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关系未来视角看国际政治：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心

EAI中国研究小组报告 No.7

作者

韩锡熙 (Han Suk-hee)_ 延世大学国际学院教授。EAI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并获得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客座讲师。主要著作包括《胡锦涛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的多极化战略、多边主义外交与东北亚安全》、《六方会谈的停滞与中国的困境》、《不对称相互依存下的联盟疲劳：变动中的中朝关系》等。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违约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Inc.）等世界级金融公司破产倒闭，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和信用紧缩，并扩散为全球实体经济衰退。作为曾经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实力失去了信任，其对国际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力也受到了致命影响。相反，中国在1990年代以来持续推进国家实力增强的基调，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在国际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得到了认可。为反映这一趋势，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了中国的崛起（rise）与美国的衰落（decline），特别是从两国应共同应对国际社会各种问题的角度，发展出了“G2”或“中美国”（Chimerica）等概念。

事实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表面上强调合作与相互依存，但在现实问题上却加剧了冲突与竞争。例如，自奥巴马总统访华（2009年11月）以来，中美两国在各种议题上不断进行博弈，这包括美国对台售武、气候变化协定、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地区冲突、天安舰/延坪岛事件等多个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由此产生的美国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总统的“重返亚洲”（return to Asia）战略（2011年11月）刺激了中国的战略担忧，两国间的冲突预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将两国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反西方、反外国的民族主义”或“中国外交上的自负（overconfidence）与国内不安相结合的误判（miscalculation）”，而中国媒体则报道称，大多数（55%）中国人将当前的中美关系视为“新冷战的前兆”，并引用一些学者的话，明确表达了应报复美国对华行为的民族主义论调（Sheridan 2010; Pomfret 2010; Nye 2010;《环球网》2010/02/02）。

当然，考虑到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合作与冲突交织的同步互动关系中发展而来，当前的中美关系在表面上也未偏离合作-冲突的大框架。此外，上述中美间的各种冲突议题，在回顾过去30年的两国关系时，也并非新出现的问题。尽管如此，当前中美关系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很可能直接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国持续的崛起以及虽然有所减弱但仍是世界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构成未来世界秩序形成的核心要素。

当前中美关系受到高度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与过去相比，两国关系最显著的变化是中国相对国力增长带来的对美认知变化和对美态度变化。特别是中国近期以其作为大国的自信为基础，在国内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在对外则强化其作为世界最强国的地位。这种因国力增长而带来的态度变化，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霸权受挫后显得更为明显，在此过程中，与美国的冲突也广泛显现。因此，本文旨在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中美合作-冲突关系，并尝试从理论上探讨两国关系在未来国际秩序形成中的定位。

二、中美关系理论视角

当前的中美关系被认为是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最核心要素。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根据评价者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分析结果，因此未来国际秩序的预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多样性中，为了进行更清晰、更现实的分析，采纳理论视角被视为一种乐观的方案。特别是在许多学者和分析家都提出了各自关于两国关系走向以及哪些因素可能对其方向产生最关键影响的意见和主张的情况下，理论分析可以作为一种更贴切地解释现实的工具。

一般而言，解释国际关系最常用的理论分析可分为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将这些理论应用于预测中美关系的未来，每个理论视角都在各自的领域对未来中美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此外，当将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预测和悲观预测这两个变量应用于各自的理论时，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理论解释可分为以下六种：悲观现实主义（realist pessimists）；乐观现实主义（realist optimists）；悲观自由主义（liberal pessimists）；乐观自由主义（liberal optimists）；悲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pessimists）；乐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 optimists）。弗里德伯格（Friedberg, Aaron L.）教授曾试图基于这六个变量来分析中美关系。本文将以弗里德伯格教授的研究为基础，分析中美关系的未来。

1. 现实主义视角（realist approach）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所有国家都将国际社会视为无政府状态（anarchy），并假设这些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生存（survival）。因此，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国家都在追求力量（power），并认为只有力量才能保障本国的生存。将其应用于中美关系，悲观现实主义者（realist pessimists）在假设中国崛起（rising）持续的条件下，预测未来中美关系将陷入严重的安全竞争，并指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相当高。他们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试图进一步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差距，并以此为基础试图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主导权。他们特别指出，基于安全困境，中国将在构建东亚地区主导权后，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最终试图迫使美国退出该地区。

另一方面，乐观现实主义者（realist optimists）在相同的前提条件下，与悲观现实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尽管在崛起，但力量受限，且霸权野心较弱，因此不会加剧因怀疑对方意图而扩充军备的安全困境。他们特别强调，由认知误判（misperception）引发的冲突难以发生。首先，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必然是中美两极体系，两国都是核大国，东亚特殊的地理因素等都将削弱安全困境（Goldstein 1997, 70）。根据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观点，两极体系是最稳定的体系，核战争因其性质意味着同归于尽（共倒同亡），因此具有减少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效果。特别是，从东亚的地理特点来看，美国是海洋力量，中国是大陆力量，两者的势力范围倾向于不重叠，因此可以提供相对的稳定感。

此外，他们认为中国的国力虽然有潜力，但尚未成为美国的对手。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持续增长持怀疑态度，并认为中国国力超越美国的主张并不现实。特别是他们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和政治效率低下，因此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或扩张会受到这些社会政治因素的阻碍。此外，他们注意到崛起中的中国的发展目标并非旨在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性目标，而是更倾向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内提升本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否定了从中美关系中可能发生从美国向中国的力量转移，并将中国视为现有体系的维持者。

2. 自由主义视角（liberal approach）

自由主义视角通过经济相互依存（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国际体系下的制度主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等变量来分析中美关系，其前提是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将使中国转变为一个更具合作性的国家，并使两国关系得以和平持续。特别是乐观自由主义者（liberal optimists）认为，随着中国和美国通过国际体系的接触日益增多，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范围不断扩大，信任感增强，误解减少。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化是支撑和平的力量。关于中国的民主化，乐观自由主义者对其未来持乐观态度，并指出在法治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因此，他们认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他们还认为，随着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民主化进程已在一定程度上展开。特别是随着中国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深化，中国国内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不断壮大，他们被认为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核心动力。因此，他们相信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推进，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