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与民主系列】②通过认知调查看虚假新闻问题的本质与对策：以结构和行为者为中心

1. 绪论

虚假新闻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Brexit）时期起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虚假新闻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日常传播，公众的担忧日益加剧。谷歌趋势（trend.google.com）分析结果显示，自2016年10月起，对虚假新闻的关注度逐渐升高，并在2017年1月初达到顶峰（廉贞润·郑世勋 2019, 10）。在国内，自朴槿惠总统弹劾和提前大选时期起，虚假新闻便成为重要议题。围绕政治局势的各种信息在未经充分事实核查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媒体迅速传播（郑尚润·郑世勋 2019, 11）。在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也出现了与电子计票和选举舞弊疑虑相关的虚假新闻。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在被判定为虚假新闻后，如果与其自身信念不符，人们仍会选择相信其为事实。

虚假新闻问题与“后真相”（post-truth）时代这一社会结构性变化相联系，其严重性日益凸显。牛津词典将“后真相”定义为“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客观事实的影响力不如其他因素的情况”（Harsin 2015）。也就是说，人们在判断事实真伪时，比客观事实更依赖情感或信念，导致谎言压倒真相的局面已成为我们的现实。在后真相时代，随着“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situation）公理下的相对主义占主导地位，不确定性和危机将急剧增加（金光起 2020, 232）。在这样的时代，事实不再被视为事实，甚至事实的真伪也变得无关紧要。Farkas和Schou（2018）通过Laclau（2005）的“浮动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概念来解释虚假新闻问题。浮动能指是指在敌对阵营斗争中获胜的群体所提出的世界观和正确观点（金光起 2020）。浮动能指是霸权斗争中获胜群体的逻辑和真理。后真相时代的真相并非绝对真理，而是我们相信并愿意相信的“替代事实”（alternative facts）。在这种背景下，敌对阵营为了掌握霸权并构建符合自身习惯的替代事实，会积极利用虚假新闻。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过去完全不同的强大而广泛的变化。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不仅涉及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体系，还深入到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理解世界的“世界观”和指导个人生活的“价值观”正在被彻底动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变化如此迅速但方向不明的转型时代。虚假新闻正是在转型时代出现的、由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造成的缝隙中产生和传播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时候难以判断事实与谎言，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判定真伪。在一个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虚假新闻被用作争夺霸权的手段。

由此可见，虚假新闻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体系及运行原则的变化，以及个人认知和价值体系的变化这一转型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问题。本研究旨在从结构和行为者的视角分析韩国社会虚假新闻传播的原因和对策。所有现象都是通过结构和行为者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构制约行为，但没有行为就没有结构。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是由比个人及其行为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个人行为并非仅由个人意志和能力决定，而是受到特定社会关系框架或运行原则的强烈制约。个人对虚假新闻的判断和选择也并非完全自主，必然受到政治社会结构和媒体环境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关注政治社会结构层面的阵营政治和因社会冲突加剧的两极分化，以及因数字技术普及而变化的政治传播结构。在行为者层面，通过关注市民的属性和特征变化，分析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及原因。

2. 关于虚假新闻的现有研究

关于虚假新闻的定义有多种解释，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建议使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或“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而非“虚假新闻”这一术语（闵熙 2022, 156）。一般而言，虚假新闻具有在特定意图下制作并以新闻形式传播的特点（黄勇锡·权五成, 2017; Allcott & Gentzkow, 2017）。虚假新闻为了隐藏欺骗意图并获得个人信任，大多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当人们相信的主张和价值观与普遍事实存在差异时，人们会寻找“替代事实”（alternative fact）并接受虚假新闻（Strong 2017）。接受虚假新闻与“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有关。确认偏误是指，人们不依据逻辑和理性判断信息真伪，而是选择性地获取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从而强化原有信念和认知的偏向性信息处理过程（Hart et al. 2009）。当现有媒体的报道内容与自己的想法不同时，人们会产生寻找符合自己信念的信息的本能需求。此时，如果出现支持自己想法的虚假新闻，人们便会不加辨别地积极接受（廉贞润·郑世勋 2019, 12）。信息效用比准确性更成为决定信息接受与否的重要标准（Guess et al. 2019, 3）。

