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AI将发布特别报告系列，作为其过去几年“从中长期视角审视中美竞争及韩国作为中间国家的角色”研究的一部分。李东律教授预测，以民主和人权为基础的美国攻势与追求中华文明再普世化的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局面。

I. 美国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攻势的动向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对抗从贸易开始，最终扩展到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体制领域，局势演变成了最糟糕的状况。美国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攻势并非仅限于特朗普政府。美国在试图制衡、施压中国时，常常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议题作为手段，但并非始终如一。不仅在冷战时期，甚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美建交期间，美国也试图针对中国推行所谓的“和平演变”（Peaceful Revolution），并实施了经济制裁和封锁。此后，美国也持续提出中国人权、新疆、西藏问题，并每年将其与最惠国待遇（MFN）的延长挂钩。然而，通过人权议题施加的美国经济制裁，其一致性和持续性并未得到维持，而是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动态发展。

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的攻势和施压，其层面与以往截然不同。首先，美国的攻势范围和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统一、体制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等方面的“阿喀琉斯之踵”，即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问题，进行了强烈而全面的施压。例如，美国国会接连通过了《西藏旅行互惠法》（2018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2020年）等制裁法案，对中国进行施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2019年）、《香港自治法》（2020年）等法案也相继通过，对侵犯香港自治的外国个人和实体以及与其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特朗普总统还为应对《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发布了“第13936号行政命令”，终止了给予香港的特别待遇。

特朗普政府的攻势甚至触及了中国事实上可以视为“红线”的领域，例如习近平和共产党体制。例如，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习近平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的真正信徒”，并敦促美国盟友和中国人民与美国合作，改变共产党并推翻政权。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全方位对华攻势是在中国国力已追赶至美国近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暗示了可能扩大为全面的势力竞争局面。

II. 拜登政府以人权、民主价值观和国际规范为中心的对华攻势

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出现了中国方面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攻势将持续下去的迹象。拜登政府提出了加强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原则，并明确表达了在任期内召开首届“全球民主峰会”（Global Summit for Democracy）的意愿。拜登政府暗示将通过包括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持续对习近平的威权体制施压。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中，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伊始就罕见地提及新疆、香港、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施压。美国国务院在4月发布了鼓励美国政府官员与台湾方面官员进一步交流的新指南，直接刺激了中国将台湾问题视为干涉内政的指控。

然而，鉴于特朗普政府曾对中国进行高强度、全方位、包罗万象的压制性攻势，关注的焦点在于拜登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前政府的做法。拜登政府似乎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所有领域，特别是针对中国体制，进行包罗万象、全方位的攻势。拜登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对民主价值观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在与这些领域相关的议题上，将更加明确、具体地继续对中国进行攻势和施压。

事实上，拜登政府正集中关注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和宗教压迫问题，并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对中国施压。2021年1月，美国政府全面禁止进口新疆生产的棉花和番茄制品，指控其是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产品。鉴于美国去年进口了约12万亿韩元的中国棉花，如果持续下去，将对中国造成经济打击。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也施压表示，正考虑制裁涉嫌强迫劳动的、来自新疆的光伏产品和可再生能源零部件。

3月，在欧盟（EU）因涉及对维吾尔族人权压迫而制裁新疆公安高官时，美国也参与其中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在4月发布了《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责中国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并称该地区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实际上已成为“露天监狱”，试图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响应。此外，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宣布，将对已知涉及镇压法轮功的四川省成都市前高级官员余辉及其家人实施入境禁令。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以法轮功事件为由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特别是，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重点制裁中国主要的科技相关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的59家企业包括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CCTV制造商杭州海康威视、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隐形战斗机歼-20的制造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CNOOC）、国有核能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CNNC）等关键产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拜登政府正试图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核心，构建国际联盟，阻止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总之，拜登政府并未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体制和共产党的直接猛烈攻势。但通过集中提出中国人权、民主等问题并动用制裁，间接暴露了中国体制的脆弱性。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此举，与共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自由民主阵营国家建立联系，并间接扩大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华声势。此外，美国希望以此延缓或阻止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追赶。

