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NK 评论] 1994年宁边危机的战略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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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论：为何是1994年？


2026年2月，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韩国的安全论述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朝鲜会是下一个目标吗？”[1]这个问题基于以下几点，倾向于否定朝鲜被攻击的可能性：① 朝鲜拥有核武器，② 缺乏像以色列那样的地区“恶棍”，③ 中俄可能军事介入，④ 美国战争能力有限。第二个问题是“美以对伊朗联合开战是否是同盟条件在战场上的体现，以及这如何适用于韩国？”[2]然而，这些问题并未深入分析韩美与韩伊之间本质的差异，以及朝鲜与伊朗安全环境的差异，而仅仅停留在“韩美应紧密且精确地”应对的规范性、必然性宣示上。


这两个问题形式不同，但前提相同。即，美国和韩国都将朝鲜视为“威胁”，两者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然而，这个前提本身就应该受到检验。韩国和美国看待朝鲜的层面是不同的。对韩国而言，朝鲜问题本身就是最高战略任务。而对美国而言，朝鲜问题可能是追求更高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尚无核武器时，并未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反而是在那时，他们与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伊拉克进行了海湾战争。21世纪初也是如此。“因为有核武器，所以不能攻击”的解释，虽然单独来看可能是事实，但从历史角度看，因果顺序颠倒了。因为在持续了30多年的朝鲜核危机中，最初的约20年里，朝鲜并没有核武器。[3]核拥有作为威慑力的论点，更像是附加因素或事后合理化，将结果视为原因。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别处。对美国而言，朝鲜问题并非韩半岛安全问题，而是东北亚安全结构，特别是对华战略的下属问题。韩国的朝鲜核论述长期以来忽视或回避了这一结构。


本文将1994年的宁边危机作为追溯这一不对称认知的起点，重新加以审视。既有的主流叙事是这样的：朝鲜强行开发核武器，美国准备对宁边进行精确打击，金泳三做出决断，卡特访朝阻止了战争，并达成了日内瓦协议。这一叙事在30多年来被当作教科书般的事实流传。然而，当用各行为者的利益和结构性条件来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时，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轮廓。

II. 既有叙事及其空白


关于1994年宁边危机，既有解释的核心论点有三个。第一，美国确实有打击宁边的意图和计划。第二，金泳三阻止了此事，从而避免了战争。第三，卡特访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最终达成了日内瓦协议。这一叙事通过多方当事人的回忆和证词被反复重现。作为谈判直接当事人的乔尔·威特（Joel Wit）、丹尼尔·波纳曼（Daniel Poneman）和罗伯特·加卢奇（Robert Gallucci）都强调当时的战争危机是真实的。[4]金泳三前总统也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阻止了美国的对朝轰炸计划。[5]


然而，这一叙事存在无法解释的空白。通常被视为遏制当时美国军事行动的关键因素是朝鲜远程炮兵的打击能力以及全面战争升级的风险。但国防部长佩里向克林顿报告称，在打击宁边时“首尔在最初几天内将有数万人伤亡”，[6]而驻韩美军司令官卢克（Luck）估计，如果发生全面战争升级，总伤亡人数将达到“百万人级别”。[7]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异常之大。对于同一事件的分析，得出数万人和百万人级别的结论，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些数字是根据不同的政治背景进行调整和提出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佩里本人后来的证词。他表示：“（针对宁边核设施的紧急打击对策）虽然在我抽屉里，但并未向总统报告，也没有摆在桌面上。”[8]在向总统报告损害估算的同时，轰炸计划本身却只放在抽屉里——这种矛盾强烈暗示这些数字并非实际的军事计划，而是为了其他政治目的而被利用的。


此外，要使“金泳三阻止了”的叙事和“卡特解决了”的叙事同时成立，就必须以美国实际上打算强行打击朝鲜核设施为前提。但一旦接受这个前提，“金泳三阻止了”的叙事就崩溃了；如果不接受，那么“卡特是决定性的”叙事就会动摇。换言之，如果美国真的计划强行轰炸，金泳三很难仅凭一次电话就能阻止；反之，如果美国的最初计划是（金泳三能够阻止的程度的）强制外交或虚张声势，那么卡特的访朝就不能被视为“决定性的”转折点，而应被视为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要填补这个空白，就必须首先确认当时朝鲜的实际威胁程度，以及美国的“军事选项”可能性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III. 当时的实际情况：孤立的朝鲜与被导演的危机


