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国际政治学

中国国家博物馆 · 朱延廷 · 首尔大学

引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了从史前时代到现在的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以19世纪为界，分为其之前的古代中国历史的辉煌以及之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努力这两个大的主题。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的展览，从上古时代及夏商周的古代史到清末，通史性地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其中宋朝时期的展品比任何时期都更加宏大华丽，并且充满了反映科技发展的文物，使人能够推测宋代所达到的发展程度。

考虑到国家博物馆所展示的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文明水平，由于对北方民族国家在军事上的劣势而签订“澶渊之盟”，并被驱逐到南方的情况，使得对宋的实际情况产生了二元化的评价。虽然在社会、经济、文化上取得了高度发展，但由于军事上的脆弱性，最终导致宋在东亚的影响力缩小这一点被强调。特别是，在军事上惨败于野蛮、禽兽般的北方民族国家，并被压缩成南宋的宋朝历史，与非军事领域的发展形成对比，常常被戏剧性地认识。

北宋末年，有一幅生动描绘首都开封景象的画作，名为《清明上河图》。中国没有国家宝藏制度，但如果存在的话，这幅画将名列第一号国家宝藏。虽然关于这幅画的创作年代存在争议，但通常认为是在1120年代初期绘制的。城门内主要描绘了街上林立的商店里买卖商品的人们、在餐馆用餐的人们、以及拉着满载货物马匹和车辆在街上移动的人们的生活场景。城门外，停泊着或航行着推测为运送物资的大型船只，连接江河与陆地的桥梁上，无数人正在忙碌地穿梭。城门处还有背着货物的骆驼，可以推测当时与西域也有交流；一位戴着帽子的高丽人，在随从的簇拥下，也出现在开封的街头。尽管在1127年金朝入侵导致北宋灭亡，在南宋退却之前，这幅画却给人留下了极其活跃、华丽且国际化的印象。

以11至12世纪世界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来看，《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开封景象，堪称理想城市的典范。高大华丽的建筑，连接江河与城市的桥梁，市场经济活动，几乎看不到贫困或生病的人，画中无数人衣着整洁，举止得体，城市和平而干净。此外，几乎没有士兵出现，这表明在没有公共权力等上位控制的情况下，开封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秩序（Hansen 1996；金敏镐 2006）。事实上，宋朝是11至12世纪世界经济中最发达的国家，当时宋朝出现的社会经济变化，其程度足以被称为革命，给世界体系的发展带来了变革。摩德斯基将宋朝定义为近代世界秩序的萌芽，并将其视为西方国家（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主导世界秩序之前的世界体系革命的一个时期。他认为，宋朝的各种发展不应仅被视为中国内部的增长动力，而应被视为世界水平上近代发展的早期形态。

如果依据摩德斯基的观点，宋朝应该以其作为统治世界的帝国的威严而闻名。然而，在与辽和金的军事竞争中落败并被驱逐到南方，这与宋朝在社会经济上实现了世界性革命的地位似乎不符。当时世界官方经济网络的路线是开封-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连接网络，开封在世界经济的供需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仅从纯粹的视角，分析一个在现实主义力量作用下的国际政治时期，那么无法抵挡野蛮的金朝的军事入侵而突然灭亡的这一戏剧性历史，可能会导致对宋朝力量的低估。

另一个特点是，在描绘开封的日常生活时，包含了四名高丽人。正如画中几匹载货的骆驼可以推测出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活跃的交流一样，画中的高丽人一行也让人推测出宋朝与高丽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交流。自1070年代复交以来，宋朝与高丽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建立了活跃的相互关系。政治上，高丽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特别是北宋在灭亡于金朝前夕的1123年派遣使节团到高丽，高丽根据朝贡体制给予了极其隆重的接待，这表明宋朝与高丽的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宋朝与金朝之间运作的秩序。

《清明上河图》使得对宋朝的国际政治解读变得相当有趣。尽管存在关于《清明上河图》是嘲讽被蛮夷的金朝所败的宋朝，或是怀念作为中华的宋朝的争论，但考虑到摩德斯基所揭示的宋朝的地位，《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开封景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那么，如何解释宋朝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与高丽的关系？在共时性体系中，秩序的维持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考察。费尔班克和罗萨比的模型，作为分析天下秩序的代表性方法，分别以“朝贡”和“力量”为中心，只看到了秩序的一个侧面。这或许在把握最典型的特征方面有所用处，但其在捕捉天下秩序所展现的历史的动态性方面也存在诸多局限。

