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AI发布特别报告系列，作为其多年来对中美竞争及韩国作为中等强国角色的长期研究的一部分。预计美国和中国之间围绕国际货币秩序的竞争将日益激烈。然而，李勇旭教授预测，中美战略竞争也可能转变为合作体系，并展望了中国人民币挑战的早期失败、中美欧多极货币体系的出现以及通过G20缓和中美竞争和稳定货币秩序的可能性。

* 本报告是对2020年8月作为EAI特别报告发布的《中美国际储备货币战略竞争与韩国的应对》一文的修改和补充。

I.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美货币竞争的全面展开

1. 中美货币竞争与世界霸权

以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为中心的货币秩序是美国维持和管理世界霸权的核心机制。众所周知，货币战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一旦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并足以与美元抗衡，中美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让我们来看看可以通过货币秩序变化来观察中美关系变化的代表性内容。

首先，美国在G7、G20等组织中的领导力可能受到严重打击。尽管存在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但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行世界宏观经济调整，这得益于基于货币霸权的美国金融实力，而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可能削弱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其次，预计美国的宏观经济自主权将大幅下降。这意味着美国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之前无法随意发行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享受至今的宏观经济自主权，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换言之，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因美元流动性增加而带来的美国通胀压力。最后，一旦美元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借贷成本将增加，从而限制其军事开支。这意味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于美元体系（李勇旭 2017, 165-166）。

2. 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雄心勃勃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08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不稳定性，随后中国主要的国家级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姜瑜表示，“结束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新生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拥有核武器”（李勇旭 2017, 173-174）。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的王勇教授也主张，正如美国通过美元增进自身利益一样，中国也需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保护国家利益，并增加人民币的作用以应对美元。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人民币国际化为国家政策。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在于，认为美元体系是维持中美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核心秩序。同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非储备货币国家都负有无法摆脱外汇危机原罪”的论点在中国获得了支持。

中国分阶段规划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战略特点是，首先将人民币建设成为国际交易/投资货币，然后使其成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中国计划以此将人民币建设成为到2027年的东亚储备货币，到2038年成为可与美元相媲美的国际储备货币（金正植 2020）。

3.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人民币国际化或成为储备货币并非只给中国带来好处，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中国收益和成本如下，这可能与中国今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有关。首先，预计的中国收益领域如下：通过拥有储备货币完成超级大国形象，因汇率风险降低而实现外汇储备稳定，获得铸币税（每年约500亿美元），以较低利率无负担地筹集政府支出，以及通过人民币计价资产投资增加提升中国投资金融企业的竞争力等。

中国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不少。成本包括：人民币汇率将在公开市场上决定，预计会出现汇率不稳定；此外，中国需要向世界经济供应流动性，因此不得不承担贸易逆差；资本市场开放可能削弱共产党对经济的控制力。[1]

4. 美国的全面应对

直到最近，美国对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持漠不关心的旁观态度，但最近改变了立场，并宣布将应对人民币国际化。例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Board）已表示正在考虑推出数字美元以应对数字人民币。由此可见，中美货币竞争正进入新的阶段。

美国货币问题专家也开始指出美元体系的危机。曾任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0年5月19日的文章中，就面临中国人民币挑战的美元的未来发表了看法。不仅如此，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 2017, 2019）、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 2020）、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rd, 2017, 2020）等著名国际金融货币专家也开始讨论美元霸权终结的可能性。

5. 中美货币竞争的转折点

然而，正如后文所述，自2009年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未达到预期，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美元相比微不足道。大多数专家也不认为人民币能在短期内与美元匹敌。因此，美国发出的关于美元未来的警告可能基于以下两种解释中的一种，或两者兼有：

首先，这可能基于对支撑美元霸权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正在迅速恶化的判断。其次，可以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在经过过去的投资期后，正进入取得初步成果的阶段。

考虑到欧元、英镑、日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合计约为30-35%，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美战略竞争将在人民币比重开始超过10-15%时变得尖锐。届时，美元的比重将降至50%以下，难以维持目前这种霸权货币地位。自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中美冲突已蔓延至IT产业，包括华为、微信、TikTok、腾讯等，并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随着近期数字人民币的推出，美元与人民币的较量成为热门话题。

