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NK 评论] 寻求朝日关系新途径

[编者按]

围绕朝日关系的最大障碍——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本政府已从以往的强硬立场转向对话姿态。统一研究院和平研究室主任李基泰表示，在此背景下，朝日关系改善最重要的因素是韩日关系的恢复。这短期内可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的朝日对话创造契机，长期来看则可能影响朝日邦交正常化。此时，韩国积极扮演“调解者”角色以促成双方对话至关重要。作者强调，韩国政府为此付出的积极努力，可能成为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和朝日关系正常化，并构建东北亚新和平安全秩序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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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关系的最大障碍：绑架日本人问题

日本政府在与朝鲜的关系中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朝鲜核导问题和绑架日本人问题。其中，朝鲜核导问题主要依赖于朝美谈判。而日本政府直接介入的是绑架日本人问题，其基本立场是与国际社会一道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

在2019年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对话基调下，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从以往的强硬对朝立场转向，提议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无条件首脑会谈。继承安倍政府对朝政策的首相菅义伟也多次表示愿意与金正恩委员长无条件会面。“条件”即是日本最优先的外交课题——“绑架日本人问题”的解决。然而，朝鲜在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的立场是，绑架问题已完全解决，只要日本提出绑架问题，就无法回应对话。

朝鲜于2020年9月以其外务省下属的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的名义主张“已不可逆转地完全解决”，并于2021年6月29日就日本政府在线举办的绑架问题联合国研讨会发表了相同内容的谈话。也就是说，朝鲜认为根据2002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与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之间的《朝日平壤宣言》，绑架问题已经解决。对此，日本政府的立场始终是“无法接受”朝方的主张，即绑架问题是仍在进行中的问题，目前仍未解决。

2002年《朝日平壤宣言》与“65年体制”

尽管围绕绑架日本人问题，朝日谈判进展不明显，但日本政府根据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从以往的强硬对朝立场转向对话姿态，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朝鲜政府能与韩国、美国政府展开对话，那么与日本政府对话的条件也已具备。

当前，朝日关系改善的重要因素恰恰是韩日关系的恢复。自2019年以来，因日本军慰安妇问题和强征劳工问题相关的韩国大法院判决，以及日本政府对此的反对和随之采取的对韩出口管制措施等事件接连发生。截至目前，韩日关系已恶化到被称为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差的程度。

特别是日本政府指责强征劳工判决可能动摇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体制（“65年体制”），而韩国政府在尊重司法判决的同时，正在寻求恢复与日本外交关系的解决方案。然而，“65年体制”与朝日之间2002年的《平壤宣言》在脉络上是相通的。这是因为2002年的《朝日平壤宣言》与“65年体制”一样，其主要内容是朝鲜放弃索赔权和日本提供经济合作资金。

今后韩日“65年体制”的重建和变更也可能影响2002年的《平壤宣言》，最终，像历史遗留问题这样的韩日悬案，也可能在未来的朝日关系中被讨论。因此，韩日关系改善以何种形式实现，将短期内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的朝日对话创造契机，长期来看则可能影响朝日邦交正常化。

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与东京奥运会、光复节演讲

尽管日本的疫情状况严峻，东京奥运会（7月23日至8月8日）还是顺利结束了。虽然最初对朝鲜是否参加东京奥运会备受关注，但朝鲜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决定不参赛。除了新冠疫情，日本政府延长对朝制裁的决定也成为朝鲜不参赛的重要因素。

朝鲜的缺席最令文在寅政府感到惋惜。2021年，文在寅政府试图通过政策转变来打破朝美对话及南北关系停滞不前的局面。同时，在试图改善韩日关系的同时，作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希望将东京奥运会作为多边首脑外交的平台。首先，文在寅总统在2021年新年记者会上承认了2015年的慰安妇协议，并曾考虑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尽管因驻韩日本大使馆总括公使的不当言论而最终未能成行。在朝鲜决定不参赛之前，文在寅政府希望将东京奥运会作为2019年河内会谈后陷入停滞状态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重新启动的契机。即希望通过金正恩委员长、拜登总统、习近平主席等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实现面向朝鲜半岛和平的多边首脑外交。

在2021年8月15日的光复节演讲中，文在寅总统再次确认了将未来合作与历史遗留问题分开的“双轨（two track）”原则，并表示为共同应对两国悬案以及世界面临的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等威胁，“对话之门”始终敞开。也就是说，在坚持围绕历史遗留问题的受害者中心主义原则的同时，也表达了面向未来的对话姿态。最重要的是，在不试图急剧改变“65年体制”的情况下，为了重新启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维持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其目的还在于在推行对朝政策和重启朝美首脑会谈的过程中，至少“管理”好日本，使其不扮演消极角色。

维持“65年体制”与寻求南北日关系新途径

在文在寅政府的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南北关系、朝日关系、韩日关系分别在双边关系层面进行，但迄今未取得显著成果。当然，在南北首脑会谈、朝美首脑会谈过程中，应日本政府的要求，绑架日本人问题已转达给朝方，但朝鲜方面未直接回应。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南北日”关系层面，重新探索韩国积极参与解决朝日关系问题的途径。需要寻求韩国在包括南北关系、韩日关系在内的朝日对话中扮演积极的“调解者”角色。为此，必须在维持与日本的“65年体制”的同时，通过韩国新的、自主的角色来构建和平秩序。此时，韩国政府的努力至关重要，即通过维持“65年体制”改善韩日关系和发展南北关系，进而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和朝日关系正常化，并将其扩展为东北亚新和平安全秩序。 

■ 李基泰统一研究院和平研究室主任。毕业于延世大学（2002年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2012年）。曾任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常任委员（2019-2021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日本安保政策、东亚国际关系、朝日关系等。

■ 负责人及编辑: 闵智允 EAI对外合作室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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