III. 美国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攻势的得失

拜登政府目前主要集中提出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并以此继续对中国施压。截至目前，通过拜登政府的选择性集中攻势，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权并保持优势，这种优势将基本维持下去。此外，在以人权问题为媒介，恢复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阵营的团结方面也取得了成效。也就是说，对拜登政府而言，价值观和规范领域比其他领域更适合以较低成本施压中国。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未来仍面临挑战。首先，虽然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由继续对中国施压，但关于这些攻势的目的及其能否实现，可能引发争议。通过香港、西藏、新疆问题，试图促使中国共产党体制发生变化或根本改善人权问题的美国的战略，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中国虽然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侵犯核心利益，但其内部对此类地区和问题已有控制力及韧性。虽然这些问题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并成为其国际合作崛起的障碍，但短期内难以引发中国价值观和体制的变化。反而，美国对这些问题的施压，被视为“干涉内政”，并可能因中国国内高涨的爱国主义而刺激对共产党体制的支持和内部团结。

总之，美国若想长期动员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施压共产党体制，并取得一定成效，就必须承担消耗大量资源和成本的负担。短期内，反而可能陷入无法取得预期成果，中美冲突和对抗找不到出口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特别是，为了使美国对华施压奏效，营造并维持反华国际联盟至关重要。为此，美国长期以来将需要动用比冷战时期更多的资源和成本。例如，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进口新疆棉花的措施，但其盟友日本的无印良品和优衣库仍在使用新疆棉花，这表明了对华制裁的联盟并非一帆风顺。而且，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中国未来在经济上可能反超美国，因此美国在中美经济资源扩张竞争中可能难以保持持续优势。

与历届美国民主党政府一样，拜登政府也面临着能否持续“打压中国”的政治效果的课题。特别是，拜登政府在国内有大量待解决的课题，因此，对于经济利益和实效不大的中国，可能难以长期持续地投入资源和成本进行价值观攻势。虽然美国在通过价值观和规范施压中国方面占有优势，但要实现其实质性效果最大化，长期能否持续高强度施压是关键。现实中，价值观和规范领域的冲突可能转移到贸易、技术、金融甚至军事领域，从而相对削弱目前以人权和民主为中心的施压。

IV. 中国的应对与预期损失

中国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攻势将持续下去，其目的是阻止或延缓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社会影响力扩大，以阻止其对美国的挑战。此外，中国担心拜登政府可能通过香港、新疆、西藏问题继续施压中国，损害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牵引盟友，形成反华国际联盟。

习近平政府正在进行以个人为中心的威权体制强化这一新的尝试，在这种情况下，应对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攻势的手段并不多，但妥协的空间也很有限。特别是，在2022年即将召开决定习近平长期执政与否的二十大这一重大政治议程面前，体制稳定性和合法性变得更加敏感，对外攻势的灵活性可能会降低。因此，中国对拜登政府通过人权和民主发起的攻势波及习近平和共产党体制感到担忧和警惕。

中国预计，拜登政府的攻势将主要集中在科技、国际规范、价值观、安全、金融等五个领域。尽管如此，中国声称，至少不应重蹈特朗普政府的覆辙，即对中国体制的攻势。在中国看来，共产党体制本身存在根本性脆弱性，在此问题上，越是针锋相对，越可能暴露体制的弱点给国际社会。中国认为，在体制和价值观攻势面前，与金融、高科技、贸易等经济领域不同，应对手段不多，短期内也难以占据优势。

如果人权等价值观攻势不扩大到对体制的直接施压，中国可能不会遭受致命的损害，损失可能在可控范围内。首先，香港、新疆、西藏问题通过人权压迫的议题为国际社会所知，给习近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巨大伤害，导致“一带一路”等国际多边合作受阻，并对其长期获得全球领导力构成制约。此外，内部政治负担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可能导致加强体制管控的成本增加。

