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NK评论】2026年中国对美战略的新演变与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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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对国际秩序认识的变化：美国霸权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衰退

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学界认为战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崩溃已不可避免，并已开始为新的国际秩序做准备。中国认为，导致现有国际秩序崩溃的主要背景是美国霸权的衰退。通过对美国在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技术水平四个方面的国力进行考察，有分析认为美国的霸权正从内部结构性地弱化（左希迎 2025）。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试图通过征收关税以及将更多的国防开支和国际责任转嫁给盟友和伙伴国家，来延缓因国内问题造成的霸权削弱。有观点将此举定性为从“温和霸权”向“掠夺性霸权”的转变（左希迎 2025）。中国学界也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掠夺性霸权”行为虽然能在短期内延缓美国霸权的衰弱，但从长远来看，不仅无法阻止霸权的衰落，反而可能加速其衰落。

结果，世界体系正加速走向现有秩序衰退而新的国际秩序未能建立的不稳定状态。有观点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正在破坏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很大一部分，即使美国民主党政府在2028年后执政，也难以恢复。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主要大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任已大大削弱，预计未来它们将不太可能像以前那样积极支持和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迎来百年未遇的国际秩序变革时期，中国的主流意见是，应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加强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国家的地位，并制定长远战略规划，而不是直接与美国对立和竞争。

中国认为，美国“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的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期待，拜登政府时期曾让中国感到困难的、基于体系和价值观的美国势力范围扩张和“新冷战”对抗格局不会重演。中国反而认为，国际社会为其扩展立足之地和扩大作用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并能从中增进国家利益。中国正发出信息，除了台湾问题等核心利益外，在其他领域可以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基于务实交易的妥协和政策协调。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警惕，尽管美国霸权正在衰落，但美国在科技、军事等方面仍占优势，并且有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中国担心，美国为摆脱霸权衰落的困境，可能将战略资源集中于维持霸权所必需的核心领域，并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目标封锁”。中国认为，虽然美国202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表面上对华立场似乎有所缓和，但从整体上看，美国仍内含着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实施更精确、务实且持续的“目标封锁”的意图，对此保持警惕（王鹏 2025）。

基于对国际秩序的全新认识，2026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将演变为通过所谓与美国区分开来的、中国特有的“大国外交”来构建中国主导的多极秩序，并为此制定相关蓝图和设想。因此，中国将不直接针对美国加剧对抗与竞争，而是将外交力量集中于欧洲、东盟、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多边主义，以更加致力于构建所谓中国主导的多极秩序。并且，中国在战略上判断，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规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长远来看是遏制和应对美国的有效选择。

2. 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与战略的演变

中国积极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背后，与2025年下半年以来对中美关系显著增强的自信不无关系。2024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时，中国因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贸易摩擦等激烈冲突的经验，对特朗普政府二度执政曾抱有相当大的担忧和警惕。在2025年1月与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首次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在表示祝贺的同时，郑重强调了对中国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的尊重。特别是，他请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5a）。

2025年上半年，美国实施“互征关税”和加强出口管制，中国也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中美关系呈现对抗态势。然而，经过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后，两国比预期更快地进入了寻求妥协的新阶段。中美关税谈判自5月起进行了五轮，并于2025年10月30日在釜山举行了首脑会晤。两国元首在此次会晤中达成妥协，暂时中止关税和出口管制，并达成了为期一年的战略休战。

中国认为，在应对美国自2018年以来的攻势和压力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经济、技术、军事等国力增长，使中国在2025年能够坚决有力地应对美国的关税和出口管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强调，在美国的贸易施压下，中国是主要大国中唯一采取与美国对等报复措施的国家，并且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甚至在2025年9月，作为对美国限制对华出口措施的回应，中国通过稀土出口管制这一牌反击，成功遏制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势。