II.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1. 人民币国际化综合评价（2009-2020）

总而言之，过去十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未取得巨大成功。虽然人民币于2016年5月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获得了储备货币地位，但自2015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停滞不前。截至2019年，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如下：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的比重为1.8%；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的4.3%；人民币外汇储备比例占全部外汇储备的1.9%。按货币总排名来看，大约在第5-6位。

2. 人民币国际化具体评价（2009-2020）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更具体地考察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参见下文附录）。我们将从货币的三种功能，即干预外汇市场和结算（附录中的干预货币/交易货币）、外汇储备准备货币（附录中的储备货币/资产货币）和汇率基准货币（附录中的基准货币/标价货币）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外汇市场干预和结算可以通过人民币贸易结算比重和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数量等进行评估（附录：A）。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贸易结算比重在2012年为0.6%，2015年达到2.2%的峰值，2019年为1.9%（附录：D）。然而，人民币在中国贸易结算中的比重正在增加，从2012年的8%增至2015年的30%，2020年则超过38%。2013年新加坡首次设立离岸人民币清算行，数量从2015年的10余家增至2019年的24家。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多哈、多伦多、悉尼、首尔、东京、曼谷等主要金融中心都设立了人民币清算银行。

外汇储备准备货币可以通过人民币外汇储备比例以及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和数量增减来考察（附录：B）。如前所述，截至2019年，人民币外汇储备比例仅为1.9%。人民币货币互换始于2008年与韩国签订的1800万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到2016年已增至33个国家，总额达3.3142万亿人民币，此后数量和协议国家数量基本没有变化。

汇率基准货币可以通过海外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行量变化来确认（附录：C）。中国通过香港拓展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量从2008年的120亿人民币开始，每年翻倍增长，到2014年达到7500亿人民币。在2016年达到1.3万亿人民币后，截至2018年略有下降至1.2万亿人民币，但截至2019年，总交易额达到26万亿人民币。

总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在2015年后进入了调整期，但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人民币的使用量再次开始增加。2021年，人民币在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增至2.4%，创下2016年以来的新高。摩根士丹利最近预测，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可能从目前的2%增至2030年的10%。人民币走强与新冠疫情后美元货币供应量激增以及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有关。这解释了为何中美货币竞争可能比预期更早加剧的预测正在显现。

III. 美元体系的五大裂痕迹象

新冠疫情之后，关于美元未来的警报声四起。支撑美元体系的基础正在动摇的迹象频频出现。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基础。让我们简单看看表明美元体系不稳定和人民币机遇的五种迹象。

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应对新冠疫情注入了高达4万亿美元的巨额流动性，但供应过剩导致美元贬值，对作为储备货币主要条件的货币信誉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普遍预测美元未来将进一步贬值。从2020年初到6月，美元指数从98.5点降至最近（2021年5月25日）的89点。美联储今年3月与14个国家央行达成的美元互换协议也未被充分利用，这表明美元流动性过剩的趋势。

第二，作为美元体系核心之一的石油美元体系出现裂痕，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正在崛起。2020年7月，世界著名石油公司BP向中国交付了总计400万桶伊拉克轻质原油（第一批300万桶，第二批100万桶），并以人民币结算。瑞士Mercuria也对200万桶阿联酋原油进行了人民币期货合约交易（金延奎 2020）。中国于2018年3月在上海推出了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货市场（INE: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nergy Exchange）。INE将充分利用中国作为最大原油进口国的杠杆作用，如果能与英国的洲际交易所、美国的纽约商业交易所形成竞争，石油美元体系将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第三，中国构建的替代性国际支付系统CIPS（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正在活跃。中国为应对美国主导的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于2015年10月成立了CIPS。[2]CIPS于2015年仅有6个国家19家银行加入，起步微弱，但截至2019年已有89个国家865家银行参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日经新闻2019年5月20日）。CIPS近期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被分析为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外交路线（频繁的经济制裁），[3]这是因为各国金融机构无法维持对美元交易的信誉（James 2020; Subbarao 2020）。

第四，中国最近大幅放宽金融市场，加强了此前被指为人民币国际化障碍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低流动性和对外开放度。中国在2019年3月通过了关于外商投资的《外商投资法》，该法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除去国内金融业务的活跃，为了使货币国际化爆炸式增长，需要激活国际资本市场中的人民币计价信用创造（credit-debt creation），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对此的回应。

