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二期朝核问题与韩国的核选项】④ 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案例对韩国核武装论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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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一个复合多重危机（complex multiple crises）的时代，除了疫情、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新兴安全威胁外，还有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近期印巴冲突以及埃塞俄比亚、萨赫勒地区、缅甸等地的冲突，这些传统安全与新兴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此外，台湾海峡、南海、朝鲜半岛等潜在冲突地区也危机四伏。在这些多重威胁中，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核武器作为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已重新登上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生死竞争曾让全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冷战后，随着核武器数量的大幅削减，核武器的危险性被视为冷战时期不愉快的过去，并被民族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新兴安全威胁所掩盖。虽然在“第二核时代”（Second Nuclear Age）期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核竞争以及朝鲜、伊朗等国的核开发努力未能完全消除核武器的潜在威胁，但其程度远不及以美苏核对峙为主导的第一核时代。

然而，核武器最近重新成为国际安全的核心议题。最主要的契机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的武力入侵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且随着局势的不利，普京等俄罗斯高官不断威胁使用核武器，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中国自1964年进行核试验以来，长期奉行相对温和的核战略，核武器数量也相对较少，但近期却在加速核武器的质和量的增长，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其不仅要应对俄罗斯，还要同时应对两个核大国，并刺激了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立即对特朗普总统推动的亲俄立场和俄乌战争停火提议感到震惊，并不得不对美国数十年来提供的基于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安全战略提出根本性疑问。因此，许多拥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国家开始公开表达自主核武装的必要性（Panda, Narang, and Vaddi 2025）。[1]最近，一直有较高自主核武装民意呼声的韩国被认为是下一个最有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外，人工智能（AI）、太空、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给军事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也增加了指挥控制的困难、误判（misperception）以及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等负面因素。如今，国际社会正步入“第三核时代”（Third Nuclear Age），在国家安全中核武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核武器的水平和垂直扩散重新开始，核武器拥有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核武器使用可能性也比以往急剧增加（Panda 2025; Wolfsthal, Kristensen and Korda 2025; Rose 2025）。

另一方面，在许多专家担心的核武器使用可能性最高的地区——南亚，一度平静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再次发生了军事冲突。2025年4月，印控克什米尔的帕哈尔甘（Pahalgam）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的莫迪政府强烈指责巴基斯坦是幕后黑手，并于5月7日袭击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否认与恐怖组织有关联，并进行了反击，直至5月10日达成停火，期间发生了短暂而激烈的军事冲突。此次冲突虽然展现了恐怖袭击后印度的反击和巴基斯坦的再反击这一熟悉模式，但其使用的武器系统种类、军事目标位置等方面却显示出比以往更高程度的军事行动态势，令国际社会倍感紧张。

在步入第三核时代的当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核阴影（nuclear shadow）下持续的军事对峙和核危机，对南北韩对峙的朝鲜半岛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韩国，核武装的主张近期一直获得国民60-70%以上的支持，随着朝鲜核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延伸威慑信心的减弱，自主核武装的关注度进一步高涨。[2]

韩国拥有核武器被认为是应对朝鲜核威胁（乃至中国）的最有效威慑手段。在此背景下，领土分裂、敌对对峙持续70余年的南亚案例，可以为朝鲜半岛提供有益的启示。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是否真的使两国更加安全？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冲突，但由于并未发展到使用核武器的阶段，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是否得以维持？如果两国都没有核武器，军事冲突是否会减少？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印巴的核开发及其后的核对峙和冲突，探讨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案例对韩国核武装论战的启示。首先，将考察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何要寻求自主核武装，然后探讨两国在拥有核武器后，如何发展核指挥控制系统、核理论、核态势，以实现核武装的安全目标。最重要的是，将通过分析两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军事对峙和冲突案例，来评估核武器（或未能）对两国安全做出的贡献。最后，在提出印度-巴基斯坦案例对韩国核论战的实际启示的同时，本文将不涉及韩国推进核武装所带来的经济制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导致国际信誉下降等问题，而是集中分析和展望核武装在安全方面得失。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开发与核对峙

1)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开发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从英国独立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战争，此后又围绕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三次战争，并经历了无数次危机和小规模军事冲突。印度在1962年与边界冲突加剧的中国爆发的印中战争中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1964年中国进行核试验后，虽然在野党呼吁自主开发核武器，但秉持非暴力抵抗传统、厌恶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尼赫鲁总理等领导人，虽然积极鼓励发展原子能以实现科学立国，但坚决拒绝武器化。在必要原子能技术逐步积累后，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为了展示印度的自主性和能力以对抗大国的施压，英迪拉·甘地总理于1974年进行了和平核爆炸（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令世界震惊。然而，印度政府当时仍对将此技术用于核武器不感兴趣，军方影响力也微乎其微。但随着邻国巴基斯坦致力于核开发的消息以及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持续紧张的关系，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也加速了核开发进程，据称在1990年前后具备了核能力（金泰亨 2019，第四章）。

巴基斯坦的情况是，独立初期以来，由于与庞大的邻国印度持续的敌对关系和冲突，不得不拼命寻求与大国结盟。与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关系疏远的美国成为了可靠的伙伴，印中战争后也与中国保持了紧密关系。然而，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惨败，东巴基斯坦独立并分离成为孟加拉国，在这种屈辱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未能获得美国或中国的任何援助。20世纪60年代，虽然也有关于自主核武装的争论，但由于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整体国力上都处于劣势，在遭受背叛、失去大量领土和人口后，巴基斯坦的领导层和民众普遍认为，在缺乏可靠盟友的情况下，对抗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占优的印度，唯一的途径就是自主核武装（金泰亨 2019，第五章）。

随着两国都全力推进核武装，两国之间的对抗也与核武器联系在了一起。80年代初，两国都参考了以色列成功空袭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设施的案例，考虑对对方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preventive strike），危机感骤增。当时，为了牵制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里根政府明知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却予以默许（Ahmed 1999, 187-8），并批准向巴基斯坦出售F-16战斗机。F-16的销售加剧了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担忧，而巴基斯坦也时常报告印度可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担忧（Akhtar and Neog 2024, 3）。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政府曾计划与以色列联合空袭巴基斯坦的卡胡塔（Kahuta）铀浓缩设施，但在被美国提前发现后，迫于美国压力而放弃。美国则承诺一旦印度发动空袭，将立即通知巴基斯坦（FH Khan 2012, 219-220）。

