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合作的未来愿景系列] ⑩ 增强国力的中国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将成为日韩合作的契机吗？

序论

围绕韩国与日本的国际局势正发生剧烈变化。本已日益紧张的美中两国关系，自2017年末进入新阶段后，对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技术领域正在经历“脱钩”，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讨论。在军事安全保障方面，美国以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来赢得对华竞争为目标。拜登政府不仅决定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还在积极加强与日本及韩国的关系。

习近平政权起初标榜稳定对美关系，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为避免陷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甚至在特朗普政府上台的2017年调整了对朝政策。然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2月访华后的次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1月的《国防战略》中，美国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同视为破坏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而非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视为美国的最大外部威胁。中国一方面为尽可能稳定至关重要的对美关系而持续呼吁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则已下定决心与美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并在此过程中，将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政策等一切都纳入对美竞争的视野。从这种行为来看，中国外交似乎正在走向“俄罗斯化”。

本文旨在探讨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习近平政权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国表面上似乎推行合作、温和的周边外交政策，但实际上却采取了单方面且强硬的行动。本文将从多个角度综合考察中国为何采取此类行动。同时，探讨日韩两国如何在与国力增长、行动激进的中国共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能否共存？带着这些问题意识，本文将思考日本、韩国等处于美中之间的国家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Ⅰ. 习近平政权的周边外交：言行不一的原因何在

习近平周边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是，外交辞令与实际行动不符。言辞温和，但行动粗暴，言行之间存在差距。言辞温和的例子可以举出习近平在2013年10月“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2014, 327-331）。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宣称：“努力使周边政治关系更加融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他还表示，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一已有十年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构想的“亲、诚、惠、容”理念。[1]

此外，关于与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在同年10月于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习近平 2014, 324）。他表示：“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双方应始终通过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维护双方关系和地区稳定的局面。”如果中国真能按照所阐述的原则行事，想必无人会提出异议。

然而，实际行动却相当激进。中国于2013年11月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虽然日本、韩国等国也早已划设了防空识别区，中国划设本身并无不妥，但中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与日韩重叠，并包含了与日本存在争议的尖阁诸岛（钓鱼岛）以及与韩国存在争议的离于岛（苏岩礁）上空。此外，中国国防部要求飞往中国领空的飞机提交飞行计划，并表示若不服从中国当局的指示，将采取武力防御性紧急措施，此举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外务省 2013）。

此外，在南海，中国于2014年5月在数十艘船只的护卫下，将大型钻井平台拖至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始石油钻探。同时，在中国进行的七个地点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伴随着巨大的环境破坏，并建设了跑道等设施。2016年7月，海牙仲裁法庭作出裁决，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和海洋权益。根据中国也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的裁决是终局性的，对争端当事国有法律约束力。但中国一贯主张仲裁程序无效，并断言裁决不过是一张废纸。

导致言行不一的原因，可以说在于所谓的“行动优先主义”的抬头。传统上，外交部相对温和，而掌控媒体的党中央宣传部则倾向于对外部采取强硬立场。近年来，频繁介入对外政策的人民解放军、相当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中国海警，乃至石油、渔业等部门，似乎都倾向于无视外交，为确保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以固化既成事实。行动先行，外交在后。也就是说，行动被优先考虑，外交的职责则在于处理事后问题。

在东海，“行动优先主义”体现在频繁派遣公务船只前往钓鱼岛附近。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入钓鱼岛的三个岛屿以来，中国公务船频繁侵入钓鱼岛周边海域，2013年还发生了中国海军驱逐舰对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进行火控雷达照射的事件。2022年，多艘中国公务船几乎每天都进入钓鱼岛周边毗连区，并数次侵入领海。[2]

“行动优先主义”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力增长。邓小平曾倡导“韬光养晦”，即隐藏实力，等待时机。然而，中国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率先走出困境，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增强了其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自信。此后，认为应积极主张本国主张，并提升军事投送能力以保护和扩大海外权益的观点成为主流。在习近平政权下，这种方针正转变为“奋发有为”。

第二个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习近平个人的特质。2016年7月，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一周后，习近平说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3]此番言论是在他访问地方、视察工厂时为鼓励员工而发表的，并非对海军、海警、渔业部门下达的命令。然而，各部门却根据自身便利解读最高领导人的话语。一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引用习近平的发言，讨论了2018年后在南海或台湾海峡发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金灿荣 2016）。

第三个原因是，一些强国无视对自己不利的国际法的不良习气正在显现。在中国，国内秩序并非由法治支撑，而是由共产党压倒性的力量支撑，这种秩序被称为“Pax Communista”（共产党的和平）。也就是说，一些中国人构想的东亚“Pax Sinica”（中华和平）可能只是缺乏法治的“Pax Communista”的简单延伸。

