法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最终与日本的谈判破裂。7月24日，日本发出第二次断交书，意味着与清朝断绝关系，李鸿章也不得不准备军事应对（李鸿章 1985, 775）。由此，李鸿章最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自己极力想避免的战争。

清日战争爆发后文廷式与李鸿章的对立

7月25日战争开始后，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外交调停。7月27日，李鸿章在宣战书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先发制人和朝清宗藩关系，主张战后应为朝鲜问题的外交谈判做准备，总理衙门据此向驻华各国公使强调，战争是日本挑起的，朝清的宗藩关系是各国在与朝鲜签订条约时已承认的事实（李鸿章 1985, 817）。这可以看作是基于李鸿章对“万国公法”原有信念的体现。

应遵循万国公法行事。日本若违背万国公法

侵略中国，将难有胜算，故中国应以和平方式应对。

132 根据万国公法的规定，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

是不合道理的。

（李鸿章 1965, 26）

尽管战争已经发生，李鸿章认为，如果其他国家认识到日本是先发制人者，那么在战后谈判中就能占据外交优势。到了9月9日，文廷式联合37名主战派人士上奏，再次提出通过与英德联合来对抗日本的主张。

联衔密陈敌情尀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摺, 1894年9月9日: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

法、德两国亦深忌其兵谋。

故闻英人颇有籍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

艘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

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

者，其主皆特赏宝星； 又任中国购买军火，籍资驭敌

。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臣等愚见，

以为宜及此时，特派亲信重臣与之商议，资其兵费，

使伐倭人。闻英、德使臣皆已微示其意，湖广督臣张

之洞亦经密与商谋，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便可遵办

。倭人既暗约法、俄，何能禁我之密连英德？

133 且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得失甚明，

可无疑义。虽他日或有恃功之意，如回紇之需索于唐，

然两祸相权，其轻于受侮于倭则已多矣。

（文廷式、汪叔子编 下册 1993, 26）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 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

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籍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

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

者，其主皆特赏宝星； 又任中国购买军火，籍资驭敌

。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臣等愚见，

以为宜及此时，特派亲信重臣与之商议，资其兵费，

使伐倭人。闻英、德使臣皆已微示其意，湖广督臣张

之洞亦经密与商谋，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便可遵办

。倭人既暗约法、俄，何能禁我之密连英德？ 且与其

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得失甚明，

可无疑义。虽他日或有恃功之意，如回紇之需索于唐，

然两祸相权，其轻于受侮于倭则已多矣。

然而，在9月15日至16日的平壤战役中，清军伤亡人数是日军的10倍，清军战败，尤其是在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败于日军。由于连连战败，9月19日，李鸿章终于承认北洋海军的战斗力无法与日军抗衡（李鸿章 1985, 1008-1009）。10月10日和12日，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两次向英国公使欧格讷和俄国公使喀西尼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居中调停，以放弃宗主权并允许朝鲜自主独立为条件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约瑟夫 1959, 52-54）。此外，11月初，日军进占辽东半岛，1895年日军占领山东半岛的战略要地，首都北京面临被攻击的危险，李鸿章遂匆忙进入议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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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2月26日，文廷式指出，中国的强弱形势与各国形势密切相关，如果将中国的所有利益都让给日本并签订条约，各国将觊觎并试图均分日本所得，再次主张绝不能和谈。

文廷式也反对和谈。1895年3月，他主张如果割让台湾，将四面受敌，并与台湾巡抚商议保全台湾的计划。特别是当3月28日《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到北京后，文廷式起草奏章，在江南省和江西省分别组织了由54人和120人组成的请愿团。他主张迁都西安，重整军队，与日本对抗（郑在景 2000, 148）。然而，最终在1895年3月19日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下关协商的《马关条约》，于4月17日签订。其内容要点包括：确认朝鲜独立自主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向日本支付赔款、允许中国内地重庆、苏州、杭州等地开埠并享有贸易自由等。通过此，曾称霸东亚的清朝迎来了“百年国耻”，日本的帝国主义崛起开始，亚洲迎来了动荡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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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这里的一日清国纪念馆，可以说是19世纪东亚地震的终结，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长期的亚洲统治权的终结和战争的结束。同时，它也可以说是19世纪东亚地震的起点，因为战争的结束即是亚洲力量格局的变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序幕。

历史事件结束后，对其后世的评价也告一段落，回首往事，评判先辈的决定是对是错，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们常常会做出这样的评价。然而，在聆听了代表清日战争前后主战论和主和论的文廷式和李鸿章的声音后，我认识到，这种对立和争论并非仅仅是政治派别斗争，而是激烈思考的结果。

参观日清国纪念馆的那天，天气晴朗，没有雾，可以看到海对面远处的城市和山峦。距离《马关条约》签订已过去125年，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形势变化呢？在思考着如何解决我们面前的难题时，我离开了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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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 李鸿章在下关留下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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