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特稿 专题评论系列】② 探索中国新的全球角色:对美战略与朝鲜半岛
编者按
EAI中国研究中心所长李东律(同德女子大学教授)分析认为,中国正展现出重大的范式转变,即以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和能力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方位外交构想,以寻求在混乱的国际社会中扮演新角色。但他指出,全方位外交仍侧重于制衡美国,并预测如果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人权和民主等核心利益上持续施压,中国实现其全球角色构想也将受到限制。此外,他指出,在中国的新的外交范式中,韩国正从合作对象转变为地缘政治层面的管理对象,并强调韩国应首先通过循序渐进、务实的接触增进韩中相互理解,寻找共同点,而不是追求中国可能难以接受的对朝政策目标。
Ⅰ. 探索中国通过五大能力扮演“新角色”及其局限性
中国对2025年的国际形势表达了担忧和警惕。国际社会担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将加剧,冲突、分裂和对抗的风险也将增大,导致局势复杂混乱。特别是,在中国即将迎来特朗普第二任期之际,中国警惕美国主导的“脱钩”、单边主义和意识形态攻势。尽管如此,中国声称将在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寻求新的角色,并具备这样的能力。中国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性冲突和挑战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期待也在增加。
中国提出了和平、团结、开放、公正、包容的五大能力,并主张将扮演新的国际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c)。中国基于五大能力细分外交对象和战略,并提出在混乱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新角色的构想,这是对现有中国外交范式的重大转变。中国传统上一直维持着将外交对象区分为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舞台等,并根据时期和议题确定对象优先顺序和具体外交战略的范式。然而,中国提出了一种基于自身能力设计外交对象和战略的新外交范式,这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中国传递的信息是,它认识到自己拥有或能够拥有全球领导者的身份、地位和能力。在此基础上,中国表示将不再刻意区分外交对象和舞台,而是面向全世界展开全方位外交。
王毅外长连续第13年出席并发表讲话的“202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其2024年的主题是“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d)。正如研讨会主题所示,中国在警惕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其抓住全球领导力真空期并扩大自身作用和影响力的意愿。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也再次提及了1997年首次提出的“负责任大国论”。也就是说,他表示将在混乱复杂的世界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人民日报 2025年01月01日)。
中国设想的新角色议题也得到了具体阐述。例如,王毅外长将中国通过和平能力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四大热点地区列为俄乌战争、巴以战争、朝鲜半岛以及缅甸问题。然而,在这四大热点地区,中国至今都强调“建设性作用”和“政治解决”具有共同点。中国所谓的“政治解决”背后实际上是想突出“美国责任论”,因此难以视为中国意图发挥实际作用的新意愿的表达。尽管王毅提到了通过四大热点发挥“建设性作用”,但中国在解决包括两次战争在内的主要议题中,其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总之,与其说中国正在构想主导性和先发性的新角色,不如说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后,在两次战争和朝鲜核问题等领域可能出现新尝试和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为维持影响力以应对美国、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实际上是对美战略层面的准备。
中国虽然表达了在混乱的国际局势中扩大作用和影响力的意愿,但现实中,由于中国面临复杂的国内难题,其扩大全球角色的意愿在2025年仍将受到限制。特别是,中国面临着在应对特朗普政府回归这一不可预测的新挑战的同时,必须优先考虑经济复苏和政权稳定的现实。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也强调,中国经济面临着新形势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并且必须在2025年完成“十四五”规划。
自习近平执政第二任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一直以国内发展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共产党政权为重点。中国制定并提出了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2049年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发展规划。在此过程中,中国设定了中期目标2035年,以及在2024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新提出的发展阶段——建国80周年即2029年,并提出了分阶段实现发展成果的规划。因此,外交战略也必须集中于为实现这些分阶段发展规划创造有利的对外环境和条件。中国在实现长期发展规划过程中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挑战是,在规避美国“脱钩”和“去风险化”攻势的同时,确保发展权。中国构想的国际社会新角色和全球领导力,最终也必须是确保发展权的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
Ⅱ. 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及战略
1. 对美外交四大红线的困境
中国对美外交也与国家长期发展规划相呼应,基本以长期战略为主导,追求连续性而非变革。中国强调对美外交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回归成为中国长期对美外交战略的新变数和重大挑战。中国在2025年面临着外交难题,即必须集中精力管理经济状况,同时又要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回归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基本认为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长期竞赛,并试图通过尽可能拖延来稳定中美关系。中国回顾了2023年与拜登政府举行的旧金山峰会为战略沟通与合作奠定的基础,并强调两国间的对话、管控分歧、增进互信和扩大合作。中国希望与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保持稳定关系。
