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害与加害经历的记忆之间

长崎原子弹资料馆 · 郑允珠 · 首尔大学

前言

防空壕11期九州考察的第一个考察地点是位于长崎的原子弹资料馆。我们从福冈机场出发，经过2小时的车程抵达了第一个考察地点——长崎原子弹资料馆。在前往原子弹资料馆的路上，我们怀着对即将通过发表和考察所接触到的1945年“那天”的历史的激动，又略带沉重的心情前行。一个学期以来，在河英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国际政治学的历史和谱系，我学到的最大教训是，国际政治学归根结底是人与国家之间为了和平而建立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和反思20世纪帝国主义以及之后冷战世界秩序中心的原子弹，对于在人类社会播下和平的种子至关重要。因此，以原子弹资料馆为主题进行第一次发言和考察，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沉重。特别是，我至今为止的学习重点分析了原子弹投下的最重要行为者美国，而此次考察我们将要接触到的是日本——他们自视为“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而21世纪的我们“防空壕”成员，则铭记着日本对朝鲜“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经历。我一边思考着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和学习这段历史，一边前往了长崎原子弹资料馆。考察主要分为原子弹资料馆、长崎和平公园以及原子弹爆炸朝鲜人受害者纪念碑的参观。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分别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给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冲击和恐惧。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6.6万名日本人因爆炸和随后的火灾死亡，三天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造成4万人当场死亡。与此同时，原子弹也塑造了美日之间的新秩序，成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正式开启冷战时代的催化剂。此外，朝鲜也因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作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朝鲜，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迎来了非自愿的光复，而朝鲜半岛则沦为了冷战的激战地。

原子弹资料馆的第一个展品也是

正是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02分，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停止的旧时钟。在参观以日本的视角讲述那一天悲剧的原子弹资料馆时，我思考了很多关于美国投下原子弹是否是必要的。对此，

学术界也存在三种观点

原子弹投下的时间定格。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第一种

观点认为美国的原子弹投下是结束战争的必然手段，这是传统主义观点；第二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原子弹投下是美国为了占据国际政治优势而进行的战略使用，这是修正主义观点；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这两种观点的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 view）。虽然不能说哪一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但为了理解围绕原子弹投下的国际政治的隐藏背景，我将基于修正主义的论点，来解释其背景，这与以往的历史教科书所告知的不同。特别是，在此过程中，我将通过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亲笔信以及1979年发现的《波茨坦日记》（Potsdam diary），来探究美国政府的意图。

美国重塑战后秩序的野心

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后，继任总统的杜鲁门组建了“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与曼哈顿计划的28名主要人物共同商议是否决定使用原子弹。临时委员会作为实质性的机构，负责决定原子弹的投下并审议其正当性。临时委员会在5月31日的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应该在拥有核武器优势的同时保持垄断地位。随后，在1945年6月1日，委员会决定不对日本进行事先警告就投下原子弹。委员会认为，在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投下炸弹会更具威力，并以美国在核武器制造方面比苏联领先3至10年的主导权为依据说服了原子弹投下，临时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之后，在6月21日，临时委员会开始为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地区设定两个目标区域。

杜鲁门的这一举动表明了美国在规划和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时，希望在具体解决战后问题方面获得什么。由大国组成的对日同盟并非牢固，因此在绘制战后国际形势图时，各国之间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主导战后秩序方面，美国最大的未来敌人是现在的盟友苏联。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下，学者Gar Alperovitz认为，美国投下原子弹是为了向苏联展示美国的军事实力。此外，美国是一个与战争发生地欧洲分离的大陆。因此，虽然美国在军事上没有处于像战争发生地那样不利的地位，但美国希望在战争结束后也能主导跨大陆的统治原则。美国希望在全球思想界施加影响，它可能描绘了一幅宏大的蓝图来规划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而这种渴望，与传统主义的论点不同，也导致了不必要的原子弹投下这一悲剧。

日本的投降已近在眼前

在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的1944年9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天皇表示“发扬蹈厉，坚守团结，奋起直前”，显示出强烈的战争意志。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最大的变化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但日本帝国却坚持战争。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正走向战争的尾声，各种同盟和结盟并存，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波茨坦会议就是其中之一。波茨坦会议是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导人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在德国会晤，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方向的会议。杜鲁门在波茨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斯大林按照他在雅尔塔的承诺，能够参战对抗日本。对这个紧迫的1945年夏天进行分析的 Hasegawa 关于包括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多边研究，在将美国以外的国家作为主要行为者进行分析方面具有意义，并间接加强了修正主义的立场。Hasegawa 分析认为，苏联的参战比广岛原子弹投下更能促使日本投降，他认为广岛原子弹投下和投下两天后的8月8日苏联参战共同促使日本投降，但苏联参战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苏联的参战和苏日中立条约的破裂，使得日本认为通过与苏联的外交合作寻求和平的途径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这支持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如果杜鲁门总统仅仅等待苏联参战，那么就不会发生使用原子弹这种极端武器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日本当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不利处境。从7月18日杜鲁门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收到了日本天皇关于渴望和平的电报。根据7月18日杜鲁门的日记，他提到了日本天皇发来的“要求和平的电报”（“telegram from Jap emperor asking for peace,”），这表明杜鲁门知道当时日本正在考虑有条件投降，但天皇不退位。

