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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EAI Academy] ⑥ 中东和平,那条艰难的道路

分类
多媒体
发布日期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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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I学院

编者按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金康锡教授以“中东和平,那条艰难的道路”为主题,阐述了阿以冲突的历史与和平谈判的过程。金教授回顾了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尽管经历了战争和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和平仍屡遭挫折的背景,并强调了在巴勒斯坦问题被搁置的情况下,关系正常化所面临的局限性。此外,通过近期加沙战争暴露出的现实,他提醒人们中东和平不仅是地区性议题,更关乎国际秩序。

[第九期 Academy] 第7讲_ 金康锡 0821.png
[第九期 Academy] 第7讲_ 金康锡 0821.png

YouTube 链接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FtuwtLP88

视频脚本

中东和平:艰难旅程的序幕

是的,大家好。我是韩国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研究员。今天我将谈论中东话题,这可能与大家之前讨论的主题略有不同。我不知道大家对中东地区有多少先期了解,但通常所说的中东地区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因此,在今天短暂的时间里,我将以“中东和平:艰难旅程”为题,探讨中东地区的各种冲突因素。特别是,我们将重点关注近期媒体广泛报道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以及为解决阿以冲突而付出的各种中东和平努力。从外交史发展的角度,我们将回顾历史上曾有哪些努力。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上位于连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十字路口。这里不仅存在阿以冲突,还存在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地图上用绿色标示的国家是阿拉伯国家,而土耳其、伊朗等则属于非阿拉伯国家。近期,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得到了广泛报道。

由此可见,阿拉伯与伊朗之间存在冲突,以色列与伊朗之间也存在问题,阿拉伯国家之间也存在冲突。在这些多层次的冲突因素中,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各位,以色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特别是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报道,大家应该都听过不少。

大家可能对加沙地带很关注。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目前是巴勒斯坦的领土。尽管尚未获得联合国的国家地位承认,但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在这些地区建立巴勒斯坦国。“中东和平:艰难旅程”这个标题也暗示了这一点,尽管存在许多重要的动因,但今天我们将围绕提出的内容进行探讨。据了解,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发生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时间跨度从1948年到1973年。

1978年,通过《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努力。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冷战结束后,即1990年之后,1991年召开了马德里和平会议。这是中东和平外交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尽管会议最终破裂,但继马德里和平会议之后,1990年代又启动了奥斯陆和平进程。奥斯陆和平进程因获得诺贝尔奖而引起了广泛关注。

人们曾一度期待和平的到来,期待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在2000年的戴维营峰会等事件中,特别是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爆发后,以色列总理沙龙访问了阿克萨清真寺等事件,最终导致奥斯陆和平进程在经历诸多曲折后宣告失败。虽然也有“怀伊协议”等调解努力,但这些将在后续详细探讨。2000年后,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军。

这也是一件重要事件。2005年8月15日,以色列首次从加沙地带撤军。这是20年前的决定,在当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重新占领等军事行动的背景下,此事在以色列国内也引起了广泛反响。21世纪初中期,召开了安纳波利斯会议,国际社会再次集中力量,试图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

在这些努力都告失败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引发了阿拉伯地区的巨大政治动荡。此后,焦点更多地转向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而非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尽管巴勒斯坦问题依然重要,但它已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外交努力大幅减少。其结果是,2020年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并最终导致了2023年10月7日所谓的哈马斯-以色列战争的爆发。

以色列建国背景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我们将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我们简要回顾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过程。犹太人曾失去自己的国家,作为散居者(Diaspora)生活在世界各地。犹太人产生了返回故土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并在那里建立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思想。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例如德雷福斯事件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基于这些欧洲的经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逐渐成型。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的人物是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他撰写了《犹太国》一书,主张犹太人的解放只有通过建立犹太国家才能实现。赫茨尔后来实现了他的梦想。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西奥多·赫茨尔当选为首任主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各项动力得以整合,并发展成为一项系统化的运动。通过这些政治努力,以色列建国迈出了重要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英国开始托管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英国在托管期间,大力鼓励犹太人移民。在英国托管统治下,犹太人口大幅增加,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公布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计划。他后来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从1918年的约8%增加到1945年的约31%。这种人口增长为日后以色列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贝尔福宣言》是英国外交大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标志着英国这个地缘政治强国成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英国外交大臣的这一声明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在英国托管期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大幅增加,这引发了政治紧张。