第四，即使因行动而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习近平所惧怕的也不是国内的批评，而是国外的批评。反而，与他国发生一些摩擦，可能更有利于整合国内反对声音，提高领导核心的凝聚力。以其“战狼外交”风格而闻名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便是其中一例。卢沙野曾表示：“西方人批评我们违反外交礼仪，但我们评价自己的标准不是外国人如何看待我们。而是国内民众如何看待，是否违背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民众是否满意或不满意，是否接受。……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是否喜欢。”（《观察者》2021）然而，一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对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最大课题产生负面影响。为了维护国内团结和稳定而对民族主义进行调控，将极其困难。

第五个“行动优先”的原因是未能以客观视角看待本国，即所谓的“大国病”。正如前文所述，“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一会议名称所示，中国将与邻国的关系称为“周边外交”，而非“邻国外交”。对此，如果指出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表现，大多数中国人会感到惊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并回答说“最好改变表达方式”。此外，习近平在讲话中经常使用“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称霸的基因”等说法，并且似乎真的相信这一点。与此相对，周恩来曾坦率地告诉基辛格，中国也曾有过侵略越南、缅甸、朝鲜的扩张主义传统（毛里和子、增田弘 2004）。相比之下，如今“大国病”无疑已广泛蔓延。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被“富民强国”的范式所困扰，在试图维护传统的同时，也日益倾向于反西方、回归传统的思维。在回归传统方面，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是等级秩序观（阶统秩序观）的出现。即以大国中国为地区中心，其他国家应仰视中国，尊重其意愿和利益的姿态显著增加。2010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当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批评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时，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怒视新加坡外长，并斥责道：“中国是大国，你们是小国。这是事实。”（Landler et al. 2010）从那时起，“客观评价中国的发展，现在也应该承认中国比日本强了吧？”等将国家间关系视为上下级关系，要求尊重强者的言论，在中国高官层面也屡屡出现（天児慧 2022）。

当然，中国的周边外交并非仅停留在口头。近期的例子包括通过捐赠口罩、疫苗，甚至基础设施投资，为周边国家带来了实际利益。然而，中国另一方面却一贯采取所谓的“切香肠战术”，即逐步扩大行动范围以压倒对方。其根本在于信奉力量和金钱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现实主义，而宣传能力则善于对此进行巧妙的包装。自诩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其外在形象与实际情况的脱节，也体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

Ⅱ. 日本的对华政策与日韩合作

日本长期以来并未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但随着中国海洋活动日益活跃，日本不得不做出应对。特别是2010年钓鱼岛海域渔船冲突事件以及2012年中国对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的激烈反应之后，连续十年下降的防卫费自2013年起转为增长趋势（防卫省 n.d.）。2012年以来，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飞机采取的紧急起飞（scramble）次数也大幅增加（《读卖新闻》2022）。毋庸置疑，近期的安保法整备和日美同盟强化都是以与中国竞争为背景进行的。

然而，对日本而言，中国也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伙伴。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约达38万亿日元（出口约18万亿日元，进口约20万亿日元），远超日美贸易额约24万亿日元（出口约15万亿日元，进口约9万亿日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科技霸权竞争加剧，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也卷入了尖端技术领域的“脱钩”现象。然而，美国的对华贸易却在顺利扩大。2021年，美国的对华进口额为5766亿美元，同比增长28%；对华出口额为179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JETRO 2022）。

尽管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关系，但在经济层面，合作与相互依存却日益加深。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都面临着在高度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极其困难的课题。

虽然如何应对尚无简单答案，但避免走向错误方向却相对容易。即应避免为了安全而牺牲经济，或为了经济而牺牲安全的抉择。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爆发，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舰船及军用飞机在日本周边进行联合行动的背景下，日本面临安全紧张局势升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任何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都是重要课题，限制与重要经济伙伴的经济交流在国家利益层面并非有利政策，这一点不言而喻。这对韩国也同样适用。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连接亚洲和欧洲经济圈，这是习近平的“重点项目”（pet project）之一。2017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附加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以及项目实施国的财政健全性等条件的前提下，对该构想表示肯定，并表达了日本合作的可能性（首相官邸 2017）。另一方面，日本于2016年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一带一路”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本身都只是概念，缺乏实质内容。打个比方，它们就像星座，其实质是星星，即具体的项目。我们不应被星座所迷惑，而应逐一审视项目，并在其满足本国提出的条件时进行合作。一个项目被两个星座共享，并无问题。

当然，“一带一路”构想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一样，除了经济合作外，还具有安全层面的含义。在安全领域，合作空间为零。然而，若关注经济合作层面，中国完全有可能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进行合作。如果习近平能在适当时机回应安倍2017年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表态，并表示中国也能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合作，那将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巨大冲击。2022年2月4日，普京总统访华时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印度-太平洋”（俄罗斯总统 2022）。声明中写道，高度警惕美国印太战略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需要注意的是，警惕的对象仅限于以安全为重点的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而中国则为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留下了合作的余地。