两国都为应对对方的预防性打击可能性而度过了艰难的时期。最终，两国同意必须防止对对方核设施进行攻击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并于1988年达成协议，禁止攻击对方的核设施。然而，两国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仍在继续，并于1987年经历了由印度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的“Brasstacks危机”。此时，巴基斯坦已公开其核计划以试图威慑印度，并在1990年克什米尔危机期间，随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抵抗运动的大规模爆发，两国再次对峙，巴基斯坦毫不犹豫地亮出核武器牌，警告印度，并强烈促成了美国的调解（Ahmed 1999, 189）。

在1990年前后这一时期，两国被认为已具备了充分的核能力。1998年5月，重新执政不久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Vajpayee）突然进行了核试验，令美国震惊。尽管美国施加了强大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巴基斯坦仍进行了反制，并在三周后进行了核试验，震惊了世界。两国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虽然制裁持续了约一年半，但对于本已经济困难的国家来说，国民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

2) 印度和巴基斯坦核开发后的核对峙

在巴基斯坦军方冒险进行核试验后不到一年，两国再次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Kargil）地区发生冲突。卡吉尔战争的爆发，成为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国际社会对核武器使用的升级深感担忧。两国密切关注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并在使用武器或越过控制线方面保持克制，但据称巴基斯坦尤其考虑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强力调解在卡吉尔战争的结束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Rej 2019; Tellis, Fair, and Medby 2001）。

作为新兴核武器国家，两国需要明确核武器的拥有目的，发展核理论、核态势，巩固核指挥控制体系，并确保与目标相符的核武器拥有和投送能力。印度的核理论，在1999年发布后于2003年再次确认，即“可靠的最低限度威慑”（credible minimum deterrence）和“不首先使用”（no-first-use）。此外，印度采取了“保证报复”（assured retaliation）的核态势（nuclear posture）。对印度而言，核武器是战争威慑的最后手段，通过宣称对方无法承受的报复来确保威慑力。巴基斯坦虽然没有正式发布核理论，但也追求可靠的最低限度威慑，并认为核战略的模糊性对于最大化威慑效果是必要的，因此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此外，初期采取了在危机发生时诱导第三方（特别是美国）进行强力调解的“催化姿态”（catalytic posture），但在对美国干预的信任度下降后，转变为在危机时公开表示不惜使用核武器，以期达到危机缓解效果的“进攻性不对称升级”（asymmetric escalation）核态势（Narang 2017, Ch. 3, 4）。

两国围绕核武器的战略、理论、投送工具的开发与部署，在两国行动-反应的持续互动中不断演进。2001年12月，在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袭击印度议会大厦后，印度发起了“Parakram”行动，将大量军队调往边境地区。巴基斯坦对此作出回应，双方对峙持续了十个多月。由于此次军事行动未取得显著成果，印度国内提出了“冷启动”（Cold Start）理论作为更有效的应对措施。该计划设想，在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再次发动恐怖袭击时，印度军队的预备部队将迅速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行惩罚，然后撤离，以避免巴基斯坦考虑使用核武器。然而，印度国内对此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存在争议。巴基斯坦在苦思冥想应对“冷启动”的方案时，由于在常规军事力量上落后于印度，缺乏有效的常规防御手段，因此将核理论转变为“全频谱威慑”（full-spectrum deterrence），并公开表示必要时不会犹豫使用核武器，即使是有限的常规攻击。为此，据称在2011年进行了射程60公里的“纳斯尔”（Nasr）导弹的试验发射，并随后进行了实战部署（Ahmed, Hashmi & Kausar. 2019）。另一方面，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造成大量外国人在内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印度考虑了各种形式的军事报复，但最终选择了克制。印度国内对不作为的批评声浪很高，奉行强硬印度民族主义政党的莫迪在2014年赢得大选并成为总理后，承诺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措施。

2016年，在印控克什米尔乌里（Uri）陆军基地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9人死亡后，印度总理莫迪动用特种部队越过控制线，袭击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进行了“外科手术式打击”（surgical strike）。无论此次行动的成效如何，这都表明了与以往的战略克制截然不同的物理报复意愿。2019年2月，在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Pulwama）发生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40名警察预备役人员死亡后，印度政府动用空军越过与巴基斯坦的边界，而非控制线，空袭了被认为是恐怖分子基地的巴拉科特（Balakot）。在印度这样进行垂直和水平方向的蓄意升级（escalation）后，巴基斯坦也于次日反击，攻击了控制线另一侧的印度领土目标。在此过程中，两国空军发生了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首次空战，一架印度米格-21战斗机被击落。飞行员幸存并返回印度，此后未发生进一步升级，事态得以平息。然而，在危机期间，巴基斯坦召集了核指挥机构（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 NCA），并提醒媒体其含义，发出警告。当时正在为大选造势的莫迪总理也表示，如果被击落的印度飞行员未能安全返回，将以“谋杀之夜”来形容并誓言武力报复。关于美国在此期间的作用，时任国务卿的蓬佩奥（Pompeo）在其回忆录中声称，由于美国的积极介入和调解，才避免了核冲突的灾难。[3]

两国采取的应对和反击措施与以往不同，追求蓄意升级，令全世界紧张。印度官方辩称其行为是基于准确情报对非军事目标（恐怖设施）采取的先发制人行动。然而，通过攻击巴基斯坦境内目标，也展示了战略和政治升级（escalation）的可能性。巴基斯坦空军也以蓄意升级作为回应，两国都试图进行蓄意升级，许多专家认为当时情况十分危急，仅仅是运气好才得以化解危机。危机化解后，两国都宣称自己获胜，以维护其行为的合理性（Pehahi 2019; Dalton 2019; Rej 2019）。

