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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I评论】迈向构建东北亚新秩序之路:超越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韩国的战略与作用

分类
评论与议题简报
发布日期
2020年6月5日
相关项目
朝鲜综合战略
【EAI评论】超越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迈向构建东北亚新秩序之路_韩国的战略与作用.pdf
【EAI评论】超越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迈向构建东北亚新秩序之路_韩国的战略与作用.pdf

【编者按】

“韩国应超越朝核问题,考虑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后的战略环境”

随着三次朝韩首脑会晤和朝美首脑会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正发生巨大变化,并且随着年内可能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以及朝中、朝俄首脑会晤的讨论,这种变化之势将更加迅猛。为此,EAI希望通过汇编已发布的有关报告,以“读懂朝鲜”系列的形式,帮助读者更系统地理解这一趋势。本次评论是“读懂朝鲜”系列中第十份报告,由EAI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首尔大学教授)全在成撰写。作者在本评论中探讨了在将当前进行的朝核谈判引向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及东北亚新秩序的过程中,韩国的战略与作用。作者强调,在此过程中,韩国在消除朝美之间最大的障碍——不信任,并增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要成功履行这一职责,韩国首先必须遵守完全无核化和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原则,其次要营造一个兼顾本国及周边国家中长期战略利益的环境。


继10月7日蓬佩奥美国务卿第四次访朝之后,人们对朝核谈判取得进展的期待日益高涨。在年内可能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朝俄、朝中首脑会晤以及金正恩委员长访问首尔等一系列首脑会晤的背景下,文在寅总统甚至表达了超越解决朝核问题、展望建立东北亚新秩序的愿景。如果东北亚由大国构成的安全结构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发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那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变。

人们对朝核谈判现阶段朝美之间意见分歧得以弥合的期待也日益增长。然而,随着朝核谈判的推进,也出现了许多当初未曾预料到的困难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朝美之间根本性的不信任、分阶段相互措施的对等性争议,以及朝美双方的国内政治因素等。

美国的疑虑源于认为金正恩委员长并未明确直接提及朝鲜的无核化,并且在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标、采取有意义的无核化措施方面尚显不足。从怀疑的眼光来看,朝鲜废弃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和东창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及发射台等,是朝鲜核、导弹开发已不再有用的设施,而朝鲜仍在推进钚的再处理、铀浓缩以及通过模拟来提升核能力。

另一方面,朝鲜认为,自新加坡朝美首脑会晤以来,美国除了中断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外,并未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措施采取相应措施,并且鉴于中断演习是随时可以恢复的、可逆的措施,因此美国的行动也并不可靠。朝鲜还批评回避所谓“仅是政治宣言”的终战宣言作为相应措施的美国,并对希望在不可逆的核废弃之前维持经济制裁的美国表示不满。

在现阶段,朝美双方围绕宁边核设施废弃、美国及国际社会的验证、朝鲜提交核设施和核武器清单、放宽对朝经济制裁等问题展开博弈。朝美之间的矛盾在于双方措施对等性的争议,其背后是信任不足在起作用。美国当初主张的在朝鲜单方面、短期内采取无核化措施后进行补偿的方案实际上已被废弃,随着朝鲜提出的分阶段、同步方案的适用,“言对言,行动对行动”的对等性,以及双方所采取措施的(不)可逆性的对等性,成为了争议的核心。

对方可能因先采取行动而遭受损失所带来的国内政治负担也起着重要作用。特朗普总统的对朝谈判战略早已成为美国国内主流战略家群体(他们了解朝美谈判失败的历史)的批评目标。关于对朝鲜的准备不足、非对等性让步的争议,对特朗普总统构成了国内政治负担。从朝鲜方面来看,金正恩委员长亲自出面进行的无核化谈判,确实给朝鲜国内的政治、社会格局带来了巨大变化。

在金正恩委员长的谈判必须以朝鲜的利益和成果告终的情况下,金正恩委员长需要一个能让他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环境,这一点在9月访朝的韩国特使团面前有所体现。尽管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但双方都面临着需要应对各自国内政治攻击的双重博弈局面。

文在寅总统在解决这些困难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在朝美谈判中出现了“驾驶员论”等关于韩国作用的各种论调,但作为朝美合作的促进者,韩国的作用最终可以定义为以下几点:第一,以共情的方式解读和理解朝美双方的立场和战略,并准确地传达给对方;第二,在此基础上,提出双方都能同意的创造性方案;第三,在谈判的每个阶段,为了减轻朝美双方因先行动或让步而产生的国内政治负担,韩国承担一部分负担。

自1992年初金容淳-坎特会谈以来,朝鲜与美国开始进行双边高层会谈已超过25年,但要相互理解,彼此间的距离依然如同太平洋般遥远。韩国在单一民族、血盟的历史背景下,拥有理解朝美双方立场的解释空间,并具备“翻译”和传达双方观点的能力。文在寅总统处于能够传递朝鲜未来希望追求的战略和期望,以及美国作为霸权国所承担的角色和负担,从而拓宽相互理解空间的作用。韩国政府在多个层面上提出了促进谈判进展的方案。如果行动停滞不前,就通过言语来谋求谈判进展;当难以达成一致的方案发生冲突时,就将方案细分,扩大可妥协的领域;有时也试图通过推进韩朝关系来推动朝美谈判。韩国提出的许多方案有时会被朝美双方拒绝,有时会在韩国国内引发反对声音,许多未整理的方案被公开并成为批评的对象。然而,在调整各种方案的过程中,似乎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失败和试错。

