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永善专栏】复合化时代东亚新秩序的构建

作者

河永善东亚研究所（EAI）理事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学研究所所长、韩国和平学学会会长。现任总统国家安保咨询团咨询委员、统一准备委员会民间委员。著作及合著有《河永善国际政治评论1991-2011》、《复合世界政治论：战略、原则与新秩序》、《韩日新时代与共生复合网络》、《变革的世界政治》等。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关于21世纪东亚新秩序构建的讨论已在美国及东亚地区全面展开。东亚秩序在历史上经历了传统天下秩序、近代国际秩序、现代冷战秩序后，正迈入未来复合秩序的时期。复合化时代东亚新秩序的构建目前面临两大核心问题。第一是“中华帝国秩序”（Pax Chimerica）的崛起，第二是亚太复合秩序的未来。

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变迁

东亚的政治空间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天下秩序之中。直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近代国际秩序发生全面碰撞之前，稳固存在的天下秩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的前秦时代，当时西周推翻商朝，试图建立以天命为基础的天下国家名分体系。春秋五霸时期（公元前771-453年）出现了以文化优劣为名分的华夷观，战国七雄时期（公元前453-221年）则遇到了更为具体化的九州图和五服图的天下秩序观。经过中国中原首次统一的秦朝（公元前221-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以朝贡和羁縻为基础的包容性等级秩序的天下秩序进入第二阶段，名副其实地涵盖了中国全境，并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在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帝国时期得以确立。随着宋（公元969-1279年）的军事衰弱以及辽（公元907-1125年）、金（公元1125-1234年）、元（公元1271-1368年）等帝国的崛起，面对“诸国秩序中的中国”（China among equals）这一新现实，天下秩序进入第三阶段，试图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建立多国秩序，同时维持传统的朝贡制度。天下秩序在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时期进入第四阶段，呈现出历史上最为复合的面貌。具体而言，18世纪清朝的乾隆皇帝征服了北方的准噶尔汗国使其消失于地球，同时对西藏施加了强大的魅力攻势，并成功地与朝鲜维持了典型的朝贡关系。

东亚的天下秩序在19世纪中叶与欧洲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正面冲突。中国在1840年代经历了鸦片战争，日本在1853年迎来了美国的黑船。朝鲜则稍晚于1866年经历了法国的丙寅洋扰，于1871年经历了美国的辛未洋扰。东亚各国历经波折，不得不接受西方近代国际秩序作为新的文明标准，进入20世纪后，则卷入了地区帝国主义的激烈角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秩序在美苏主导的冷战秩序框架内得以重建。1947年，美国为阻止苏联在西欧的影响力扩张，开始通过大规模经济援助实施对苏联的非军事封锁政策。1950年6月，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朝鲜挑起了朝鲜战争并引发美国介入，原本局限于欧洲的非军事封锁政策，扩展至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全面封锁政策，并波及亚洲及全世界。

进入20世纪70年代，相互敌对的美国和苏联因相互确保核威慑体系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困难，暂时进入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局面，美中两国也通过基辛格-周恩来的历史性会谈实现了紧张关系缓和。然而，朝鲜和韩国尽管在1972年发表了《南北共同声明》，但未能实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反而重回冷战的恶性循环。1970年代的缓和国际秩序，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再次转向新冷战氛围，但1985年上台的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政策路线，最终为冷战国际秩序画上了句号。

1991年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意味着全球冷战秩序的终结。冷战秩序的退场预示着新复合秩序的登场。21世纪的主角、舞台和表演的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堪比19世纪东亚所经历的革命性变化的文明史性变革。近代民族国家在舞台上展开的激烈竞争与冲突依然激烈，但同时，“网络国家”这一新主角开始在富强与新兴的复合舞台上展开共同进化的复合表演。21世纪的东亚秩序也不例外。特别是尽管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东亚地区开始全面讨论“中华帝国秩序”（Pax-Chimerica）的出现。在复合世纪到来之际，东亚新复合秩序的构建讨论正在重新展开。

中华帝国秩序的出现

后冷战时代21世纪转型期的舞台主角仍然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帝国形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中，国家的生存与繁荣首先由各国自行负责。因为与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没有中央政府，为生存和繁荣进行的国际竞争依然激烈。在21世纪的东亚，随着中国崛起成为既定事实，人们对东亚国际关系即将迎来的新时代给予了高度关注。首先，从东亚秩序的军事力量分布来看，美国在2014年全球军费总支出1.78万亿美元中占有6100亿美元，占据压倒性优势。尽管美国目前的军费支出因巨额政府预算赤字问题有所缩减，但仍超过了全球军费支出排名前十的国家总和。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核武器、常规武器、尖端武器等所有领域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军费支出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的845亿美元，日本的458亿美元，韩国的367亿美元。