此后，中国认为美国对华施压战略已进入弱化阶段。有观点提出，特朗普总统在推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时，中国并非直接目标，而是被用作工具。中国主张，现在已经具备了应对和管理美国攻势的经验、自信和战略。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提出应由中国主导设计和制定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蓝图和设想（刁大明 2025）。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中国积累了八年多的经验，并认为现在已能与美国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谈判。甚至有人提出，正如核大国间的“相互保证毁灭”局面带来了核使用的遏制，通过中国强有力且有效的反击过程，中美两国确认了相互严重干扰对方经济和供应链的能力，形成了所谓的“相互保证干扰”局面。以此为依据，中国预测未来中美贸易冲突不会过度扩大。中国认为，中美关系可能继续呈现反击与谈判反复出现的模式，但大趋势将朝着稳定化方向发展。中国认为，中美关系从对抗与冲突转向妥协的韧性正在增强。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像中国期待和评估的那样，倾向于妥协而非制衡与施压，尚不确定。然而，中国国内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出异常的自信，乐观的论调和讨论日益活跃，这无疑是明确的。中国这种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将如何实际反映到政策和战略中，还需要通过2026年接连举行的首脑会晤等一系列过程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尽管如此，中国近期想要传达的信息似乎很明确。中国正展现出意愿，不再停留在对美关系中被动和反应的地位，而是要在平等地位上积极主动地引导两国关系走向稳定。

3. 通过与美国谈判构建“稳定共存关系”的战略意图

1) 迈向中美“稳定共存关系”的妥协与交易可能性

中国国内对美外交自信的增强，正扩展到构建中美关系新范式的讨论。在2025年釜山首脑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两国领导人虽然只是暂时休战，但却表现出乎意料地克制冲突和对抗，并寻求妥协的尝试，并且在2025年还约定了互访首脑会晤，这使得人们对中美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抱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期待。

中国近期在中美外交场合强调的关键词也出现了微妙但重要的变化。中国在首脑会晤中总是强调核心利益和红线，毫不掩饰对美国的警惕和疑虑。例如，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11月与拜登总统的视频首脑会晤中提到红线：“‘台独’分裂势力挑衅施压，甚至越过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在2023年11月与拜登总统的首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始终强调努力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指出中国有必须保护的利益、必须维护的原则和必须坚守的底线。在2024年11月利马首脑会晤中，他明确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与人权、制度与体系、以及发展权是中国绝不容忍的四大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

然而，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仍坚守原则立场，但更多地强调稳定、互利和合作，并比以往更积极地发出与美国妥协的信号，而非警惕。例如，在2025年10月30日与特朗普总统在釜山的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不再提及红线。当时，他强调了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贸易和经济合作应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驱动力，而不应成为障碍或冲突的根源。双方应考虑合作的长期利益，避免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5b）。在2025年11月24日与特朗普总统的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合作，指出合作对两国有利，对抗对两国有害，这一原则已通过实践反复得到验证，中美相互成就和共同繁荣是可实现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5c）。

首脑会晤关键词的变化，与此前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展望和趋势一致。中国国内的这种变化，或许是客观分析和判断的结果，但更明确的是，它再次确认了中国拥有在与美国平等地位上积极进行谈判，并以此稳定中美关系的政策目标。

此外，中国还表达了在两国关系中不愿再处于被动和反应的地位，而是希望主动设计两国关系的新方向和设想的意愿。外交部长王毅在2025年12月每年一度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了中美关系需要新范式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5d）。他表示：“我们将构建中美互利互动的崭新范式。我们将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阐述了中国构想的新型中美关系方向。

未来，中国认为将基于与美国平等的实力，各自以独立的战略展开竞争，并在此过程中，两国可以通过调整对抗与竞争的强度，并相互适应战略变化，走向和平共存的方向（达巍, 2025）。例如，中美关系被视为历史上首次出现两个民族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习近平主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提出了民族主义目标，并非必然冲突，中国主张至少两国可以互不干扰。预计2026年将举行多次中美首脑会晤，包括4月特朗普访华、11月APEC峰会以及12月G20峰会，中国认为应利用这些机会，为两国在新时代寻求合理的共存方案。

