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特刊 专题评论系列] ③ 2024年世界军事秩序与韩国：精确性和透明性革命下的攻击优势时代韩国的安全政策

革命性的技术变革对战争的形态和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安全秩序的走向。铁路、电报、机关枪、轰炸机、核武器等我们熟悉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提出世界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点（inflection point）”，并正经历“决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至今已有两年。在此期间，世界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又经历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技术变革如何改变了战争的形态？主要国家对此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韩国应如何准备？

本文首先通过对乌克兰和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的战争进行中期评估，简要探讨近期军事技术领域的“精确性（accuracy）”和“透明性（transparency）”革命（Lieber and Press 2017）在“攻击-防御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层面给常规战争环境带来了何种变化。其次，围绕综合威慑战略、人工智能及军事侦察卫星等议题，梳理分析为应对这些安全环境变化，美国正如何准备以牵制中国，以及朝鲜在哪些领域付出了努力。最后，基于对世界安全形势变化的讨论，提出2024年韩国的安全政策方向。

1. 俄乌战争与哈马斯-以色列战争：精确性与透明性革命及攻击-防御平衡的变化

自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攻击-防御平衡”概念，即“在投入相同资源的情况下，攻击和防御哪个更有利于增进国家安全”以来（Jervis 1978, 187-199），这一变量一直备受关注，被视为决定安全困境、战争爆发可能性、军备竞赛、同盟形态、国际合作可能性以及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承诺履行问题（commitment problem）严重程度等问题的关键因素（Fearon 1995; Biddle 2001）。杰维斯认为攻击-防御平衡受军事技术和地形的影响，后续研究表明，有助于提升“机动性（mobility）”的技术发展（如骑兵、火车、坦克、战斗机等）会带来攻击优势，而有助于提升“火力（firepower）”和“阻碍敌方机动能力”的技术发展（如机关枪、战壕、反坦克导弹、地对地导弹等）则会带来防御优势的变化（Glaser and Kaufmann 1998）。正如一战前“攻击崇拜现象（Cult of the Offensive）”将小规模地区冲突瞬间升级为世界大战一样，当攻击占优时，世界安全形势容易变得不稳定。反之，如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基于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阻止了美苏之间的直接武力冲突，当防御占优时，战略稳定性则会提高。那么，当前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攻击-防御平衡的呢？

基尔·A·利伯（Keir A. Lieber）和达里尔·G·普雷斯（Daryl G. Press）将近期军事技术的变化定义为“精确性”与“透明性”革命，具体表现为：搭载合成孔径雷达（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的卫星以及在不同高度运行的无人机，使得对军事目标的探测能够实现全天候、不受天气影响；而远程打击能力技术的进步，使得打击误差范围从过去数百米缩小到数十米以内，命中率接近百分之百（Lieber and Press 2017）。然而，这两大军事技术革命一方面可能带来防御优势的世界，因为它们能够完全阻止敌方机动；另一方面，由于可以将同等能力用于在开战前瘫痪敌方指挥控制能力，从而极大地提高先发制人的效果，因此也可能引发攻击优势的现象。

持续两年的俄乌战争进程使得任何一方的解读都难以令人信服。俄罗斯在入侵初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占领了42,000平方英里的广阔领土。随后，乌克兰发起反攻，两个月内收复了19,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并在2022年8月和9月分别通过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的解放战役收复了470平方英里和2,300平方英里的领土（Biddle 2023）。仅从这些战争态势来看，似乎攻击优势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有趣的是，如图1所示，自2022年10月以来，俄乌双方的占领地比例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在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地区到第聂伯河三角洲地区长达2000公里的地带挖掘战壕、设置反坦克障碍物（dragon’s teeth）等，构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转入保卫占领领土的作战（Jones, Palmer, and Bermudez 2023）。而乌克兰在2023年下半年发起的反攻，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牺牲，但仅收复了约200平方英里的领土，未能取得显著成果（Birnbaum et al. 2023）。坦克被认为是影响攻击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对此，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认为，此次战争中备受关注的廉价无人机攻击坦克及其应对的便携式无人机干扰器之间的“矛与盾”的较量，证明了新技术的军事应用及其适应（adaptation）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攻击-防御平衡问题并非仅仅由技术变量决定（Biddle 2023）。