然而,中国难以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将从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对华展开攻势,以及其最终目标是什么,因此中国在审慎判断的同时,也在为各种可能性做准备。中国可能的前提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从执政初期就将展开持续而强硬的对华攻势,并在此过程中,尽可能规避冲突和对抗,寻求以管控局势为中心的应对策略。同时,一旦抓住机会,中国将试图发挥五大能力,拓展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作用。
然而,中国在体制特性上,在难以灵活稳定应对的领域,如果美国的攻势持续,将面临应对上的困境。即中国在2024年秘鲁利马中美峰会和王毅外长演讲中接连向美国提出的所谓台湾问题、体制与制度、民主人权以及发展权这四个红线,恰恰反映了对美外交的困境。中国追求与美国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发展,但同时也在事先警告美国不得越过这四个红线。这四个红线比以往的安全、主权、发展三大核心利益更为具体,并更强烈地反映了中国对政权安全的担忧。总之,中国向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传递的信息是,它最警惕的是针对其政权的攻势,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尽管如此,如果特朗普政府越过红线持续施压,习近平政府不仅没有多少灵活应对的空间,而且将面临更难摆脱冲突和对抗这一最坏局势的困境。可以说,中国追求的新全球角色构想的实现,取决于如何管理“特朗普变量”这一重大障碍。
2. 基于五大能力的“全方位外交”的利弊与挑战
中国在担忧和警惕特朗普回归可能引发的国际新紧张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对全球领导力真空期带来的新机遇抱有期待。中国设想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执政后,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并试图积极利用这一缝隙,推进全方位外交。
王毅外长在提出全方位外交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与俄罗斯、欧洲、全球南方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BRICS)、G20等的多边合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方向和战略。中国声称将以此发挥五大能力,扩大在国际社会的作用。然而,现实中,中国展开全方位外交的背景和目的以对美战略为中心,反而带来了不少挑战。
为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攻势,中国一方面寻求周边地区稳定,另一方面也试图尽可能扩大盟友。特别是,中国似乎正在集中精力发展与日本、印度、越南等周边地区大国的关系。这三个国家在拜登政府时期,积极响应美国构建对华遏制网络,并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系。然而,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推行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例如对盟友施加关税压力和要求增加防务开支,中国就期待以周边国家为中心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网络可能出现松动。
中国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正积极主动地与周边地区大国发展关系,以争取友好力量。中国与日本接连举行首脑会谈和外长会谈,并正在积极推进关系改善,例如考虑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特别是,中国在2024年12月与印度举行了时隔五年的特别代表会议,以解决两国冲突的根源——边界问题,并就加强边界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六点协议,这具有象征意义。
在对欧关系方面,中国也期待其一直以来强调的外交自主性扩大这一诉求能够得到回应。此前,包括欧盟(EU)在内的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以人权、环境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为由,与美国一道向中国施压。然而,中国期待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试图对欧洲施加关税压力,并且如果俄乌战争能够及早结束,对华施压的联合阵线可能会减弱,因此中国正积极向欧洲国家展开外交攻势。
中国最近再次强调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并积极开展对全球南方的外交,其背景也存在对美战略。中国强调“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团结”,实际上暗示了为应对美国的“去风险化”攻势,将积极推进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全球南方”的外交。中国关注“全球南方”的原因,在2023年7月举行的第13届金砖国家安全问题高级代表会议上,王毅外长的演讲得到了充分体现。王毅主张,追求独立和自强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背景,发展和复兴是历史使命,公平和正义是共同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总之,中国希望通过与全球南方合作所追求的关键词是独立、发展、公平。也就是说,中国将全球南方视为应对美国主导的“干涉、技术控制、单边主义”,并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合作对象。
然而,关于中国是否拥有能够发挥其所主张的团结能力,并能够团结和领导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能力和正当性,存在疑问(李东律 2024a)。首先,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认同感或团结意识并不强。而且,尽管中国声称自己是“天然”的全球南方一员,但实际上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对此表示质疑,并且并未对中国表示一贯的支持。中国对全球南方积极外交的背景,与其说是想扮演全球领导者的意愿,不如说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全球南方的关注和支持减弱,中国国内也可能出现关于全球南方外交的成本效益和有效性的争论。
总之,习近平政府提出了通过基于新全球能力的全方位外交来加强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构想。然而,全方位外交在现实中仍然集中于削弱或制衡美国的对华施压和攻势。而中国阻止美国攻势的最重要目的,也是为了给确保发展权、维护和加强政权提供有利环境。中国未能提出能够引导国际社会支持和认同的普世价值、标准和公共产品,以利用美国全球领导力真空期。中国也缺乏足够的手腕、资源和内部力量来扩大新的机遇和外交空间。如果中国新提出的五大能力仅仅停留在外交辞令,或者被视为优先考虑中国国家利益,反而可能激起更强烈的反华情绪。
Ⅲ. 中国对朝鲜半岛的认知变化与韩中关系
