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 议题简报] 准确解读朝鲜对韩路线的转变:大韩民国的毁灭 vs. 金正恩政权的终结
编者按
EAI理事长河英善(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和EAI首席研究员金良圭分析认为,朝鲜将朝韩关系重新定义为交战国关系并转变对韩路线的背景是,朝鲜在未能有效应对美国的延伸威慑的情况下,采取了以威胁韩国为次优选择的“朝鲜式定制核威胁战略”。作者们建议,韩国应通过与美国进行核磋商并加强联合安保能力来应对朝鲜式的核威胁战略,同时制定保障非核朝鲜生存权和发展权,并支持其信息化、知识化的复合模式,促使朝鲜寻求自主发展和共生。
朝鲜宣布对韩路线进行“根本性方向转变”,核心是“敌对国家关系”,并提及战争可能性,由此引发了国内外对其背景的各种混乱讨论。为厘清这些混乱,本文首先在朝鲜对韩路线演变史的脉络中,简要梳理去年12月末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8届第9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对韩路线的变化。其次,将朝鲜新提出的“大韩民国的毁灭”与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为应对朝鲜核威胁而提出的“定制延伸威慑战略”中的“金正恩政权的终结”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最后,提出超越当前“终结”与“毁灭”论调,为构建新的朝鲜半岛和平繁荣体制,韩国应推进的四大复合政策。
1. 对韩路线的根本性方向转变:大韩民国的毁灭
金正恩委员长在去年年末的会议上提出了“基于对充满不信任和对抗的惨痛朝韩关系史进行冷静分析,在对韩部门进行根本性方向转变的路线”(《朝鲜中央通讯社》2023/12/31)。他解释称,理由是韩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政权都以“对朝政策”或“统一政策”之名,实际上追求“吸收统一”或“政权颠覆”,这与朝鲜“基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祖国统一路线”相冲突。此外,他主张,在社会文化上“混杂着洋基文化”,在安保上依赖美国的韩国,不过是“半身不遂的畸形体、殖民地附属国”,与朝鲜“不再是同族关系、同质关系,而是彻底固化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交战国关系”。
金正恩委员长在最高人民会议第14届第10次会议施政演说(《朝鲜中央通讯社》2024/01/15)中警告称,在与最大敌国韩国相邻的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剧军事紧张,通过物理冲突扩大战事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战争将“以彻底毁灭大韩民国这一实体并使其终结”告终,并扬言将“给美国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和失败”。2月8日,他在国防省演说中称,将韩国规定为朝鲜“最危险的第1号敌对国家、不变的主敌”,并将“在发生类似情况时侵略韩国领土”定为“国是”,并表示“由于‘同族’这一修辞性表达而不得不”与韩国进行形式上的对话或合作的“不现实的桎梏已被主动摆脱”,并获得了“随时可以打击并毁灭的合法性”。
朝鲜自2022年4月25日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阅兵式起,就已区分于传统意义上为遏制和防御美国军事威胁的核武器的“第1使命”,提及了从进攻角度出发的核武力的“第2使命”。2022年9月8日,在修改2013年4月1日通过的以第1使命为中心的核武力政策法令时,新加入了作为第2使命的“在遏制战争失败的情况下,击退敌对势力的侵略和攻击,并为实现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执行作战使命”的内容。然而,在提及2022年核武力的第2使命时,尚未正式提及“大韩民国的毁灭”。因此,朝鲜的“大韩民国毁灭论”是为了明确展示对韩路线转变而提出的新表述。
从历史角度回顾朝鲜对韩路线的变化,第一个时期是1948年后推进的“战争统一路线”,其具体表现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第二个时期是1964年第四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的“革命统一论”。这一路线转变的核心因素是国际变量。美国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但随着中苏矛盾的加剧,朝鲜难以再推进类似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战争统一路线。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上优于韩国的朝鲜,转向以革命路线为优先的方向。1972年《7·4南北共同声明》的三个基本原则——反外势、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也是这一路线的具体体现。
朝鲜将第三个时期,即继战争统一路线和革命统一路线之后,为推进朝鲜式定制核威胁战略,将朝韩关系重新定义为“非同族关系、非同质关系,而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交战国关系”。因此,需要区别于过去的战争统一路线和革命路线,关注朝鲜提出的敌对两个国家关系。
2. 对韩路线转变的核心:延伸威慑与金正恩政权的终结
朝鲜对韩路线的转变是在朝鲜国内政治、朝韩关系、国际政治层面变化的复杂作用下进行的,但尤其需要从国际政治层面的变化开始进行探讨。
美国拜登政府在2022年10月27日公布包括《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在内的《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提出了新的定制对朝遏制战略(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10/27)。其内容是,如果朝鲜对美国或同盟国使用核武器,将面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因此“使用核武器后不存在能够生存的设想”。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于10月31日发表谈话称(《朝鲜中央通讯社》2022/10/31),“世界上唯一将主权国家的‘政权终结’作为核战略主要目标的美国,在企图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也必须做好付出对等代价的准备”。随后,金正恩委员长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8届第6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上,将韩国规定为“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明确之敌”,并提及执行核武力的“第2使命”,强调“这绝非防御性质”(《朝鲜中央通讯社》2023/01/01)。在现实中,朝鲜不具备对美国有效的核遏制力,因此作为对“金正恩政权终结”的回应,开始强调将韩国规定为“敌”,并将其作为朝鲜核武力的攻击目标。