对普尔瓦马恐怖袭击的强硬回应，极大地促进了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大选中获胜。莫迪政府此前已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旗帜，推行强硬的反穆斯林、反巴基斯坦政策，在大选获胜后不久的8月，废除了宪法第370条，取消了1947年印度加入时承诺给予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权。作为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邦，克什米尔被分割为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行政区，并被纳入联邦直辖区。失去自治权的克什米尔人民的反抗十分强烈，巴基斯坦也以违反1972年签署的《西姆拉协定》（Simla Agreement）为由提出强烈抗议。莫迪政府动用警察和军队强力控制地区不满情绪，并实施了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控。莫迪政府试图通过投资旅游业和建设基础设施来安抚民心，促进克什米尔的经济发展。虽然克什米尔的游客有所增加，但由于政治自治受限和年轻人失业率高，对莫迪政府的不满情绪持续存在。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加剧，大量军队被调往与中国边境地区，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导致2024年武装分子袭击事件明显增加（Ganguly 2024）。此外，住房、教育等领域克什米尔人享有的优惠被取消，并鼓励其他地区居民迁入，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忧武装分子发动袭击的可能性非常高（Bhasin 2024）。

专家们特别担心的是，一旦再次发生武装分子袭击事件，导致印巴之间再次发生危机，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基于两国可能从普尔瓦马和巴拉科特事件中获得了危险且错误的教训，即“越过对方的红线不必过于担心报复”、“升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危险”，认为升级是可以轻易控制的（escalation control will be easy!）。这样一来，相互威慑将变得更加困难，冲突发生时，冲突将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下一次危机发生时，可能就无法再依赖运气了。此外，莫迪总理的强硬回应为他在大选中获胜做出了巨大贡献，并获得了国内支持者的全力支持，因此在下一次冲突中，他可能面临着必须动用更强大军事力量进行报复的巨大压力，这是一种“承诺陷阱”（commitment trap）。在巴拉科特空袭事件中，印度军队展现了强烈的报复意愿，但实际打击效果甚微，对巴基斯坦的威慑作用微乎其微。巴基斯坦在巴拉科特事件后出动空军并击落印度空军飞机，这表明巴基斯坦此后可能采取更大胆的行动。[4]

而且，两国在危机期间都进行了核武器准备，这暗示着在下一次危机中，核武器的部署和展开可能会迅速进行。也就是说，在下一次危机中，对对方的下一步行动的威慑将变得极其困难，危机稳定性（crisis stability）将显著减弱，升级控制将变得更加困难（Pegahi 2019; Dalton 2019, Narang 2019; Lalwani 2020）。

3) 帕哈尔甘恐怖袭击与印巴冲突

2025年4月22日，帕哈尔甘（Pahalgam）发生恐怖袭击，粉碎了莫迪总理一直努力营造的“和平繁荣的克什米尔”的幻想（Ganguly 2025）。在印控克什米尔的著名旅游胜地帕哈尔甘，恐怖分子针对26名印度游客（特别是印度教男性）的杀戮，给印度带来了巨大冲击，印度民众要求严厉报复的呼声日益高涨。

印度政府将巴基斯坦指为恐怖组织的幕后黑手，并誓言报复；巴基斯坦政府则强烈否认与该组织有关联，并声明如果印度动武，将坚决反击（Sharp 2025）。两国还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如关闭边境、驱逐对方外交官、暂停发放签证、中断贸易等，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此外，印度政府宣布将废除1960年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担保两国签署、并经受了战争和多次危机考验的《印度河水资源条约》（Indus Waters Treaty），并以此施压控制流向依赖印度河水资源80%的巴基斯坦的河流。对此，巴基斯坦警告称，对印度河水资源的任何人为限制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Hamza 2025）。巴基斯坦政府还表示将废除1972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签署的《西姆拉协定》（Simla Agreement），该协定承认了克什米尔的控制线（Line of Control），并同意和平解决两国围绕克什米尔的争端。控制线附近持续报告两国军队之间发生小规模交火，两国为巩固自身地位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也十分激烈。莫迪总理宣布赋予印度军队在与巴基斯坦作战的自由裁量权，巴基斯坦高官则警告即将到来的袭击，并誓言坚决反击。鉴于莫迪总理在2016年和2019年对恐怖袭击采取的逐步升级的强硬回应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并得到了高涨的反巴基斯坦民族主义民意的支持，他采取强硬军事回应似乎是必然的。然而，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对“升级控制”（escalation dominance）的过度自信显得危险，军事报复的效果存疑，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两国进攻性理论导致的升级可能性，加上曾积极发挥调解作用的美国表现出的漠不关心，使得专家们对冲突发生时可能升级为更严重危机的可能性表示担忧（Singh 2025a; Shapoo 2025; Altaf and Javed 2025）。

在两国言行不断加剧紧张局势的情况下，印度于5月7日凌晨发动了“辛杜尔行动”（Operation Sindoor），宣布使用空军地对空导弹摧毁了巴基斯坦及其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境内的9个恐怖分子基地，并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Patil and Rawat 2025; Gupta 2025）。巴基斯坦则指责印度摧毁了其境内的民宅和清真寺，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并宣布击落了印度5架战机。5月10日，印度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靠近伊斯兰堡的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附近的努尔汗空军基地（Nur Khan Airbase），该基地是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密集区，进一步刺激了巴基斯坦。数小时后，巴基斯坦发动了“布尼扬-乌姆-马尔苏斯行动”（Operation Bunyan-um-Marsoos），使用空军、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印度的“布拉莫斯”（BrahMos）巡航导弹基地和S-400防空导弹基地等目标。随着巴基斯坦的报复性攻击和印度的再报复的反复进行，两国使用空军、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对方的机场等军事基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与2016年、2019年类似恐怖袭击后的印度应对相比，此次军事冲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显著不同，引发了对局势升级和核武器使用可能性的担忧。此前积极介入印巴冲突调解的美国，副国务卿表示“这与我们无关”（none of our business），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态度，加剧了对局势升级的担忧。然而，在巴基斯坦通过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发出核信号后，美国政府改变了态度，积极介入。在美等国际社会的调解下，两国于10日同意停火，暂时扑灭了紧急事态，两国都宣称自己获胜，但仍不能掉以轻心（Clary 2025）。[5]

