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 议题简报] 2023 韩美同盟国民认知分析：对全面同盟的期待与担忧

为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东亚研究所与《中央日报》及韩国研究公司合作进行了国民认知调查，并参考了过去数年进行的韩美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提出了对主要议题的分析。第一，分析了国民对韩美关系整体的认知；第二，分析了国民对韩美同盟全面化（即超越传统安全的事项的对美合作，以及超越朝鲜半岛安全的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对美合作）的认知；第三，分析和评估了国民对美国延伸威慑提供及核武器的认知。国民对韩美同盟给予压倒性支持，但同时也意识到同盟面临的挑战，并判断为加强同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国民对韩美同盟全面化和地理范围的扩大，在总论上表示赞成，但在具体实施上反应不一。国民对同盟卷入的风险，特别是卷入与中国相关的冲突的担忧尤为突出。最后，国民虽然信任美国为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提供的延伸威慑，但并不认为这必然削弱其发展自主核武器的必要性。

Ⅰ. 韩美关系认知

1. 对韩美同盟的坚定支持

从此次舆论调查结果来看，国民对韩美同盟给予了坚定支持。在询问对过去70年韩美同盟作用的认知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同意韩美同盟对韩国有益（[图1]）。93.8%的受访者对韩美同盟为韩国安全做出的贡献持肯定态度，80%后半的受访者也对韩美同盟为经济发展和民主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持肯定认知。国民认为，韩美同盟不仅在安全上给予了绝对的支持，而且作为一种“安全外部效应”，也帮助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主义的建立。考虑到对经济增长中美国援助的评价、在高速增长期或外汇危机时美国的作用、以及对民主化运动中美国作用的批评性观点依然存在，国民对当前同盟的压倒性支持显得尤为突出。

[图1] 对韩美同盟贡献的意见

对韩美同盟过去的肯定评价也延续到了现在和未来。国民将韩美关系视为现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图2]）。74.8%的国民选择了韩美关系，这一数字在过去两年间增长了约10个百分点。此外，国民将韩美同盟的强化列为政府最优先的外交任务（40%）（[图3]）。这也比去年增加了11.5个百分点。

[图2] 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图3] 政府最优先的外交任务

2. 对韩美关系的温和评价

尽管对韩美关系和韩美同盟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但韩国国民在韩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方面，虽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持保留态度的比例也相当可观。当被问及目前韩美关系如何时，“非常好”的回答比例为5.3%，“有些好”的回答比例为45.4%。相反，“一般”的回答也占42.3%。关于韩美关系的未来展望，“将与现在一样”的回答占46.9%，略高于“将会变好”（10.1%）和“会有些变好”（36.5%）的总和（46.6%）。考虑到对韩美关系现状和未来持否定看法的回答比例均未超过10%，整体舆论接近于肯定评价，但考虑到历届政府无一例外地强调“天衣无缝的韩美同盟”并将同盟强化作为外交成就来宣传，国民的实际感受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恰恰意味着政府在加强关系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国民认为缩小美国和韩国之间利益差距的调整事项如下。

首先是韩美同盟可能引发的卷入（entrapment）困境。“由于韩美同盟，韩国可能卷入与韩国国家利益无关的亚洲地区冲突”这一问题，有66.5%的受访者表示同意。特别是同意的比例自2018年调查以来持续增加（[图4]）。这反映了国民意识到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与韩国的安全利益之间的差距。

[图4] 韩美同盟与卷入亚洲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认为韩美经济关系日益竞争化的认识也在增加。当单独询问对韩美经济关系意见时，“韩美两国经济是互补的”回答占50.8%，占优势，但认为互为竞争关系的认识也达到了31.7%（[图5]）。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等旨在促进区域内投资的举措，其对韩国等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本次认知调查中反映出的韩美经济关系认知相吻合。

[图5] 对韩美经济关系的意见

第三，有三分之一的国民同意“由于美国相对衰落，韩美同盟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的观点（[图6]）。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表现为“美国优先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即所谓的“特朗普现象”，这一现象也延续到了拜登政府。

[图6] 美国衰落与韩美同盟的重要性

国民认为美国形象不佳的原因，第一项是“因为美国优先主义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单边态度”（55.6%），第二项是“因为在贸易、投资等方面表现出不公平的态度”（55%）（[图7]）。这也可以看作是国民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如果未来美国大选正式展开，特朗普现象再次出现，或者特朗普再次当选成为现实，国民的担忧将会进一步加剧。