更具体的应对措施出现在2023年4月26日韩美首脑会谈和《华盛顿宣言》发布之后。4月29日,劳动党副部长金与正通过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立场(《朝鲜中央通讯社》2023/04/29)。该文件明确了三点。第一,《华盛顿宣言》是“最敌对和侵略性行动的极致的针对朝鲜敌对政策的结晶体”,核磋商小组(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 NCG)的成立使朝鲜面临“必须采取与新安全环境相适应的、更具决定性的行动”的局面。第二,朝鲜认为“不能不计算且不能坐视的另一事实”是“敌国统帅公然直接使用‘政权终结’这一表述,而全世界都在注视”。第三,朝鲜表示“必须进一步提高核战争遏制力”,特别是“要更加完善遏制力的第2使命”。此后,朝鲜举行了谴责韩美两国的全国集会,并在5月3日的青年学生集会上进行了焚烧韩美首脑人偶的仪式。
此后,朝鲜的应对措施中都离不开“政权终结”这一表述。在2023年9月28日最高人民会议第14届第9次会议的演说中,金正恩委员长批评道:“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已将物理性消灭我国定为国策并强加战争来实现这一目标,时至今日,仍在不断修改旨在实现我们‘政权终结’的侵略战争剧本,并与‘大韩民国’共谋,启动了以对我国使用核武器为目的的‘核磋商小组’”,以此为其核武力高度化和核武力政策法的宪法化辩护(《朝鲜中央通讯社》2023/09/28)。在2023年底通过朝鲜劳动党第8届第9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明确的根本性对韩路线转变中,也指出了拜登政府的定制延伸威慑战略——“政权终结”。
自2022年10月美国政府首次使用“政权终结”一词以来,朝鲜将韩国规定为可以执行朝鲜核武力第2使命的敌国,并称其为“大韩民国”,而非同族“南朝鲜”。在美国提出“政权终结”并展示支持其的技术能力的情况下,朝鲜虽然一贯主张作为第1使命的美国遏制力,但近期更强调作为第2使命的对韩核威胁。
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朝鲜式定制核威胁战略。过去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拥有在遭受对方核攻击后仍能用核武器反击的二次打击能力,从而实现了双方都能确切相互毁灭的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能力,这促使双方为避免同归于尽而避免直接武力冲突。这种“核革命(Nuclear Revolution)”最重要的因素是基于相互确保毁灭的“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的共享(Jervis 1989, 23-38)。因此,朝鲜若想通过拥有与美国‘政权终结’威胁同等水平的、能够威胁美国‘核心领导层终结’或以大量国民生命财产为要挟的‘大城市毁灭’的能力,来确保朝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性,就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然而,在核能力方面,朝美之间的差距是无法比拟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统计,截至2023年1月,美国拥有1,770枚可实际发射的核弹头,以及1,938枚储存在弹药库中的核弹头。而朝鲜可发射的弹头为零,估计储存的弹头约为30枚。仅从弹头数量来看,朝鲜仅为美国的1/100。特别是,在实际战场上可使用的战术核弹头方面,虽然朝鲜的确切数量不明,但据报道美国在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成员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等国部署了100枚,并在美国本土储存了100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正在进行将B61-3和B61-4的旧式弹头更换为B61-12的新式弹头的作业。B61-12是具有高度精确制导能力、低当量的小型战术核武器,与过去不同,它具备在产生最小放射性沉降物的同时摧毁地下目标的能力。其运载工具也不再局限于过去的B-2战略轰炸机,还可以搭载于第五代隐形战斗机F-35A,用于先发制人打击敌方指挥部和主要军事设施(SIPRI 2023, 247-259)。
美国更进一步,正在全面构建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尖端化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陆、海、空、天、网等多重军事领域,同时进行军事冲突和灰色地带混合战争的“综合遏制”(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的复合安保能力(White House 2022/10/12, 22)。一言以蔽之,核武器的独占全盛时代正在迅速消逝。美国以“金正恩政权终结”为核心的定制延伸对朝遏制战略,也是基于这种综合遏制能力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10/27, 8)。
面对美国的这种能力进化,朝鲜首先考虑的是绝对尊严的生死问题。朝鲜国际政治学会研究员李智星最近在《劳动新闻》(2024年2月2日)上,在介绍英国《泰晤士报》(The Telegraph)报道的美国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英国一事时,指出美国关岛基地的B-2隐形核战略轰炸机可搭载B61-12用于朝鲜半岛地区的作战,对此表示警惕,并敦促加强朝鲜的核战争遏制力。
然而,朝鲜的核能力无法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主要军事和非军事设施——构成实质性威胁。在不拥有对美国的二次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无法与美国共享相互脆弱性,因此也无法构建稳定的相互遏制力。正是由于这些明确的局限性,朝鲜在提及第1使命的同时,更强调“大韩民国的毁灭”作为第2使命。因此,“大韩民国的毁灭”是朝鲜式定制核威胁战略,旨在应对美国加强“金正恩政权终结”的定制延伸遏制。为了主张这种核威胁战略,朝鲜将同族“南朝鲜”替换为完全不同的敌对国家“大韩民国”,并强调其毁灭。
3. 韩国的对朝政策:加强对朝综合遏制与非核朝鲜的复合体制保障
朝鲜历来是在加强国际、朝韩、国内三大革命力量的框架内展开其对韩路线的。面对朝鲜新提出的、以“两个敌对国家”为基础的“大韩民国毁灭”的定制核威胁论,韩国若要集中国家智慧,明智地应对,为朝鲜半岛和地区秩序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就必须超越当前将朝鲜的国内政治需要、朝韩关系变化、国际政治因素平面连接起来看待朝鲜对韩路线变化的努力。必须正确把握朝鲜的战略优先顺序,并制定新的对朝政策方向。