此次军事冲突也是两国冲突中首次广泛使用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人工智能（AI） 기반武器系统。印度军队在侦察中使用了从以色列进口的IAI Searcher和Heron无人机。在空袭中也使用了从以色列进口的Harpy和Harop自杀式无人机（loitering munition）。据称，Harop无人机用于攻击巴基斯坦军事设施，Harpy无人机用于压制敌方防空系统（suppression of air defenses, SEAD）。据报道，印度和以色列合作开发的无人机在作战初期被用于打击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则据称使用了从中国、土耳其进口的以及自主或合作生产的上百架无人机，以蜂群（swarm）形式进行攻击。未来，伤亡风险较低、可进行远程精确打击且升级风险相对较小的无人机，可能会在两国冲突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从而加剧“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而且，根据无人机的具体使用方式以及对方如何解读无人机的使用，广泛使用无人机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局势升级。因此，以降低升级风险为名依赖核武器拥有国之间的冲突中使用无人机，可能会导致非预期的升级（Haltiwanger 2025; Basrur 2025; Dass and Basit 2025）。

最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随时可能再次发生，而且一旦发生，武器系统的使用可能会比以往更高阶段，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都会增加。此次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强有力的军事报复，试图展示印度军事力量的优势。据印度方面称，他们有效地摧毁了恐怖分子训练营和巴基斯坦空军机场等目标，并且巴基斯坦的反击几乎被S-400等防空系统所化解。然而，对于巴基斯坦声称击落印度5架战机的说法，印度方面并未否认，双方对军事成果的说法存在差异是常见的。但停火后，莫迪总理宣布了一种新的“新常态”，即任何恐怖袭击都将被视为巴基斯坦的行为，即使是巴基斯坦境内深处的目标也将被视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并予以报复。其目的是通过追究巴基斯坦在恐怖分子行为中的责任并使其付出高昂代价，从而防止今后的恐怖活动（Tarapore 2025; Vohra 2025a）。然而，正如2016年和2019年的报复性袭击未能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一样，许多评估认为，此次强硬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对今后类似恐怖袭击的发生没有多大影响。

此外，莫迪总理表示，印度绝不会受到巴基斯坦在冲突中通过召集NCA发出的“核讹诈”的影响，并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即在今后类似情况下，采取比以往更高阶段的报复性攻击，从而接近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两国都相信自己在这次冲突中获胜，并且在今后的冲突中，对升级控制充满信心，并且不惧怕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此很可能采取比2025年5月更激烈的军事行动。特别是此次军事冲突，尽管在升级阶梯上使用了相当高阶段的武器系统，但却在远未达到两国地面部队全面战争之前就已结束，这可能给两国带来虚假的自信，并且会更深地陷入“承诺陷阱”，在下一次危机发生时，两国强硬领导人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动用更强大、比以往更高阶段的武力。在技术发展使武器系统目标到达时间大大缩短的情况下，在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媒体和舆论的压力下，各国领导人将面临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从而更难控制走向升级的道路（Mallah 2025; Shah2025; Tarapore 2025; Cervasio and Wheeler 2025; Singh 2025b）。巴基斯坦虽然官方宣称军事胜利，但据称利用了印度的“ quid pro quo plus”理论的漏洞，实际损失相当大，因此有可能使现有的“ quid pro quo plus”理论变得更加精细和强大（Syed 2025）。

巴基斯坦还认为，无论军事损失如何，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通过坚决抵抗比其实力客观上更强的印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若无IMF援助则难以维持，社会上内部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治安不稳定等问题困扰国民，民众对政治领导层普遍不满，但通过与印度的决战，实现了全巴基斯坦的团结和统一。实际掌权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Munir）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并因此次战斗的功绩首次晋升为陆军元帅。许多人认为，此次军事冲突后，巴基斯坦变得更加大胆（Jamal 2025a），这是因为巴基斯坦军队摆脱了以往的批评，向国民明确了其存在的意义（Fair 2025）。在96%的受访者认为巴基斯坦在此次冲突中获胜的情况下，对在巴基斯坦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军方的支持率也急剧上升，停火后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3%的受访者对军队评价友好（Jamal 2025b）。在恐怖袭击发生一周前，巴基斯坦的存在基础理论“[6]两个民族理论”（Two Nations Theory）被反复强调，并为印控克什米尔人民与巴基斯坦统一的合法性辩护，从而煽动了帕哈尔甘恐怖袭击，受到批评的穆尼尔总长与温和的前任不同，以强烈的宗教色彩领导了此次行动，并以身份认同的合法性为基础主张胜利，得到了巴基斯坦国民的认可（Vohra 2025b; Fair 2025）。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巴基斯坦军队会停止利用武装分子进行不对称攻势，而这正是印度所追求的。

鉴于此次军事冲突在军事、政治和社会层面都取得了充分的成果，因此难以期待印度所追求的威慑效果。国际社会可能不得不更加担忧地注视着今后这种攻击、反击、再反击的循环以更危险的水平发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可能因过度自信而导致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及时介入和调解能力下降，两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两国军队的核态势和核武器部署情况都令人担忧。

三、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案例对韩国的启示

将印度-巴基斯坦的核开发、核对峙案例应用于朝鲜半岛，对于对拥有核武器且核导弹能力在质和量上不断增强的朝鲜，以及对自主核武装兴趣浓厚的韩国来说，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首先，需要思考核武器获取的目的，并为实现这些目的，需要拥有何种投送工具，生产多少核弹头，都需要仔细审视。此外，还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构建核指挥控制体系。特别是，需要根据印度-巴基斯坦的案例，冷静地评估实现核武器获取的预期目标所需的时间、过程、成本，以及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威胁因素。最重要的是，需要根据印度-巴基斯坦的案例，冷静地判断韩国自主拥有核武器是否真的能增进我们在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安全。