[图7] 对美国印象不佳的原因

3. 同盟强化与外交多元化

国民认为韩国面临多方面的威胁（[图8]）。对于朝鲜的核导弹威胁，国民展现出比“通过韩美同盟强化来应对”这一传统思维更广泛、更复杂的思考。国民将朝鲜核威胁（56.3%）以及主要国家间的贸易-尖端技术竞争（55%）、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41%）、中美战略竞争与冲突（36.3%）等列为多个主要威胁因素。国民要求在努力将韩美同盟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同时，也要加强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区域合作外交、经济外交等，实现外交政策的多元化（[图2]、[图3]）。特别是将韩中关系列为最重要外交关系的比例从2021年的26%大幅增加到今年的48.1%（[图2]），这充分体现了国民认为需要像重视美国一样重视中国。这表明国民的信号是：虽然需要加强同盟，但不应“all-in”于同盟。

[图8] 韩国面临的威胁

Ⅱ. 对韩美同盟范围扩大的认知

在关于韩美同盟认知的本次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韩美同盟今后应发展成为超越应对朝鲜军事威胁，在解决地区及世界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同盟”这一方向性，高达81.8%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其发展成为地区及全球同盟（[图9]）。这可以解释为，大多数国民赞成现政府正在推进的韩美同盟目标——“全球全面战略同盟”。

[图9] 对韩美同盟未来形态的意见

然而，我们也发现，虽然总论上赞成韩美同盟的作用和地位应加强为地区及全球同盟，但在具体实施层面，这种赞成并不必然转化为对韩美同盟范围扩大的支持。图10显示，韩国人对地区及世界性问题中韩国的贡献问题，根据具体事宜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图10] 对韩美同盟与韩国作用的意见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对于“在解决地区及世界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同盟”这一表述，普通国民对于其具体含义以及同盟范围扩大所带来的成本，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对将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韩美同盟扩大为地区及全球同盟的意见，进行了多项逻辑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以重新分类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并分析了支持韩美同盟作用和范围扩大的人与对各项议题韩国贡献的回答之间的关系。

[图11] 韩美同盟范围扩大与各项韩国贡献扩大之间的关系

图11分析了以赞成韩美同盟范围扩大者为基准组（base），当赞成转为反对时，各项议题的立场如何变化。第一，对韩美同盟范围认知产生统计学上显著变化的变量是：(1) 核不扩散、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2) 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制衡中国；(3) 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压迫；(4) 对乌克兰战争等欧洲问题的贡献。在这些议题上，反对扩大韩国的作用，与反对韩美同盟范围扩大呈正相关。第二，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时韩国是否应参与的问题，仅考虑该变量时具有显著影响，但在考虑所有变量的模型中，对韩美同盟范围扩大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

这些回归分析结果很好地表明，普通民众对于因韩美同盟范围扩大而韩国需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议题上存在差异化的认识。当然，统计学上已证实，人们会想到气候变化、传染病、尖端技术、人权问题、乌克兰战争等作为扩大后韩美同盟应发挥作用的“全球议题”，并且这些问题确实超出了朝鲜半岛，属于地区及世界层面的问题。然而，在考虑其他变量后，韩国是否介入台湾海峡危机的问题失去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一点很有趣。这可能是因为国民认为台湾危机问题并非韩美需要共同协调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国民认为在这一特定议题上，韩美之间的利益结构并不一致。或者，仅仅是因为在国民的认知范围内，台湾海峡危机并未被包含在地区/全球议题之一。

对于为何只有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根据回归分析模型的设定方式不同，对韩美同盟范围扩大立场的影响会呈现出差异，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对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方向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是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问题、人权问题、以及乌克兰支援等东北亚以外地区的问题的共同应对问题。而可能引发中国强烈反对，甚至可能卷入军事冲突的敏感问题——台湾海峡危机，在考虑韩美同盟范围问题时被排除在外。因此，在将韩美同盟范围从朝鲜半岛扩大到地区或全球同盟时，国民并非在全面考虑其带来的利弊权衡（value trade-off）的情况下支持范围的扩大。

Ⅲ. 核武装与同盟：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任与支持自主核武装

本次调查还包含了关于对美国向韩国提供的延伸威慑的信任度以及对2023年4月发布的《华盛顿宣言》的评价等问题。如图12和图13所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如果韩国遭受朝鲜核攻击，美国将进行核报复或常规力量报复（90.2%），并且过半数受访者同意《华盛顿宣言》消除了韩国的安全担忧（57.7%）。

[图12] 对美国延伸威慑的信任度

[图13] 《华盛顿宣言》评价

那么，这种对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的信任度是否影响了韩国发展自主核武器的认知呢？图14显示，本次调查中，关于“朝鲜核威胁持续时韩国是否应拥有核武器”的舆论发生了显著变化。与2022年调查中69.6%的受访者赞成韩国自主核武装相比，今年调查中赞成比例降至58.5%，减少了11.1个百分点。

