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报] 中国的环境问题

通常认为，威权体制下的公民不服从和抵抗源于对民主价值观的压制、贫困加剧等传统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的“适应性威权主义”被认为成功地控制了可能源于这些社会经济层面的不稳定。然而，近期日益增多的环境抗议的态势表明，中国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正日益面临政治上的局限。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为了维持低成本的生产结构，坚持了吸引和扶持污染产业的战略，并相对忽视了对污染物排放的管制。这在短期内曾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今，中国面临的严重环境污染已开始成为直接阻碍中国增长的因素。例如，中国环境保护部估计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5%，而世界银行则将这一成本规模估算为中国GDP的9%。

2017年新年伊始，中国各地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最严重的雾霾现象。据报道，北京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指数（AQI）一度超过700，这是“危险”标准的2.5倍，而“危险”标准已表明空气污染可能导致疾病。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团队指出，中国的年均细颗粒物水平居全球之首，远超美国环保局设定的日均安全标准。目前的中国空气污染相当于每天吸两包烟的影响，估计每年导致140万人死亡。除了空气污染，中国还面临着极其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据了解，目前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已受到严重污染，甚至无法用于灌溉。特别是作为饮用水主要来源的地下水，据报告有约60%受到严重污染，接触后会对人体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土壤污染方面，由于相关数据在2014年之前一直被列为国家机密，因此难以掌握确切情况，但根据最近披露的部分数据显示，有相当于首尔市面积1677倍的土地受到有毒重金属的严重污染。

随着环境污染不仅对宏观经济指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对其个人生命构成实际威胁的认识不断增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呼声也急剧增加。中国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认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政府一直优先推进的反腐败活动更应优先处理。理所当然，公众对环境污染严重性的觉醒已开始转化为行动。

过去，中国民众的政治意愿表达主要通过向政府请愿和敦促制定对策等被动方式进行，而非直接行动。然而，如今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威胁正促使超越以往被动表达方式，将更积极、更实质性的行动作为主要的政治意愿表达方式。此外，这种直接行动常常演变成伴随暴力的激烈抗议。实际上，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体行动的障碍，导致暴力抗议的发生频率逐渐增加。

关于环境抗议，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抗议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近期则频繁发生在城市地区。这似乎是因为环境污染这一议题容易获得公众共鸣，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不包含对中国共产党统治本身的政治抵抗，因此能够获得各阶层的支持。这些环境抗议的增加，表明尽管民众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如果经济增长导致污染并实际降低生活水平，他们就可能不再支持政府，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已超越单纯的管理行政领域，成为与共产党政权稳定维持密切相关的议题。

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目前实行的政策难以对环境污染提出根本性解决方案。历史上，经济增长后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来缓解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然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无法采取这种战略。这是因为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必须持续维持所谓的“烟囱产业”（污染产业）。当然，中国近年来高附加值、以尖端高科技为中心的产业确实在逐渐增加，但能够提供大量就业的“烟囱产业”是中国无法轻易放弃的。因此，基于“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自然破坏的交换”这一“浮士德交易”的中国经济增长战略，从根本上就存在无法与“通过环境保护改善生活质量”这一命题相融合的局限性。

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仅限于中国本身。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环境污染影响不受国界限制的特点。因此，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必然需要全球层面的应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秩序中崛起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将是必然要面对的课题。换言之，中国无论是在国内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统治合法性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发挥领导者影响力方面，都必须解决本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采纳中国式发展模式作为榜样，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及环境政策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中国已无法再将对本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批评视为西方发达国家“踢开梯子”的行为。

中国需要摆脱模仿西方发达国家而采取的破坏自然的经济增长战略，建立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并制定新的增长模式。此外，还需要在此模式下提出在现实中实现对人与自然重新设定的普遍价值观和规范的实践方案（例如，城市化的目标和方向）。基于根本性自然观的转变，如果中国能够正确认识问题的本质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那么如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或许就能担当起提示创建替代性文明必要性的功能，而非成为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前奏。■

作者

李应均_韩国高丽大学行政学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政策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化的环境规制、规制遵从理论、气候变化等。近期研究包括“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under limited enforcement”（2016）、“Investigating supportive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programs”（2016）、“The potential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limate regime”（2014）、“城市化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2016）。

《中国简报》是为通过对中国主要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见解而策划的简报系列。

EAI是与任何政治派别无关的独立研究机构。EAI发布的报告、期刊及书籍中所包含的主张和意见与EAI无关，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