1) 通往核武装之路

韩国拥有核武器的目的是仅限于威慑朝鲜的核武器吗？还是包括威慑中国在内的两个以上敌对国家？根据目的的选择，核武器投送工具和核弹头的数量将有很大差异。巴基斯坦的情况是，其核武器的拥有目的和理由从一开始就针对威慑印度。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如果认为巴基斯坦的核理论是为威慑印度而设的“可靠的最低限度威慑”，那么巴基斯坦相关人士认为，如果巴基斯坦拥有60-70枚核弹头，就足以威慑印度（Tasleem 2016）。印度最初刺激其核开发的是1962年边境战争中给予其屈辱并于64年成功进行核试验的中国。尽管美国施加了巨大压力，但1974年和平核爆炸的背景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影响。此后，在与巴基斯坦进行核开发竞争并经历几次危机（80年代、90年代）时，中国的潜在威胁也对印度的核开发和核态势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近期，随着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加剧和战略竞争深化，印度开发了“Agni-5”等远程战略武器，并组建了由各种新型非核战略导弹组成的“一体化火箭军”（Integrated Rocket Forces）（Bommakanti 2023; Das 2024）。在2019年关于印巴核战争情景的论文中，也预测印度在与中国对抗时，会保留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而不用于巴基斯坦（Robock, et. al. 2019）。

对韩国来说，拥有多少核武器是合适的？即使仅限于威慑朝鲜，根据2025年对朝鲜核武器拥有数量的估计（约50枚），也需要这么多（Kristensen, et. al. 2025）。[7]如果将中国也纳入威慑对象，那么数量将大大增加。问题在于，要 확보如此数量的核武器，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成本和努力。

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约在1990年前后被认为拥有了核能力，并于1998年5月分别进行了核试验。此后，尽管两国都在竞相增加核武器数量（即使从1998年核试验算起，到2025年已过去27年），但两国目前分别拥有约170-180枚核武器（Kristensen, et. al. 2025）。韩国需要多少年才能拥有50枚核武器？考虑到缺乏核浓缩和后处理设施以及铀获取的困难，即使全力以赴，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问题在于，在努力制造核武器的这段时间内，预计会受到周边敌对国家（包括可能发动的预防性攻击）的强烈制约（window of vulnerability）（Dalton and Perkovich 2024）。仅凭我们自身的力量，很难抵挡住来自朝鲜或中国的预防性攻击。Debs和Monteiro指出，即使一个国家拥有技术和经济能力，并且出于安全原因推进核开发，也必须有效克服来自敌对国家的干扰，此时同盟国的作用至关重要（Debs and Monteiro 2016, 37-45）。美国会为了韩国顺利进行核开发而冒着与中国、朝鲜冲突的风险为其提供保护伞吗？韩国自主拥有核武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美国核保护伞保障的不信任，以及更进一步的担忧被抛弃（abandonment）（Dalton and Perkovich 2024）。现在，对于一个可能不再那么需要美国同盟的韩国，美国是否会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这一点令人怀疑。[8]

2) 核武装后的核态势与核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

即使历经波折成功生产和部署核武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很难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建立起以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为基础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状态。美苏两国分别拥有数千枚甚至更多的核武器，具备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两国领土相距数千公里，不存在领土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大多以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的形式发生在远离两国生死存亡利益的地区。而一旦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其情况很可能更接近于当今的南亚，而非冷战时期的美苏。朝鲜半岛和印度次大陆这两个地区都曾长期维持单一政治体，但在二战后分别分裂、独立，围绕领土争端和收复失地，对抗与冲突不断。南亚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核武器已成为这种对抗的主要变量。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并逐步发展了核理论、核态势和核指挥控制体系。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反复出现行动与反应，两国核理论也逐渐走向进攻性，这一点在前文已有确认。与拥有核武器初期不同的是，经过卡吉尔战争、2001年国会大厦恐怖袭击危机后，印度制定了“冷启动”（Cold Start）理论，巴基斯坦对此做出回应，转向全面威慑，开发部署了“纳斯尔”（Nasr）短程战术核导弹，并公布了模糊但相当低的核使用门槛（threshold）。[9]在这些行动的对抗下，印度改变核不首先使用原则的动向，以及与确定报复核态势相悖的提升反力量（counterforce）能力的努力等反复出现，两国之间的危机稳定性和战略稳定性持续受到削弱。

如果韩国拥有核武器，应该构建和发展什么样的核理论、核态势和核指挥控制体系？很可能像印度、巴基斯坦那样，现实地采纳可信的最低限度威慑（credible minimum deterrence）理论。那么核态势又如何呢？与其他核武器国家一样，韩国也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来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即使只拥有少量核武器。除了增加核武器数量，还应有选择地考虑投送手段。由于作战纵深极短，且核武器投送手段以地对地弹道导弹的形式固定部署，容易遭受对方的先发制人攻击，因此为了提高生存能力、倍增二次打击能力，有必要在确保潜射弹道导弹（SLBM）平台方面付出巨大努力（Dalton and Perkovich 2024）。然而，这不仅面临着为有效作战需要足够数量的搭载核动力潜艇的SLBM的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核指挥控制权是否下放的问题。也就是说，与防止少量部署的核武器的安全或未经授权的发射（negative control）相比，为了增强对朝鲜的威慑力，可能不得不更重视确保核武器确实能够运作（positive control），因此核控制权下放的诱因会更大。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核使用可能性的增加。

此外，朝鲜已拥有大量核武器，而韩国正处于追赶状态，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韩国只能依靠少数核武器来尝试威慑朝鲜的核武器，并且在紧急情况下，朝鲜的核导弹可能在几分钟内到达韩国的主要目标。因此，韩国不得不将依赖的少数核武器始终处于随时准备发射（Launch on Warning, LOW）的极端高度戒备状态。拥有少量核武器的国家总是会面临“用或失去”（use it or lose it）的压力，核指挥控制体系将面临巨大的负担。

因此，韩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采取一种非对称升级型核态势（asymmetric escalation posture），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核武器使用可能性，而无需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或与对方相当的核弹头数量。[10]尽管关于朝鲜的核态势存在争议，但许多人认为其属于非对称升级型。如果拥有核武器的韩朝两国都采取非常具有进攻性的非对称升级型核态势对抗，紧张局势将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韩国拥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之前，危机稳定性很可能将持续在非常脆弱的状态下。[11]韩国的核使用条件（门槛）也可能设定在模糊且较低的水平，采取“以升级促降级”（escalate-to-deescalate）的进攻性姿态，这会进一步恶化危机稳定性。

