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企划 特别评论系列】① 半导体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与2024年世界政治变化

1. 技术与世界政治

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正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议题。半导体出口管制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之一，在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等尖端技术的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之际，全世界正关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技术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世界政治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但通常被视为背景或外在变量，技术本身成为世界政治主角的情况极为罕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数字化转型迅速推进，技术在引领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在这一现实变化中，涌现出“技术与社会的共鸣”、“人与非人的行动者-网络”、“技术与社会的共同生产·共进化·相互构成”、“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等拓宽对技术与社会变革动态关系理解的各种概念。中美技术竞争的展开，将技术推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并表明与技术共进化的社会范畴正在扩展到世界政治层面。要正确理解世界政治，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技术知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发展的具体内容、方向和价值与世界政治的动态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技术正在跨越军事安全、经济、规范和文化等领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重塑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的追求框架和内容。各国面临着诊断技术变化如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如何维护安全、持续繁荣，以及如何守护和重塑自身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挑战。

在世界政治领域，众多技术中，作为影响巨大的基础技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备受关注。大数据分析平台公司Palantir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是穿过乌克兰战争炮火访问基辅的首位IT企业代表。Palantir在追捕奥萨马·本·拉登的“海神之矛”（Neptune Spear）行动中，为寻找其藏身之处做出了贡献，是幕后功臣之一。Palantir首席执行官访问乌克兰，标志着大数据和各种人工智能武器将在本次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Palantir通过综合分析商业卫星、热成像仪、社交媒体、侦察无人机、间谍等收集到的信息，精确指出俄军位置，从而在兵力及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乌克兰军队持续对抗俄军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Starlink卫星互联网服务和移动电子政务应用程序Diia的活跃表现也广为人知。

在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后，随着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发达国家正面临生产率下降、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等问题。人工智能的经济应用，与清洁能源一起，被寄予厚望，有望将世界经济重新拉回增长轨道。麦肯锡报告预测，生成式AI的出现将使约70%的办公室工作自动化，每年创造超过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德国的GDP规模。[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预计将出现能够主动利用各种数据解决问题的AI个人助理（agent），这与只能被动执行指令的数字机器人（bot）有所区别。目前，关于AI助手的硬件实现形式是应用程序、还是以别针、眼镜、项链、全息图等新设备呈现，以及各种数据如何存储、分析和利用等问题，正展开激烈的创新竞争。当前人工智能的经济应用，如果用棒球来比喻，就像是比赛第一局上半场第一个击球手击出球的时刻。为了扩大AI经济，还需要找到解决低成本高性能芯片开发、非幻觉（hallucination）或虚构（confabulation）而是稳定提供可靠信息的AI架构设计、个人信息保护、以及AI助手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拥有自主权等问题的答案。这场刚刚开始的比赛，在接下来的九局下半场将如何发展令人兴奋，各国和企业正积极挑战以求击出安打或本垒打，并积极参与制定有利于己方的规则。

2024年，从1月台湾总统大选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全球约40个国家将举行国会或总统选举。AI在信息生产和流通中的影响力巨大。特别是，轻易制造和传播的假新闻泛滥以及通过网络操纵干预他国选举，已成为普遍现象。假新闻或选举操纵由来已久，但与AI结合后，真假难辨的虚假信息堂而皇之出现，甚至出现本国选举被国际化的态势。在消费AI算法选择的信息时，公民的政治观点趋于极端化而非开放包容，导致民主主义赖以存在的常识、宽容和多样性面临危机，这一共识正在扩散。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在诊断当前AI发展状况时警告称，人类正处于智能发展历史的一个阶段，不久的将来AI将超越并控制人类。[2] 即使不至于完全被AI控制，但AI已在军事安全、经济、身份认同等领域发挥全方位影响力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主张在不放弃AI带来的便利性和效率性的同时，必须管理其内在风险的论调日益获得支持，关于AI规范和全球AI治理的讨论也已开始。欧盟（European Union: EU）已制定了《人工智能法》，美国拜登政府也发布了旨在管理AI风险的行政命令，并制定了G7人工智能国际指导原则和国际行为准则。关于建立联合国下属AI机构等各种提案，如同管理核武器或核能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或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一样，都摆上了桌面。2024年，随着文本、图像和语音相结合的大型多模态AI（Large Multi-modal AI）技术的竞争性发展，全球军事安全文化领域的变化将加速，同时，管理AI发展方向和风险的必要性及讨论也将更加活跃。