图1. 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占领比例变化

来源：O’Hanlon et al. 2023

然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则呈现出略有不同的态势。以色列的10个“铁穹”拦截系统各配备约60-80枚拦截弹，拦截成功率高达90%，曾享有最先进防御设施的美誉。但即使仅从算术上看，一次发射1000枚以上的火箭弹，也足以击溃“铁穹”。此次哈马斯的火箭弹之所以能够突破“铁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外，哈马斯发射的一枚火箭弹价格仅约600美元，而“铁穹”的一枚拦截弹价格却高达约6万美元。如果哈马斯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其攻击成本约为3万美元，而以色列为防御这些火箭弹所消耗的军事费用却高达4800万美元（Boyd 2023）。攻击比防御更便宜、更有效。以色列军队在反击中摧毁了约一半的哈马斯武装力量，但未能消灭其核心领导层，并造成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最终在2024年1月决定将战争执行方式转为低强度军事行动（De Luce 2023; Shalal 2024）。

尽管这只是中期评估，尚难得出确切结论，但综合考虑上述乌克兰和巴勒斯坦战争的进程，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层面，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的革命性变化似乎为攻击方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当然，在国家力量总动员的总力战层面，如俄军所示，构建坚固防御阵地的战术仍然有效。然而，构建这种防御战线需要巨大的成本，并且如“铁穹”的局限性所示，其有效性有时也难以保证。利用高科技精心策划的攻击行动会对防御方造成巨大损失，考虑到为实现完全防御所需投入的资源，防御方将支付相对更多的成本。从单纯的有效性来看，我们正进入一个攻击优于防御的时代。

2. 高科技与主要国家应对：中美关系与朝鲜半岛

对利用高科技带来的军事安全形势变化反应最迅速的国家是美国。自2021年起，美国提出了“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并致力于构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战略。根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White House 2022/10/12）的阐述，“综合威慑”是能够让潜在敌国认识到其敌对行为的成本远超收益的“无缝能力组合（the seamless combination of capabilities）”。换言之，这是一种整合了军事领域（domain，即陆海空、太空、网络、非军事）、地区（如欧洲和印太）、冲突频谱（武力冲突-灰色地带）、政府能力（外交、情报、经济）以及同盟能力的战略。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将美国制定此战略的核心原因归结为“可能同时与两个核大国发生冲突（near-simultaneous conflict with two nuclear-armed states）”（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10/27）。

同时应对两个大国需要具备快速解决一个战线的能力（金良圭 2023, 106），而这必须伴随着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是通过利用前述“精确性”和“透明性”革命相关技术来探测和识别目标而收集的。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军事应用变得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于2023年6月发布的《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采用战略》（Data, Analy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option Strategy）的副标题是“加速决策优势（Accelerating Decision Advantage）”。战略报告开篇强调美军关注AI的原因是“使领导者能够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06/27, 3）。

而半导体正是构建AI能力的核心。为了让AI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快速持续地更新数据至关重要（Jensen 2023）。然而，庞大的数据库获取、算法开发、计算能力增强以及AI产业的快速发展，都取决于“先进半导体生产能力”这一单一的物理基础。在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方面，中国比美国落后15年以上，仅凭美、荷、日三国的合作，就能阻止中国接触到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供应链的90%。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构建能够替代“现有全部半导体生产设备价值链”的体系，才能在半导体能力方面追赶美国（Allen 2023）。

美国将半导体和AI作为“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去风险战略的核心，并在去年11月旧金山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以相对优势的自信强调“管控分歧”，这也可以从这一背景来理解（孙烈等 2023）。此外，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会谈结果吹风会上，虽然谨慎地强调了恢复高层对话、军事领域沟通等协议事项，但并未提及中美冲突点，同时强调了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以及不能容忍美国侵犯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权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3-11-16），这也反映了尖端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其背景。

另一方面，朝鲜在两次发射失败后于11月21日成功发射了“万里镜1号”，并自诩获得了“能望万里、能击万里之敌的强大拳头”（金智宪 2023），这也可理解为其努力跟上尖端军事技术领域变化的迫切尝试。在AI领域，在几乎不可能跟上主要国家发展水平的情况下，朝鲜试图至少获得初步的远程侦察能力。据推测，“万里镜1号”沿着太阳同步轨道运行，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10点经过平壤上空，每五天绘制一次地面重访轨迹（ground track repeating every five days）（Langbroek 2023）。

