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评论] 2017年荷兰大选：欧盟的如释重负

编者按

3月15日，备受欧洲关注的荷兰大选落下帷幕。此前，人们担忧极右翼民粹主义继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会蔓延至荷兰并引发“荷兰退出”（Nexit）。然而，马克·吕特首相领导的中右翼执政党自由人民党获胜，让欧洲松了一口气。但据亚洲大学政治学教授姜信九分析，情况并非全然乐观。尽管执政党保住了第一大党地位，但选票较以往更加分散，未来政局可能趋于动荡。

3月15日，荷兰举行了选举，以产生组成荷兰议会（Tweede Kamer）的150名议员。此次大选吸引了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选举结果让欧盟及其支持者们松了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挥之不去的忧虑。本文将逐一阐述笔者产生此种想法的原因。

首先，有必要探讨此次荷兰大选为何能引起欧洲如此广泛的关注。尽管荷兰在欧洲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就目前而言，其在欧洲和欧盟中的客观分量并不算大。作为欧盟28个成员国之一，以人口比例计算，在超过5亿的欧盟总人口中，荷兰1700万公民的比例仅为3%左右。之所以要强调人口数量，是因为在共同决策程序下，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立法机构，在投票决定议题时，会根据成员国的人口比例给予加权。在总共751名欧洲议会议员中，荷兰选出的议员有26名（约3.5%），这与人口比例相符。虽然荷兰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经济体量排名第六，为欧盟运作贡献第六大资金，但其贡献额仅占欧盟总预算的5.8%左右，远低于贡献最大的德国（约21.4%）的四分之一。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客观条件，此次荷兰大选仍吸引了欧洲民众的高度关注，其背后是欧洲当前所处的时代背景。此次荷兰大选是自2015年难民危机席卷欧洲，英国决定脱离欧盟（英国脱欧，2016年6月），以及美国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总统大选（2016年11月）之后，首次在国家层面举行的选举。尽管地域不同，但这些趋势都可被视为是反建制政治力量的胜利，它们成功地将那些在一体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公民的怨恨，转化为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对抗了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国家间合作与一体化的现有政治力量。此外，2017年，继3月的荷兰大选之后，4月底至5月初将举行法国总统大选，9月将举行德国大选。回顾欧洲选举史，在相近时期举行的选举中，常常会出现跨越国界的相似结果。1990年代中后期，由中左翼“第三条道路”运动引发的浪潮便是如此，2000年代初中期兴起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潮也是如此。这种跨越国界的相似选举模式，与其说是单一选举结果对其他国家选民的传播和学习效应，不如说是由于经历了相似的社会经济变化，从而出现了相似的矛盾，并对此做出了相似的回应。这本身也可以被视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化以及欧洲社会日益同质化的一个体现。

尽管其原因仍有争议，但近年来欧洲选举中常常出现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此次荷兰大选被视为检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兴起的反欧洲一体化、反全球化、反建制政治潮流是否会继续下去的关键考验。这便是此次荷兰大选备受瞩目的主要原因。更何况，荷兰与今年计划举行选举的法国、德国一样，是催生当今欧洲联盟（the European Union）的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六个创始国（the Original Six）之一。因此，此次大选被视为具有超越荷兰在欧盟中客观比重之上的象征性影响力的选举。此次大选的执政党自由人民党（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 VVD）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将此次选举形容为决定欧盟命运的锦标赛的“八强赛”（quarter-final），并以此呼吁支持，这也反映了他对这一趋势的认知。

正如以上背景介绍所暗示的，此次荷兰大选的最大看点在于，主张反移民、反欧盟、反伊斯兰主义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Partij voor de Vrijheid, PVV）是否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以“让荷兰重归荷兰人所有！”（The Netherlands Ours Again!）这一类似特朗普的口号开启其宣言，其宣言篇幅极短，不足一页，但内容却包括关闭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禁止销售古兰经、禁止伊斯兰难民入境等反伊斯兰措施，并包含荷兰退出欧盟的诉求。尽管部分内容违反了荷兰所加入的国际公约，甚至不符合荷兰宪法，属于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但民众的判断却截然不同。自2015年夏季难民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怀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PVV）的支持率一直领先于吕特首相领导的自由人民党（VVD），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选举前几周的2月。继英国脱欧之后，“荷兰退出”（Nexit）的恐惧在支持欧盟的人们之间日益成为现实。

