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 议题简报] 日韩国民看待改善关系的距离：2023年日韩国民相互认知调查结果分析

引言

2023年，日韩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解冻态势。今年3月，韩国外交部公布了关于强制征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后，两国首脑在短短6个月内史无前例地举行了6次会晤，政府间交流也急剧增加。在以美国为媒介的情况下，日韩两国在外交、国防、商务（产业）、财政、国家安保室等多个渠道建立了处理各种争议问题的协商机制。民间交流也以旅游业为中心，正迅速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回想2012年因慰安妇问题解决方案陷入僵局，2018年因大法院对强制征用劳工案的判决而对立，导致两国政府陷入“信任危机”的时期，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变化。2023年是否会成为两国抛开“失去的十年”，开启新时代的契机之年？两国国民如何看待政府间的变化趋势？他们认为关系改善的动力是什么？关系改善后，相互印象是否也随之提升？他们是否认为导致“失去的十年”的根源——历史问题——正在找到解决方案？

今年的民意调查是自2013年开始调查以来第11次，其结果非常有趣，并为解读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两国国民都切实感受到两国关系正在改善。民意调查以来，正面评价达到最高值，负面评价达到最低值。第二，两国在看待关系改善方面存在视角差异。日本方面，对韩国的好感度上升、日韩关系重要性上升、韩美日安保合作支持度增加、对强制征用劳工问题解决方案的支持等主要项目均呈现积极评价。相反，从韩国舆论来看，关系改善的氛围并未转化为对日本的好感度、日韩关系重要性、韩美日安保合作支持度、强制征用劳工问题解决方案支持度的上升。第三，这种结果差异体现在两国国民对政府关系改善努力的评价差异上。日本舆论支持本国政府及韩国政府改善关系的相关努力，而韩国舆论则未对本国及日本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给予太多支持。第四，历史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变量。两国国民都将历史问题视为影响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变量，韩国则将日本的历史认识（侵略战争、历史教科书、强制劳动、慰安妇等）视为问题，而日本则将韩国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反日态度），如韩国的反日教育、韩国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涉日言论、韩国人的过度反日行为等视为问题。本次调查表明，韩国认为日本的历史认识并未改变，而日本则认为韩国的反日态度正在得到纠正。无论如何，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现实依然存在。

那么，调查结果对日韩关系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两国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和加强目前积极推进的安保、经济等功能性合作，另一方面应努力在历史认识趋同方面取得进展。只有功能性合作与历史和解这两驾马车同时前进，日韩关系这辆马车才能走上正轨。

1. 日韩关系改善，两国国民均有体会

根据认知调查结果，日韩两国国民都切实感受到了日韩关系的改善（[图1]）。认为日韩关系不好的评价从2022年的64.6%急剧下降至2023年的42%。这比2019年夏天两国因经济报复而关系恶化（88.4%）后，在三年内减少了一半。相反，正面评价从2022年的4.9%增至今年的12.7%。日本方面，改善幅度更为显著。对两国关系负面评价从2022年的39.8%急剧下降至2023年的21.2%，正面评价同期则从13.7%猛增至29%。

[图1] 当前日韩关系

另一方面，对于日韩关系的未来，28.8%的韩国人认为会好转，48%认为会保持现状。日本人中，38.5%认为会好转，31.3%认为会保持现状（[图2]）。这表明，关系改善的趋势有望持续，且未来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差。

[图2] 未来日韩关系

2. 对方国家印象中显现的两国认知差异

对两国关系的好评是否转化为对对方国家的好印象？对韩国人而言，与去年相比，对日本的印象变化不大。好印象比例从2022年的30.6%小幅下降至2023年的28.9%，坏印象比例则从52.8%微升至53.3%。相反，对日本人而言，好印象同期从30.4%上升至37.4%，坏印象则从40.3%下降至32.8%（[图3]）。韩国方面，关系改善并未带来好感度的提升，而日本方面，两者则是一致的。

[图3] 对对方国家印象

这种认知差异也体现在对对方国家领导人（首脑）的印象评价上。观察韩国人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象的变化，好印象比例从2022年的6.6%小幅增至2023年的8.5%，而坏印象比例则从2021年的21.8%大幅增加14.3个百分点至2023年的36.1%。相反，日本人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印象的变化，好印象比例从2022年的20.1%大幅增加12个百分点至2023年的32.1%，坏印象比例则从2022年的4.6%小幅下降至2023年的4.1%（[图4]）。这可以解释为，随着日韩首脑本格化关系改善努力，两国国民对“不知道”或“没兴趣”等保留性判断，转变为持有更明确的印象。其中，韩国方面负面印象显著增加，而日本方面则正面印象显著增加，呈现出差异。