本文将从《清明上河图》出发，探讨宋朝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世界级发展并形成了稳定的国内秩序，但在与北方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关系中，在处理外部秩序的过程中宋朝走向衰落，并在此过程中初步分析“力量”、“利益”和“道义”共同作用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整体运作原理。

《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很奇怪

《清明上河图》与其说是描绘首都开封整体景观的风景画，不如说是展现开封作为商业、经济上活跃地点的风俗画。以江河港口及其附近的城门内为中心，挤满了运送物资的船只，通过桥梁运送物资和移动的无数人群，以及城墙内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给人一种城市充满活力的感觉。此外，许多商店和餐馆的建筑都建有多层，繁华的市场景象被详细描绘，人们的衣着整洁，有些人还享受文化娱乐活动，总体上可以看到开封人民度过稳定一天的景象。

仅从《清明上河图》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和北宋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了相当高的繁荣。然而，在与北方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平衡竞争中最终落败，并被驱逐到南方，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不平衡。宋朝的历史与《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景象之间的不一致，也引发了关于《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争论。特别是，如果将《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定在北宋灭亡前后，那么关于《清明上河图》是源于对宋朝的怀念的讨论就出现了。人们对开封不仅有活跃的市场经济活动，而且在庞大的人口数量下仍然保持着稳定而干净的秩序感到疑惑。因为按照画中所显示的人口密度，城市应该是拥挤、贫困且犯罪频发，但《清明上河图》中的开封并非如此。一些将画作创作时间定在1100年代中期，即北宋灭亡之后更晚的时期，认为画中所描绘的生活风俗并非宋朝时期所画，而是在金朝和元朝掌握天下秩序的过程中所画，因此并非真实景象，而是出于怀旧之情。他们主张《清明上河图》并非写实，并指出其可能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Hansen 1996, 190-194）。

然而，考虑到下一章将要阐述的摩德斯基的长期周期理论中宋朝的地位，开封作为社会经济上的世界级全球城市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开封景象很可能接近当时的真实面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北宋败给了野蛮的金朝呢？正如摩德斯基所主张的，宋朝作为近代世界秩序的先行指标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能力和相对较弱的军事能力，是宋朝作为霸权国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但最终，北宋作为主导力量所提出的发展模式，因在军事竞争中落败而影响力衰退。开封这座城市本身的特点被认为是导致军事力量和防御能力脆弱的原因之一。开封位于黄河沿岸的平原地区，缺乏可以保护城市免受攻击的山脉等自然环境。如果北方骑兵入侵，据说几天之内就可以渡过黄河抵达开封。因此，从国防角度来看，开封相比于洛阳或长安，在安全方面存在脆弱性。尽管如此，宋朝以漕运便利为由将开封定为首都。他们认为，在考虑物资的供需基础时，利用水路比陆路更有效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比前朝部署了数十万的军队驻守北方地区，认为通过漕运向北方军队供应粮食物品，就可以实现国防安全（金敏镐 2006, 321-2；Twitchett and Fairbank 2009, 222）。虽然开封在安全方面并非理想的首都，但就首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它具备有利的条件。

开封的地理条件无疑是影响宋朝高度社会经济增长的环境因素。然而，由于未能得到军事上的支持，宋朝作为近代国际秩序先行指标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可持续性方面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管理北方民族和高丽等周边国家的问题上，在混合了罗萨比模型（北方民族、军事）和费尔班克模型（高丽、朝贡）的情况下，由于在与北方民族的竞争中军事失利，北宋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宋朝处理国内秩序：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

根据摩德斯基的长期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K-Wave）的先导部门的兴起和增长与霸权国的出现和衰落是一致的，当先导部门发生技术创新时，世界经济会呈现出发展的循环。先导部门的技术创新集中发生在特定地区和国家，引领先导部门的国家通过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规范体系而崛起为霸权国。也就是说，引领K浪潮先导部门的国家将占据世界霸权。摩德斯基将北宋-南宋时期置于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世界霸权兴衰的最前端，认为世界体系在宋朝时期进入了近代阶段（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宋朝是11至12世纪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是一个展现社会经济变革重要面貌的国家。这不仅可以从中国内部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而且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宋朝的经济革命作为世界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兴起，具有重要意义。宋朝出现了市场经济，并且中国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这可以归因于经济和技术模式的变化，足以被称为中世纪的革命。这包括农业和灌溉、货币、市场结构、城市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930-990）、市场经济网络构建（990-1060）、政治行政体系构建（1060-1120）、全球贸易扩张（海洋贸易扩张，1120-1190）这四个K浪潮的先导部门由宋朝主导（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159-170）。