2. 回顾与展望

从技术与世界政治的角度回顾2023年，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生成式AI的广泛应用，导致围绕AI的世界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同时AI相关规范和治理的讨论也日益活跃。基于数据学习和模式识别的机器学习，以及基于有机、分层学习的深度学习，在过去主要是在给定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或预测。而生成式AI则通过主动寻找和学习数据来解决问题，展现出自主思考的能力，可以被视为向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迈进了一步。ChatGPT于2022年11月底发布，仅一两个月就吸引了超过1亿用户，引起广泛关注。据ChatGPT的发布者OpenAI称，截至2023年底，ChatGPT的周活跃用户为1亿，财富500强企业中有92%在使用ChatGPT。在OpenAI领先的同时，谷歌也于今年2月发布了AI聊天机器人Bard，最近推出了大型多模态模型Gemini。Meta和IBM等50多家AI机构组成了AI联盟，提供开源生成式AI，紧随ChatGPT之后。中国方面，百度发布了ChatGPT的竞争对手文心一言（Ernie Bot）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商汤等中国AI企业也推出了12款以上的生成式AI。

目前，生成式AI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生成式AI的运行依赖于图形处理器（GPU）、云计算和超级计算机等硬件，而美国在这些领域都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美国公司英伟达（NVIDIA）主导着全球GPU市场，亚马逊、微软、谷歌占据了全球云市场超过65%的份额。如果将全球超级计算机性能视为100%，美国占45.8%，接近一半，日本以12.5%位居第二，中国以8.9%位居第三。尽管美国在硬件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中国AI能力仍值得关注，原因在于其拥有海量数据、在AI基础研究和专利积累方面取得进展、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AI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的AI模型。中国政府在AI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中国政府既是AI技术的最大需求者，也是支持者。另一方面，中国已生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AI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不允许生成式AI提供与政府意见相悖的回答，这给AI发展带来了障碍。

美国认为有必要维持在尖端技术领域与中国的最大差距，并持续扩大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特别是AI半导体被设定为对华出口管制的重点，不仅芯片本身被禁止出口，制造芯片所需的设备也成为管制对象。自2023年初欧盟阐述其对华战略是“去风险”（de-risking）而非经济分离的“脱钩”（decoupling）以来，美国高官也接连表示，美国同样奉行“去风险”战略而非“脱钩”。从2023年5月起，美国企业界人士以及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局长、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官员接连访问中国，并于9月举行了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两国恢复沟通的背景被认为多种多样。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比预想的要深，两国在经济复苏方面都需要与对方合作。随着美国企业对出口管制的抱怨日益累积，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黄仁勋等人的访华以及对美国对华管制提出批评的言论开始出现。美国一些智库提出了重新评估中国的必要性，并且在大选前调整美国对华战略的呼声也随之出现。尽管美国企业界人士和官员的访问以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了部分人士对中美冲突可能有所缓和的期待，但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迹象并未出现，反而管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和细化。

2022年底，美国政府将原有的针对特定企业的出口管制措施，扩展到包括18纳米（nm）以下DRAM、128层以上NAND闪存、14纳米以下逻辑芯片等管制清单，从而扩大了管制对象。2023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国在尖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三个领域的投资。特别是针对军事用途设计的人工智能、半导体设计自动化软件、以及可能危及军事通信的量子加密技术。尽管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和企业表示反对，美国政府于2023年11月再次发布了补充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这是因为评估认为，中国试图规避现有出口管制措施，在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和AI研究水平方面效果有限。例如，中国AI企业利用美国的云服务或在监控范围之外建立半导体制造基地。此外，本措施将过去仅管制使用波长低于193nm的光源（EUV）的设备，明确列入了使用波长193nm以上的光源（DUV）的曝光设备作为出口管制对象，扩大了管制范围，特别是加强了对与AI相关的尖端半导体的管制。尽管关于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效果，特别是对美国企业销售额和研发投资减少的争论以及其可持续性受到质疑，但美国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仍在持续、补充和加强。

商务部已将管制范围从以往主要针对尖端半导体芯片，扩展到关注并开始关注所谓的“成熟芯片”（legacy chip）领域中中国的崛起效应。事实上，美国已宣布计划于2024年1月对美国企业如何采购成熟芯片进行广泛调查。美国认为，如果中国企业在成熟芯片领域像过去在钢铁或太阳能领域那样，凭借价格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并成为市场主导者，这也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美国要阻止和控制成熟芯片市场中中国地位的巩固非常困难。虽然调查结果出来后会进行更具体的讨论，但如果美国对中国成熟芯片供应实施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等制裁，两国贸易冲突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除了出口管制，美国还开始通过《半导体法》提供支持，以加强本国的尖端半导体制造能力。2023年3月，商务部公布了关于接受本国补贴的企业限制在国内生产设施扩张以及与“担忧对象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的“护栏”（guardrail）细则。此外，为加强本国半导体制造能力或扩大出口管制，美国还加强了与多个国家的合作。日本和荷兰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将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象纳入其中。美国正积极推进与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半导体制造和封装领域的合作。

