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转移与美国的对华人权外交

EAI中国研究小组报告 No.2

作者

金永镇（Kim Young-jin）_国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德国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著有《中国的市场化与劳动政治》、《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与社会》、《超越市场自由主义：卡尔·波兰尼的社会经济学》等。近期对古代中国产生兴趣，发表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规模、民主与中国政治体制》、《对古代中国地理规模与结构观念的考察》、《中国帝国形成时期的对外关系与郡县化战略——以匈奴和羌族为中心》等文章。

Ⅰ. 问题提出

当今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趋势莫过于中国的崛起及其伴随的势力转移。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关切是，势力转移将伴随现有国际规则或制度发生何种变化，或者不发生变化（Mann 2007）。势力转移对现有秩序可能造成的改变程度是多样的。它可能被一个全新的强国所构建，也可能被部分调整，甚至可能几乎不发生变化，仅是主导力量在现有秩序内发生更替。在势力转移过程中，现有的强国试图通过让新强国在自己设定的框架内行使力量来将其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也提出，既然中国的崛起无法阻止，那么就应该引导其发展，使其不至于“打破现有秩序”。换言之，即使美国的霸权地位有所削弱，也需要建立能够在一程度上制约崛起中的中国的制度性机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应朝此方向进行（Lieberthal 1995; Ikenberry 2008）。

那么，“现有秩序”究竟是什么？尽管对此尚存争议，但大致可以概括为近代以来西方建立的规则和制度，即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近代西方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秩序可总结如下表 [表 -1]（Karl Polanyi 1944, 3）。

[表 1] 近代西方秩序作为美国霸权的基石

上述模型总结了19世纪约100年间欧洲的政治经济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国家，其基础本质上也是基于这一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经济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广泛的扩展，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秩序。尽管曾有过社会主义的尝试，但最终都被证明无法逆转这股巨大的潮流。国际上，自1944年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国际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经济体系相继建立。这尤其旨在扩大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自由贸易。与欧洲、日本等国的安全同盟关系是促成这种市场经济秩序在国内国际层面运作的重要国际政治结构。那么，从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来看，这种经济和政治秩序将如何发展，又将如何发展下去？

首先，就经济秩序而言，当今市场经济的地位似乎稳固。中国在近代以来是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变种——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复兴是通过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两个近代以来的西方秩序实现的。如果说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以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张的形式实现的，其基础也在此，那么势力转移的结果将不会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秩序的出现。只是即使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也可能仅限于国际货币、环境等较低层面，而这以现有秩序的存续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层面现有秩序被新的霸权力量取代的可能性较低。

当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与美国式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北京共识”概念。美国式资本主义尤其可以概括为“华盛顿共识”，它最早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E）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提出。他为WTO向拉美提供经济援助提出了10项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最小化财政赤字；公共支出集中于具有高经济效益或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税制改革，扩大税基并降低税率；金融市场自由化；汇率单一化；减少贸易壁垒；消除外国直接投资壁垒；国有企业私有化；消除限制竞争的法规；保护私有财产等（Williamson 2005, 33-43）。这些要素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2004年正式提出“北京共识”这一论述的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是“创新与持续实验”。这尤其与“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内在特征——自满——相对立。换言之，就像物理学中的情况一样，认识到没有适用于所有情况的绝对不变的答案，从而“创造比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更快的变化”。第二是“可持续性与公平”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当社会处于不稳定和矛盾的情况下，进步的尺度应该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等量化增长。第三是经济上的“自主性”，如金融主权（Ramo 2004, 10-11）。

在中国国内，也对北京模式提出了各种内容的解读。相对温和的俞可平教授近期基于中国的经验，将其概括为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市场与政府调节的结合、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效率与公平的同等重视、经济社会改革与民主政治及治理改革、政府与民间合作等（俞可平 2006; 闫健 2006, 94-101）。

此外，2008年美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十分活跃。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认为，与以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阶段资本主义不同，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领导、国家宏观调控、社会公平等（刘国光 2009）。事实上，拉莫的解释在微观层面只有细微的变动，北京共识完全以当今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基础——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甚至可以说，它在强调竞争和变化方面更加市场化。而俞可平的论述与其说是普遍的经济模式，不如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刘国光的论点则似乎是与中国现实和发展方向相去甚远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逻辑残余。

尽管美中经济关系并非没有摩擦，但这似乎并非围绕市场经济原则本身展开。美国就倾销、知识产权侵权、政府补贴、市场开放等问题向中国提出交涉。然而，这些并非对市场经济或自由贸易秩序的肯定或否定问题，而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微观运作问题。美国也向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提出了类似问题。此外，中国和美国通过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已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那么，美国霸权所依据的政治制度——自由国家，即民主主义的命运将如何？这似乎比市场经济的问题更具不确定性。个人人权保护和民主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部分地，以及自90年代以来全面地被定位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然而，这受到各种国内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例如美国的权力局限性、为有效人权外交所需的多边主义制度或国际法干预方面美国消极的立场、政策优先顺序的冲突等（Dietrich 2008, 269）。更有甚者，从批判的视角来看，人权和民主主义被用作社会主义瓦解后新的干预主义的借口，因此显得消极（Xing 1996, 33）。在中美关系中，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曾一度强调的人权和民主主义，在美国对华外交的优先顺序中明显靠后。这与中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力局限性有关。

归根结底，人权和民主主义正如开头所提及的，与势力转移后的政治秩序不可避免地相关。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在势力转移之前需要建立一定的政治制度和规则，因此中国转变为一个更加尊重人权和民主主义的国家是可取的。例如，基于“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较低”的西方思维，美国一直努力推广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推广并非仅限于个别国家层面，而是与欧洲、日本等国合作，以更加国际化和集体化的方式推进。在中国，民主不仅与共产党的存续有关，还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被视为与其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中国政府也通过支持国际社会中的威权主义政权来加强其国际地位。不过，尽管是少数，但也有一些声音持续提出对西方式政治体制的要求。

本研究旨在探讨美国为将中国国内人权问题议题化并促使其发生变化而进行的各种外交尝试。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是否使得美国难以提出人权问题？抑或相反，美国是否如上所述，考虑到势力转移后的情况，正在更加积极地提出问题？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人权外交本身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有几个特点。在美国或韩国，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中美人权差异的文化历史因素、美国人权政策自身的逻辑矛盾和局限性等方面（Harding 1997; Kim 2000; Nathan 2003）。虽然主张不同，但在中国国内也未对人权外交本身进行分析。大体上，对人权外交的政治背景、中美人权认识上的差异、人权与主权问题等的分析是主流。在人权外交的政治背景方面，强调其并非纯粹追求普遍价值，而是与美国的影响力获取或国家利益相关。在人权认识差异方面，强调两国各自重视集体与个人、平等与自由、社会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通过强调个别国家的特殊性，否定了美国主张的人权的普遍适用性。同样，由于人权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强调人权外交与近代国民国家秩序——主权——相矛盾（洪国起•董国辉 2003; 韓云川 2003; 李宏祥 2008, 姚泽浩•陈忠玲 200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