文在寅总统为了让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国内政治和反对意见,有时会先发制人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批评。他间接地向朝鲜民众说服无核化后的朝鲜未来,并向美国战略家们论证特朗普总统的谈判即使失败也是可逆的、不会造成损失的。这些过程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误解,但最终是为了缓解朝美谈判中的内部不满,从而推动谈判进展的努力的一部分。

促进合作和调解的作用需要非常精细和战略性的努力。特别是,如果以下两方面出现失败,那么迄今为止的努力将遭受重大打击。第一,关于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的一贯性。文在寅总统提出了在解决朝核问题中必须实现的原则,如朝鲜的完全无核化、在无核化前维持制裁、建立永久和平体制、朝美关系正常化等,并且没有偏离。文在寅总统在2018年10月12日接受英国BBC采访时断言,朝鲜的无核化“包括从不进行追加核试验和核导试验开始,到废弃核生产设施和导弹设施,再到消除现有核武器和核材料,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承诺之内”。他还转述说,“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为了经济发展将放弃核武器,在遭受制裁的困难下,没有理由拥有核武器。”

问题在于,在调解过程中,朝鲜和美国仍然有偏离原则的动机。如果朝鲜能够获得经济制裁的缓解,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那么它很难放弃将核武器作为最低限度威慑手段的动机。通过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最大化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并在共同批评美国消极态度过程中,朝鲜可能误判国际制裁阵线会瓦解,并可能保有核武器。

美国可能会试图通过对朝鲜的最大施压来迫使朝鲜完全无核化并接受验证,但之后可能对与朝鲜建立战略关系表现出犹豫和消极的态度。对于一个缺乏具体和长期战略来阐述无核化后的朝鲜对美国有何战略利益的美国来说,朝核问题可能仅限于美国本土安全和核不扩散问题。韩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确立完全无核化和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目标,并一贯地加以推进。

朝鲜批评韩国在推进韩朝关系时,顾及美国的眼色,并受制于对朝经济制裁。韩国国内也存在着关于应追求部分放宽经济制裁的讨论,以及关于应解除韩国对朝独自制裁(在不违反国际制裁的范围内)的讨论。韩朝经济交流是未来朝鲜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政策。然而,从防止朝鲜加强偏离完全无核化战略的动机来看,必须维持基于原则的对朝经济制裁。

美国一部分人认为,如果韩国加强韩朝关系,就会试图脱离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并强调韩美矛盾。然而,从促进接触政策的必要性来看,必须说服对方,制定具体而全面的韩朝交流计划,持续展现接触朝鲜的诚意,以及根据朝鲜的无核化措施调整实施时机的努力是并行不悖的。

第二,在考虑朝鲜半岛周边国家的中长期战略利益的同时,为完成朝鲜的无核化奠定基础,并实现韩国的中长期战略利益。尽管关于完成朝鲜无核化时点的讨论层出不穷,但核心在于朝鲜是否能够完全废弃已拥有的、作为最低限度威慑力的核武器,以及能否为此建立朝美之间的信任和和平体制。

和平体制不仅是为防止战争和冲突而进行的消极和平谈判,同时也是通过朝鲜的未来地位和自力更生战略来寻求发展方向的积极和平进程。即使在无核化完成后,围绕未来的朝鲜也将会展开各种竞争。朝鲜将追求体制的保存和领导人体制的维持,并寻求发展,同时会最大限度地排除被韩国吸收统一的可能性,并试图与韩国展开新层面的竞争。

中国和俄罗斯在相互合作下,以牵制美国在全球和东北亚的地位为目标,特别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攻势的加剧,中国深感有必要为应对美国的长期攻势做准备。在经历过因朝核问题导致韩美同盟强化的副作用后,中国将在和平体制谈判过程中,力求在朝鲜半岛实现中国的利益。在为无核化后的朝鲜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强化做准备的同时,中国近期正在复兴“朝中血盟关系”、“社会主义团结”等口号。

相比之下,美国的特朗普政府除了对华贸易攻势外,未能展现出系统的东亚战略,因此尚不确定在正在形成的印太战略下,能否描绘出共享美朝战略利益的宏伟蓝图。缺乏超越朝核战略的中长期对朝战略的美国,在和平体制谈判中将能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寻求与朝鲜建立信任,也存在不确定性。

韩国在建立和平体制后,应预判朝鲜的外交战略和对韩战略,并继续发挥促进朝美战略关系设定的作用。在这个方程式中,还存在着重新设定中美关系等东北亚大国关系的任务。必须在不让朝鲜半岛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场域的同时,营造以韩国为主导的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文在寅总统所追求的东北亚新秩序,应包含超越朝核谈判过程,对和平体制后围绕朝鲜半岛的大国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愿景。■

■ 撰写:全在成_ EAI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首尔大学教授。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外交部及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韩美同盟及朝鲜半岛研究等。主要著作及合著有《韩朝间战争威胁与和平》(合著)、《政治是否道德?》、《东亚国际政治:从历史到理论》等。

■ 负责及编辑:崔秀怡 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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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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