3) 稳定-不稳定悖论

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美苏核竞争激烈时提出的。它指的是，当两个对峙的核武器国家都拥有充分的二次打击能力时，核武器（战略）层面的稳定性反而会加剧两国之间的低烈度不稳定，即有限冲突。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危机和有限冲突，但两国之间不会发展到全面战争或核使用阶段。

许多专家认为，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实际体现地是印度-巴基斯坦冲突的南亚地区。两国在拥有核能力后不久，于1999年爆发了卡吉尔战争，原因是巴基斯坦的进攻。此后，尽管发生了多次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但危机都得到了化解，并未升级到严重程度。[12]最近，印度在遭受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袭击后，采取了不同于以往战略克制（strategic restraint）的物理报复措施，这显示了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应用案例。2016年的袭击后，印度进行了动用特种部队的局部攻击；2019年，印度空军空袭了巴基斯坦境内；2025年的报复行动中，印度积极使用了包括各种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多种远程（standoff）武器系统。虽然印度在避免地面部队越境攻击等方面表现出谨慎升级的态度，但其选择的武器系统和打击目标等，都显示出其在升级阶梯（rung）上比以往更高一层的位置（Stimson Center 2025）。莫迪总理等印度高层人士的发言充满了对这种攻击后不会发生进一步升级的信心。然而，这种基于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升级控制的自信，建立在非常令人担忧的前提之上。下一次危机发生时，如果报复行动比2025年5月更高一层，是否仍能得到适当控制，无人能确定。而且，尽管强硬回应，但巴基斯坦的立场却显得非常自信，这与莫迪总理所宣称的恢复威慑（restore deterrence）似乎不符。

在朝鲜半岛，稳定-不稳定悖论将如何实现？迄今为止，在朝鲜半岛拥有核武器并对峙的双方是美国和朝鲜。在南亚，美国是能够调解和控制两国冲突的强大第三方，但在朝鲜半岛，美国却是核对峙的当事方。迄今为止，很难找到朝鲜半岛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案例。朝鲜的核导弹试射、网络攻击等无疑是挑衅行为，但在稳定-不稳定悖论中，通常设想的“不稳定”是指造成伤亡的物理攻击（kinetic action），因此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一个与稳定-不稳定悖论相距甚远的地区（Kim Tae-hyung 2024, 30-35）。然而，一旦韩国转变为朝鲜核对峙的当事方，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印度由于需要将相当一部分军事力量分散用于应对中国，因此在印巴边境对峙的双方，常规军事力量差距不大。而朝鲜半岛上，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常规军事力量差距相当大。由于这种明显的常规军事力量差距，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相对处于劣势的朝鲜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在报复朝鲜的挑衅时，韩国可能像印度一样，尝试在升级阶梯的较高层级进行报复。然而，与南亚地区双方拥有对等核力量实现相互的稳定-不稳定悖论不同，在核力量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的韩国，在面对拥有大量战术核武器的朝鲜时，可能难以进行低烈度以上的报复。[13]这一点也取决于韩国核武装后，韩美关系是否仍然是同盟关系。朝鲜目前正在开发和部署各种手段和形式的战术核武器系统（Kim Tae-hyung, Kim Bo-mi 2023, 13-18）。

此外，常规军事力量的客观劣势是否真的能制止朝鲜的挑衅，这个问题也需要慎重对待。朝鲜领导层对“胜利-失败”、“值得一战”的认识，可能与我们通常认为的有所不同，就像巴基斯坦军方一样。[14]因此，即使要承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也可能采取大胆行动，并无论损失规模如何都宣称胜利。韩国难以承受这种损失。如果朝鲜侵犯北方界线（NLL）并攻击西海岛屿地区，韩国将如何反击，反击到什么程度？如果朝鲜反击，韩国准备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坚定的意志，还需要对升级可能性等各种环境和条件进行周密而冷静的分析和判断。

关于稳定-不稳定悖论，从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拥有核武器是否真的增进了两国的安全。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否实现了拥有核武器的目的，即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制约？如果两国没有核武器，其冲突和对抗会如何发展，这是无法推测的（counterfactual）。学者们对于核武器的引入是加剧了还是缓和了两国之间的冲突频率和烈度，意见不一。Kapur认为，与拥有核武器之前的1972-89年相比，拥有核武器之后的1990-2002年期间，两国之间的对峙和危机状况增加了近4倍（Kapur 2007, 27）。而Saira Khan则认为，在1947-1986年期间，印巴之间发生了3次战争和7次危机，而在此之后到2004年仅发生了4次危机，主张核武器拥有缓和了战争的发生（2005, 162-3）。

然而，即使在两项研究涵盖的时期之后，21世纪仍然发生了无数的危机和冲突，如前文所述。如果两国没有核武器，21世纪发生的冲突是否会演变成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事实是，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一直在持续。在2025年4月的冲突中，印度以报复为名，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先进武器系统。是否是核武器的阴影（nuclear shadow）使得印度能够采取强硬 대응？

无论如何，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两国之间的冲突和物理冲突频繁发生，核武器在防止冲突发生方面似乎作用甚微。在冲突发生或预防方面作用不大的核武器，是否仍然有拥有的理由？如果一方不拥有核武器，那么该国是否会单方面受损？回顾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许多人认为，如果乌克兰没有犯下不应在1994年布达佩斯协议后放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的错误，普京就不敢入侵。即使乌克兰继续拥有核武器，东部地区的攻势是否不会发生，即使不是大规模攻击基辅？如果发生此类攻击，拥有核武器的乌克兰会使用核武器吗？这种核使用可能性是否会成为对普京行动的威慑？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尽管普京等俄罗斯高官频繁威胁使用核武器，但俄美等北约的对抗，虽然有核武器在背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是通过使用常规武器的创造性、大胆性和耐心来完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最近在西方国家更大胆的支持下，不顾俄罗斯的核威胁，发动了向库尔斯克的进攻等（Avey 2025）。5月下旬，乌克兰突然发动了“蜘蛛网行动”（Operation Spider's Web），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境内深处的多个空军基地，摧毁了数十架可能装备核武器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尽管俄罗斯国内要求用核武器报复的呼声很高，但实际报复是以常规武器进行的（Lanversin 2025）。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的作用或效用究竟是什么？