当时世界正处于国民国家、企业体、世界水平网络等早期形态的组织阶段。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管理更加便捷，跨越海洋的通信技术得到发展，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革命性技术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些物理条件的进步，为了在实际社会经济领域得到发展和组织化，需要1）国家层面出现市场形态的组织，2）通过全球互动逐步组合世界结构，3）最重要的是，需要能够满足经济供需的人口（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143-146）。

宋朝展现了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增长态势。特别是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建立了能够管理人口的政治经济组织和体系，并且由于其数量和质量的规模及发展程度达到了世界水平，宋朝国家层面的巨量人口和市场组织占据了世界经济供需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以连接大陆和海洋的技术发展为基础，在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主导了全球贸易体系。

也就是说，人口的急剧增长是宋朝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原因。从980年的620万户增加到1101年的1750万户，户数增加了一倍多。结果如<表1>所示，1100年代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宋朝的人口。宋朝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农业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契机。宋朝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促进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Deng and Zheng 2015）。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城市化也迅速推进。当时世界20个主要城市中，有7个是宋朝的城市。也就是说，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对正在世界范围内萌芽的近代国家、社会、经济组织在宋朝发展到世界水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表1> 800-1100年世界人口中中国人口的比重

人口

世界 中国 中国

年份

(百万) (百万) (% of the World)

800 220 50 23

1000 265 60 23

1100 320 100 31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146)

从<表2>可以看出，1100年左右宋朝和东亚周边国家的人口规模。宋朝与周边国家的人口规模根本无法相比。960-1125年宋朝人口约为1.2亿，而日本为600万，高丽为300万，辽为380万，女真为100万。与周边国家相比，在基本规模上就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革命性发展，宋朝与辽、女真在国家发展水平上存在无法相比的巨大差距，但为何在政治军事上与北方民族国家保持平衡，这一点非常有趣。

<表2> 1100年左右东亚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的人口

政治单位 年份 人口

(百万)

宋 960-1125 120

日本 6

高丽 935-1392 3

辽 930-1125 3.8

女真 1069 (1115-1234) 1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150)

宋朝处理国际秩序：军事竞争的失败

宋朝是在唐朝灭亡、经历五代十国分裂之后出现的。宋太祖自963年起，试图在扩张领土的同时巩固宋朝的基础。太祖深知北方势力的实际威胁。他所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应对与辽的直接对抗，以及如何避免对北方附属国的攻击升级为与辽的全面战争。宋朝建立初期，朝廷的决定是，在与北方势力进行军事对抗之前，先吸收南方各国的财富和人力资源（Twitchett and Fairbank 2009, 221）。

<表3> 宋朝与辽的军事力量对比

宋 辽

年份 总兵力 帝国军队 骑兵部队

(千人) (千人)

(千人)

968-976 378 193

969-983 36

995-998 666 358

1017-1021 912 432 Before 1031 61

1041-1048 1259

1064-1068 1162 663 1078-1085 612

1101-1125 76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5, 152)

如<表3>所示，宋朝的军事力量在数量规模上非常占优，但问题出在质的方面。与北方民族进行军事对抗时，重要的部分是能够对抗北方骑兵的机动性，而宋朝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尽管宋朝士兵的骑马技术较弱，但由于首都开封周边是平原地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北方骑兵的攻击。

辽国对宋朝的军事策略是利用马匹和骑兵进行打了就跑的战术。实际上，辽国拥有约50万匹优良马匹和骑兵，而宋朝拥有的马匹和骑兵数量仅为辽国的1/3，约为19.3万匹。辽国士兵不仅骑术精湛，还以高超的箭术和机动性作为武器，威胁宋朝以步兵为主的军事力量。辽国利用其惊人的速度进行攻击和撤退的战术，使宋朝陷入困境。宋朝建立初期，在开封为中心，宋朝与南北方多个王国并立的情况下，宋朝采取了先征服富裕但军事薄弱的南方王国，并向南方扩张的帝国姿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Twitchett and Fairbank 2009, 221-222)。