其次，从国民生产总值（GDP）规模来看东亚秩序的经济实力分布，2014年全球GDP总额为77.3万亿美元，美国以17.4万亿美元（22.5%）位居第一，中国以10.4万亿美元（13.5%）位居第二。中国早在2010年GDP规模就已超过当时的日本5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东盟（ASEAN）GDP为2.3万亿美元，俄罗斯为1.9万亿美元，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1.4万亿美元。根据IMF2020年世界GDP预测值，美国预计将以22.5万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但世界第二的中国将达到美国GDP的70%以上，即16.2万亿美元，与世界第三的日本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接下来，从东亚秩序的知识力量分布现状来看，“2014年世界智库百强”调查显示，前20名智库中有一半以上设在美国，这证明了美国在该领域的全球最强地位。其他主要智库均设在欧洲，亚洲国家中仅有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JIIA）入选。

综合来看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知识力量的分布情况，第一，中国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第二，美国的相对优势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形势下，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4年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如下祝词：“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的说法，是对历史的误解或受党派政治影响的臆测。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赶上美国的国防力量。因此，美国面临外部国家威胁的可能性极低，实际上也达不到我们冷战时期所经历的危险水平。此外，我们的经济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我们的企业是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能源独立性也在提高。从欧洲到亚洲，美国是同盟的核心，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超级大国。”

但同时，奥巴马也指出，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既是机遇也可能是新的威胁。美国未来世代需要解答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会领导世界，而是美国将如何领导世界，并强调美国不仅要专注于实现本国的和平与繁荣，还要将和平与繁荣扩展到全世界。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美国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rebalance strategy）。再平衡战略包括六项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同盟、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参与区域多边机制、扩大贸易和投资、维持广泛的海外驻军、促进民主和人权。克林顿部长特别表示：“我们深知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相互的恐惧和误解。美国一些人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中国一些人则认为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繁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繁荣的中国对美国也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改革开放与辛亥革命（1911年）和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一起，是中国民族复兴的三大革命，并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时，中国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2049年）时，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然而，要实现“文明中国2049”的梦想，中国必须克服三个困境。第一，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目前面临增长与福利的冲突。同时，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高速增长，超越共产党一党体制，实现21世纪型政治体制至关重要。此外，中国要成为21世纪型发达国家，必须超越以往狭隘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视角，以广阔的全球民族主义视角思考和行动。因此，21世纪的中国应超越单纯的欧美模式现代化，审慎推进区域化与全球化。中国能否成功且迅速地解决这三个困境，将决定其未来。

更具体地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了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与周边国家“新型周边外交”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包括：第一，“不冲突、不对抗”；第二，“相互尊重”；第三，“合作共赢”。这表明中国至少在2021年前将对美国维持“韬光养晦”战略。中国将在21世纪前半期回避军事对抗，专注于竞争与合作的经济关系，并着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并确立正统性。

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第二项原则，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了新型周边国家外交。周边国家外交以亲、诚、惠、容四项核心价值为基础。此外，中国正在推进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大主要政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长期目标方面，习近平近期频繁使用“亚洲命运共同体”一词来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共同体。

然而，在开展周边国家外交的过程中，中国强烈阐明了以下三大核心利益：第一，维护中国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第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追求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特别是在南海领土争端、朝鲜半岛军事政治问题、中日领土争端等存在风险的东亚地区，中国试图推进将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周边国家外交相结合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因此，中国政府近期在南海领土争端中，一方面集中于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国家统一问题，另一方面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

东亚新复合秩序的构建

亚太地区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新型国际关系论的交汇，正呈现为新的“中华帝国秩序”（Pax-Chimerica）的构建。然而，与此同时，亚太国家仍在以近代民族主义时代狭隘定义的国家利益之名，进行激烈的势力竞争。因此，“中华帝国秩序”内含着安全困境、经济危机、情感冲突和后现代挑战等风险。首先，从当前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来看，由于相互战略不信任，不能忽视美主导的同盟与中国之间发生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在亚太经济领域，也存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结构性、非生产性竞争的潜在风险。在地区帝国主义和冷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东亚秩序难以摆脱情感国际政治的影响。同时，“中华帝国秩序”在环境、文化、数字知识、全球治理等领域面临后现代挑战。

即使中美两国成功维持了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脆弱的稳定，但考虑到当前相互的战略不信任，两国关系可能战略性恶化的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预计将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神话与现实展开激烈辩论。从共和党的视角来看，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可能发展成为自觉采纳西方文明标准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因此美国有必要在21世纪采取更具进攻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低，但战略恶化的可能性则相当大。此外，随着安全困境的加剧，中国在推进“新型周边国家外交”的同时，将更积极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因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日主导的亚太经济秩序正面临新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成功的危机管理，促使人们开始讨论“中华帝国秩序”经济的可能性。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这一讨论全面展开。尽管随着中国将“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以及美国经济成功复苏，此前热烈的“中华帝国秩序”讨论有所降温，但鉴于中国今年成功推进了AIIB，关于中国主导的新东亚经济秩序的讨论仍然有效。从长远来看，AIIB与ADB竞争，RCEP与TPP竞争，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扩大，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目前，中国政府强调与东亚共同繁荣，因此东亚最有可能出现的最佳情景是构建新的复合网络经济。