在朝鲜半岛，即使韩国拥有核武器，也完全可能发生双方之间大胆而高烈度的进攻和冲突，仿佛核武器不存在一样。特别是如印度-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所示，廉价、高效且升级风险低的无人机可能被广泛且具有攻击性地使用，而对其防御或事后应对则相当困难。在南亚，核武器的出现并未完全消除两国之间的不稳定，反而有助长低烈度有限冲突的方面。朝鲜半岛地区，除了2010年的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外，几乎没有发生过物理军事冲突，而韩国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引发这种情况。在朝鲜半岛，与南亚一样，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可能使人们不必担心升级到可能导致核武器使用的全面战争水平，但却可能使人们长期承受以前不存在的低烈度冲突和军事冲突，并每次都面临升级阶梯向高层级危险移动的噩梦般的处境。这最终意味着通过意外升级（inadvertent escalation）接近核使用。此外，即使韩国对朝鲜的低烈度挑衅做出坚决而大胆的军事报复，也难以期待像南亚案例那样，这种回应能够恢复未来的威慑力（restore deterrence）并消除朝鲜的挑衅。也就是说，拥有核武器能够创造恐怖平衡，使双方维持一种虽然不愉快但稳定的关系，这种希望很可能仅仅是奢望。

虽然预计会发生包括朝鲜预防性攻击在内的制约或低烈度挑衅，但就像新晋核武器拥有国常有的情况一样（Horowitz 2009; Bell 2021），拥有核武器后变得具有攻击性（aggressive）和更大胆（emboldened）的韩国，其更强硬的政策推进也完全有可能。如果两国都倚仗核武器，对升级控制抱有（错误的）确信并采取进攻性行动，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将如何？我们是否会目睹比现在更不稳定、即使是低烈度但持续的军事冲突？

迄今为止，朝鲜一直是恶人、掠夺者，是无理挑衅韩国的攻击者。在自主拥有核武器后，韩国能否确信自己将继续像以前一样，作为防御者，忍受损失并克制攻击的国家？

4) 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与大国关系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下，美国这个第三方国家的存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时它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失望和背叛感，但特别是两国都成为核武器拥有国之后，美国在两国冲突中的介入和调解对缓解危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次5月的军事冲突中，尽管最初态度有所不同，但美国在巴基斯坦发出核信号后积极介入，并成功促成了停火。美国仍然是减轻巴基斯坦核危机的催化剂。然而，在朝鲜半岛，美国不是调解的第三方，而是长期的冲突当事方。即使在韩国获得核武器地位后，与美国的关系不再是同盟国，但在南北韩之间发生危机时，美国很难期待像南亚那样扮演“中立”的第三方调解者角色。除了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难以承担这样的角色。如前所述，韩国拥有核武器后，在南北韩之间发生核危机时，美国是否会积极介入和调解，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而且，如果判断美国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朝鲜也可能因为不担心升级而反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挑衅。

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日益复杂化和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是两国周边大国的竞争关系。特别是随着印度与美国、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的日益密切，美中竞争关系的加深对印巴关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中国快速增加核力量的努力不仅让美国感到紧张，也对印度的战略计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已有分析认为，南亚的核格局已经引发了“三难困境”（trilemma）（FH Khan 2022; Sood 2022）。[15]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印度面临着同时威慑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艰巨任务。印度核力量的发展，其关注点正转向应对近年来大力发展核武器质量和数量的中国，并开发部署相应的武器系统。无论印度的意图如何，这都可能刺激巴基斯坦并引发其对等回应。例如，印度新成立的综合火箭军（IRF）正在开发和试验多种导弹系统，以应对在常规弹道导弹方面远超印度的中国。其中，BM-4常规弹道导弹的外观和性能与新一代Agni-P导弹相似，后者可以装备核武器。无论印度的意图如何，这都可能极大地刺激巴基斯坦（Haider 2025）。

如果韩国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周边也可能出现南北韩、中国这样的三难困境。如果美国也卷入这种动态，将变成“四难困境”（quadrilemma）。与两个核武器国家存在的情况不同，如果出现三难困境或四难困境，在已经充满不信任和误判的情况下，危机稳定性恶化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核军备竞赛也会加剧，整体战略稳定性急剧下降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我们已经目睹了东亚地区韩美同盟为加强对朝威慑而进行的努力，刺激了中国，并助长了中国的强硬回应。如果韩国也成为这种复杂微妙动态的一部分，东亚的安全环境很可能进一步恶化。[16]即使不考虑核大国俄罗斯和日本的核武装可能性，三难困境或四难困境的情况也已经足够复杂和不稳定。Wolfsthal, Kristensen and Korda（2025）感叹，现有的9个核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九体问题”（nine-body problem），使得任何解释或解决方案都变得困难。

韩国自主拥有核武器也可能刺激日本的核武装。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攻击的国家，对核武器仍有强烈的反感，但其拥有在短时间内制造核武器的充足物质和设施，如果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迫使其做出决定，日本可能会寻求获得核武器。日本的核武装对韩国安全有利吗？能否期望韩日之间在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为对抗朝鲜-中国（-俄罗斯）而合作，作为地区安全平衡的机制？我们能否克服“五体问题”、“六体问题”？核武器拥有国的增加和核武器数量的增加，将增加误算（miscalculation）和误判（misperception）以及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IV. 结论