然而，并没有发生意外。吕特首相领导的温和保守派自由人民党（VVD）顶住了怀尔德斯极右翼民粹主义自由党（PVV）的强劲挑战，成功保住了第一大党地位。所谓的“沉默的特朗普、沉默的怀尔德斯”（shy Trump, shy Wilders）现象此次并未出现。那些焦急等待选举结果的欧盟支持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出口民调大致勾勒出大选轮廓后，吕特首相在自由人民党的大选庆祝集会上欣喜地表示：“这是荷兰阻止了继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后持续的‘错误民粹主义’的夜晚。这是民主的节日。”

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审视此次大选的结果和内幕，就会发现，即使是欧盟的支持者也无法全然安心和欢欣鼓舞。选举的余味（尽管用词可能有些粗糙）并不令人愉快，反而令人感到不安。首先，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自由人民党保住了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但与2012年的结果相比，其得票率下降了5.3个百分点，议席数从41席减少到33席，减少了8席。这样的结果很难称之为胜利。此次选举的最大输家是与自由人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工党（Partij van de Arbeid, PvdA）。工党仅获得5.7%的选票，赢得9席。与2012年相比，得票率下降了19个百分点，议席数减少了29席，这是一个惨淡的结果。执政联盟的两党（VVD和PvdA）合计得票率下降了24.3个百分点，议席数减少了37席，仅略高于一半。相比之下，极右翼自由党虽然未能达到其在2010年（24席）创下的历史最好成绩，但获得了13%的得票率，比2012年增加了2.9个百分点，增加了5席，共获得20席，取得了“成就”。最终，此次选举的结果很难说是任何一方的胜利。执政联盟减少的选票远多于自由党增加的选票，这表明选票分散到了多个政党手中。事实上，此次选举共有创纪录的28个政党参与竞争。结果是，13个政党获得了议席，有效政党数量从2012年的5.7个增加到8.1个，显示出极端的碎片化（fractionalization）趋势。这一结果反映了民众对现有政治普遍的不信任和不满，预示着未来的政局可能更加混乱和不稳定。

然而，此次选举更令笔者担忧的并非结果本身，而是其内容层面。事实上，在议会制（parliamentary sys-tem）国家，选举结果并不直接决定下一届政府。尤其是在荷兰这样高度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下，多党议会是常态，组建政府的谈判过程必不可少，有时会出现与选举结果不符的政府。事实上，尽管许多人对极右翼自由党未能成为第一大党感到欢欣鼓舞，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即使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也会组建以自由党为主导的政府。这是因为，根据荷兰议会选举的特点，自由党几乎不可能单独获得过半数议席（76席），而且几乎所有主要政党在竞选期间都承诺不与自由党组建联合政府。尽管第一大党被排除在组建政府之外可能不符合“民主”原则，并可能带来新的负担，但这也是议会制民主运作方式之一，也是笔者关注选举内容而非结果的原因。

此次选举中，执政党自由人民党保住第一大党地位，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场景。其中之一是，在选举前约六周的1月22日，吕特首相在全国主要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以致荷兰公民的公开信形式的竞选广告。这封公开信向定居荷兰的移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接受荷兰的价值观和文化，像荷兰人一样行事。如果你不喜欢，就离开”（Act normal, or go away）。在将自由和宽容阐述为荷兰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却展现出一种“强迫”这些价值观的矛盾姿态。另一个场景是选举末期发生的与土耳其的外交争端。为了争取海外选民（土耳其裔）的支持，以应对即将举行的关于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公投，荷兰拒绝了土耳其部长入境的请求。此举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土耳其民众在荷兰主要城市举行集会，从而刺激民众的反伊斯兰情绪，并将选票导向自由党。这两个场景都是为了制衡标榜反伊斯兰主义的极右翼自由党而采取的措施，并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温和保守派自由人民党在此次大选中保住第一大党地位。然而，这两个场景都与自由和宽容的价值观不太相符。

尽管上述两个案例都与自由人民党有关，但此次选举中几乎所有主要政党的政策路线都明显偏向右转，这是密切关注此次荷兰选举者的普遍看法。最终，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荷兰在此次选举中“获胜”，但他们所描绘的荷兰和欧洲，很可能与以往的荷兰和欧洲有所不同。这就是此次选举令人感到不安的原因。■

作者

姜信九现任亚洲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副教授。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议会政治过程、欧洲政治等。主要研究包括：“总统国家元首对欧洲民主国家政府组建的影响”（2009）、“代表性与政策响应性”（2010）、“何种民主？——从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契合看韩国民主发展方向的探索”（2011）、“准总统制的概念与实践”（2014）、“反移民政党增长对主流左右翼政党支持的影响”（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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