1. 战略后援的同步消失


1994年，朝鲜的结构性条件很明确。战略后援力量同时消失了。1991年苏联解体，给朝鲜的安全结构造成了决定性的空白。1961年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的自动军事干预条款，随着1992年俄罗斯将朝俄关系“正常化”，形同虚设。当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剧烈的体制转型混乱之中，解密文件表明，俄罗斯在此期间完全没有与朝鲜的冒险主义同步的意愿。[9]


同年，韩中建交正式宣告了中国脱离朝鲜。对于当时全力推进经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来说，朝鲜的冒险主义是对其自身发展战略的威胁。[10]朝鲜外交部正式提交抗议书要求韩中建交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朝鲜内部已确信中国已不再有军事援助的意愿。[11]


2. 实际战争能力的崩溃


后援力量的撤离带来了决定性的物质后果。苏联制装备和零部件的供应中断，能源进口量从1990年到1994年减少了约90%。[12]脱北军方人士的证词一致证实，当时朝鲜军队普遍存在严重的维护不良和零部件短缺问题。[13]更不用说后来导致“苦难行军”的极端粮食短缺了。


也就是说，1994年的朝鲜由于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援助，也没有自身战争能力，因此无法选择战争。朝鲜所谓的“血海”威胁，与其说是实际的攻击意图，不如说是濒临崩溃的政权所采取的不对称虚张声势。更有可能的是，常规威慑力崩溃的正是这种情况，解释了朝鲜为何后来追求核武器。而1991年的海湾战争冲击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


3. 长程炮兵威慑力的结构性制约


长程炮兵的分散部署和隐蔽战术，以充足的车辆、燃料和运作顺畅的指挥通信网络为前提。前述能源供应中断和苏联零部件供应停止，从结构上破坏了这一战术前提。此外，考虑到在实际作战情况下，相当数量的长程炮兵可能已被先发制人摧毁，其实际报复能力可能远低于现有估算。


当然，也可能存在反驳意见。例如，以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未能完全摧毁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例子，主张不应低估长程炮兵的威胁。[14]然而，事后发现，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军队的战斗力被美国情报机构严重夸大，而这种夸大被用来争取国会批准战争。


4. RSOI的悖论：是军事部署，还是谈判的演出？


尽管当时朝鲜的内外条件如此，但检验美国是否真的有意进行打击的另一种方法是观察美国的兵力部署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推进的3阶段增援计划的方式。长达数月公开的RSOI（接纳、待命、前移、整合）部署，与先发制人的突袭战术相悖。当然，在强制外交理论中，公开部署兵力本身就是核心手段。海湾战争中，美国也公开集结兵力数月后，才实际发动突袭。理论上，公开集结和突袭执行是可以并存的。


然而，如上所述，如果美国对朝鲜长程炮兵威胁的设想属实，那么一旦朝鲜将RSOI解读为打击前的信号并开始优先运作长程炮兵，公开的兵力增强反而会从结构上限制打击效果。从这一点来看，长达数月的RSOI公开性，与以施压谈判为目的的强制外交假说更为吻合。这与前述佩里的证词——“（宁边核设施的攻击计划）并未向总统报告，也未摆在桌面上”——也一致。公开增强兵力，却未向最高决策者报告轰炸计划，这加强了RSOI并非实际作战准备，而是施压谈判手段的解释。


这三个分析——朝鲜的结构性脆弱性、长程炮兵威慑力的夸大、RSOI的公开性——单独来看都不能构成决定性证据。但累积起来阅读，指向一个一致的解释。美国的兵力增强并非以实际打击朝鲜为目的的作战部署，而是为谈判铺路的强制外交的视觉化演出。这比“朝鲜在遭受极端经济崩溃和后援力量同时丧失的双重结构性危机下，仅凭长程炮兵这一常规威慑力就成功遏制了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叙事，具有更高的解释力。