迄今为止关于虚假新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层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即虚假新闻传播对选民政治认知和判断的影响力，或其虚假新闻消费行为等方面（Howard, Bradshaw, Kollanyi & Bolsolver 2017; Silverman 2016; Weeks & Garrett 2014）。

解释分享虚假新闻动机的理论主要有“无知理论”（ignorance theory）和“两极分化理论”（polarization theory）。无知理论侧重于准确性，而两极分化理论是目标导向型理论。无知理论主要分析年龄、认知反思（cognitive reflection）、政治知识和数字素养等变量对个人虚假新闻分享程度的影响。Brandt等人从新闻供应源的角度解释了虚假新闻的传播。根据这些研究，人们在无法充分接触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真实新闻时，会寻找虚假新闻（Brandt et al. 2014）。

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理论侧重于虚假新闻分享的重要驱动因素——党派性。Guess等人的研究表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在Facebook上分享虚假新闻的可能性高于民主党支持者。选举期间，虚假新闻的供应和消费内容都更多地支持特朗普，这是因为信息的目标导向性接受态度更看重信息的政治效用（Guess et al. 2019）。

Osmundsen等人通过对美国案例的研究，指出虚假新闻的分享与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因此，他们认为，不解决政治两极分化这一现实政治问题，就难以解决虚假新闻问题（Osmundsen et. als. 2021）。Amira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政治两极分化是虚假新闻分享的最重要变量，并认为对对方政党负面情绪是分享虚假新闻的最大动机。根据他们的研究，当个人感知到对其所属群体的威胁时，会为了反击并损害对方群体的信誉而分享虚假新闻（Amira et al. 2019）。Brady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个人在决定分享哪篇新闻报道时，会优先选择损害对方政党而非支持本方群体的文章（Brady et al. 2017）。另一方面，Lelkes & Westwood（2017）的研究则表明，党派性强的人更重视帮助本方政党而非损害外部政党。

3. 关于虚假新闻的认知现状

多数受访者认为虚假新闻带来的问题很严重。绝大多数（81.3%）受访者回答韩国社会虚假新闻问题严重，仅有4.5%回答不严重。“我本人也很可能被虚假新闻欺骗”这一陈述得到了60.8%的同意，只有13.4%认为不会被骗。由于认为虚假新闻问题严重且自己也可能被骗，因此认为应监管虚假新闻的回答也达到了58.7%。只有18.2%的受访者认为不应惩罚虚假新闻，因为这会限制言论自由。

44.7%的受访者表示在最近6个月内曾直接接收或看到被判断为虚假的新闻。关于接触到被判断为虚假新闻的途径，绝大多数（68.4%）受访者回答是互联网（门户网站、Facebook、KakaoTalk），而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仅占13.5%。另一方面，虽然认为YouTube在虚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方面责任最大，但政治人物和传统媒体也被认为负有较高责任。

与现有的国内外案例研究一样，多数受访者（63.8%）同意“KakaoTalk、Facebook等社交媒体或Naver、Google等平台加剧了虚假信息问题”，而不同意的比例仅为7.7%。此外，74.3%的受访者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谎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这证实了社交媒体是加剧虚假新闻现象的主要原因。

4. 影响接受虚假新闻的因素

人的行为不仅受到个人价值观或目的等行为因素的影响，也同时受到社会体系、规范和社会关系框架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行为者理论强调个人的自主和主体性判断，而结构主义者则关注强制个人行为的社会关系框架或运作规则（方仁赫 2008）。本研究旨在通过区分影响接受虚假新闻的行为者因素和结构因素来分析其原因。

在行为者因素方面，我们采用了无知理论（ignorance theory）所强调的性别、年龄、学历、阶层、意识形态、政治知识等变量。在结构因素方面，我们使用了能够衡量受两极分化理论（polarization theory）重视的党派性和社会冲突结构影响程度的变量。