然而，在远程侦察能力方面，朝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军事侦察卫星要有效履行功能，“持续侦察（persistent observation）”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到“20颗”卫星每天进行50次空中监视时，会出现24分钟的监视空白（Lieber and Press 2017, 41），那么“1颗”侦察卫星的实际效用几乎为零。更何况，目前判断“万里镜1号”搭载的光电（electro-optical: EO）相机，即使不考虑分辨率问题，在天气不佳或有烟雾的情况下也无法准确识别目标，因此在发射搭载SAR卫星之前，很难认为其已具备实际的远程监视侦察能力（Diepen 2023-11-28）。

3. 韩国2024年军事安全战略：构建基于高科技的国防力量

如果军事安全技术领域在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方面的革命性变化预示着攻击优势时代的到来，那么对其进行深入追踪研究和寻求应对方向就显得尤为迫切。例如，前述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中包含的《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警告朝鲜，如果其对美国或盟国使用核武器，将导致金正恩“政权的终结（end of that regime）”，并断言“没有朝鲜使用核武器后能够幸存的场景”。但同时，报告明确指出，美国仅在“极端情况（extreme circumstances）”下才考虑使用核武器。在战略威慑计划和运用层面，报告还强调“非核能力可以补充核力量（Non-nuclear capabilities may be able to complement nuclear forces）”（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10-27, 10）。

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所设想的未来战场是通过引入尖端技术进行军事行动，精确打击并切除对方的薄弱环节。例如，利用无人机资产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卡塞姆·苏莱马尼（Qasem Soleimani）、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继任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以及众多“伊斯兰国”组织（IS）的领导人时所使用的“忍者导弹”等，可能就是美国所设想的未来战场的核心武器。考虑到武器的破坏力越大，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即平民伤亡的规模就越大，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也随之增高，因此，比核武器更精确的武器在军事效用上必然更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2024年韩国国防政策应关注的课题也值得思考。首先，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为加强作为未来韩国国防力量基础的尖端技术领域合作而付出的努力至关重要。正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J. Austin）在2022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演讲中所述，美国的综合威慑战略包含整合盟友与美国能力的内容，因此，在此层面上已提出了“共享我们研发成果（sharing the fruits of our R&D success）”的政策方向（Austin 2022）。2023年4月韩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宣布的“下一代关键和新兴技术对话（Next Generati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Dialogue）”于12月启动，在6大核心战略技术合作领域的首尾分别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White House 2023/12/08）。特别是考虑到人工智能（AI）的规范和治理尚未确立且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应通过今年在韩国举行的“负责任地在军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litary domain Summit: REAIM）”，积极参与全球规范讨论，并努力确保治理能够朝着符合韩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建立。

此外，为了将尖端技术领域的发展转化为实际国防力量，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来制定技术开发及国防采购计划，开发运用条令，并建立负责在适当位置配置人力的指挥控制体系。目前来看，去年4月《华盛顿宣言》和9月第75周年国军日纪念演讲中提到的“战略司令部”似乎将承担其中最重要的角色。据报道，“战略司令部”将“指挥导弹部队、网络作战司令部、宇宙作战部队、电磁频谱作战部队、特种任务作战部队、F-35及潜艇部队”（河彩林 2023），这些不仅是尖端技术 기반国防力量的核心资产，也是构成韩国型“三轴体系”的主要战略资产。在努力使新设的“战略司令部”能够顺利融入现有军事治理体系的同时，应按照《华盛顿宣言》所强调的，以加强韩美联合作战能力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方式来发挥其功能（White House 2023/04/26）。

为加强自主远程侦察能力，也需要持续努力。继朝鲜于11月末发射侦察卫星之后，韩国也于12月2日发射了首颗军事侦察卫星。该卫星装备有光电（EO）和红外（Infrared Radiation: IR）以及高分辨率相机，其分辨率据称高于“万里镜1号”（Malligyong-1），军方当局表示将继续发射SAR卫星和微小卫星，以进一步缩小侦察空白（国防事业厅 2023-12-21；柳龙源 2023）。如前所述，侦察卫星的数量越多，持续侦察能力就越强，因此，在努力加强自主远程侦察能力的同时，也需要通过韩美同盟及韩美日安保合作层面提升情报合作水平的方式进行制度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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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良圭_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讲师。

■ 负责人及编辑： 朴汉秀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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