[图14] 朝鲜核威胁持续时韩国拥有核武器的赞成与反对

可以推断，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的信任度可能对这种认知变化产生了影响。为此，我们进行了多项逻辑回归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了拥有核武器的立场与对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以下结果。

[图15] 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与核武装支持舆论

图15显示，以赞成韩国拥有核武器者为基准组（base），当赞成转为反对时，对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的立场如何变化。结果显示，第一，(1) 关于朝鲜对韩国进行核攻击时美国将如何应对的认知；(2) 《华盛顿宣言》是否消除了安全担忧，这两者都对韩国核武装必要性的认知产生了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第二，越是认为美国在韩国遭受朝鲜核攻击时不会妥善报复（核报复 → 常规武器报复 → 不报复），越是倾向于反对核武装，呈正相关。第三，越是认为《华盛顿宣言》未能消除韩国的安全担忧，越是倾向于反对韩国核武装。

对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较低的人倾向于反对韩国自主核武装，反过来说，就是越是积极评价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的人，反而越支持韩国核武装。这与威慑（deterrence）和同盟理论的预期相反，即当同盟国提供的延伸威慑出现问题时，同盟国会因担心被抛弃（abandonment）而推动自主核保有。韩国人的这种倾向与理论预期相反。

对于如何解读这些结果，需要进一步进行更严谨的统计分析。考虑到本次舆论调查是以面对面方式进行的，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一点也需要考虑。然而，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测一种可能性，即韩国人支持核武装的逻辑背后，可能存在比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更重要的因素。

从韩美同盟范围扩大和美国延伸威慑信任度相关问题中受访者回答中确认的韩国舆论认知，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美国拜登政府或韩国尹锡悦政府推进的韩美同盟强化方向，与普通舆论支持的同盟政策形式不一定完全一致。当然，表面上看，韩国舆论对韩美同盟的范围和作用表示广泛支持，并且对两国政府近期协议推进的一系列延伸威慑强化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同时舆论也希望在台湾海峡危机中保持距离，并且仍然坚持韩国应拥有自主核武器的观点。因此，必须记住，韩国人并非在完全不顾及与中国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一风险的情况下，就全盘支持美国在印太战略及整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框架下构建的全球同盟网络运营体系。

第二，提高对韩国提供的延伸威慑的信任度，不一定必然导致反对韩国自主核武装的舆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韩国人信任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但与此同时，仍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韩国有必要自主开发核武器。因此，即使韩美双方通过核磋商小组（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 NCG）等制定更强大的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准备态势，也可能无法有效压制核武装舆论。为了在加强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稳定性的同时，找到影响韩国核武器开发舆论走向的方法，需要另行研究，以找出驱动韩国人赞成核武装的最重要变量。■

■ 孙烈_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央大学，现任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财团法人东亚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所长。曾任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院长、 Underwood国际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国际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东京大学特任客座教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加州大学（伯克利）访问学者。曾任韩国国际政治学会会长（2019）和现代日本学会会长（2012）。曾获富布赖特奖学金、麦克阿瑟奖学金、日本基金会奖学金、早稻田大学高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外交部、国立外交院、东北亚历史财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咨询委员、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专家委员等。专业领域为日本外交、国际政治经济、东亚国际政治、公共外交。近期著作包括《2022总统的成功条件》（2021，合编）、《2022新政府外交政策建议》（2021，合编）、《BTS的全球魅力故事》（2021，合编）、《危机之后韩国的选择》（2021，合编）、Japan and Asia's Contested Order (2019, with T. J. Pempel), Understanding Public Diplomacy in East Asia (2016, with Jan Melissen), “South Korea under US-China Rivalry: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in the Trade Policymaking,” The Pacific Review 23, 6 (2019), 《韩国的中坚国外交》（2017，合编）等。

■ 金良圭_东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讲师。在首尔大学获得法语教育·外交学学士和外交学硕士学位，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兼职教授，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Arnold A.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访问学者。曾获得富布赖特海外学位奖学金(Fulbright Graduate Study Award)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的“世界政治与国家治理奖学金”(World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Fellowship)。主要研究领域为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核战略、势力转移、中美关系、朝核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安全理论。近期研究包括“Infeasible Punishment and Non-Effective Threats: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Nuclear Punishment and Policy Choices after Direct Nuclear Deterrence Failure”和“At the Brink of Nuclear War: Feasibility of Retaliation and the U.S. Policy Decisions During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 朴汉秀_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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