中国外交范式的变化也反映在对朝鲜半岛和韩中关系认识及战略构想上,并正在发生渐进但重要的变化。在中国新的外交范式中,韩国正从重要的合作对象转变为需要从地缘政治层面加以管理的安保对象。中国对朝鲜半岛认知的重大变化是在近几年逐步发生的,并在2024年王毅外长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体现出来。王毅将朝鲜半岛与两次战争并列,视为需要发挥中国和平能力加以管理的重大热点问题。这表明中国将朝鲜半岛问题视为重大的全球性课题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最终将朝鲜半岛问题归结为朝鲜核问题,并从全球战略和对美战略层面而非韩中双边层面进行认识和寻求对策。
中国在提及2024年周边外交成果时,详细列举了东盟六国、中亚五国以及地区大国印度、日本,并阐述了具体的合作内容、关系发展的成果和意愿。相反,唯独对韩国和朝鲜,甚至没有提及双边层面的内容。尽管在2024年韩中日首脑会谈后,韩中关系取得了新的突破,对话和交流也日趋活跃,但唯独缺少对韩中关系的提及,这表明中国对韩国的战略认知可能与我们的期待存在差异。在韩国国内“嫌中”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对韩国的战略期待和关注正在减少。
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中,与朝鲜半岛相关的提及次数异常减少。在2022年巴厘岛和2023年旧金山中美首脑会谈后,与美国不同,中国官方声明中连续异常地未提及朝鲜半岛。在2023年王毅外长的两会记者会上,也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时隔五年举行的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也没有提及朝鲜半岛问题。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国内对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周边外交相对成为对美战略的次要变量。特别是,随着韩国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安全合作,中国更加从对美战略层面认识和处理朝鲜半岛及韩中关系。
然而,在2024年的两会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在回应韩国记者提问时,时隔许久再次提及朝鲜半岛。王毅异常地直接提及朝鲜半岛的战争,表示“世界已经够乱了,不能再让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和动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a)。2024年5月中俄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也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声明中包含“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可能加剧与朝鲜对抗,导致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升级的军事威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b)。中俄两国在朝鲜问题上,超越了以往的“美国责任论”的论调,提及了美国的盟友韩国的责任。这再次确认了中国将朝鲜半岛问题视为中国重大的安全关切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政府警惕朝鲜接连不断的挑衅导致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定,并可能因此加剧作为缓冲地带的朝鲜的政权不稳定以及美国影响力的扩大。
中国一方面需要管理与朝鲜的关系以遏制朝鲜的挑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需要与韩国沟通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中国希望通过与韩国对话和关系恢复,就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形成共识,并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执政前的先发制人应对措施,向韩国传递改善关系的信息。
习近平政府在解决朝鲜的军事挑衅和核问题方面,不太可能发挥韩国所期待的作用。特别是,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在领导力真空期面临的韩国被绕过,反而与朝鲜直接对话,那么中国国内对韩国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也可能进一步下降。不能排除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即美国和中国两国都实际上“跳过”韩国,导致韩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被削弱。更糟糕的是,如果国内领导力真空期长期化,可能会错过及时、迅速应对这种异常局面的“黄金时间”。
中国基本维持着以稳定朝鲜半岛为目标的管理型政策,但在预计到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重大局面变化时,也曾尝试过政策转变和积极行动。即在美国加强对华攻势的局面下,如果判断作为缓冲地带的朝鲜政权危机迫在眉睫,以及当预计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和影响力将显著减弱时,中国会通过积极介入来管理和稳定局势(李东律 2024b)。
韩国需要采取循序渐进、务实的接触方式,首先寻求增进相互理解,寻找共同点,而不是追求中国因结构性因素而不可能接受的目标。特别是,韩中两国刚刚结束了“萨德”冲突后长达八年多的僵局,正要开始新的对话,尽管从时点上看,朝中关系表面上有所疏远,但试图改变中国对朝政策基调以符合韩国期望的做法并不现实。
在不稳定且不可预测的国际局势下,需要基于对朝鲜半岛局势大图景的构想,谨慎地制定分阶段的执行战略,以期能够维持和利用两国近期寻求的关系改善的火种。现实中,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执政后,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并且担忧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情况下,首先应在应对和管理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层面上,与中国建立一定的共识,并推进战略沟通的制度化准备,这一点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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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律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所长,同德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
■ 负责人及编辑:朴汉秀_EAI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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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