军事上的不利因素的缺失

美国最初发明原子弹并付诸实施，是为了在战争末期对抗德国。认为德国在原子弹研究方面占有优势的美国，匆忙构思并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根据原子弹科学家Szilard的说法，他们最初开发原子弹是为了对抗德国，但随着德国的投降，目标消失了。然而，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认为德国会构成原子弹威胁，但德国却在1945年5月7日宣布投降。尽管他们最初的目标——对抗德国——的理由消失了，但原子弹研究仍在加速进行。

那么，杜鲁门为何认为“可能需要牺牲五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呢？根据1955年出版的杜鲁门回忆录，他证词称投下原子弹是“为了迫使敌人在本土投降，可能要牺牲五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并表示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这符合传统主义观点，认为投下原子弹是为挽救大多数美国人的生命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以此作为迫使日本投降的手段。然而，在6月18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军方人士预测，通过战争造成的美国人伤亡人数“相对较少”，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对此，6月17日的杜鲁门日记中留下了他关于如何应对日本的思考痕迹。卡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为了证明投下原子弹的合理性，表示日本的市民也在帮助生产军需物资，如果不摧毁日本的工业，就必须入侵日本，那样会损失许多美国人的生命。他当时估计会有至少500万美国人的生命牺牲。也就是说，在权衡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利弊后，他决定在“日本没有平民”的情况下投下炸弹。

传统主义者强烈主张的理由是，美国为了结束战争不得不投下原子弹，但修正主义者反驳说，日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死亡的美国人总数不超过30万。美国地处美洲大陆，远离欧洲和东亚等主要战场，除了珍珠港的初期袭击外，没有遭受过严重的攻击。此外，美国是一个从战争中受益于经济增长的国家。战争开始不到四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通过战争发展战时经济的美国，处于极其有利的战争环境中。虽然偶尔有日本的空袭，但很难找到记录表明它们对美国的军事或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这种战争状况表明，与传统主义的论点不同，仓促决定对日本投下原子弹并非军事上的必然。

悼念其他受害者

在参观完原子弹资料馆本馆和长崎和平公园后，我们参观了公园内一处不显眼角落里隐藏着的原子弹爆炸朝鲜人受害者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保护在日朝鲜人人权会”于1979年8月9日建立，但位于公园内一个偏僻的角落。我们循着指示牌找到这里，但指示牌已经很陈旧，字迹也已模糊不清。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在美国投下原子弹时约有1万名朝鲜人死于爆炸，2万名朝鲜人遭受辐射，碑文写着：“我们这些无名日本人民，集资为在这长崎度过悲惨一生的一万余名朝鲜人建造了这座纪念碑。”

在追溯看待原子弹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悲剧性事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时，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反思历史记忆和学习的态度。初次学习和面对这段历史时，我觉得人类的近现代史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因为即使过去的纠葛缠绕着现在，但感觉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却回避着解开这些纠葛。

原子弹的受害

在原子弹爆炸朝鲜人牺牲者纪念碑前

进行悼念

国家，但作为帝国主义的加害国被

铭记的日本，存在着双重历史，因此，有过被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经历的受害国，在记忆历史时，对日本有着不同的记忆。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缺乏对帝国主义的反省，仅仅因为拥有力量就可以进行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扩张的日本的论调，对与受害国保持积极关系构成了巨大障碍。在原子弹资料馆，尽管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加害国，但却以受害国的身份，将重点放在受害经历上，这种论调也显而易见。仅仅因为遭受了原子弹袭击，并不能使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正当化。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努力防止悲剧性历史重演的理性人类社会，并且不能忘记历史反省是其起点。对于过错，应该进行反省，并通过国家层面或国际社会的团结来解决，但从受害国的立场来看，与受害相比，反省总是显得不足。因此，对于原子弹投下这一事件，我们也应该从多角度看待对象。传统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第三种视角，都可能成为事实。就像日本拥有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历史一样。

特别是参观朝鲜人纪念碑时，我深刻体会到了韩国在原子弹投下历史舞台上构建叙事的 M重要性。正如学者John Dower在叙述日本原子弹受害历史时所说，“重要的是‘从内部’传达日本所感受到的情感”，同样，我们也应该借用1945年光复时朝鲜人的视角来看待原子弹投下，提供新的历史叙事。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由于原子弹投下导致日本战败，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将历史解释为带来解放的原子弹，可以说是收到了解放的礼物。但是，那些直接遭受原子弹物理和精神伤害的朝鲜人，以及之后在历史上直接经历了冷战悲剧的朝鲜人，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原子弹带来了解放就欢庆这场人类最大的悲剧事件，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更进一步说，一直以来倾向于从受害者中心思考国际政治的韩国，也应该反思加害和受害的经历。在越南战争中，韩国军队对越南平民犯下的罪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国际社会中，行为者不总是善的。在某个时间点，某个行为者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因此，就像不能只沉溺于传统主义、修正主义等一种观点一样，我们应该时刻从加害和受害的经历视角进行审视，并努力成为国际社会公正的行为者。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结束了在长崎的一天。参考文献：罗钟南、朴一松。2007年。“杜鲁门政府的太平洋战争终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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