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问答:朴英俊]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韩国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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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英俊教授在东京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国防大学安全保障大学院教授。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及走向
“右倾化的背景:① 日本国力增强 ② 缺乏历史负罪感的战后一代政治家的出现 ③ 战后战犯处理不力 ④ 中国国力超越及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社会自信心丧失”
“决定未来走向的主要变量:① 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 ② 日本市民社会的作用 ③ 欧美国家立场”
1945年以后,日本将吉田茂的“吉田主义”作为国家战略,维持了“遵守和平宪法”、“依赖日美同盟保障安全”、“致力于经济发展”等基调。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日本国力增长并被要求承担与之相匹配的国际社会作用,出现了摆脱“吉田主义”寻求新战略的动向。这可大致概括为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正常国家论、国家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这三个方向。
第一,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主张以日本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为基础,通过开发援助等议题领域扩大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作用,提升日本的软实力。第二,正常国家论认为有必要增强与增长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安全能力,主张像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后与美国共同承担国际安全事务一样,通过完善国内法,使日本的自卫队也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发挥作用。第三,国家主义则以修正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否定慰安妇问题,甚至主张通过核武装来牵制中国崛起,追求构建强硬的国家安全体制。自民党以及小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府等一直支持正常国家论,而民主党和鸠山由纪夫政府则强调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近来备受争议的安倍晋三政权,其基调已可视为超越正常国家论,走向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战略。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可归纳为四大方面。第一,日本国力增强及其对新国家观的寻求。第二,战后一代政治家的出现。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老一辈政治家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化或军事化抱有高度警惕,而战后一代政治家则摆脱了历史负罪感,甚至表现出对历史的无知。第三,与德国不同,日本对战犯的处理不力。不仅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未受审判,而且在1946年被正式解除公职的战犯们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后重返日本政坛,并于1955年领导了自民党的创建。这种对战犯处理不力的情况,为修正主义历史观的抬头提供了空间。第四,日本社会内部不安感的扩大和自信心的丧失。2010年,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方面被中国超越,这对日本的自尊心造成了巨大打击,随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不安感和自信心丧失。这进一步催生了对强有力政治领导力的需求,从而成为安倍政府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反而获得高支持率的因素之一。
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市民社会仍然强烈地保持着尊重民主价值观和反省历史的趋势。例如,在关于安倍首相推动的修宪的日本社会舆论调查中,反对意见超过50%,而赞成意见仅占30%。这表明,尽管安倍政府有国家主义倾向,但日本社会过半数仍然持谨慎态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倍首相在执政初期几乎不提及历史问题,而是专注于推动“安倍经济学”,如诱导日元贬值,成功带来了日本经济近二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繁荣迹象。这导致了安倍首相支持率的上升,从执政初期约59%上升到目前的超过72%。如果安倍政府借此支持率推动包括修宪在内的国家主义承诺,那么日本社会中健康的谨慎声音被削弱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未来日本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可概括为三点。第一,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追求国家主义基调,但民主党、公明党,甚至自民党内部,对安倍政府的历史认识表示担忧的声音很高。参议院选举结果将决定哪些政治势力的话语权将增强,这预计将成为左右未来日本政治走向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日本有良知的市民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安倍政府在修宪和历史问题上的国家主义倾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变量,是欧美国家将如何反应。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各国对日本修宪或加强安保体制并不反对,但对慰安妇、大东亚战争等历史问题反应极为敏感。因为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直接交战的当事国。因此,欧美政治精英和意见领袖将在多大程度上对安倍政府的国家主义倾向发出制约的声音,将对未来日本政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安倍政府未来外交安保政策展望