例如，考虑到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如果由中国提供资金，日本和韩国负责项目设计并共同运营，将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然而，为了经济而牺牲安全、损害防御体系，可能导致巨大灾难，应予以避免。

此外，在应对中国这一最重要共同课题的过程中，日韩双方应努力避免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或沟通障碍。必须避免一方单独行动，导致另一方陷入困境。为此，在各个层级建立频繁的意见交流机会至关重要。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显著的认知差距，这种差距源于重大的信息差异。虽然可以举出许多具体的例子，但例如，中国政府高层或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着一种巨大的误解，即日本并未就其战争历史道歉。2007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时表示：“自建交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就历史问题表明过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了深刻反省和道歉。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 2007）这表明中国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并朝着和解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然而，遗憾的是，人的认知是由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形成的。如果每天接触到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必然会产生误解，并且这种误解会日益加深。为了在对华政策上保持团结与合作，日韩首先应努力弥合两国之间存在的认知差距和信息差距，以建立信任。

最后，我想指出，为实现地区稳定发展，与东南亚的合作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海洋扩张，东亚地区弥漫着对基于规则的秩序可能被破坏的担忧。维护法治，实现东亚的稳定发展，对日韩两国的国家利益都极为重要。从最近缅甸军事政变的例子可以看出，为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最终必须建立限制权力滥用、保障人权的民主体制。然而，如果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蔓延，可能会出现偏好强权统治的倾向。在此背景下，日韩应推进关于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协商与合作。■

参考文献

毛里和子、增田弘（翻译）。2004。《周恩来基辛格机密会谈录》。东京：岩波书店。38。

防卫省。（n.d.）“防卫省‧自卫队的‘这里想知道！’关于防卫相关费用的现状。”https://www.mod.go.jp/j/publication/shiritai/budget_h26/index.html

首相官邸。2017。“第23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晚宴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演讲。”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095919/cache.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检索日期：2018.5.1.）

天児慧。2022。“应对威权主义的中国 日本应明确主张并重振经济。”《每日新闻》。1月7日。https://mainichi.jp/premier/politics/articles/20220107/pol/00m/010/053000c

外务省。2013。“关于中国国防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发布（外务大臣谈话）”。11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page4_000293.html

《读卖新闻》。2022。“航空自卫队紧急起飞1004架次，对华飞机占7成……去年情报收集机、巡逻机飞行增加。”4月15日。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220415-OYT1T50263/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2007。“日本国国会温家宝总理演讲 ‘为了友情与合作’”。4月12日。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JPCH/20070412.S1J.html

JETRO。2022。“2021年美中贸易进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半导体进口也增加。”3月29日。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2022/8f530d7e9147b49a.html

金灿荣。2016。“中美战略哲学”。7月23日。http://cn3.uscnpm.org/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1268

习近平。2014。《习近平论述中国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新华网》。2016。“习近平在宁夏考察”。7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19/c_1119245499_4.htm

《观察者》。2021。“郑若麟对话驻法大使卢沙野：‘我们现在外交风格变了，你们要适应我们的新风格’”。6月16日。https://www.guancha.cn/lushaye/2021_06_16_594555_s.shtml

Landler, Mark, Jim Yardley, and Michael Wines. 2010. “China’s Fast Rise Leads Neighbors to Join Forces.”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President of Russia. 2022. “Joint State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Era and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bruary 4.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770

[1] 翻译为‘亲密、真诚、互惠、包容’。这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说法，是根据2014年从中国前政府官员那里听到的信息得出的。

[2] 关于属于中国海警局的船只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的动向，请参考海上保安厅主页 (http://www.kaiho.mlit.go.jp/mission/senkaku/senkaku.html)

[3] 新华社的报道中经过了更温和的编辑（《新华网》2016）。

■ 作者: 高原明生_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及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1988年获得萨塞克斯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驻香港日本国总领事馆、驻华日本大使馆、哈佛大学、北京大学、梅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机构的访问学者。曾任惠泉女学园大学及立教大学教授，并担任亚洲政经学会会长、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事务局局长。2018年至2020年任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现任日本国问题研究所资深客座研究员、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国际合作机构绪方贞子和平开发研究所所长。主要英文著作包括《The Politics of Wage Polic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Macmillan, 1992)、《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Era》(合著，Routledge, 2017)、“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sian countrie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10, 2 (2021)等。

■ 负责及编辑: 朴汉洙_EAI研究员

咨询电话: 02-2277-1683 (分机号 204) hspark@eai.or.kr

附件: [日韩合作的未来愿景]⑩国力增强的中国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