IV. 为何出现这种差异：威胁夸大的结构与两面战略


1. 结构性需求：对美国而言，朝鲜是什么？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外战略面临根本性的合法性危机。在冷战的主要敌人消失的情况下，驻东亚美军的存在理由需要重新定义。当时与中国正处于经济相互关系扩大和深化阶段，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将其正式定性为直接军事威胁或潜在霸权竞争对手。但考虑到未来中国走向的不确定性，也不能在韩半岛和日本率先撤军。维持在东亚的前沿部署兵力，是美国对华长期战略的核心布局。


在这种结构下，朝鲜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功能性位置。如果朝鲜崩溃或实现统一，驻韩美军的驻扎合法性将可能受到根本性动摇。而驻韩美军消失，驻日美军的存在依据也可能连锁动摇。最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谴责朝鲜的威胁程度，但又不能使其实际崩溃或统一的状态。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美国才能在不承担直接对抗中国压力的同时，为在地区维持军事存在找到新的合法性。


美国国内和韩国国内都存在强硬的声音。国会通过了要求军事行动的修正案，媒体也连日大肆报道朝鲜威胁。然而，这些强硬论调与实际政策决策层面是脱节的。正如佩里的证词所示，宁边轰炸案从未摆上克林顿的桌面。强硬论调是为美国的更高战略目标服务的环境，而不是决定它的因素。


2. 具体利益：威胁夸大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说美国的结构性需求为威胁夸大奠定了基础，那么各行为者则出于各自的理由加强了这一方向。然而，要理解这些具体利益，首先需要确认一个核心条件。美国的“声东击西”战略，只有当其真实意图不被同盟国和敌对国所洞悉时才能奏效。


一旦韩国了解了美国的宏大图景——与其说是消除朝鲜威胁，不如说是加以利用——就可能对驻韩美军的驻扎合法性提出质疑。同样，如果朝鲜了解了美国的真实意图，那么最初的谈判筹码就无法成立。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向韩国维持“认真考虑打击”的紧张信号，同时夸大由此造成的损害规模，来管理韩国的独立行动；并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同时通过非官方渠道为其留出退路。这种多重性是美国当时考虑到对华战略，设计新的东亚安全结构战略的本质。


这一结构背后，各行为者的具体利益也在运作。对克林顿政府而言，夸大朝鲜威胁符合三个目的。第一，为巨额对朝援助（KEDO、核电站、重油）提供国内合法性。“和平的成本”比“战争的成本”更便宜的论调，需要充分夸大战争的成本。[15]第二，对于就任初期因逃避兵役嫌疑而受到军方不信任的克林顿来说，认真考虑军事选项的叙事是证明其作为军事统帅决断力的工具。在1994年11月中期选举前，由于医疗改革失败而陷入被动局面的情况下，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可见成果是有帮助的。第三，对于在冷战结束后面临国防预算削减压力的美国军方来说，夸大朝鲜威胁是维持韩半岛驻军和部署“爱国者”导弹等新型武器系统的直接依据。[16]


朝鲜也认为夸大自身威胁能力有助于谈判。韩国也不例外。威胁越大，安全合作体系的合法性就越强，领导人“为阻止大国攻击意图而争取和平的决断”就越有可能被视为政治功绩。


最终，各行为者都可能出于各自的原因夸大了威胁。他们并非事先共谋。然而，在美国战略所构建的结构内，各行为者的理性行动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3. “声东击西”战略的执行：管控韩国，设计退路


威胁的夸大和退路的设置，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战略的两个支柱。美国一方面通过军事紧张的公开化来施压朝鲜并管控韩国，另一方面则通过非官方渠道悄悄打开谈判的出口。只有这两个支柱同时运作，战略才能完成，而其真实意图不应暴露于任何一方。


官方叙事称，美国试图打击朝鲜，而金泳三阻止了。然而，这种叙事只解释了当时的某个侧面或表面。实际上，韩国和美国都有支持打击宁边的声音。奥伯多费（Oberdorfer）记述称，当时美国严重担忧韩国的独立行动的可能性。[17]维基解密的相关外交电报也反复提到，美国外交官将韩国政府的对朝强硬论调视为“需要管控的对象”。[18]解密的克林顿-金泳三通话记录也表明，韩国当时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1994年6月的通话中，金泳三敦促立即实施比美国更严厉的制裁，而克林顿则以积累国际共识为由放慢了步伐。同年10月的通话中，金泳三公开批评美国的对朝方针“幼稚且倾向于让步”，令克林顿勃然大怒。[19]