中美两国也在讨论构建满足双方现实需求的稳定双边关系的具体方案。例如，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Wu Xinbo 2026）提出了中美之间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吴教授认为，“大交易”不易实现，因此建议首先从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贸易和经济领域开始谈判，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将谈判扩大到更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和全球议题。

例如，中国提出增加从美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品以及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作为交换，美国则放宽出口管制，减少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监管。在科技领域，中国也提出建议，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进出口的管制，中国则相应地克制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将谈判推进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领域，例如就朝鲜半岛、南海、台湾问题进行风险管控的协商。特别是将台湾问题视为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最重大课题，为防止冲突扩大，建议美国要求台湾保持克制，施加影响，阻止其采取露骨的“独立”行动，而中国则通过减少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来展现善意。

在国际领域，双方认为有必要就明确各自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进行协商。中国应明确表示，并非要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而是要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前提下，提高部分多边机构的效率，并加强非西方国家的代表性，以此争取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实质性信任。

王缉思教授则提出，有必要相互给予“美国放弃颠覆中国体制，中国不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明确性”（王缉思, 2026）。此外，王教授认为，与其继续努力“改善”中美关系，不如明确彼此的红线，并在其范围内各自争取利益，以务实的“共存”为目标。总之，总结王毅外长等中国国内的一系列讨论，中国正试图在百年未遇的国际秩序变革时期，在中美关系中，在平等地位上通过务实的交易和谈判，构建稳定的共存模式。

2) 中国的战略意图与挑战

中国的新提议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特朗普总统所追求的“美国优先”和交易本能，并试图积极利用这一点。尽管如此，实际达成妥协或交易仍面临相当大的制约和局限。第一，鉴于中国的体制特性，中国基本设想了由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位领导人主导的“大交易”的可能性。然而，尽管特朗普总统作为美国总统具有异常的独断和交易倾向，但与中国体制不同，美国总统有任期限制，权力也受到制约，无法独断地推行交易。即使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交易达成，也不能保证中美关系就能立即实现长期稳定。

第二，交易中比利益的等价交换更重要的是信任。然而，美国主流政界人士和高级政策制定者大多对与中国的交易和谈判仍抱有强烈的怀疑。因此，有人怀疑近期中国国内提出的谈判和交易讨论，很可能只是为了给中国到2035年设定的“现代化强国”路线图奠定基础而提出的“争取时间”的建议。美国国内普遍存在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战略意图的强烈不信任，因此很可能反对以“大交易”为方式的交易。

中国国内通过政府和学界积极提出交易和妥协方案，表明其有稳定特朗普政府时期关系的意图。然而，考虑到妥协可能无法如中国预期般实现，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其他的战略考量和意图。

首先，中国在提出与美国共存的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存在着利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暂时规避美国的压力和控制，争取时间的意图。中国判断，对于面临移民问题等政治困境、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总统来说，通过与中国达成交易实现暂时妥协，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从特朗普总统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提出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和能源（LNG）、协助阻止芬太尼原料流入、增加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以及解除稀土出口管制等建议，那么进行交易可能具有价值。

从中国角度来看，2026年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顺利启动和成败，是习近平体制稳定和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关键变量。因此，习近平政府不仅需要最小化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抗和冲突，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振兴、以及科技自立自强，还面临着突破美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重大课题。因此，中国即使不能达成与美国的“大交易”，也可能考虑了至少在贸易和经济领域达成“小交易”，以延长暂时休战的次优方案。

其次，中国向美国提出稳定共存的建议，其背后也可能是在顾及美国之外的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可能试图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所产生的空间，积极发出中国稳定、确定、负责任等外交辞令，以获取全球领导力。事实上，面对特朗普政府强硬且不可预测的政策动向所带来的疲惫感，中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正积极地向它们展示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