4.1 行为者因素

48.4%的男性表示曾接收或看到虚假新闻，而女性中有40.9%表示有过此经历。另一方面，在虚假新闻的经历方面，年龄之间未显示出差异。这与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Osmundsen等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分析推特内容的研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分享虚假新闻。Guess等人的研究也表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分享虚假新闻的可能性是20多岁年轻人的6倍以上，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年轻一代缺乏数字知识。

政治关注度和虚假新闻经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政治完全不关心的群体的平均值为0.18（无经验为0，有经验为1），而政治关注度非常高的群体的平均值为0.62。

政治知识水平也与虚假新闻经历呈正相关。在4个政治知识问题中，一个都未答对的群体的平均值为0.33，而全部答对的群体的平均值为0.63，后者经历虚假新闻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另一方面，阶层、学历、效能感等变量与虚假新闻经历之间未显示出相关性。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影响接受虚假新闻的变量。首先，分析对象为总共8条虚假新闻，其中4条是保守派愿意相信的新闻，另外4条是进步派愿意相信的新闻。

※ 保守派虚假新闻

1-甲. 韩国电力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是由于反核电政策所致。

1-乙. 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存在开票操作等舞弊行为。

1-丙. 发现朝鲜曾通过黑客手段入侵选管委选举系统。

1-丁. “废除部分起诉权”（调整检察官·警察搜查权）导致警察搜查负担加重，警力不足。

※ 进步派虚假新闻

2-甲. 总统办公室迁往龙山后，周边交通拥堵严重。

2-乙. 现政府隐瞒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污染水（处理水）的真相。

2-丙. 韩东勋法务部长官在清潭洞酒馆与尹锡悦总统及30余名金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彻夜饮酒。

2-丁. 大壮洞事件是尹锡悦总统在担任检察官期间，对釜山储蓄银行非法贷款事件的调查中，对大壮洞贷款案“网开一面”调查所致。

虚假新闻的接受程度相当高。进步派虚假新闻的接受程度高于保守派。关于总统办公室搬迁导致交通拥堵，68.1%的人认为是事实；关于隐瞒福岛污染水，59.6%的人相信是事实。另一方面，对于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舞弊，只有33.9%的人认为是事实；对于朝鲜黑客入侵选举系统，认为其为虚假信息的比例更高。

我们利用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了性别、年龄、学历、政治知识等9个行为者因素对接受虚假新闻的影响。对于保守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阶层、学历、意识形态、政治知识、效能感2等变量具有显著性。阶层和学历越低，越有可能相信保守派虚假新闻。在意识形态方面，保守派越倾向于相信保守派虚假新闻。政治关注度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政治知识呈负相关，即政治知识越低，越有可能相信保守派虚假新闻。在效能感变量中，越认为公职人员不倾听民意的，越有可能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

政治知识越多，接受虚假新闻的可能性越低的结果在海外案例中也得到了证实。根据无知理论（ignorance theory），人们希望分享准确信息，但由于缺乏区分真伪的认知反思（cognitive reflection）或动机，最终会分享谎言。Pennycook & Rand（2019）的美国案例研究表明，在认知反思测试（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中表现更好的人，更能准确判断新闻标题的真伪。此外，Guess等人的研究也指出，老年人在Facebook上分享虚假新闻的可能性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年轻一代缺乏数字知识。

关于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的可能性，只有年龄、意识形态、效能感2是显著变量。年龄越小，越倾向于进步派意识形态，越有可能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在效能感变量中，与保守派虚假新闻类似，越认为公职人员不倾听民意的，越有可能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另一方面，与保守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不同，学历和政治知识变量对进步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没有显著影响。

4.2 结构因素

接下来，我们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以了解影响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结构的尹锡悦和李在明喜恶度、岭湖矛盾、朝野矛盾、意识形态冲突等变量对接受虚假新闻的影响程度。