第一,与2023年以来美国全面推进的综合遏制相结合的延伸遏制加强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华盛顿宣言和核磋商小组的成立,近期B61-12弹头的生产和部署,以及作为其运载核心的F-35重要性的增加,都给朝鲜带来了对其最致命的政权终结威胁的可信度提升。这与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大规模破坏对方核心军事设施或大城市及工业设施,构建相互确保毁灭体系不同,对朝鲜而言,朝鲜自身证明了金正恩政权的终结是最有效的。在此背景下,韩国初步的自主核武装讨论已失去实效性,战术核武器在朝鲜半岛的重新部署,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现实与欧洲不同,难以成为对策。通过韩美核磋商机制的演进,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构建综合遏制力的努力,韩国应加强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安保能力,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包括朝鲜式定制核威胁在内的复合军事战略的成本效益,为新开启的算法战争(algorithmic warfare)时代做好准备。
第二,在使朝鲜核能力的第1和第2使命在对朝综合遏制战略下变得现实上毫无意义的同时,必须并行推进最大化朝鲜非核化效益的复合努力。在韩美综合延伸遏制加强的形势下,无论朝鲜如何发展核能力,其效用今后都将进一步下降。然而,如果朝鲜不能确信即使放弃核武器也能保障其生存权,就难以打破当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朝鲜在为加强效用迅速下降的核武力而大量浪费国家资产的同时,又因核开发而无法摆脱经济制裁,并且在2025年第九次党代会前夕,在最大问题——经济发展方面未能取得成果。在这种困境中,如果朝鲜试图通过更强烈的军事挑衅后进行外交谈判来解除经济制裁,韩美同盟将构建更强大的综合遏制力,最终朝鲜将无法摆脱恶性循环。
鉴于朝鲜在2021年第八次劳动党大会上宣布将核武器高度化作为保障生存权的手段,应为此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即保障非核朝鲜生存权的第三条道路。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构建包括朝美和朝韩双边体制保障、中国、俄罗斯、日本等相关国家的多边体制保障,以及联合国等世界性体制保障在内的对朝复合安全保障体系的方案。
第三,应提出保障非核朝鲜发展权的复合模式。朝鲜在国内政治上,在2025年第九次党代会上需要公布的最大课题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未来。目前,除了以2020年第五次全会宣布的“正面突破战”所强调的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为主轴,并通过与俄罗斯或中国的有限交流扩大来达成经济发展目标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计划。然而,正如朝鲜严峻的经济形势所表明的那样,自力更生模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先例一样,选择朝鲜式改革开放路线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开发一个由全世界共同参与的经济合作模式,使朝鲜走向21世纪先进化的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有吸引力的第三种选择。
第四,对非核朝鲜的信息化、知识化进行复合支援。21世纪世界秩序的新文明标准是以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进化为基础的信息化、知识化。朝鲜要成为21世纪文明的先进国,也不例外。朝鲜为确保21世纪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放弃效用迅速下降的核武力,构建非核生存模式,同时通过朝鲜式21世纪改革开放模式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为此,最重要的是构建21世纪信息化、知识化的模式。正如21世纪进化生物学研究充分展示的那样,没有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和共进化(coevolution)的竞争性共生努力的生命体,已难以维持生命力。因此,需要全球合作,促使朝鲜自主探索自生和共生这一新道路。
通过以上韩国式综合遏制的扩展、非核朝鲜生存权的复合保障、非核朝鲜经济先进化的推进、21世纪信息化知识化的复合支援这四大战略,我们应正式启动构建新的朝鲜半岛和平繁荣体制的讨论,超越“金正恩政权的终结”和“大韩民国的毁灭”这种同归于尽的论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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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中央通讯社》。2022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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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vis, Robert. 1989.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2023. SIPRI Yearbook 20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ctober 27. https://www.defense.gov/National-Defense-Strategy/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4)
White House. 2022.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Accessed February 23, 2024)
■ 河英善_东亚研究员理事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 金良圭_东亚研究员首席研究员,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讲师。
■ 负责人及编辑: 朴汉洙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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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