例如,从1936年到1939年,新移民犹太人与当地阿拉伯居民之间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混乱。英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派遣了皮尔爵士(Sir John Hope Simpson)领导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分割巴勒斯坦和犹太人区域的方案。然而,存在诸多问题。

英国认为已无法继续统治巴勒斯坦土地,便将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参考了皮尔委员会的报告等,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决定将巴勒斯坦地区分割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鉴于耶路撒冷在宗教上的敏感性,决议建议对其进行国际特别管理。

犹太人赞成了联合国的决议,但阿拉伯国家拒绝了。他们难以接受新国家成立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美国和苏联等大国承认以色列,现代以色列就此诞生。

以色列建国次日,即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于1949年3月签署停火协议后正式结束。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并取得胜利,领土也得到了扩张。此外,根据停火协议,埃及和约旦分别占领了部分巴勒斯坦地区。埃及统治了加沙地带,约旦则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这场战争还导致了至今仍备受争议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第一次中东战争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当时约有75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逃往其他国家。许多巴勒斯坦人移居约旦等地,由此产生了难民问题。此后,如表格所示,又发生了两次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于1956年爆发。

第二次中东战争与苏伊士危机

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起因是1952年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埃及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当时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冷战时期,美国试图将中东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特别是希望将埃及打造成亲美国家。

纳赛尔是一位反帝国主义领导人,反对英国长期以来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他对冷战时期的美欧帝国主义势力持反对态度,因此,即使在冷战时期,美欧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威胁。

然而,纳赛尔并未与美国走近,而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追随不结盟运动,尽管美国提供了各种诱惑,他仍未与美国建立其期望的同盟关系。起初,美国承诺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并为阿斯旺大坝等项目提供贷款,给予了许多好处。但当纳赛尔未能按照美国意愿行事时,美国便采取了强硬的施压政策。愤怒的纳赛尔决定控制当时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的苏伊士运河。

最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发动了入侵,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当时苏伊士运河对英国和法国来说至关重要。战争持续了约两个月后结束。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当时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尽管英法两国介入了埃及战争,却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不得不撤出。这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都反对这场战争。

战争结束后,认识到对埃及的影响力,英法两国衰落,美苏两极格局正式形成,这场战争也因此具有了另一层意义。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联军战败,但在第二次战争中,尽管埃及作为一个国家未能完全战胜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这三个强国,但在政治上却取得了胜利。因此,倡导民族主义的势力人气飙升。这是第二次战争后,红海问题、苏伊士问题等矛盾进一步积累的结果。

六日战争与被占领土问题的凸显

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6月,以色列先发制人攻击埃及,爆发了六日战争。埃及当时是阿拉伯联盟的领导者。谈到六日战争,大家会想到什么?战争在六天内结束,以色列在战略上占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42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领土,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但其措辞本身存在诸多争议。

这是因为根据各自的利益,对决议的解释不同。无论如何,通过这场战争,以色列占领了约旦的东耶路撒冷、西奈半岛、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被占领土问题。这场战争使得以色列占领的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争议点。1967年六日战争后不久,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了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阿拉伯联盟是阿拉伯国家的联合体。

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的调解努力

首脑会议上公布了“三个不”(No)原则:不与以色列和平,不与之谈判,不承认以色列。这被称为“喀土穆决议”。六日战争的结果促使了这一趋势的形成。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率先攻击以色列。这与六日战争的态势不同。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当时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之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总统,但当时国际社会并不认为萨达特会长期执政埃及。他是在纳赛尔突然去世后继任的,被视为临时领导人。然而,萨达特却长期执政。这可能是他为了巩固政治威望、展现强有力领导力的意图。战争的爆发有许多其他因素,除了个人因素外,地缘政治因素也起到了作用。尽管以色列掌握了大量关于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攻击的信息,但从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尽管信息很多,以色列并未认真准备防御。

以色列方面认为自己军事实力强大,并拥有巴列夫防线等众多战壕以防御苏伊士运河。他们认为只要能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反击,因此警惕性不高,但阿拉伯国家的攻击相当猛烈。阿拉伯阵营有24个国家,至今仍将第四次中东战争视为一场胜利。萨达特总统后来遇刺,而这次暗杀事件正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纪念日。也就是说,是在庆祝胜利的纪念活动中发生的。

