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简报 66-1号] 从民意看韩国社会矛盾

[民意简报 66号] 定期民意晴雨表调查

1. 从民意看韩国社会矛盾

2. 矛盾案例研究：世宗市与四大江

亟需社会矛盾管理，政治圈丧失矛盾调节功能负有最大责任

与五年前相比，朝野政治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和岭湖分裂矛盾有所缓和

EAI与中央Sunday、韩国研究中心关注到，韩国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因素，并未通过政治协调、司法裁决或公民社会内部的自我净化努力得到缓和，反而演变为无出口的政治斗争。为此，我们每年定期追踪国民感受到的社会矛盾的结构和强度。旨在借此识别出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融合而政治社会应予以关注的矛盾因素，并唤起对其制定政治社会对策的重要性。

与去年发生烛光集会的时期相比，社会矛盾加剧56.9%，持平28.5%，缓和13.2%

反证社会矛盾管理功能未能正常运作

与一年前相比，56.9%（非常加剧28.8% + 有些加剧28.2%）的国民认为我国社会矛盾加剧。认为持平的占28.5%，认为缓和的国民仅占13.2%（非常缓和1.5% + 有些缓和11.4%）。不明/拒绝回答为1.4%。结果表明，我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国民认为我国社会矛盾与一年前相比并未好转。

[图1] 与一年前相比韩国社会矛盾感受度(%)

作为比较时点的去年，是李明博总统就任伊始，内阁人事任命和美国牛肉风波导致上半年数百万民众每天深夜聚集街头，青瓦台与公民社会直接对抗，社会矛盾达到顶峰的时期。尽管如此，本次调查显示认为与去年相比社会矛盾加剧的舆论占多数，这反证了韩国社会的社会矛盾调节功能未能正常发挥。特别是今年，仅就两位前总统逝世、近期世宗市、四大江问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普通民众中，都出现了对国论分裂的担忧，究其原因，也是韩国社会矛盾管理体系未能正常运作所致。

批评总统的势力、民主党支持者感受到的矛盾更大

必须阻止反政府、反执政党势力沦为盲目反对者，迫切需要团结与和谐的政治

从收入、年龄、地区来看，大致可以确认，在韩国社会矛盾加剧或至少未得到改善这一点上，存在普遍共识。30-40多岁、月家庭收入300万韩元以下的中低收入阶层、以及湖南和忠清地区，感受到矛盾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但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图2] 按年龄·收入·地区划分的社会矛盾感受度“严重”应答比例(%)

然而，李明博总统和新国家党支持层、以及意识形态保守层之间，其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回答“进步”的国民中，认为社会矛盾加剧的应答比例为68.9%，而保守层和中立层分别为52.7%和52.6%。从支持政党来看，新国家党支持者中认为加剧的应答比例为36.6%，认为与去年持平的占35.0%，认为缓和的占26.9%。相反，民主党支持者中，认为社会矛盾加剧的应答比例为72.9%，认为与去年持平的占20.2%，认为缓和的仅占6.4%。支持李明博总统的国民中，认为加剧的应答比例为34.1%。而不支持的国民中，该比例高达72.3%。

归根结底，执政势力支持层与反对阵营支持层在感受到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强度上存在差异。一般而言，执政势力支持层倾向于将执政势力与自身等同，并带有某种既得利益意识，同时倾向于为执政势力的过错辩护；而反对党支持层则倾向于因其支持的势力未能执政而产生的心理失落感，以及对其不喜欢的政策被推行而产生的反感，从而更严重地感受到社会矛盾。

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群体分别固化为盲目拥护政府的势力或事事反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势力，那么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融合将十分困难。在政权交替过程中，如果新国家党支持层将金大中、卢武铉前政府时期视为“失去的十年”，而反对现政府的阵营也以同样的感情来记忆现在，那么期待社会融合和民主主义的有效运作将变得渺茫。

[图3] 按政党支持、总统国政支持与否、意识形态倾向划分的矛盾感受度“严重”比例(%)

社会矛盾加剧的责任

国会和政界44.4% > 媒体16.3% > 国民13.8% > 总统11.4% > 工会/市民团体8.2%

对于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44.1%的国民将责任归咎于政党和国会。媒体占16.3%，国民个体认为自身是问题的占13.8%。总统为11.4%。此外，工会（5.0%）、市民团体（3.2%）、企业（1.4%）和司法部（1.1%）依次排列。

国会和政界不仅是制定法治基础的立法机构，还承担着制衡总统和政府的职能，并负责协调和反映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于政府的政策决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着政治矛盾协调和管理的角色。在国民眼中，国会和政界并非矛盾协调机构，而是韩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引发机构，这意味国民对通过政治管理社会矛盾的期待和信任已经破灭。