对此，王毅外长在2025年12月的演讲中，异常地强调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五大作用。即，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充当“稳定锚”，在新环境中充当坚实的“主心骨”，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充当“定盘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充当“主引擎”，在国际道义危机中充当“压舱石”。中国正试图在国际秩序变革时期，积极扩大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并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以获取全球领导力。中国在持续向美国提出稳定共存的建议的同时，也积极抓住美国霸权衰落的机遇，并行推行全方位、广阔的外交，以加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主导权。事实上，中国正在主导全球治理改革，并加强与欧洲、中东、东盟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实质性合作与团结，以巩固多极秩序。

4. 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正积极表达在2026年开创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的意愿。中国之所以重新强调大国外交，是因为十五五规划的启动和确保与美国稳定共存关系，是2026年最重要的外交任务。而且如前所述，十五五规划与对美外交密切相关。确保对美关系稳定共存是十五五规划成败的重要变量，而十五五规划的成功则能为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掌握主导权奠定重要基础。

外交部长王毅提出的2026年七大外交任务中，包含了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然而，周边外交也是十五五规划和对美外交成就的背景和从属变量。朝鲜半岛对中国而言是战略上极其重要的周边外交对象。但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受到中国发展战略和对美外交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近期，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举行两次韩中首脑会晤，这实属罕见，表明两国政府均有强烈的恢复关系的意愿。然而，此次首脑会晤在年初破格迅速促成，其背后，中日矛盾、韩日首脑会晤、美中首脑会晤以及朝美会晤的可能性等外部变量的复杂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美中关系等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既是韩中关系恢复的契机，也可能导致像2016年萨德冲突那样的最坏情况。

两次首脑会晤确认了恢复关系的意愿，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即“战略上的同床异梦”。在韩中关系34年的历史中，朝鲜和美国这两个因素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最大变量和障碍，在关系恢复的关键时刻，它们再次因两国不同的要求而被提及。韩国在首脑会晤议题上侧重于朝鲜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而中国则期待韩国在美中战略竞争和台湾问题上做出战略选择，这一点也再次得到确认。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向美国提出（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为共存而进行的交易和谈判。而在吴教授所谓的“大交易”中，朝鲜半岛问题也被列为需要两国依次进行交易的议题。吴教授建议，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尝试从遏制政策转向由美中共同保障的和平机制，例如通过重启四方会谈来管理局势。目前，美国和中国都未将朝核问题列为优先事项，事实上也回避提及朝鲜的无核化。尽管这仅仅是学者的建议，但按照目前的趋势，不能排除美中为了暂时休战而将朝鲜半岛问题作为交易筹码，并牺牲掉与韩国的协商的可能性。

李在明政府以“实用外交”为旗帜，推行“韩美同盟现代化”和“韩中关系全面恢复”这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外交课题。同时，韩国在绝不能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立场下，既要关注朝美对话并为此做好准备，又要考虑到美中之间可能达成的突然妥协，并为此做好应对准备。2026年，李在明政府的实用外交可能面临严峻的考验。韩美、韩中、美中、朝美关系相互复杂关联并相互影响，可能出现无法预测的情况，韩国存在被排除或牺牲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战略思考和准备，以应对各种情景并解开复杂的方程式。

首先，在韩中关系方面，恢复关系固然重要，但为了应对不可预测的局势变化，应尽快恢复中断的各层级战略对话，建立两国紧密的沟通渠道。韩中两国应持续保持战略对话，首先要更清晰、客观地理解和掌握双方设定的最大期待和最小红线。通过此举，韩中两国应优先处理预防和管理因外部变量的复杂挑战而导致的朝鲜半岛局势的突然恶化，这是恢复关系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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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2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利马举行会晤.” 11-17. https://www.mfa.gov.cn/zyxw/202412/t20241218_11497766.shtml

Wu Xinbo. 2026. "The Case for a Grand Bargain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Foreign Affairs. Jan/Feb

■ 李东律_EAI高级研究员，东德女子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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