对以色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失败,这场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今天的议题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更是中东和平谈判的历程。从这里开始才变得重要。尽管冲突不断,但国际社会可能已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了。特别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由于美苏的对抗,中东冲突有可能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中东被称为“世界火药桶”,中东的冲突可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等大国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调解是必要的。第四次冲突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它成为了美国加强中东冲突调解的重要契机。当时有一位名叫基辛格(Kissinger)的人物。

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同时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正如照片所示,大家可能听说过“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这个词。穿梭外交指的是第四次战争后,为解决中东冲突,基辛格动员其助手等,在中东各国城市之间往返穿梭。基辛格访问了大马士革、特拉维夫、开罗等中东城市。

这些美国的调解努力被称为“穿梭外交”。这表明中东的外交谈判已全面展开。基辛格通过实地访问促成了“撤军协议”。战争结束后,在军队尚未完全撤离的情况下,达成了军队撤离协议。这些都是外交努力。另一个意义是,以第四次战争为契机,美国的调解谈判全面展开,但阿拉伯-以色列问题比巴勒斯坦问题得到了更重要的处理。

戴维营协议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搁置

埃及与以色列、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关系与前面提到的巴勒斯坦国不同。巴勒斯坦问题虽然重要,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等地区的问题却被推迟解决。有学者认为,美国有意将巴勒斯坦问题推迟解决。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重点是更侧重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在此背景下,《戴维营协议》应运而生。《戴维营协议》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在卡特总统的调解下达成,但这同样不是直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从这个角度看,这对美国来说在战略上非常有益。埃及是中东的领导者,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关系密切。这不仅仅是一份和平协议,卡特政府和基辛格等人认为,将埃及拉入自由阵营对中东力量平衡至关重要。因此,形成了战略关系。

有意识地将解决埃及-以色列关系作为优先于巴勒斯坦问题,可能相对更容易实现。戴维营协议取得了成功。尽管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的右翼政府上台,但仍能进行和平谈判,这具有多重含义。对此可以进行多种解读。虽然存在对古代犹太领土的执着,但将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是主要内容之一。

从历史上看,以色列占有西奈半岛的理由并不充分。相反,右翼政府更倾向于关注约旦河西岸和撒马利亚地区,即约旦河西岸地区。多种原因复杂交织。萨达特总统推行自由化改革,但埃及经济状况不佳。西奈半岛在地缘战略和能源资源方面都非常重要。此外,美国作为协议的交换条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埃及正经历经济困难,因此这些援助至关重要。多种因素叠加,最终促成了《戴维营协议》的签署,埃及和以色列成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这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被搁置。

正如我所说,我更侧重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而非巴勒斯坦问题,协议中以五年宽限期内建立并协商此问题的方式含糊处理。正是这种模糊性导致《戴维营协议》常受批评。从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来看,埃及违反了“三个不”原则。这是对1967年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不与以色列和平,不与之谈判,不承认以色列”准则的违背。因此,阿拉伯国家强烈谴责埃及,埃及被孤立并被逐出阿拉伯联盟。尽管经历了总部迁移等严重的孤立,但后来在穆巴拉克政府时期才得以恢复。当时的舆论对此持批评态度。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1979年伊朗革命等事件也产生了影响。

冷战后的奥斯陆和平协议

PPT上的“冷和平”(Cold Peace)一词突然浮现在脑海中。埃及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被称为“冷和平”,是因为尽管近期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例如《亚伯拉罕协议》,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同盟关系。“冷和平”意味着虽然实现了和平关系正常化,但在合作深度上必然存在局限性。在巴勒斯坦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现在让我们转向奥斯陆谈判。继冷战时期的《戴维营协议》之后,在冷战后的时期,有了奥斯陆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由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导。

照片中的人物是克林顿、拉宾和阿拉法特,下方还有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奥斯陆和平进程与戴维营协议或冷战时期的谈判具有不同的意义。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对象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会面并签署了和平协议。冷战结束后,美国得以积极介入此前未能充分介入的中东问题。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反对美国的这种动力。实际上,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开始,苏联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以色列不愿参加多边会议,但马德里和平会议是多边会议。会议形式是以色列代表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齐聚一堂。美国发挥了强大的推动力,促成了奥斯陆和平协议。