[图4] 对对方国家领导人印象

通过分析11年来两国认知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对对方国家印象在多个方面与对对方国家关系的判断或展望相关。日韩两国间印象的差异，体现在对日韩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应对日韩对立的方向、以及第五章将要阐述的韩美日安保合作支持度等方面。当被问及当前日韩关系对本国是否重要时，74.1%的韩国受访者和61.8%的日本受访者回答“重要”或“比较重要”。与2022年相比，认为重要的受访者比例在韩国减少了8.5个百分点，而在日本则增加了5.3个百分点（[图5]）。

关于今后应对日韩对立的方向，两国中“应通过管理对立来防止问题扩大，双方共同努力”的意见最多，分别为48.3%和42.8%。无论如何都要克服日韩间存在的对立，实现面向未来的发展这一选项，在韩国占31.3%（同比减少17.9%），在日本占26.1%（同比减少2.4%）（[图6]）。特别是韩国方面，对面向未来的克服表现出批判性态度。

[图5] 日韩关系的重要性

[图6] 应对日韩对立的方向

3. 决定对方国家印象的主要变量是关系改善的政府政策和态度

从[图7]可以看出，在韩国人中，认为韩国政府改善日韩关系的态度好的比例为21.7%，与去年的21.2%基本持平，而认为不好的比例则从27.5%小幅上升至32.3%。认为好的比例比前政府时期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2020年30.8%，2021年30.2%）。韩国舆论并未积极支持本国政府改善日韩关系的努力。关系改善的核心议题是强制征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国民对韩国政府提出的第三方赔偿方案支持度不高（28.4% vs. 34.1%）。同样，韩国舆论对日本政府改善日韩关系的态度也持非常批评的态度（[图8]）。正面评价为15%，负面评价为34.2%，与日本人对本国政府改善日韩关系的态度评价（正面34.5%，负面16.2%）相比，明显偏低。简而言之，韩国舆论对日韩两国政府的态度均表示不满。

相比之下，日本国民对韩国政府改善日韩关系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34.8%），负面评价也低于韩国（19.3%）。日本舆论对日韩两国政府处理强制征用劳工问题持肯定评价，而韩国舆论则持相对否定的评价。

[图7] 韩国政府对日韩关系态度评价

[图8] 日本政府对日韩关系态度评价

究竟是什么变量对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产生最大影响？为弄清这一点，我们对两国国民的相互好感度变量进行了有序逻辑回归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以确定对两国国民认知变化产生主要影响的变量。

[表1] 韩国人对日本好感度有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表1]总结了影响韩国人对日好感的各种变量的统计学显著性分析结果。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影响韩国人对日好感的统计学上显著的变量包括：(1) 韩国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2) 日本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3) 认为日韩关系对韩国重要程度，(4) 对日韩经济关系的认识，(5) 对中国印象，以及(6) 年龄。所有这些变量均显示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越积极评价韩日两国政府的努力，越认为日韩关系重要，越认为日韩经济关系是互补而非相互竞争，越对中国印象越好，以及越年轻，对日本的认识就越积极。第二，从t值的意义来看，对韩国人对日好感度影响最大的两个变量是“年龄”和“对日韩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日本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和“韩国政府的努力”。第三，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图9]），以认为“信赖IAEA的验证且日本政府的措施合理”的群体为基准群体（base），其他群体（“信赖IAEA的验证但日本政府需进一步努力”、“无论IAEA验证结果如何都反对排放”、“不信赖IAEA的验证结果故反对排放”、“不知道”）并未对对日好感度产生影响。应对朝鲜核威胁的韩日军事合作必要性以及意识形态，在考虑其他变量的综合模型中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图9] 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放的意见

根据此回归分析结果，尽管去年以来两国关系改善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却停滞不前，这可能与“日韩关系的重要性”比例下降（8.5%p）以及对“韩国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和“日本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的不满有关。这意味着，无论韩国政府付出多大的努力，如果日本政府不积极回应，而是表现出消极态度，那么就很难提升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由于是基于基准群体的分析，其解释并不容易，但它并未直接影响韩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换言之，韩国人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放的负面看法并未转化为对日本的负面看法。

[表2]总结了同样变量应用于韩国分析的结果，即影响日本人对韩国好感的变量。

第一，在影响日本人对韩国好感的统计学上显著的变量中，最重要的是“对日韩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其次是“对日韩经济关系的认识”和“韩国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第二，有趣的是，日本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并未影响对韩国的好感度。应对朝鲜核威胁的韩日军事合作必要性或支持的政党也未显示出显著影响。日本人对韩国的战略价值持肯定评价，而“韩国政府的改善关系”努力，特别是尹锡悦政府的积极努力，显然在推动日本人对韩国的积极认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2] 日本人对韩国好感度有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4. 韩美关系，日韩关系改善的主要动力

美国在其2022年2月公布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将韩美日三角安保合作列为推进印太战略的核心要素，并明确提出要恢复两国关系。事实上，美国政府在2015年促成日韩慰安妇协议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孙烈 2018），之后在文在寅政府和安倍政府围绕强制征用劳工问题外交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也进行了多次调解努力。今年3月，强制征用劳工解决方案公布后，拜登总统破例发表声明，称“今天韩国和日本的宣布是美国最亲密的两个同盟之间合作与伙伴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篇章”，对此表示欢迎，原因也在此。