事实上，当时韩国未能读懂美国的真实意图，在夸大的不安和模糊的强硬论调之间摇摆不定，丧失了政策的一贯性。金泳三总统本人在警告驻韩美国大使雷尼称“如果美国轰炸朝鲜，韩国将立即化为焦土”的同时，公开场合却坚持“不能与拥有核武器的人握手”的强硬言论。[20]


当时事态的本质在于美国停止了自身的攻势性行动，而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即使对盟友韩国也必须严格保密。因为在朝鲜国力急剧衰退和饥荒的背景下，实施制裁或军事行动很有可能导致朝鲜失控崩溃。朝鲜的崩溃可能性触及了动摇美国一直以来追求的东亚安全结构的根基。


考虑到前文所述朝鲜的结构性条件——援助力量的消失、战争执行能力的崩溃、严重的粮食短缺——只要有谈判的出口，朝鲜实际上不可能拒绝。美国深知这一点。克林顿在明确提出卡特以个人身份而非政府代表身份访朝的条件后，才允许其访朝。将卡特的个人身份访朝视为官方外交的偏离是短视的。克林顿允许卡特访朝并明确其个人身份这一事实，暗示了双方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协调。在外交体系中，敏感的非官方渠道的运作通常只在极少数最高层之间共享。维基解密中部分美国外交官对卡特的批评性看法，与其说是由于卡特的独断专行，不如说是对结果脱离国务院控制的官僚式抵触的解读更为恰当。


事实上，卡特访朝后不久，克林顿便直接与金泳三讨论了如何向国内舆论正当化将导致《日内瓦协议》的对朝援助。[21] 这一点将美国的对华战略这一上位目标与1994年宁边危机的具体展开方式联系了起来。美国需要的是既非朝鲜的崩溃，也非完全放任不管。朝鲜体制的剧烈变动将强制性地重组东亚安全结构，并可能削弱或消除美军驻留的根据。制造军事紧张和通过卡特打开谈判出口，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朝鲜维持在可控的威胁状态——的手段。美国通过危机的夸大和解决的叙事，在不向韩国暴露自身意图的情况下，通过在实际解决过程中加入与韩国协调的姿态，从而实现了自身的目的。

V. 结论


1994年宁边危机的主流叙事之所以30多年未得到修正，并非仅仅是由于无能或疏忽。这也是因为在结构内部，实际上不存在具有修正叙事利益的行为者。对美国而言，这一叙事是支撑其同盟管理和对朝政策正当性的历史资产。对韩国政府而言，这是确认其安全依赖的正当性和领导人个人历史功绩的叙事。对朝鲜而言，它也成为强化其核开发的合法性的论据。所有人都在从这一叙事中获得了重要的“资产”。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叙事是否得到修正。在这一叙事流传的30年间，韩国安全话语所停留的层面本身就是个问题。韩国的分析一直固着于威胁（认知）之上。其上层的问题，即朝鲜对大国而言具有何种结构性、功能性意义，协议是为谁的利益而设计的，实际的红线是什么，以及是从谁的视角设定的等等问题，在韩国安全话语中结构性地很少被提出。这并非仅仅能归结为分析者个人的能力问题。只要以威胁认知为中心的框架占据主导地位，就必然会专注于军事作战以下级别的战术计算，而忽略其上方的战略竞争格局。


归根结底，1994年宁边危机在今天留给我们的真正议题，并非仅仅是过去叙事的真伪。它更像是对韩国安全话语在同盟这一巨大结构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自身视角的一次痛苦反思。现在，韩国的安全话语需要超越罗列朝鲜威胁的阶段，朝着更深层次的思考迈进，即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东亚安全格局中定义和实现我们的战略自主性。重新阅读1994年的记录，其目的并非否定过去，而应是直视我们所面临的同盟不对称性，从而为安全新结构的构建做好准备。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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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正仁, “朝鲜为何不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四重理由”, 《韩民族日报》, 2026年3月23日, https://www.hani.co.kr/arti/opinion/column/1250537.html (访问日期: 2026. 04. 18.).