马德里会议是多边会议,会议形式是以色列代表与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齐聚一堂。美国发挥了强大的推动力,促成了奥斯陆和平协议。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实际上处于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的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政治上并未获得太多关注,而第一次海湾战争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引发了美国的介入。在这场战争中,阿拉法特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一方立场。

海湾国家大多支持科威特,但PLO的资金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海湾国家的支持。阿拉法特支持伊拉克后,海湾国家大幅削减了对PLO的支持。这种情况营造了一种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的氛围。此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扎克·拉宾总理上台,局势发生转变,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爆发,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奥斯陆和平协议得以签署。目前,受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影响,以色列将该地区划分为A、B、C三个区域。

A区由巴勒斯坦全面管辖民事和安全事务,B区由巴勒斯坦管辖民事事务,但安全和军事方面由以色列控制。C区是以色列控制的区域。奥斯陆和平协议的基本宗旨是通过“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建立巴勒斯坦国。

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目标尤其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由于无法一蹴而就地建国,因此决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给予五年自治权,然后逐步扩大,最终建立巴勒斯坦国。在此过程中,PLO和阿拉法特被承认为巴勒斯坦代表。然而,奥斯陆和平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并遭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强硬派的反对。这甚至导致了拉宾总理被暗杀的悲剧事件。

在奥斯陆和平协议的鼎盛时期,即1993年至1996年间,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与哈马斯等武装组织的活动增加有关,哈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前后成立。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意义在于,冲突当事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直接会面并就两国方案达成一致。在冷战时期,由于缺乏明确的代表性,巴勒斯坦问题主要通过第三方(如埃及、约旦)进行讨论。

当时巴勒斯坦内部对于谁将成为领导人缺乏明确性。然而,通过奥斯陆和平协议,阿拉法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曾主张“没有PLO的和平”(Peace without PLO),试图排除PLO。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国际社会承认的代表性是不同的。奥斯陆和平进程是在复杂局势下进行的,也存在被战略利用的方面。当事方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分阶段处理、最终地位谈判、独立宣言、定居点问题等需要解决的课题仍然模糊不清。拉宾总理遇刺后,1996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上台,奥斯陆和平协议失去了动力。

此后政权更迭反复,最终地位谈判的症结过于复杂,谈判陷入困境。此外,哈马斯等巴勒斯坦内部的强硬派也加剧了对两国方案难以实现的认知。最终,奥斯陆和平协议未能得到有效执行而中断。

加沙地带撤军与哈马斯的崛起

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2000年,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总理尽管持右翼立场,但仍推动了从加沙地带撤军。在此过程中,定居点被拆除,这在当前加沙地带问题上经常被提及。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反对沙龙的加沙撤军计划并辞职。内塔尼亚胡至今仍试图对加沙地带问题施加强大的控制力。

以色列的撤军经历给了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信心。因为在2000年已有从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的先例。加沙地带撤军后,哈马斯控制了加沙地带,并在巴勒斯坦选举中占据多数席位,但国际社会并未承认。这加剧了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冲突,导致目前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的局面。

21世纪初以来,中东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朗的影响力增强,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在扩大。有分析认为,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真主党等抵抗力量得到了扩张。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对真主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一些人分析认为,自那场战争以来,以色列加强了对真主党的防范。

安纳波利斯谈判破裂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等引发了多次冲突。2007-2008年的安纳波利斯谈判中,以色列提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方案,但未能成功。当时以色列总理是埃胡德·奥尔默特,巴勒斯坦方面是马哈茂德·阿巴斯。双方甚至讨论了耶路撒冷等敏感地区的共同管理方案,但谈判最终破裂。

此后,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上台,奥巴马总统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削弱了美国的 the influence,并试图重新推动两国方案。在此过程中,与以色列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伊朗核协议(JCPOA)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此外,奥巴马政府反对以色列修建定居点,并在卸任前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决议。

安纳波利斯谈判破裂后,发生了海地事件。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上台,提出了“世纪交易”。特朗普政府坚持向巴勒斯坦提供经济利益,但在安全方面不允许其建国。这是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亚伯拉罕协议》与巴勒斯坦问题的优先度下降