中国虽然公开表示香港、新疆问题也属于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利益范畴，并对此做出敏感反应，但与过去不同，中国如今已很难被视为在主权和安全方面脆弱的国家。能够对这些核心利益造成直接且致命冲击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国，但现实是，仅凭美国自身难以对共产党体制的危机造成影响。中国对美国主导对华体制攻势，并导致国际社会对此的同调和参与扩大，感到担忧和警惕。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政府正从三个方向寻求应对拜登政府在人权等价值观攻势的策略，但在此过程中面临着不小的成本负担和损失。第一，对美国的攻势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坚持在对抗局面中不退让的态度。以人权对人权，以制裁对制裁，强硬且主动应对，以防美国的攻势扩大到体制问题。

例如，中国继2020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后，于2021年3月又发布了《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1]中国在2020年报告中指责了美国国内的枪支暴力、贫富差距、高昂的医疗费用、种族歧视、妇女儿童人权等问题。中国还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是基于其狭隘的人权理解，并任意歪曲与其战略利益不符的国家的状况。4月，中国外交部还提出了“美国的五大人权问题”进行反击，即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战争挑衅、干涉主义、双重标准，并建议美国在对外施压前，先正视并改善自身人权问题，指责美国将人权作为维护其霸权的工具。

中国也对美国进行了反制裁。在美、欧、英、加等国以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为由宣布制裁措施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宣布对5名欧盟议员、荷兰、比利时、立陶宛等国议员共10名个人和4个机构实施制裁，理由是侵犯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传播虚假信息。此外，还宣布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主席盖尔·曼钦（美国参议员乔·曼钦之妻）和副主席托尼·珀金斯实施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其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禁止与中国公民和机构进行交易，并冻结其在华资产。

然而，中国在采取反制裁攻势的同时，也面临着承受重大损失的局面。欧洲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表示在取消中国对欧洲方面人员的报复性制裁之前，不批准投资协定。中国在差不多7年的时间里耗费大量精力才与欧盟达成投资协定，并尤其在面临美国攻势的情况下，对此感到满意。因此，中国对欧盟出乎意料的反击感到措手。

第二，习近平政府在面临美国攻势的情况下，更加注重内部整顿和体制凝聚。中国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竞争。这意味着巩固共产党执政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并表明将优先加强内部整合和能力建设。

对习近平政府来说，2021年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衡量“中国梦”愿景能否实现的实际中期评估的重要时点。特别是，在2022年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之前，是最终协调习近平总书记连任问题的关键一年。中国在面临重要国内政治议程时，历来倾向于努力化解或稳定管理外部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与美国在冲突和对抗中的战线扩大，并专注于内部体制整顿和管理，以期长期巩固体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中国将美国的人权攻势定性为旨在阻止中国崛起的、单方面且毫无根据的“打压中国”和“干涉内政”，并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推动内部凝聚和团结，努力恢复因新冠疫情而受损的共产党支持。例如，习近平主席经常主张，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要凝聚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力量。

习近平主席在9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通过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了“中国化”的融合。继2019年《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之后，中国在202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表明了在台湾、香港、新疆等主权问题上绝不退让的坚定意志。通过为所谓的“爱国人士”掌控立法会做准备的法律和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强化香港对中国的整合。[2]尽管这两次会议的性质可以被解读为国内政治信息，但它们也包含了向美国传达中国领导层强硬意志的含义。

中国《环球时报》公布的其自身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关于新冠疫情后发达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增强的调查，提出了批评，称其被西方媒体和政治家为了凸显中国缺点而歪曲。据《环球时报》的问卷调查，近几年来中国国际形象有所改善的回答占78%（见图1）。其中，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47.5%）被提及最多，其次是俄罗斯（33.8%）和欧盟（EU，27.7%）。此外，还列举了65.6%的受访者“批评”特朗普政府，而对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等美国体育联盟“批评”的比例仅为11.6%，以此传达了中国人反对美国霸权，但对美国人民并无负面看法的愿望。[3]也就是说，这表明习近平政府正敏感关注可能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的形成。也就是说，中国担心可能对国内共产党体制的信任造成损害的国际社会对华负面舆论，正以粗糙的方式进行反驳。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中国正警惕国内出现对美反感情绪。