从历史角度审视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形成，可以发现几个主要特征。第一，传统世界秩序的影响力依然重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解释说，由“互惠共赢”构成的新型国际关系源于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第二，亚洲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在过去150多年里深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全球扩张的影响。因此，欧洲国家正努力摆脱近代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而东亚国家仍在激烈地进行民族主义的角逐。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殖民与战争经历造成的历史敌意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东亚仍无法摆脱情感国际政治的影响。

为应对“中华帝国秩序”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亚太地区需要一种能够复合地容纳当前和未来地区秩序的新型构建。为此，第一，中美关系必须摆脱过去冷战式的对抗关系，将日益深化、由美国主导的同盟网络与不断扩展的中国网络结合起来，进化为新的复合关系。

美国为构建东亚新秩序，正比以往更积极地努力加强与同盟国的关系，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并参与东亚地区组织。然而，“亚洲再平衡”政策必须以复合秩序的和平政策为框架，而非冷战秩序的封锁政策。更进一步说，美国应与亚太主要国家共同设计复合网络。

与此同时，亚太国家必须密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为实现2021年建成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并为21世纪东亚新秩序构建提供文明标准，中国必须在核心利益的同时，兼顾东亚及世界的复合利益，解决发展与福利的协调、政治民主化以及名副其实的全球化这三大问题。为此，中国需要与东亚国家共同努力，同时建立能够成功引导这些努力的网络也必不可少。

面对中国快速崛起，日本正与美国合作，追求19世纪的近代势力竞争模式。然而，在复合的21世纪追求19世纪的近代模式，将使日本付出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因此，日本也必须积极参与东亚复合秩序的构建，以21世纪的方式解决当前面临的21世纪课题。作为第一步，日本应与韩国开始对话，以去政治化独岛、历史教科书歪曲、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第二步，两国应在环境、文化、知识等新兴舞台上合作，同时在和平与繁荣的近代舞台上也要相互合作。第三步，从长远来看，东亚国家应共享能够缓和个体身份认同冲突的东亚地区身份认同。

韩国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超越当前单纯的自立与合作的外交框架，开发并实践与其他舞台主角的复合外交。韩美日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应是冷战秩序的敌对关系，而应作为复合秩序的网络关系来构建。韩国应承担起连接日益深化韩美日网络与不断扩展的中国网络，并将其缝合起来的作用。此外，作为21世纪复合外交的一部分，韩国应在地区、全球和网络空间更密集地扩展其网络。

朝鲜自20世纪中叶建国以来，过度强调以19世纪式反外自主为基础的单纯富强政策。朝鲜的金正恩体制在迎来复合化的21世纪后，在金正日“先军政治”之后，将经济-核并进路线作为生存战略持续推进。然而，由于经济开发与核开发之间的相互矛盾，并进路线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核不扩散经济开发与核拥有经济衰退的选择。

与欧洲不同，亚太地区正经历“近代式的青春期”，其国际关系中始终内含着冲突的可能性而非理解与合作，因此仅依靠国家努力是不足够的。为克服这一困境，亚太国家必须将国内外的复合主角编织在一起，构建紧密而稳固的网络，以减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并最大化合作。

第二，亚太国家正在开始构建多层复合舞台，而非以往单纯的富强舞台。在这个复合舞台上，安全、繁荣、环境、文化等议题构成了中心舞台，下层是信息·知识的基础舞台，最上层是政治舞台。

21世纪，军事和经济的中心舞台不仅要服务于国家利益，还要为地区（亚太）和全球的整体利益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心舞台必须转变为同时考虑国内公民社会利益的繁荣与安全舞台。同时，为缓和近代国际关系中过度势力竞争和财富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加强文化舞台，培养国家认同和地区认同的复合性。此外，为应对当前东亚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能源·环境舞台的重要性也在迅速增加。接下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知识的飞速发展引领复合时代，知识舞台正作为东亚“三层复合舞台”的基础登场。并且，在缺乏负责东亚地区治理的地区政府的情况下，有必要开发地区治理舞台，以成功管理复合舞台。

第三，复合主角必须在复合舞台上进行复合表演。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主角们必须共生共存，在不同领域的舞台上展开自助、合作和共进（coevolution）的表演。回顾冷战时期美苏主角的表演，它们极其相似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狼。然而，随着世界主角们因信息革命而迅速相互连接，主角们开始进行像蜘蛛一样不断编织网以在更深更广的空间成功捕食的表演。最终，要在21世纪成功生存，就必须能够进行狼蛛式的复合表演。

“如果亚太地区21世纪的演员、舞台和表演能够成功实现复合转型，那么将构建出美丽的复合秩序，克服过于狭隘的近代民族主义和过于宏大的未来地球主义的局限。届时，世界其他主角也将采纳亚太地区的复合秩序作为未来文明的新标准模式。” ■

※ 本专栏为作者英文评论“The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Asian Order in the Age of Complexity”的中文修订补充版。

【EAI河永善专栏】是为通过EAI理事长河永善（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对国内外主要外交安保 현안的分析和展望，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而策划的评论系列。引用时请务必注明出处。

EAI是与任何派别利益无关的独立研究机构。EAI发布的报告、期刊及单行本中所载的主张和观点与EAI无关，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