宋朝的出现和北方势力的扩张，与西夏一起形成了东亚的三方均势体系。10世纪60年代初至970年代末，宋辽之间几乎没有对抗，但979年宋太宗征服北汉后，开始显露出北进的野心。对此，辽国从980年开始对宋朝发动了长达6年的攻击。结果，边境地区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对河北地区地主减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等，宋朝在国内遭受了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在战争期间，宋朝持续向高丽请求军事援助，但未获得任何帮助，而女真和高丽反而与以辽国为宗主国的关系，西夏则背弃宋朝而归附辽国，导致辽国在北方扩张和强化了其霸权，宋朝在国际政治上也承受了损失。最重要的是，宋朝朝廷内部开始出现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处理辽国问题的声音(Twitchett and Fairbank 2009, 247-251)。

1004年，辽国对宋朝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辽国在6天内抵达了距离开封不到200英里的澶渊地区。辽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持续和深化战争，创造有利于己方的和平条约签订机会。在条约签订过程中，辽宋两国就归属于 कोणता地区（Kuan-nan）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宋朝以每年向辽国支付金钱作为代价，辽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上做出了让步。通过这一过程，宋朝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Shan-yuan条约），其基本内容是宋朝每年向辽国提供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并相互尊重边界。对于作为中华和天子之国的宋朝来说，在与异族的关系中，通过金钱补偿来最小化军事对抗，虽然是屈辱的，但这可能与宋朝通过外交手段处理辽国问题的战略有关。然而，宋朝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弥补军事劣势的战略是不可持续的。1126年，宋朝遭到金国的侵略，被迫南迁，建立了南宋(Twitchett and Fairbank 2009, 260-267)。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与北方国家之间军事因素的作用很强，但与高丽之间则一直保持着礼仪性的联系。虽然高丽与辽建立了朝贡封册关系导致宋高关系恶化，但在1071年两国恢复邦交，之后到北宋灭亡的1127年为止，宋与高丽之间基于事大字小原则的关系得以持续。从《清明上河图》中出现高丽人戴着帽子率领脚夫们在开封街头行走的景象来看，可以推测宋高两国交流十分频繁。在宋朝时期处理周边国家政局的问题中，随着辽的兴衰和金的崛起，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他们的军事关系，并通过礼仪来管理与高丽的关系。虽然与高丽的关系相对成功地维系了下来，但由于在处理与辽、金的关系上失败，宋朝的影响力不可避免地缩小了。

宋朝的霸权模式与国际秩序的复合运作原理

从宋朝的霸权模式可以看出国际秩序的多个方面。宋朝在技术进步和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国内环境下，通过管理、组织和整顿，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由于其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宋朝成为了世界经济网络的中心，对世界产生了影响。这是在处理国内秩序的过程中，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的。

然而，在处理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宋朝的霸权模式却失败了。虽然与高丽的礼仪性关系得以维持，但在军事因素发挥作用的与辽国和金国的北方民族的关系中，宋朝因无法克服军事劣势，最终未能完全成为东亚的压倒性帝国。宋朝以其自身实现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与世界进行互动，成功地开展了以“利”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以“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在高丽关系中得以运作；但在以“力”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中却失败了，导致宋朝未能将其在社会经济领域拥有的潜力扩展到国际政治层面，最终被北方国家所压制。

对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礼”运作的费尔班克模式（Fairbank 1968），另一类是强烈反映“力”的逻辑的罗萨比模式（Rossabi 1983）。由于宋朝与北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一时期维持天下秩序的动力普遍被认为罗萨比的模式更具说服力。然而，正如摩德尔斯基所指出的，宋朝在社会经济领域的 But the high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operation of norms and rituals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ryeo, as sh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ryeo, cannot be explained by Rossabi's approach. Considering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world order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tate for about 150 years even after being driven to the south of the Song Dynasty, analyzing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ol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competition seems somewhat insuffici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omplex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ere the logic of interest and norms can be weakened by the logic of power, and where the logic of interest and norms can persist even under the logic of power. Re-examining the reality and status of the Song Dynasty, starting from the "Qingming Shanghe Tu", is meaningful in that it can provide clues to the complexly operating world orde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sed on power, interest, and righteousness. References Kim Min-ho. 2006. “A Record of Customs and Prosperity in Kaifeng, Northern Song: Meng Yuanlao's 'Dongjing Meng Hua Lu'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Vol. 47.

Reading.” 『中国文学』 47.

Meng Yuanlao, translated by Kim Min-ho. Dongjing Meng Hua Lu. Seoul: Somyeong, 2010. Deng, Kent and Lucy Zheng. 2015.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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