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是中国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针对美国加强出口管制，中国表示“正在将贸易和技术问题武器化”、“敦促立即停止错误行为”，并称“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但实际上，中国的选择并不多，主要采取了两种应对方式。第一，中国也开始采取进出口管制或限制措施。2023年5月，中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国国有企业、电信运营商、云服务商停止采购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Micron）的产品，随后中国企业停止了采购。从8月起，中国将用于半导体和显示器的镓、锗及其化合物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第二，加强技术自立的各项支持。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后，中国制定了具体的技术清单并进行重点支持，朝着实现技术和产业生态系统自立的目标迈进。2023年，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员会”，负责主导科技领域的政策。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区代表团会议上强调，“能否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取决于科技自立自强”，这反映了党中央决心亲自领导以实现科技自立的意愿。中国正在准备规模达3000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期国家半导体基金，超过了2014年和2019年设立的1400亿元和2000亿元基金，尤其据悉将用于支持半导体制造设备。在尖端半导体领域面临困难的中国，正专注于附加值较低但因电动汽车、物联网等增长而需求激增的成熟半导体和先进封装的培育，以及设备和软件的自立。虽然困难重重，但如果美国在2024年对成熟半导体领域也开始进行制约，那么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市场支配力的中国将如何应对，值得密切关注。

2023年，华为推出搭载自主研发的7纳米处理器芯片的最新高端智能手机Mate 60 Pro，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中国目前难以以合理成本大规模生产尖端半导体芯片，但尖端半导体芯片的制造是中国绝不能放弃的领域，这一事件表明，尽管面临美国严厉的遏制，中国企业仍在不懈努力。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追求的目标是：稳定供应最尖端半导体芯片；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向附加值高的制造和设备领域持续升级；追赶韩国和台湾企业，实现最尖端半导体在中国国内的制造。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中国将持续努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在于中国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这些目标。

展望2024年技术与世界政治的变化，美国大选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拜登政府的经济安全政策关键词是供应链和尖端技术，并通过所谓的“3P”政策——支持尖端制造能力（promotion）、出口管制（protect）、技术联盟（partnership）——来推进。如果共和党政府上台，出口管制将得以延续，但尖端制造支持和技术联盟的形态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为了遏制中国并持续保持尖端技术优势，美国需要将“3P”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运作，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崩溃，结果很可能对中国有利。即使“3P”政策得以延续，也需要探索如何解决补贴效果如何显现、出口管制带来的疲劳感或反弹的增加、以及盟友国各自为政等问题，并找到长期推行这些政策的解决方案。中国方面，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自立支持政策及努力能否取得实效也是一个问题。在习近平和共产党权力集中的背景下，这是否能与促进市场活力和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相协调，引发了疑虑。中国目前正处于需要寻找两者适当平衡点的历史性、前所未有的道路上。

2024年，技术领域将以中美合作而非竞争与冲突为主导，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以及规范和治理领域的冲突将更加显现。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35年前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主张世界政治中国家间因不均衡的增长率导致生产和经济力分布的变化，以及霸权国的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引发的霸权战争和更迭。他在2023年发表的文章中，将未来几十年可称为大国的国家列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六个国家，并预测这些国家间的冲突将持续，但短期内不会发生巨大的势力变动。[3] 他指出，中国是150年来首次GDP超越美国的国家，这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但他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国内的问题——落后的农村、高企的青年失业率、高度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房地产泡沫、环境污染等——对中国崛起持保留态度。他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卓越的技术和高等教育体系、以及美元的优势，但由于世界政治中相对经济力分布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正在进行，因此美国管理相对衰退至关重要。他认为，美国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从遍布全球的利益和关注点中缩减哪些部分。从技术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保罗·肯尼迪的论点可以解读为，美国在重新设定并缩小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同时，必须全力以赴维持尖端技术的优势。

他接着说，即使在稳定的秩序中，也会有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的迹象，但目前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另一个时代何时开始。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秩序过渡的转折点，很难精确指出是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裁军谈判失败，还是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等事件中的哪一个。2024年，美国主导的秩序将得以维持，同时其影响力减弱的趋势也将并行发展。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国优势的趋势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但在此过程中，与中国的冲突和竞争将更加激烈。