[图4] 社会矛盾加剧的最大责任在于谁？

对政界矛盾管理功能的不信任，首先加剧了权力冲突，并激活了实力政治。因此，韩国社会中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过程过度依赖司法部门，或诱使人们寄希望于街头实力抗争。即，在健康的“三权分立”被破坏的情况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冲突常态化，导致不稳定状态持续。从卢武铉政府时期至今，从前总统弹劾、行政首都迁移、烛光集会，到近期媒体法，政府的主要政策在政界未能得到矛盾协调，而是陷入了“场外斗争 → 提交宪法法院 → 宪法法院判决 → 宪法法院判决政治化”的恶性循环模式。

政界不仅未能履行其作为矛盾协调机构的职责，执政党为争夺国政主导权，在野党为争夺下次执政战略，利用其支持者对反对阵营的心理反感，将权力斗争扩散到公民社会内部的矛盾中。历届政府和执政党，与其拥抱反对派实现团结政治，不如一直倾向于忽视或排斥反对派的舆论和立场，在管理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方面屡屡失败。在野党也常常利用其支持者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对政府的反感，进行政治攻势。

这表明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政界并非社会矛盾发生时可依赖的解决者，而是加剧矛盾的问题制造者。尽管存在以缓和地区主义、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政治改革课题，但首先，能够摆脱这种“问题制造者”形象的改革和变革显得尤为迫切。

韩国社会矛盾结构的变化：矛盾群体间距离分析

卢政府时期贫富差距居首位，MB政府时期朝野政治矛盾居首位

与前政府时期相比，朝野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加剧，贫富、代际、岭湖矛盾缓和

民主化以来，韩国社会的矛盾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国民认为的社会矛盾因素的优先顺序也在发生变化。2005年卢武铉政府时期，EAI与中央日报联合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9.6%的受访者同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群体距离很大”，将其列为韩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因素。认为开放国民党与新国家党之间距离很大的占86.0%，认为企业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占76.0%的受访者理解为存在较大距离的矛盾关系。其次是63.5%受访者指出的代际矛盾，略高于62.8%的意识形态矛盾（进步-保守）。认为湖南人和岭南人之间地区矛盾的占59.8%，认为精英与普通人之间矛盾的占59.6%表示存在较大距离。在国民看来，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经济裂痕因素和朝野政治矛盾十分严峻，同时代际裂痕和进步保守意识形态矛盾也开始全面显现。

[图5] 社会矛盾因素群体间距离变化 (2005年-2009年)

然而，四年后，政权更迭的现任时期，发现了不少变化。尽管贫富差距（81.8%）、劳资矛盾（71.3%）等经济矛盾因素仍被指认为高矛盾因素，但位居首位的是新国家党-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矛盾，应答比例为84.2%，最多。与2005年不同，当时在野的新国家党已成为巨型在野党，当时占多数席位议席的开放国民党已转变为不足100席的民主党，但政治妥协与协调的政治能力并未展现，陷入无出口对峙的局面并未改变。目前，围绕世宗市、四大江问题，也预示着没有妥协点的政治对决，这似乎反映了当前状况。

另一方面，关于卢武铉政府时期新受关注的代际群体距离，应答比例变化不大，但在相对顺位上让位于了进步-保守意识形态裂痕因素。进步-保守意识形态矛盾方面，与2005年调查相比，应答比例上升了11.4个百分点，达到74.9%，成为继朝野矛盾、贫富矛盾之后的第三大矛盾因素。仅今年，龙山惨案、两位前总统逝世等事件使政局动荡，近期围绕亲日人名辞典、亲北人名辞典的发行，主要政治争论也与进步和保守阵营的对决重叠。

相反，认为群体间距离很大的受访者占十分之六的岭湖矛盾，应答比例降至40.3%。尽管政治圈的地区主义动员策略在选举时仍会登场，地区投票现象并未完全消失，但这似乎与近期地区主义从基于威权主义时期岭湖出身地区认同的歧视和矛盾，转变为以居住地区的开发政策为中心、基于地区利益的方向性变化有关。近期，与岭湖地区相比，围绕首都圈与地方、世宗市问题，忠清圈与非忠清圈之间的利益差异等更为突出，可以认为岭湖地区矛盾已显著缓和。

本次调查结果确认，恢复政界的矛盾协调功能，并针对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经济社会两极化问题持续、集中地采取对策，对于实现社会融合而言也极为重要。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迪马吉奥曾强调，当社会各种矛盾因素与意识形态认同的裂痕重叠出现时，社会两极化的弊端将最为严重。在当前进步和保守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实质日趋模糊的情况下，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和对策，以判断政治社会矛盾是否正演变为意识形态认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