在总共1247名受访者中，认为全部4条保守派虚假新闻为事实的受访者有209名，而完全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的受访者有448名。从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喜恶度评分（0-10分）来看，保守派虚假新闻接受者的尹锡悦喜恶度为4.48，而李在明为2.80。进步派虚假新闻接受者的尹锡悦喜恶度为1.67，李在明为5.27。尹锡悦政府的国政运营评价也显示出保守派虚假新闻接受者和进步派虚假新闻接受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证实了政治两极分化结构对是否接受虚假新闻具有重大影响。

接下来，我们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了与两极分化结构相关的6个变量对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喜恶度、岭湖矛盾和朝野矛盾的认知对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有显著影响。越喜欢尹锡悦，越讨厌李在明，越有可能相信保守派虚假新闻。另一方面，越认为岭湖矛盾严重，越有可能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而朝野矛盾则相反，越认为矛盾不严重，接受虚假新闻的可能性越高。此外，网络空间的同质化网络并未对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产生显著影响。许多研究对网络空间的情感两极分化和“圈子化”现象表示担忧。它们认为，在网络空间中，与相似倾向的人们形成紧密联系，这会引发“圈子化”形成和确认偏误问题。然而，在本研究中，通过KakaoTalk或Facebook交流的朋友和熟人的政治观点与本人是否一致，并未影响对保守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

接下来，我们考察了影响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的结构性因素。与保守派虚假新闻类似，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喜恶度对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产生了明显影响。另一方面，在冲突认知方面，岭湖矛盾的影响并未显现，而朝野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认知程度对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产生了影响。越认为朝野矛盾不严重，越认为意识形态冲突严重，越有可能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网络空间的极化结构与保守派虚假新闻类似，并未对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产生显著影响。

4.3 行为者因素与结构因素比较

最后，比较行为者模型和结构模型拟合度，对于保守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行为者模型调整后的R²值为0.115，低于结构模型调整后的R²值0.231。在进步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方面，行为者模型调整后的R²值为0.305，也低于结构模型调整后的R²值0.554。这表明，结构变量（反映两极分化程度）比行为者变量对韩国社会接受虚假新闻的影响更大。

为了比较行为者变量和结构变量对接受虚假新闻的影响力，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对保守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有显著影响（95%水平）的变量包括年龄、阶层、政治关注度、政治知识、尹锡悦喜恶度、李在明喜恶度、岭湖矛盾、朝野矛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尹锡悦喜恶度（β=.303），其次是李在明喜恶度（β=-2.29）、岭湖矛盾（β=.108）、朝野矛盾（β=-.107）等。越喜欢尹锡悦，越讨厌李在明，越有可能将保守派虚假新闻视为事实。越认为岭湖矛盾和朝野矛盾越严重，越有可能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另一方面，在行为者变量中，对虚假新闻接受度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年龄（β=-.084）和阶层（β=-.083）。也就是说，年龄越小，越认为自己所属阶层较低，越有可能接受保守派虚假新闻为真。

下表<表14>比较了影响接受进步派虚假新闻的结构变量和行为者变量。与保守派虚假新闻类似，进步派虚假新闻也受到尹锡悦（β=-.445）和李在明（β=.324）喜恶度的最大影响。也就是说，越讨厌尹锡悦，越喜欢李在明，越有可能将进步派虚假新闻视为事实。其次是年龄（β=-.158）和进步与保守之间的冲突认知（β=.116）。年龄越小，越认为社会进步和保守群体之间的冲突越严重，越有可能将进步派虚假新闻视为事实。

在所有变量中，对保守派和进步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都有影响的变量是年龄、尹锡悦喜恶度、李在明喜恶度以及朝野矛盾认知这4个变量。其中，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尹锡悦总统的情感倾向。

从解放后至今，韩国政治一贯的特征是“人物政治”。构成韩国政治裂痕轴的地区、意识形态、代际冲突和朝野冲突，都呈现出围绕总统或阵营领导人的冲突格局。正如以往研究所示，进步群体和保守群体在情感上差异很大，但在具体政策和态度上，却鲜有值得称之为冲突的差异。代际和性别冲突也呈现类似格局。群体间的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但在实际政策或性别认知上却无明显差异。归根结底，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和政治冲突，与其说是群体间的实际差异，不如说是政治圈“偏向性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的结果。虚假新闻问题也与现有的冲突因素呈现相同格局。影响将虚假新闻视为事实并传播，从而引发社会问题的行为的最重要变量是政治领导人的喜恶度。