“国内政策:推进强化国内安保体制基础”
“对外政策:① 加强日美同盟 ② 牵制中国政策 ③ 构建与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的网络”
安倍政府虽然不能忽视美国等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市民社会的制约声音,但基本预计将持续推进竞选时提出的外交安保承诺。特别是,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代表自民党(47%)和日本维新会(8%)等强硬保守派的政治势力支持率远远超过民主党(7%),因此需要关注的是,自民党很有可能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如果那样的话,安倍首相很可能在未来三年内,即到下一次众议院(2016年12月)和参议院选举(2016年7月)之前,继续执政。安倍政府获得了维持一贯政策基调的机会。
在国内,安倍政府预计将着手加强国内安保体制。将推进修宪以明确写入国防军、确保与美国进行实质性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新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等。
在对外方面,第一,将加强日美同盟。预计将推进基地共用、扩大联合演习、制定日美联合作战计划指南等。第二,将推进牵制中国政策。安倍政府高度认识到中国军事威胁,并强调在尖阁诸岛等领土·领海问题上绝不退让。因此,将以强化国内安保体制和日美同盟为基础,构建能够牵制中国的态势。第三,将推进构建与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的网络。从牵制中国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与追求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构建稳固的网络,特别是与韩国,不仅是为了牵制中国,也是为了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需要紧密的安保合作。
韩国的应对策略
“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坚决应对”
“与日本的经济·安保合作是必要的,应持续市民社会交流·学生交流·文化交流”
“目前韩日关系僵局的解决方案难以在政府层面制定,应利用Track 1.5或Track 2”
尽管日本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与韩国存在矛盾,但在外交安保层面却试图积极合作,因此韩国对日政策可能陷入两难境地。
目前朴槿惠政府的对日政策显然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局面。此时重要的是,确立韩国的最终国家利益是什么,以及为实现这些利益,在对外关系中应追求的政策目标优先顺序是什么,并以此为下属战略来构思对日政策方向。韩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是:第一,通过解决朝核问题、促进朝鲜改革开放等,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第二,通过构建东亚地区合作秩序,防止中日等地区强国之间的冲突,并促进地区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
回顾朴槿惠总统在大选时的承诺,在对日政策方面,虽然提及要坚决应对历史问题、领土·领海问题,但也提到为克服“亚洲悖论”(Asia Paradox)需要东亚和平合作构想。这种方向是前几届政府一直坚持的方针,今后也有必要继续推进。
首先,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应继续坚决应对。关于独岛问题,鉴于韩国实际控制该地区,与其过度渲染问题,不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为妥当。在历史问题上,应在多边层面努力纠正日本政治领导层的错误历史认识。从通过韩中日“CAMPUS Asia”(Collective Action for Mobility Program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sia)项目在包括学生在内的日本市民阶层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开始,还应努力积累学术能力,通过对太平洋战争的国际联合研究来指出日本国内错误的认识问题。
然而,与日本也有许多需要合作的事项。尽管日本经济实力相对衰退,但如韩中日自由贸易协定(FTA)所示,仍有许多经济合作的必要事项。外交安保层面也是如此。为了废除朝核和引导朝鲜改革开放,不仅有必要利用朝日之间已建立的各种对话渠道,而且为了加强韩美日对朝合作体系,与日本的合作也很重要。此外,为了促进韩国文化发展和扩大教育机会,在政治利益无关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市民社会层面的文化交流和学生交流是可取的。
目前难以在政府层面制定出打破当前韩日关系僵局的方案。因此,现在有必要利用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专家网络(Track 2)或政府相关人士与专家 group 的混合协商体(Track 1.5)。不应废弃以往持续进行的,例如韩日新时代共同研究等项目,而是通过持续进行来创造条件,并以2015年以后为目标,这被认为是现实的方案。■
东亚研究员(EAI)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财政支持。EAI一直通过与国内外专家进行视频访谈的形式开展“智能问答”活动,旨在通过与相关领域专家的问答,对当前热点问题提供及时而深入的分析。本稿件由研究员金阳奎(EAI亚洲安保研究中心)整理,是专家个人观点,与东亚研究员的立场无关。引用“智能问答”时,请务必注明出处。
*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