在中国国内，以网民为中心，对批评新疆人权压迫的全球企业，如H&M、耐克、新百伦、匡威等，发起了抵制运动。曾担任耐克宣传模特的中国明星宣布停止模特活动，瑞典全球零售品牌H&M面临被逐出中国的危机。

中国正通过提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深化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及控制社交媒体等方式，加强内部体制整顿。中国于2020年2月在北京大规模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历史和正统性。习近平政府推进的内部控制和思想教育将持续到2022年末预定举行的二十大。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存在内部不稳定和动荡迹象的地区，将加强内部治安和管控，为此将承担额外的成本负担。仅在应对香港示威活动过程中，因扩大动用公权力及管控，经济、社会成本已有所增加。

然而，将美国的压力转化为凝聚和稳定体制的手段，并以此绕开压力的应对方式，虽然可能对共产党体制的危机管理有一定效果，但并不能成为维持体制的必要充分条件。习近平政府必须克服新冠危机、美国施压、国际社会负面认知和警惕、新增长动力获取困难等问题，并满足中国人民高涨的期待，取得具体成果，特别是要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质性改善，因此经济复苏的成本负担可能会大幅增加。

第三，中国在面对美国攻势时，也在对外扩大友好国家的外延，以阻止形成反华国际联盟的外交策略。与美国不同，中国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除经济合作与援助外，可用于争取盟友的手段并不多。例如，中国试图利用已建立的“一带一路”网络，通过经济援助阻止各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反华国际联盟。在此情况下，中国面临着与最初将“一带一路”发展为中国新增长动力的初衷相反，反而消耗中国经济实力的矛盾功能。

习近平政府对参与美国主导的中国体制攻势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实施了经济制裁，并对台湾动用了经济制裁和军事演习等手段进行施压。结果，中国也发生了经济损失，并遭受了对外形象恶化的无形损失。

中国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的外交作为2021年七大外交课题之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在6月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要求加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形象和国力的工作。习近平主席表示，“新形势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十分重要”，“要营造有利于塑造中国展现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促进改革发展的对外舆论环境”。[4]中国早已在2018年整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人民广播电台（CNR）、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等主要官媒，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的“中国之声”官方媒体，以寻求塑造国际舆论。此次集体学习再次强调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华文明、中国的发展观、多边主义、公平的国际秩序等。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为长期应对中美价值观和规范竞争做准备。

特别是，中国将面向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宣传中国的体制和价值观，增进理解，推行一种公共外交。为了确立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将在公共外交上投入不少支出。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国外交相关支出每年都在持续增长。特别是习近平第一任期末2017年（80亿美元）的支出，比胡锦涛任期末2012年（52亿美元）增加了2/3（参见图）。[5]2018年再次增长15%，达到（95亿美元）。[6]

尽管如此，中国外交支出占中国政府总支出的比重（2017年为0.26%）并不高。中国政府支出中占比较高的依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7%）、公共卫生（23.3%）、教育（18.1%），这表明外交领域并非政策的优先事项。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在外交支出方面仍有余力。然而，另一方面，习近平政府面临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2021年）、“中国制造2025”、健康中国2030、军事现代化、环境污染、教育改革等需要巨额国内支出的任务，因此持续增加外交支出可能会成为不小的负担，特别是优先将预算用于构建社会安全网以维护体制稳定。

V. 前景

1. 2030年前景

中美关系在短时间内演变成最糟糕局面的背景，除了结构性因素——势力竞争外，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短期内，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将对两国势力竞争的基本趋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中美两国表面上的激烈竞争和对抗趋势将得以维持。但另一方面，两国都因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在持续高风险的直接冲突和对抗中，将面临不小的国内政治疲劳感、阻力以及经济负担。因此，拜登政府可能会继续进行风险相对较低、且能体现美国身份的人权和民主议题低强度攻势。在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上站稳脚跟之前，以人权和民主为借口对华攻势可能会成为一种有用的牌。

