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日本评论] 美日指导方针修订与亚太安全秩序展望

作者

朴英俊，国防大学安全政策研究生院教授。在日本东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政策咨询委员、韩日新时代共同研究委员会研究委员、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东亚国际关系论、国际安全等，主要著作包括《第三日本》（2008）、《安保的国际政治学》（合著，2010）、《日本与东亚》（合著，2011）、《21世纪国际安全的挑战与课题》（合著，2011）、《海军的诞生与近代的日本》（2014）等。

自4月27日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首脑会谈。随后，两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负责人共同发布了“美日防务合作指针”（指导方针2015）等重要文件。国内媒体的报道焦点集中在安倍首相访美期间是否就历史认识问题表态，但对我们而言，有必要深入研究“指导方针2015”等两国协议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反映了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对未来亚太秩序和结构变化的展望及其应对策略。

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始于2010年前后。美国历来将确保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的安全作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在欧洲，美国组建了以英国、法国、德国等为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亚太地区，则通过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签订双边同盟来谋求秩序稳定。如果说历届美国政府都优先考虑与欧洲的关系，那么奥巴马总统则出于对亚太地区经济活力，特别是对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战略应对的需要，开始将重心放在所谓的亚太地区“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上。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其在东海和南海的扩张以及对现有地区秩序的挑战，再加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持续存在的与ISIS（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冲突，这些都是美国必须优先应对的挑战因素。

通过2012年1月发布的“国防战略指南”、2014年发布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以及2015年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美国政府将自身定位为亚太国家。并且，为了应对该地区中国崛起及其海空军力增强、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及军事挑衅，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不稳定等因素，美国一贯表示要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体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

日本安倍政府是对此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作出最积极回应的国家之一。2012年末上任的安倍首相，尽管在韩国和中国看来，他在历史和领土主权问题上似乎是个惹是生非的“问题儿童”，但在对亚太地区的认知和应对政策方面，他与美国步调一致地推进了战略和政策。在2013年12月公布的日本“国家安保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中，日本也将中国海空军力现代化及朝鲜核与导弹开发趋势视为亚太地区的潜在威胁因素，并表示将扩充基于“一体化机动防卫力”概念的日本安保能力，同时扩大与美日同盟、以及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安保合作。根据这一战略，安倍政府推行了积极的安保政策，包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并采纳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强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应对能力等。尽管这些政策组合在韩国和中国被视为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界和学界自“阿米蒂奇-奈报告”以来持续向日本提出的政策建议。

在这些相互协调下，美国政府给予了安倍首相国事访问的礼遇，安倍首相通过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参众两院的演讲，以及与外务和防务部门负责人共同签署并公布“指导方针2015”，强力主张日本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能够帮助美国、促进国际秩序稳定的同盟国。与上次修订的“指导方针1997”相比，“指导方针2015”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和联合作战态势。

“指导方针1997”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周边事态及日本遭受直接攻击事态等，而“指导方针2015”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相互安保合作的范围，规定在发生针对日本以外的第三国的武力攻击时，以及为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而进行的合作。1997年指导方针制定时，当时的日本政府解释说“不会卷入地球另一端美国的军事行动”，但现在，美日安保合作的范围已经从地球另一端扩展到了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

此外，“指导方针2015”规定，美日两国将设立“同盟协调机制”（Alli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协商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作战角色分担。与韩美同盟不同，美日同盟在平时和战时都由各自国家拥有作战指挥权，因此联合作战的效率问题常常受到质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决定在日本防卫省内设立中央指挥所，作为自卫队和美军共同的作战协调机构。

另一方面，“指导方针2015”并未明确提及如何看待和应对崛起中的中国。这似乎反映了美国在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同时，采取谨慎应对方针的立场。不过，与“指导方针2015”同时发布的两国外长和防长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虽然日本方面主张明确应对中国的立场未写入指导方针正文，但以2+2联合声明的形式得以体现，这可以看作是双方立场的一种巧妙折衷。

通过这些相互协议，美国得以将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受到限制的安全能力和作用提升到与北约同盟下英国、法国、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同等的水平；而日本则通过美日同盟的全球化，似乎能够为今后修宪等走向普通军事大国的道路加速前进。

安倍首相访美演讲中是否包含对历史问题的反省和道歉的表述，曾是美国部分人士和韩国最为关注的焦点。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安倍首相在参众两院演讲及哈佛大学问答环节中，表达了“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并表示将继承前几任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尽管这些表述未能获得韩国民众的认同，但在美国看来，似乎已尽了应有的诚意。

我们有必要关注中国外交部对安倍首相访美及其演讲、以及美日同盟全球化所作出的相对谨慎和冷静的评价。事实上，安倍首相在访美前，即4月22日，出席万隆会议，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首脑会谈，并就两国关系改善方向达成一致。习近平主席在今年3月28日的博鳌论坛演讲中，也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包括中日韩及东盟国家在内的经济共同体的愿景。5月26日，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布的“军事战略”文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美国今年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此次美日两国共同发布的“指导方针2015”的回应。该战略文件指出，美国正在加强在地区内的军事同盟，日本安保政策的变化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并宣布将根据“积极防御”概念扩大海陆空军及第二炮兵的作用，同时表示将与美国发展新型军事关系（new model of military relations），并本着“亲诚惠容”的精神与周边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在此战略下，中国已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安全对话渠道，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并与日本推进包括海上安全保障机制建设在内的国防部门间工作对话。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之间，将在防止相互决定性破局的同时，展开争夺和维持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与合作的游戏。

地区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空间，而非单方面的对抗或冲突，这可以成为韩国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契机。在剩余的大国合作缝隙中，拓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视野，并就解决朝鲜问题形成国际共识，是韩国外交应更加重视的重要课题。■

“[EAI日本评论]”由东亚研究所（EAI）日本研究中心参与的专家策划和发布。该评论就日本的主要热点问题提供平衡的视角和分析，并提出有助于制定理想政策的意见。引用时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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