[2] 赵必渊, “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含义：战场变化与同盟作用”, 《世宗政策简报》, 第2026-18号, 世宗研究所, 2026.04.13, https://www.sejong.org/web/boad/1/egoread.php?bd=3&itm=&txt=&pg=26&seq=12883 (访问日期: 2026. 04. 18.).

[3] 据评估，朝鲜在2009年第二次核试验后才获得了有意义的核弹头威力。

[4] Joel S. Wit, Daniel B. Poneman, and Robert L. Gallucci, Going Critical: 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2004), 页码 207–240.

[5] 金泳三, 《金泳三总统回忆录》(首尔: 朝鲜日报社, 2001). 当时的外交通商部长官韩升洲也在CSIS Beyond Parallel口述访谈中证实了当时的危机状况和韩美协商过程. Han Sung-Joo, “Living History: U.S.-ROK Allied Coordination in Negotiating the 1994 Agreed Framework,” CSIS Beyond Parallel, December 5, 2016, https://beyondparallel.csis.org/living-history-han-sung-joo/.

[6] William J. Perry,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5), 页码 105–108; Wit, Poneman, and Gallucci, Going Critical, 页码 207–215.

[7] Don Oberdorfer and Robert Carlin,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3rd ed. (纽约: 基本书籍出版社, 2014), 页码 326–328; Michael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纽约: 圣马丁出版社, 1995), 页码 178–181.

[8]此发言在KBS对韩升洲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回忆录《外交之路》(首尔: 奥林出版社, 2023)中介绍的佩里的发言的报道中被再次引用. KBS, “1994年6月 金泳三反对轰炸朝鲜，韩国错失良机”, https://news.kbs.co.kr/news/pc/view/view.do?ncd=3495438. 佩里还在接受SBS采访时直接证言称：“（向克林顿总统）从未提出过（轰炸宁边方案）。只有在外交失败的情况下才会提出。” SBS, “[世界报道] ‘宁边轰炸论’的真相”, https://news.sbs.co.kr/news/endPage.do?news_id=N1003297043 (2015.12.03.). 这也与Perry, My Journey at the Nuclear Brink, 页码 105–108的回忆录叙述一致. 在回忆录中，佩里回顾道，宁边空袭计划曾被提上讨论日程，但最终决定是以外交解决.

[9] Celeste A. Wallander, “Lost and Found: Gorbachev’s Perestroika and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III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 页码 355–377.

[10] Jae Ho Chung,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7), 页码 54–61.

[11] Oberdorfer and Carlin, The Two Koreas, 页码 258–261.

[12] Marcus Noland, Sherman Robinson, and Tao Wang, “Famine in North Korea: Causes and Cu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4), 2001, 页码 741–767.

[13] Ken E. Gause, 朝鲜的民军动向 (卡莱尔：战略研究所，2006年)，第34-41页。

[14] Thomas A. Keaney 和 Eliot A. Cohen，“海湾战争空中力量调查总结报告 (华盛顿：美国空军，1993年)，第81-88页。

[15] Leon V. Sigal，“与朝鲜的核外交：解除武装的陌生人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6-185页。

[16] Andrew Bacevich，“新美国军国主义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142页。

[17] Oberdorfer 和 Carlin，“两个朝鲜”，第336-340页。

[18]使用维基解密Cablegate数据库。https://wikileaks.org/plusd。

[19]国家安全档案馆，“文件02：克林顿-金泳三电话谈话备忘录，1994年6月22日，“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20408-national-security-archive-doc-02-memorandum；“文件08：克林顿-金泳三电话谈话备忘录，1994年10月14日，“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20414-national-security-archive-doc-08-memorandum。

[20]金泳三，前引书；赵甲济·金弼材，“1994年6月金泳三反对轰炸朝鲜，韩国错失良机！”，《New Daily》，2016年1月7日，“https://www.newdaily.co.kr/site/data/html/2016/01/07/2016010700015.html (访问日期：2026年4月18日)。

[21] Wit, Poneman 和 Gallucci，“临界状态”，第215-240页；Strobe Talbott，《俄罗斯之手》(纽约：兰登书屋，2002年)，第131-132页。

■ 全在宇_韩国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

■ 负责人及编辑：李尚俊_EAI研究员；吴仁焕_EAI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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