5. 结论

通过认知调查，我们确认了我们社会虚假新闻问题的严重性。绝大多数受访者（81.3%）认为韩国社会虚假新闻问题严重。对虚假新闻的担忧程度也很高。多数受访者（60.8%）表示自己也可能被虚假新闻欺骗，而认为自己不会被骗的受访者仅占少数（13.4%）。由于对虚假新闻的担忧较高，认为“监管虚假新闻优先于言论自由”的回答也达到了58.7%。虚假新闻的责任归属方面，YouTube、政治人物和媒体都被认为责任很高。与海外案例类似，多数受访者（63.8%）认为社交媒体加剧了虚假新闻问题，绝大多数（74.3%）受访者相信“谎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

被判定为虚假的新闻，其被相信的比例也相当高。特别是进步派虚假新闻的接受度高于保守派虚假新闻。在保守派虚假新闻中，最多人（61.9%）相信“因‘废除部分起诉权’导致警力不足”的新闻为事实。在进步派新闻中，最多人（68.1%）相信的是“总统办公室搬迁导致交通拥堵”的消息。另一方面，对于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舞弊，只有33.9%的人认为是事实；对于朝鲜黑客入侵选举系统，认为其为虚假信息的比例更高。

我们区分了行为者模型和结构模型，考察了影响接受虚假新闻的变量。在9个行为者变量中，对保守派虚假新闻接受度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包括意识形态、阶层、学历、政治知识、效能感等，其中意识形态变量的影响最高（β = .293）。对于进步派虚假新闻，意识形态（β = -.374）、年龄（β = -.261）、效能感2变量具有显著性。在结构模型方面，对于相信保守派虚假新闻的可能性，尹锡悦喜恶度（β= .298）、李在明喜恶度（β= -.244）、岭湖矛盾、朝野矛盾等变量具有显著性。相信进步派虚假新闻的可能性也显示出尹锡悦喜恶度（β= -.526）和李在明喜恶度（β= .337）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朝野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变量也具有显著性。

与美国等海外案例一样，韩国的政治两极分化结构被证实是影响接受虚假新闻的最重要变量。本次认知调查也显示，社交媒体传播等政治传播环境的变化也对虚假新闻传播产生促进的负面影响。此外，谎言比真相传播得更快。多数人希望对虚假新闻进行监管。然而，通过监管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虚假新闻问题尚存疑问。研究美国虚假新闻案例的Osmundsen等人认为，不解决政治两极分化这一更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虚假新闻问题。但他们也遗憾地指出，解决两极分化比在社交媒体平台增加事实核查功能要困难得多（Osmundsen et. als. 2021, 1013）。

虚假新闻的传播与后真相时代这一社会变动同步进行。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时代，区分谎言与事实并非易事。导致社会冲突和混乱的信息并非只有虚假新闻。即使是事实，带有偏见的报道也同样会分裂社会，使其陷入危险。随着数字媒体的普及，个人的信息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即挑选符合自己喜好的信息来观看——已普遍化，这使得“圈子化”现象和确认偏误现象更加根深蒂固。即使人们寻找并分享的不是虚假新闻，而是真实新闻，但如果其内容充斥着对对方阵营的批评和蔑视，那么其结果将与虚假新闻一样具有负面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轻易地确立了有利于强化本群体价值观和利益、攻击外群体的“替代真相”（alternative facts）。其结果自然会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

为解决虚假新闻问题，需要采取监管和公民教育等多种措施。最重要的是，必须对被认为是虚假新闻主要责任者的YouTube、政治人物和媒体进行严格的监督和严厉的处罚。还需要针对传播虚假新闻的社交媒体采取对策。然而，海外案例和本研究的事实表明，虚假新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化解政治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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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成基_庆熙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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