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NK 评论] 朝鲜核武力政策法分析：意图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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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代中期朝鲜核能力高度化以来，其核教义是会停留在基于中国式最小威慑（minimal deterrence）的水平，还是会向拒绝威慑（denial deterrence）方向演变，一直是相关专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自2021年1月朝鲜劳动党八大以来，朝鲜积极构建战术核武器或将核武器实战化的举动，是对这一问题的平壤的明确回答。这标志着其从最初将核武器作为最终报复手段的态度，转变为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即使在常规交战过程中，也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态度。

当然，通过威胁在常规战争中也可以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对方的常规军事行动也变得困难的计算本身并非新鲜事。因为像2010年代的巴基斯坦或1960年代的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那样，与潜在敌国接壤，并且感觉在常规战力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都曾普遍采取过通过战术核攻击来击退对方常规入侵的教义。[1]然而，鉴于这些国家当时的教义或态势都提到了诸如对方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等情况作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条件，与朝鲜近期正式化的宣示政策和核教义相比，其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非常低且随意。

通过展示极端的、不确定的情况来最大化威慑效果的这种尝试，在9月8日平壤通过的《核武力政策法》中达到了顶峰。该法律的具体措辞、形式和前提，清晰地表明了平壤近期正在构建的核实战化教义和态势所追求的目标。

一、核武力的任务与指挥控制

朝鲜曾于2013年4月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自卫性核保有国地位的决议》（以下简称《核保有国法》）。《核武力政策法》在第11条第1款中明确表示，该法取代2013年《核保有国法》的效力。在具体内容上，两部法律最大的区别在于涉及“核武力的使命”的条款。2013年法律第2条将核武器的用途规定为“遏制、击退对我国的侵略和攻击，并对侵略据点进行毁灭性报复打击”，而新法律第1条第1款规定“以遏制战争为基本使命”，但第2款规定“在遏制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为击退敌对势力的侵略和攻击并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执行战术使命”。

也就是说，2013年法律的表述侧重于通过威胁“毁灭性报复”来遏制对方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即使不考虑其实现的可能性，也是以双方同归于尽为前提的威胁。而今年的法律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表明了将核武器作为实战可用力量的意图。这意味着朝鲜试图在动用核武器后也能生存或取得胜利。

新法律的这些特点在第6条“核武器使用条件”规定的5种具体情况中更为明显。这些规定在明确表示不区分对方攻击是核攻击还是常规攻击方面，与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相比，大大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门槛。换言之，这是常规战争中也可以随时使用核武器的实战化教义的极端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nuclear threshold），维持随时可用的危险态势，从而遏制对方的任何军事行动。

由此可见，“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与“如何管理、控制核武器”的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特别是对于像朝鲜这样威胁在常规战争中率先进行核升级的国家来说，有必要夸示在紧急情况下决定和执行实际使用核武器的程序非常简单，或者已委托给现场指挥官。这就是所谓的核武力的指挥控制（nuclear command & control）问题。新《核武力政策法》第3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核武力服从国务委员长的唯一指挥”，“国务委员长拥有与核武器相关的所有决定权”，但第3款规定“在指挥控制体系因敌对势力的攻击而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将根据事先决定的作战方案……自动立即进行旨在消灭敌对势力的核打击”。在第1、2款中提及了集中式（assertive）指挥控制的原则，但在第3款中也提及了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并行构建的预先授权式（delegative）指挥控制，试图实现其弹性适用。

如果平壤追求在常规战争中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以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教义，那么平壤将面临美国压倒性核武力带来的斩首行动或解除武装打击（disarming strike）的危险。如果华盛顿严重担忧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能够突破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和导弹防御（MD），并对美国本土造成重大损害，那么在应对选项上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华盛顿似乎不太可能认为朝鲜的核力量已经跨过了这种保证报复能力（Assured Retaliation Capability）的门槛。[2]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朝鲜缺乏能够阻止美国大规模核报复的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平壤在常规战争中率先使用核武器以争取有利局面的计算在军事上就难以成立。所谓的“自动核打击”的提及，是在通过拥有多弹头（MIRV）ICBM或可靠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能力等手段，将对美保证报复能力提升到一定水平以上之前，为尽可能避免美国大规模核报复而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这是在率先使用核武器后，为设法避免领导层被消灭或最高领导人被斩首等极端情况而进行的尝试。