围绕人权及民主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只要拜登政府的攻势不停，习近平政府就只能处于守势并被动回应，因此难以解决或达成妥协，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对峙局面。然而，这本身并不会成为两国冲突和竞争的核心领域。首先，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目前仍搁置对中国共产党体制的直接攻势，并未越过一种“红线”。如果围绕人权和民主的冲突和对抗不升级为体制对抗，就不会成为将两国关系推向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如果此领域的对峙持续下去，两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损失。特别是，中国遭受的损失将远大于美国。对中国而言，国家形象、声誉、因国内社会控制加强而僵化的体制等看不见的无形损失不在少数，长期化可能成为中国崛起日程的负担并导致其受挫。

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对立和冲突，主要以舆论战以及经济手段的制裁与报复的形式展开，因此冲突战线可能与其他领域，例如贸易、技术、金融领域展开的冲突和竞争相结合，以复合形式混合进行。

2. 2040年前景

虽然价值观冲突不会成为将中美关系推向破裂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拜登政府的攻势长期化，两国之间的根本不信任将进一步加深，并可能成为两国关系恢复合作的主要障碍，同时可能成为两国对峙长期化、结构化的因素。而且，价值观冲突和对峙长期化、恶化，并刺激和加剧其他领域的竞争和对峙，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例如，人权问题上的攻势可能导致经济制裁，从而加剧金融和尖端技术领域的对抗与竞争。特别是关于中国主权利益的台湾问题，由于价值观冲突的长期化和战略不信任的加深，军事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并有扩大为偶发冲突的危险。当前，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台湾民进党政府执政，且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台军售急剧增加。中国也通过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来应对，因此紧张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历史上，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都警惕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互克制的倾向。尽管如此，如果军事对峙和紧张局势升级，也不能排除因意外事故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2050年展望

随着中国崛起日程于2050年接近完成，围绕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模式可能将从现有的美国攻势与中国应对的模式转变为两国间激烈的竞争局面。中国正带着长期计划，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向世界传播，即长期准备中华文明的再普世化。如果中国的崛起日程如期实现，中国最终将不得不解决在维持共产党体制的同时，确保全球领导力和价值标准的问题。为应对此，中国很可能将中国文明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凸显为一种替代性价值。简而言之，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试图通过宣扬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与美国展开价值观和文明竞争，并由共产党主导这一过程来确保其执政的合法性。

习近平主席已用“文化认同是深层次的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是精神的灵魂”这样的修辞性表述，暗示了通过普及文化论述来强化体制认同和正当性的意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界也正在大力激活对中华文明价值进行再评价的文明论述。在安克雷奇美中高层会谈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称“美国有美国的民主，中国有中国的民主”，并主张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为国际价值观，这一点值得关注。■

（图1. 中国国际形象民意调查）

（图2. 中国外交费用支出趋势）

[1] “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网 (2020年03月13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036024908643874&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 2021年3月10日);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新华网 (2021年03月24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100509665933460&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 2021年3月25日).

[2] “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 人民网 (2021年03月06日). 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1npc/n1/2021/0306/c435267-32044082.html(访问日期 2021年3月6日)

[3] 官媒《环球时报》称，这是在11日至17日对北京、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16个地区的18至69岁的1945名成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Chinese rational on China-US ties: GT poll,” Global Times (2020/12/26)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11038.shtml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共产党员网』 (2021年06月01日) http://www.12371.cn/2021/06/01/ARTI1622531133725536.shtml

[5] Markus Herrmann and Sabine Mokry, China Races to Catch Up on Foreign Affairs Spending,“ The Diplomat. (August 0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china-races-to-catch-up-on-foreign-affairs-spending/

[6] Charles Clover and Sherry Fei Ju, “China’s diplomacy budget doubles under Xi Jinping,” financial times(MARCH 6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2c750f94-2123-11e8-a895-1ba1f72c2c11

■ 作者： 李东率 EAI中国研究中心所长。东德女子大学教授。在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现代中国学会会长，现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关系、中国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等，近期研究包括《韩半岛无核化、和平进程的中国的战略与作用》、《1990年代以后中国外交论述的进化与当前含义》、《习近平政府‘海洋强国’构想的经济地理学 접근与地缘政治困境》、《Deciphering China’s Security Intentions in Northeast Asia: A View from South Korea》、《中国的领土争端》（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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