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 论文集] 韩日关系世代分析 1_韩日关系。“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认知,将日本视为“消费品”,比起反日更重视“公平”
编者注
东亚研究院(EAI)于2013年起与日本的言论NPO(Genron NPO)每年共同实施《韩国人的东亚认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的“韩日关系世代分析:青年世代(MZ世代)眼中的韩日关系”的首份报告,即由东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承熙撰写的论文集已发行。本系列的第一篇,即本文,在分析过去七年的数据后认为,以19-39岁群体为中心,韩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在逐渐变化,而这种变化反映了MZ世代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将日本置于消费者选择的层面、以及重视“公平”的价值观等特征。
※ 以下为本论文集的序言。详细内容请参考上方的附件。
一、 引言
2019年的韩日关系,被评价为自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时期。2019年7月,安倍首相针对韩国的半导体核心材料(光刻胶、氟化氢、聚酰亚胺等)实施了加强出口管制措施,并于8月决定将韩国从出口审查简化优惠国家“白名单”(White List)中排除。对此,韩国国民自发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韩国政府将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定性为经济侵略,并采取了反制措施,如对日出口管制措施、宣布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推动国产化等。最终,在GSOMIA即将失效前,韩国政府做出了停止终止GSOMIA通知效力的又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
进入2020年,在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带来危机之际,韩日之间的交流进一步中断。8月4日,关于扣押日本企业资产的公示送达生效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暗示,若出售日本企业资产,将采取报复措施。8月7日,日本制铁(原新日本制铁住友金属)不服韩国法院的国内资产扣押命令决定,立即提起了抗告。资产的变现暂时被推迟,而围绕GSOMIA终止与否的讨论仍悬而未决,预示着历史-经济-安全问题的关联、恶性循环和政治化。又一个8月来临,韩日关系仍未找到解决的线索。
自2019年以来持续的严峻韩日关系,正向我们提出反思以往韩日关系、并探讨未来韩日关系应如何发展的课题。那么,韩国人对日本持有何种看法?2019年的韩日冲突与以往的对日认知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探究韩国人的对日认知,本研究集中分析了自2013年起至2019年,由东亚研究院(EAI)与日本言论NPO(Genron NPO)共同实施的《韩国人的东亚认知调查》[1]过去七年(2013-2019)的数据。在自2013年以来持续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分析了共同问题的趋势,并对特定议题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反映2019年7月后恶化的韩日关系,我们参考了2019年10月实施的《文在寅政府中期评估》[2]问卷中与日本相关的问题,以及2020年5月实施的《韩国人的身份认同》舆论调查结果[3]中与日本相关的问题,以补充说明。
在多角度分析东亚研究院迄今积累的关于日本的问卷调查数据过程中,我们尤其关注了韩国青年一代看待日本和韩日关系的方式。20-30岁的青年一代也被称为由“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Z世代组成的“MZ世代”。尽管这一概念尚未在学术上完全确立,但MZ世代通常指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千禧一代,以及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出生的Z世代。[4]
统称为MZ世代的主要特征包括:1)熟悉数字环境,特别是Z世代是如同母语者般熟练运用数字设备的“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2)追求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多样性体验”)。3)进行所谓的“意义外购”(Meaning Out),即表达自己的品味、信念和主张。[5] 4)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 Balance),并且在消费上也追求平衡以获得最佳满足感的“平衡最优”(Balance Is Best)。5)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并将自身满足放在首位(Mysider)。平时会节省开支,但在为自己花钱时却会毫不犹豫地进行“炫富”(Flex)行为,以此炫耀自己的成功和财富。
此外,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特征,但MZ世代的价值观和偏好可以概括为:重视个人幸福而非集体幸福,重视共享而非所有,重视体验而非商品,追求平衡,以及重视表达自身信念。
那么,为何要关注MZ世代?MZ世代作为基于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收集信息的主要消费群体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正在成长为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MZ世代看待日本和韩日关系的特点与前几代人有所不同,并且正在影响整体平均水平,从而引领着韩国人对日认知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引起关注。
本文将围绕“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认知、“消费”日本、比起反日更重视“公平”这几个关键词,来分析MZ世代看待日本和韩日关系的特点。分析方法是,在各年度的问卷调查中,重点关注19岁至29岁的受访者和30岁至39岁的受访者的回答。我们采用了比较Z世代(19-29岁)的回答与构成千禧一代的29-39岁群体的回答与平均值及其他年龄群体的回答的方式。[6]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千禧一代和Z世代有时表现出相似的倾向,有时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因此,我们没有将19-29岁和30-39岁群体合并为单一的MZ世代,而是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各自的动向、差异和共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二章分析MZ世代对日本的认知,包括对日本的印象以及对日本国家认同的回答。第三章探讨MZ世代对韩日关系的认知,考察MZ世代的特点如何体现在对韩日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回答中。第四章总结MZ世代的对日认知特点,并探讨韩国人对日认知是否正在发生变化。第五章讨论MZ世代所看到的日本以及韩日关系的变化,对两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带来哪些启示。
[1]每年5-6月,以全国19岁以上的成年男女1000人为对象,进行为期约17-20天的纸质问卷一对一面谈调查。根据居民登记人口现状,按性别、年龄、地区进行比例配额抽样后随机抽取,1000名调查样本在95%置信水平下的最大允许抽样误差为±3.1%。
[2] 2019年10月24日至29日,为期6天,通过全国19岁以上成年男女1000名的手机和电子邮件进行,在95%置信水平下的最大允许抽样误差为±3.1%。
[3] 2020年5月6日至27日,以全国18岁以上的成年男女1003人为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调查。按性别、年龄、地区进行比例配额抽样后随机抽取,在95%置信水平下的最大允许抽样误差为±3.1%。
[4] 大学Tomorrow研究中心。2018。《趋势MZ 2019》。Hanbit Biz;大学Tomorrow研究中心。《千禧一代-Z世代趋势 2020》。Wisdom House。
[5] “意义外购”(Meaning Out)是将代表信念的“Meaning”与“走出壁橱”(Coming out)结合而成的词语,指通过消费来表达个人政治或社会信念(首尔大学消费趋势分析中心2017)。
[6] 根据用于研究年龄效应(aging effect)和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的划分标准,18-29岁可划分为Z世代,30-39岁为千禧一代,40-49岁为X世代,50-59岁为386世代,60岁以上则分为战后世代和战前世代(朴英得、李载默 2016)。本研究关注MZ世代,并在必要时通过与前几代人的比较来确认差异。
■ 作者:吴承熙_东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日本外交政策、中日关系、外交政策分析等。主要著作及论文包括《战后中日关系70年:从毛泽东-吉田时期到习近平-安倍时期》(2019,合著)、“安倍内阁的亚洲政策:为‘强大日本’而他者化亚洲”《日本研究》(2018)、“战后日本的承认斗争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一个中国’论的承认论视角”《韩国政治学会报》(2017)等。
■ 策划与编辑:吴承熙 EAI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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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