特朗普政府的“世纪交易”旨在通过为巴勒斯坦创建工业区等来支持其经济活动,但不承认其军事主权。现有的以色列定居点将得以保留。此外,特朗普政府主导了《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与中东国家关系正常化。特别是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时,与预期相反,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声音并不大。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已不如从前。随着叙利亚内战、IS问题等中东地区其他复杂问题成为焦点,巴勒斯坦问题被推到了次要位置。

在这种氛围下,《亚伯拉罕协议》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等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优先事项。

哈马斯-以色列战争爆发与现状

加沙地带的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导致大量以色列人死亡,约250人被劫为人质(目前估计约20人生存)。以色列南部村庄遭受重创。相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也导致巴勒斯坦死亡人数激增,至今冲突仍在持续。

根据我亲身访问加沙地带战争受灾现场的经验,当时基布兹村庄遭受了巨大损失。对以色列而言,在上午6点29分,也就是遭受袭击的那一刻,世界仿佛静止了。这对以色列的安全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

加沙地带的战争仍在进行中,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以色列因哈马斯的袭击遭受了大量人员伤亡和人质损失,巴勒斯坦也因以色列的空袭造成了众多人员伤亡。这场冲突似乎不会轻易结束。

29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色列让世界静止了。由此我能感受到以色列对此次事件的高度重视,这与9·11事件如出一辙。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旁边的把手是什么呢?以色列的防空洞里有避难所。人们在那里避难。这些避难所主要是为了防御导弹袭击而建造的。因此,在里面很少会锁上把手。也就是说,从外面可以打开。避难所本身。这是为了在周边地区遭受袭击时,让其他人也能尽快避难,从外面可以打开门。

但这次,哈马斯成员在外面。因为避难所并非为疏散人员而设。因此,以色列认为那些把手象征着试图从里面锁上、试图打开的人。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在安保政策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其边境地区存在哈马斯或真主党等势力。

战争的背景与历史课题

这是以色列的立场。从哈马斯的角度来看,在长期的人道主义危机状况下,自2005年撤离加沙地带后,加沙地带的生活并不正常。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想向大家传达历史事实。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背景是至今为止所说的历史因素的累积,但在《亚伯拉罕协议》签署时,由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减弱,媒体上尤其热议的是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情况。有人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对巴勒斯坦问题将不再有任何关注。此外,还有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姿态。此次哈马斯战争的代号是什么?

代号是“阿克萨洪水”。阿克萨指的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即穆斯林的象征。它指向耶路撒冷。这意味着,尽管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并未朝着阿拉伯人期望的方向发展,但没有人对此发出声音。

哈马斯以“阿克萨洪水”为代号,可能试图传递某种政治信息。这并非确切,但可以推测。哈马斯内部的强硬派声音也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爆发了。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也存在哈马斯与伊朗的代理人战争的迹象。6月,伊朗与以色列发生了战争。整个中东地区都从代理人战争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这是以色列的立场。提到了伊斯梅尔·哈尼亚等相关人物,并发生了首次全面战争。

还记得特朗普空袭伊朗核设施吗?那是“炸弹之母”行动。随着伊朗袭击卡塔尔美军基地,局势得以平息,可以说在首次全面战争中,特朗普的变数发挥了作用。大规模空袭是不可能实现的英勇行为,伊朗的威慑力大大丧失。特别是真主党受到了很大削弱。多方防御传统上是利用周边国家来防御伊朗,但这些势力已大大削弱。

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们进行了很多问答环节,我想在历史中传达给大家的是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时间深入了解中东,也可能对这个地区感到陌生,但大家应该知道中东存在许多冲突和纷争。其中之一就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目前,通过加沙战争等,该冲突受到了关注,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也与加沙

战争和巴勒斯坦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为了和平协议付出了许多努力,也进行了许多关于两国方案的讨论,但并未成功。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至今仍带着这些经历和创伤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顾历史,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在短时间内进行了介绍。听取三点内容: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没有和平的阿拉伯-以色列和平是否可能?

《亚伯拉罕协议》等。以色列方面也认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通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最终也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令人怀疑。为什么如此多的和平谈判都失败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关于6次加沙战争,在2005年撤离后,还可以进行很多讨论。事实上,从历史角度来看,我更愿意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希望大家能对外交史给予更多关注。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

■ 金康石,韩国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

*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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