3. 韩国的技术外交战略

由于中美技术竞争导致经济技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各国正在制定各种政策应对。虽然具体政策内容各国略有差异，但大体上以供应链和尖端技术为关键词，包含提升尖端技术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性、以及加强技术联盟等内容。韩国也正在通过积极支持尖端技术（特别是半导体）、确保供应链安全性的监测和应对体系建设、以及韩美尖端技术合作等方式进行应对。

韩国与美国自1992年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来，通过召开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探讨合作议题，并在具体技术层面，通过签署《韩美原子能协定》持续进行合作。随着中美技术冲突加剧，低水平、间歇性的合作需要发展为更具战略性和持续性的合作，这一共识已形成。目前，尤其是在尖端技术领域，通过多个渠道与美国加强合作，使得以安全为中心的韩美同盟扩展到技术领域。三星正在美国进行半导体代工厂投资，并签署了量子信息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和《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最近新设了“下一代关键新兴技术对话”（Next Generati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Dialogue），就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将进一步发展。在半导体领域，包括正在设立的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 NSTC）和韩国尖端半导体技术中心（Advance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 ASTC），将加强官民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扩大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联合研究支持机会。在AI领域，美国表示将与韩国在韩国预定明年主办的AI虚拟峰会、AI全球论坛、以及“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ilitary domain Summit: REAIM）等活动中进行合作，并将组建AI工作组，讨论国际标准、联合研究、政策兼容性等问题。

在尖端技术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是必然选择，而非可选项。美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拥有压倒性影响力，没有与美国企业的合作，韩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能力就无法得到提升。以与美国的合作为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但鉴于美国拥有压倒性优势，寻找双方互惠互利的合作点并不容易。为了使合作真正落到实处而非流于形式，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寻求和提出合作议题。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两国利益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完全一致，并准确找出韩国希望通过合作实现的目标以及需要应对的部分。例如，当美国成为半导体制造的中心时，需要长期考虑韩国半导体企业在哪些领域能够保持竞争力。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美国的芯片和云服务对韩国至关重要，但韩国迫切需要思考在这些美国平台企业拥有压倒性影响力的环境下，韩国AI产业如何发展，即韩国式AI发展模式。美国的尖端技术政策超越国界，对韩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需要准确监测，并根据具体情况，升级信息获取能力和谈判能力，构建官民合作体系，以维护韩国企业的利益。

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导致在尖端技术领域与中国的关系面临困难。尖端技术领域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军事技术——密切相关，因此中美“脱钩”趋势难以缓解。在加强与美国的尖端技术合作的同时，努力在非尖端技术或基础科学领域与中国保持合作，并谨慎传递这一信息至关重要。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保持各种形式的沟通，而非极端对峙。韩国也应通过某种程度的角色分工，利用中国专家、亲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网络，加强沟通，继续开展对华外交。

为避免加强韩美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导致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削弱，必须加强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多边外交。目前，以美国为中心，在半导体领域，台湾、日本、欧盟之间的相互合作正在加强。随着各国企业进行交叉投资，形成了美日台的合作阵容。虽然以美国为合作中心是正确的，但为了弥补这一点，需要构建更积极、更同步的多边合作体系。我们必须积极寻求与日本、台湾、欧盟、印度以及其他印太国家在合作议题上的共识并发展合作。

在美中技术竞争时代，加强我们的尖端技术能力，并为此构建和支持外交框架，是韩国技术外交的核心内容。尽管尖端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外交资产，但在韩国，技术与外交的差距依然巨大。科学技术领域将技术外交视为现有科学技术国际合作的框架，而外交领域对技术感到陌生，导致技术外交混乱不堪。要使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发展为更具战略性的科学技术外交，必须使科学技术这一内容与外交这一框架相互渗透、融合。需要探索能够引导科学技术与外交围绕提升韩国世界政治地位和愿景的目标实现整合的领导力和治理模式。■

[1] McKinsey. 2023.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I: The next productivity frontier.” June 14.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the-economic-potential-of-generative-ai-the-next-productivity-frontier (检索日期: 2024. 1. 2.)

[2] Lambert, Harry. 2023. “Is AI a danger to humanity or our salvation?” The New Statesman. June 21. https://www.newstatesman.com/long-reads/2023/06/men-made-future-godfathers-ai-geoffrey-hinton-yann-lecun-yoshua-bengio-artificial-intelligence (检索日期: 2024. 1. 2.)

[3] Kennedy, Paul. 2023.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redux.” The New Statesman. September 20.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deas/2023/09/rise-and-fall-of-great-powers-redux-paul-kennedy (检索日期: 2024. 1. 2.)

■ 裵英子，建国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

■ 负责人及编辑：朴汉洙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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