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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NK评论】中期选举后的美朝关系

分类
评论与议题简报
发布日期
2022年11月21日
相关项目
朝鲜综合战略

编者按

庆熙大学教授徐正建认为,中期选举结果,即民主党大获全胜,大大增加了拜登总统再次竞选连任的可能性。他评估道,一旦朝鲜的安全威胁成为现实,对于即将面临总统大选的拜登总统而言,除了强硬应对别无选择,因此在剩余任期内寻求改善朝美关系创新方案的可能性将减小。他预测,由此导致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未来将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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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此处阅读Global NK Zoom&Connect英文原文

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于11月8日举行,全部435名众议员将重新选举,同时35个参议院席位中的三分之一将由选民投票决定。众所周知,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政党通常会失去议席并输掉选举。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建立两党制以来,从林肯首次中期选举的1862年至特朗普的中期选举2018年,共40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属政党失去议席的情况多达36次。特别是自1934年以来,总统所属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在众议院失去28个席位,在参议院失去4个席位。总统支持率是关键,历史趋势表明,支持率在50%以下时,总统政党平均损失37个席位,支持率在50%以上时,平均损失14个席位。

此次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是如预期的那样,还是出乎意料?选举前出现了两种假设。假设1:由于通货膨胀、犯罪率、汽油价格和边境混乱等问题,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假设2: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将不会惨败,因为他们利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堕胎的单方面裁决以及那些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极端主义候选人。结果揭晓后,出口民调显示,掌握关键摇摆地区胜负的中产阶级选民和青年选民的投票率相对较高,并且他们总体上支持民主党。无论剩余的计票结果如何,都可以总结为民主党表现出色,共和党表现不佳。归根结底,政治是期望的游戏,据说选举后拜登笑了而特朗普生气了。总而言之,对40年来最严重通货膨胀的责任追究到总统及其所属政党这一传统的中期评估意义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倒向强硬保守派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否定民主基础的候选人的反弹和惩罚是此次选举的核心情节。当然,重视程序民主、关注选举公正性的市民的参与度增加是值得肯定的。同时,经济失败的审判民主作用被削弱,这是分裂的美国民主未来将继续面临的困境。

事实上,此次中期选举对拜登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选举结果将严重影响未来两年的国政运营以及他是否会再次竞选连任。如果众议院落入共和党之手,那么无论参议院选举结果如何,拜登在剩余任期内都将难以推行自己的议程。2018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贸易保护和中东和平等领域达成了协议。这背后是变化的美国所重视的“美国优先”和“不干涉主义”。相反,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众议院之间的政策合作案例,除了总统的右倾化之外,则要少得多。因此,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出身的拜登总统,无疑会将重心转向对外政策。

问题在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如果在此次中期选举中惨败后做出放弃连任的惊人决定,拜登在剩余任期内寻求改善朝美关系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因为像2000年的克林顿那样,没有下届选举压力的民主党总统是改善朝美关系的合适人选。然而,鉴于此次选举结果是拜登和民主党表现出色,他很可能以曾击败过特朗普一次的功绩为由再次竞选连任。这样一来,拜登总统的选择反而会减少。一旦朝鲜的核威胁,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等,再次成为现实,那么在选举前夕的民主党总统将不得不转向强硬应对。他显然也会采取向中国施压或转嫁责任的方式。最终,目前来看拜登主动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并不高。反过来说,这或许是我们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时机和空间。当然,在朝鲜核威胁面前,建立我们稳固的安全态势是毋庸置疑的首要任务。

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布林肯、沙利文、舍曼、坎贝尔等熟悉朝鲜的拜登政府外交安全团队,或许会对寻求朝核问题新突破口产生兴趣。然而,华盛顿外交团队的问题在于,对朝鲜经验丰富并不一定全是好事。由于对朝鲜的信任度极低,加上对特朗普式“顶层设计”(top-down)的强烈反感,因此,通过一种“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来寻求朝核问题突破口,可能比以往任何政府都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与过去的敌对国家(former adversaries)实现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历史似乎呈现出某种周期性(regularity)。关系正常化主要以互设大使馆为主要内容,可以理解为建立外交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通常是在没有国会事先/事后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依靠国会事后独立的立场/立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中两国1979年关系正常化声明是突然宣布的,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

事实上,特朗普时期朝美谈判的破裂表明了所谓“大交易”(Big Deal)的非现实性。然而,所谓的“分阶段处理”(phased approach)不仅耗时漫长,而且在此过程中,如果朝美之间低信任度的问题再次浮现,将难以系统性地执行。总而言之,虽然需要包含分阶段处理内容的协议,但同时也可以说,现在比“分阶段处理”更需要的是“大胆的处理”。换言之,朝美关系突破的内容至少应该达到互设联络处(embassy or liaison office)的程度才有意义。现实而言,关于美国和朝鲜之间将交换何种筹码,韩美之间迫切需要进行紧密而持续的协商。

※ 本评论为《2022年中期选举后的美朝关系前景》的中文翻译版。


徐正建毕业于首尔大学政治学系,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美国国会与外交政策。曾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助理教授(2007-2012年),现任庆熙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曾任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富布赖特学者(2019年)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2020年),现任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韩国研究财团责任专家委员、KBS客座评论员等。合著的《美国政治如何应对国际议题》(2019年)和《美国政治与东亚外交政策》(2017年)均被选为大韩民国学术院优秀图书,论文《“中国牌”:在 Sino-American Relations 中玩弄政治》被评为美国政治学会(APSA)外交政策领域最佳论文(2009年)。此外,还发表了《美国众议院关于外交政策的投票转换》、《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历史考察》、《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外交的杰克逊主义转向》等多篇论文。

附件

  • 7.[GlobalNK]미국중간선거이후북미관계.pdf

*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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