在此背景下，韩国国民也显示出，在日韩关系改善的主要因素中，考虑到了韩美关系及同盟等美国因素。当仅向韩国受访者询问为促进韩美同盟发展是否需要改善日韩关系时，71.6%的受访者回答“非常需要”或“需要”（[图10]）。这一结果表明，对为应对朝鲜核威胁等外部威胁因素而韩美同盟重要性的认识，有可能转化为韩国国内对日韩关系改善的友好舆论，并推动其进展。

[图10] 为促进韩美同盟发展而改善日韩关系必要性

5. 两国国民对韩日安保合作的坚定支持

两国国民对韩美日及韩日安保合作给予了坚定支持。同意加强韩美日三角军事安保合作的受访者比例，韩国为60.6%，日本为49.9%（[图11]）。日本国民的肯定答复比例虽然低于韩国国民，但与2022年的37.9%相比上升了12个百分点，创下自201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当被问及同意加强三角军事安保合作的原因时，两国中比例最高的回答是，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或稳定合作不可或缺（[图12]）。另一方面，认为加强合作不妥的受访者，主要表达了对三角合作可能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日本方面“鉴于韩国过去的举动，无法信任韩国”的回答比例最高，达70.9%，而2023年该比例大幅下降至39.3%（[图13]）。虽然这是仅针对反对加强合作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不能一概而论，但这表明日本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过去阻碍军事安保合作的对对方国家的不信任感。

[图11] 对韩美日三角军事安保合作的立场

[图12] 认为韩美日三角军事安保合作积极的理由

[图13] 认为韩美日三角军事安保合作消极的理由

本次调查还询问了应对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导威胁的韩日安保合作方向。韩国受访者中有82%，日本受访者中有71.4%认为有必要进行信息共享或更高级别的安保合作（[图14]）。由此可见，两国国民在以韩美同盟和日美同盟为基础的现有三角合作之外，也认识到了韩日两国间安保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国民舆论，与两国在今年3月韩日首脑会谈的后续措施中，宣布韩日军事信息保护协定（GSOMIA）正常化运作等寻求扩大安保合作的举动，也步调一致。

[图14] 应对朝鲜的韩日安保合作方向

6. 对韩日经济合作的积极倾向

本次调查再次确认了对两国经济关系的积极倾向。在对韩日经济关系的两种相反意见中，询问受访者更接近哪种观点时，认为互补性的比例为韩国44.6%，日本38.5%。认为相互竞争的比例为韩国38.1%，日本24%（[图15]）。韩国方面，与2022年结果相比，认为互补性的意见首次超过了认为相互竞争的意见，出现了逆转；日本方面，认为相互竞争的意见自2021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图15] 对韩日经济关系的意见

在选择对本国经济关系尤其重要的国家或地区（不限数量）时，韩国国民将日本列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位，日本国民则将韩国列为继美国、中国、印度之后的第四位。选择对方国家的受访者比例，两国均比2022年略有上升（[图16]）。

[图16] 对本国经济关系重要的国家或地区

7. 结论

2023年日韩国民相互认知调查表明，两国舆论正摆脱自2012年以来因历史问题引发的情感对立而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失去的十年”。两国首脑间的信任恢复迅速推动了政府间关系的复原，舆论也对此趋势持积极看法。其背景在于，美国积极推动了日韩关系改善，以及朝鲜核导挑衅日益加剧、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增加。在韩国，朝鲜和中国的安全威胁增加促成了韩美同盟的加强，而为了加强美国不断要求的韩美日三角合作，改善日韩关系是必要的。日本方面似乎也存在同样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韩国舆论对两国政府改善关系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尹锡悦政府全力投入与日本政府及国内相关利益方的双向外交，提出了关于强制征用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三方赔偿方案），但内阁支持率低迷的岸田政府并未积极回应韩国政府的努力。在相关企业未出资设立基金或未向受害者道歉的情况下，韩国舆论并未对韩国政府的积极举动给予充分支持。这意味着，如果日本方面没有积极回应，两国政府可能无法实现期望的信任恢复或面向未来的合作。

认为不解决历史问题就无法实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合作的某些观点并不正确，同样，认为推进面向未来的合作就能逐渐解决历史问题的展望也不正确。两国政府在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经济安全、跨国威胁等方面的合作是时代潮流，国民对此也积极支持。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应努力在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在慰安妇问题或强制征用劳工问题上，两国应共同努力，超越向受害者提供现金援助，治愈受害者名誉和尊严所受到的深刻创伤。■

参考文献

孙烈. 2018. “慰安妇协议的国际政治：身份-安全-经济联系与朴槿惠政府的对日外交。”《国际政治论丛》58, 2: 145-177.

■ 孙烈_东亚研究员院长。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

■ 金良圭_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讲师。

■ 朴汉秀_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 负责人及编辑：朴汉秀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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