二、与2020年俄罗斯核政策文件的相似性

《核武力政策法》的结构、措辞和词语用法中显现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俄罗斯官方核政策文献的相似性。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共制定了五份核教义相关文件，其中最近的版本，即2020年6月总统令《关于俄罗斯联邦核遏制领域国家政策基本原则》（Об Основ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ядерн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以下简称《基本原则》），似乎是平壤在制定《核武力政策法》过程中最为重点参考的文件。首先，两者都是以法律和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被法律化的文件，在篇幅和主要项目构成上也十分相似，形式上的共同点十分明显。

内容上的共同点也很突出。2020年俄罗斯的《基本原则》在第3条第19款中关于核使用条件，第1条第4款中关于指导方针的目的，以及第2条第15款中关于核遏制力和实战用途的同步维持的论述，实际上与前面分析的《核武力政策法》的主要内容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在两份文件中都可以确认到以下共同点：▲在常规战争中展示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选项 ▲将核武器同时用作遏制力量和实战力量的双重教义 ▲通过降低核使用门槛来弥补常规战力劣势。

2020年的《基本原则》文件具体展示了俄罗斯通过在战场上威胁战术核升级来阻止或迫使美国或北约军事行动后退的所谓“以升级实现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的教义。此前美国军方和学界所怀疑的该教义的存在，通过这份文件得到了实证。普遍的评价是，“以升级实现降级”的教义在今年年初乌克兰战争爆发后，随着莫斯科反复暗示使用核武器而成为现实。当然，不能说美国和北约的直接军事介入是因此而停止的，但至少不能排除平壤认识到俄罗斯教义发挥了效果，并因此急于积极公开相关教义和宣示政策的可能性。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制造类似情况来阻止美国实施延伸威慑和战时增援，这正是《核武力政策法》的根本目的。

三、启示：能力与教义的脱节

然而，存在决定性的局限。朝鲜不是俄罗斯。显而易见，“以升级实现降级”是俄罗斯作为拥有与美国相等的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级别核力量的国家才能设想的教义。其背后逻辑是，升级的最终结果是同归于尽，因此美国也不得不认真考虑俄罗斯的升级威胁。相反，如前所述，美国对朝鲜打击能力的认知并未达到保证毁灭的程度，甚至未能达到保证报复（Assured Retaliation）的水平。即使朝鲜效仿俄罗斯威胁率先使用核武器，美国也因此在执行延伸威慑等方面受到限制的可能性并不大。无论平壤追求什么，至少华盛顿的认知与之相去甚远。

由于追求的教义与实际能力之间的脱节，或者说平壤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这种脱节，朝鲜正在不断寻找能够制造出“结构奇特的相互核遏制”的方法，即在率先使用核武器后也能避免美国大规模核报复。前面提到的极端降低核使用条件、随意性展示、以及威胁进行授权或自动化的报复性核打击，都是为此采取的无奈之举。

问题在于，平壤的这些尝试正在急剧增加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如果朝韩或朝美之间的局部冲突一旦发展为平壤鲁莽地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那么其后果很可能导致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陷入核灾难。平壤认为通过此举可以实现其安全，但实际上却是在危及自身安全。让朝鲜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一冰冷的事实，将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周边相关方最为紧迫的任务。

■ 黄日道—— 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朝鲜问题、核遏制和军事安全领域。在朝鲜大学院大学获得军事安全专业的朝鲜学硕士学位，在延世大学获得国际政治专业的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亚日报》记者、和平与未来研究所研究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SDP）访问学者。主要著作包括《朝鲜军事战略的DNA》（2013）和《金正日发射恐惧》（2009）。

※ 本评论为“Analysis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Force Policy Act: Intentions and Drawbacks” 的中文翻译版。

[1]Ildo Hwang, "Common Pattern of Nuclear Doctrine Evolutions and North Korea’s Recent Concept of Nuclear Escalation," National Strategy 27, no. 3 (2021).

[2]Hwang Ildo, "Resumption of ICBM Tests: North Korea’s Intentions Seen from the Nuclear Deterrence Perspective," IFANS FOCUS, no. 7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