随着朝鲜核导弹威胁日益加剧，以及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心下降，韩国国内对自主拥有核武器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我们必须冷静地权衡其利弊，看一看通过模糊的恐怖平衡来加强安全保障的希望是否现实且可行。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与朝鲜半岛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印度-巴基斯坦核对峙案例来吸取教训。从军事安全角度来看，即使撇开经济、国际地位、核不扩散条约（NPT）等问题，韩国拥有核武器的弊大于利。韩国自主拥有核武器，或许能像南亚地区那样，有效防止朝鲜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全面战争，但它很可能加剧安全困境，导致持续的紧张和危机、小规模武装冲突，并最终增加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南亚安全专家已经因为类似的原因警告过韩国考虑拥有核武器（Akhtar 2023; O'Donnell 2023; J Panda 2023; Westmyer and Joshi. 2013）。对于与邻国接壤、军事对峙，且（比南亚）作战纵深更短的国家来说，从对外安全角度来看，拥有核武器的弊大于利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实现获取核武器的初步目的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关于对朝政策，从印度-巴基斯坦案例中可以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即使不是大规模核军备控制，也需要切实的建立信任措施（CBM）。此次5月的军事冲突之所以能达成停火，据称与两国军方作战部门负责人（Director General of Military Operations）之间建立的沟通渠道发挥了一定作用。2022年3月，印度一枚“布拉莫斯”（BrahMos）导弹发生误射落入巴基斯坦境内时，沟通问题导致两国危机管理机制和危机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Korda 2022）。即使敌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危机，也必须建立能够防止危机升级为冲突的体系。在连热线电话都不存在的南北关系中，有必要从最基本的CBM开始，努力加强危机稳定性。朝鲜半岛目前在发生危机时，危机稳定性低且难以控制升级（Bell and Mcdonald 2019），因此在未来推进任何旨在加强安全保障的努力，包括自主拥有核武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

—— V.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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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欧洲，德国改变了对核武器的负面态度，在波兰，人们公开呼吁生产或部署核武器，而法国则表示将用其核武器为欧洲国家提供延伸威慑。这些提议引发了关于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诸多争论（Ataman 2025; Benner 2025; Lewis 2025; Bell and Hoffman 2025; Vaddi and Narang 2025）。

[2]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的2023年4月，《华盛顿宣言》设立了韩美核磋商小组（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了延伸威慑，但即便如此，也难以完全消除对延伸威慑的根本性疑虑。要赢得盟国对延伸威慑的信任是如此困难（Lee et al. 2024; Panda 2025, 131-136）。

[3]对于美国的作用，存在许多批评蓬佩奥国务卿论点的观点（Biswas 2025）。

[4]巴基斯坦在经历2016年和2019年印度的报复性打击后，发布了新的军事学说“quid pro quo plus”，承诺将以高于印度任何攻击的水平进行报复，从而表明了全面威慑的升级形式。

[5]印度和巴基斯坦对于美国调停的停火协议立场截然不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感谢特朗普总统首先宣布两国停火的努力，但印度并未承认美国的调停，并认为印度的强大攻势有效地促成了与巴基斯坦的停火。这是印度寻求自主外交的一个例证，印度一直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Ethirajan 2025）。

[6]“两个国家理论”（Two Nations Theory）是1930年代独立运动期间，真纳（Jinnah）等穆斯林领导人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印度次大陆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们拥有不同的宗教、传统、历史和文化，因此在英国独立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应各自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成为了巴基斯坦建立的依据。

[7]当然，朝鲜在韩国拥有50枚核武器的同时，将进一步增加其核武器数量。

[8]美国是否仍将作为韩国的坚定盟友，对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韩国来说尚不确定。虽然有人认为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可能需要韩国的核能力，但美国对包括韩美同盟在内的所有同盟的战略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9]巴基斯坦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有四种：巴基斯坦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军事门槛）、印度军队深入巴基斯坦边境到巴基斯坦无法接受的程度（领土门槛）、巴基斯坦的政治稳定和政权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政治门槛）（特别是巴基斯坦认为脆弱的俾路支省因印度的操纵）、以及巴基斯坦经济濒临崩溃（经济门槛）（包括封锁巴基斯坦主要港口卡拉奇）。可以看出，巴基斯坦的核使用门槛（红线）设定得相当低且模糊。

[10]也有可能导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归结为催化型（catalytic）核态势。南亚核扩散的原因之一是寻求摆脱大国的独立性，但实际上（特别是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积极介入和调停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的情况在核武装后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当然，与南亚不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会如何选择，考虑到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很难断定。此外，正如巴基斯坦的例子一样，如果美国的介入是确定的，朝鲜反而可能积极利用这一点，相信美国会阻止冲突升级，从而更加激进。

[11]冷战时期，欧洲的北约和南亚的巴基斯坦都制定了在冲突初期不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进攻性核态势，因为它们的常规力量处于劣势。在朝鲜半岛，试图核武装的韩国在常规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核力量上将长期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核力量处于劣势的一方也应被视为采取了进攻性核态势。

[12]许多人认为南亚的冲突局势是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典型案例，但这并非没有争议。两国战略阶段是否真的稳定，以及第三国（美国）作用的重要性是否过大，这些因素都足以让人怀疑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基本前提（金泰亨 2024, 11-25）。

[13]同样，在韩国核武装的情况下，韩美同盟关系是否仍然是同盟关系至关重要。朝鲜目前正在开发和部署各种形式的战术核武器系统（金泰亨、金宝美 2023, 13-18）。

[14]朝鲜的“你死我活”的极端心态可以发展成一种独特的胜利理论（theory of victory），从而灌输强大的意志和鲁莽的决心，使其不惜采取冒险行动（Jackson 2019, 36-7）。

[15]最近备受关注的是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不得不同时应对两个核大国，即“两个同等对手问题”（two peer problem）或“大国三角困境”（great power trilemma）的出现。许多学者援引天体物理学的“三体问题”（three-body problem）来表达对一种情况的担忧：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稳定的，但当增加到三个国家时，关系会迅速变得不稳定且难以预测（金泰亨 2023）。

[16]即使排除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和日本的可能性，三难困境或四难困境的局面也已足够复杂和不稳定。Wolfsthal, Kristensen and Korda(2025)曾感叹，目前存在的九个核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造成了九体问题（nine-body problem），使得任何解释或解决方案都难以实现。

■ 金泰亨_崇实大学教授

■ 负责及编辑：金彩麟，EAI研究助理；成艺娜，实习奖学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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