《外商投资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给予外商国民待遇，扩大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并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地方政府履行承诺等（金艺景 2019; Prasad 2020, 364-368）。中国全面提升了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领域对外商投资利润的保护和融资便利性。例如，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投资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取消了持股限制，并允许外资独资或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和外汇经纪公司。此外，还缩短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控股比例转换时间（从2021年缩短至2020年），并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放宽措施，允许这些公司控股（51%），并在三年后完全取消持股限制（安裕华 2020）。

最后，如前所述，2019年人民银行推出数字人民币及其影响力。数字人民币可以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新手段。通过中国全球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等的交易网络，数字人民币的交易可以迅速扩展到全球。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和贸易结算也可以广泛使用数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最近声称，数字人民币“可以成为美国主导的支付系统的替代品，并能消除对中国和中国企业可能施加的任何金融制裁和威胁”（引自 Loh 2020, 3页）。

IV. 中美国际储备货币竞争战略与损失规模

既然美国已表明将应对人民币国际化，中美国际储备货币战略竞争可以说已进入全面阶段。如果中国按照计划推进其目标，即到2027年将人民币建设成为东亚储备货币，并在之后到2038年超越美元体系，那么未来十年将决定国际储备货币的走向。如前所述，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美战略竞争将在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开始超过10-15%时加剧，因为这将导致美元比重降至50%以下，并向货币多极化体系过渡。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分析中美在国际储备货币领域的竞争战略及损失规模。从美国防御美元的宏观战略角度，我们将探讨美国可能为削弱人民币国际化而使用的政策工具，可能的初期遏制手段，以及中长期战略的选择，例如是否会像经济繁荣网络（EPN: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那样将美国及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捆绑成美元联盟。除了积极的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外，还将探讨中国在应对美国攻势并削弱美元体系方面可能采取的战略。

总结来说，假设中美货币竞争将在未来十年持续，我们将提出中美两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防御美元体系过程中可能为压制对方而动用的货币战略（Currency Statecraft）。此外，还将大致提出计算这些战略给双方带来的损失规模的依据，并预测未来中美冲突的发展态势。货币战略和损失分析指标的摘要请参见下表1。

2. 中美竞争战略政策工具与损失规模

货币战略预计将通过影响国际储备货币的决定因素——经济实力、货币信誉、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制度基础、货币网络以及军事力量——来实施。其中，经济实力和货币信誉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基本基础，是中美在冲突初期可能使用的政策工具。旨在削弱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制度基础、货币网络和军事力量的战略属于中长期政策。这意味着当人民币国际化比重达到10-15%时，中美将认真考虑这些政策选择。

当然，在现实中，中美战略博弈可能同时在所有这些方面展开。此外，这些变量相互关联，有时也相互冲突。然而，为了分析的清晰性，我们将分别审查每个战略和损失规模。鉴于中美经济关系的深度交织，两国无论选择何种战略，都必须准备好承受本国的重大损失和牺牲（Huang and Smith 2020）。

《表1》中美货币竞争战略与损失分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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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削弱经济实力（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战略。美国可能像2019年对华经济施压那样，试图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和技术转让，以及重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也可能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以及管制核心零部件出口。

双方损失分析可通过就业指标、税收、消费者损失成本、关税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进出口萎缩等方面进行确认。可以以2018年3月至2020年1月持续的中美贸易争端造成的双方损失规模为例进行分析。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25%的关税，金额约达7500亿美元。中国也对美国进口商品适用同为10%-25%的关税。由于中国对美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关税总规模为1700亿美元。但中国采取了多种措施，如限制大豆、猪肉、玉米等农作物进口，以打击特朗普总统的主要政治基础——农业区（李王辉 2020, 88-89）。

美国损失规模如下。据穆迪分析，美国损失了3万个工作岗位，家庭月收入减少831美元，工厂开工率创历史新低。由于中国限制农产品和水产品进口，美国农民的收入平均减少了64%。此外，农村地区的破产率增加了24%。由于就业和收入减少，税收也随之减少。中美贸易战也对美国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投资增长率下降了0.3%，股价下跌了6%，市值损失了1.7万亿美元。

中国损失规模如下。据摩根大通分析，经济增长率创下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采购经理人指数（PPI）下降0.3%，三年来首次转为负值。生产者采购指数（PMI）为49.7%，表明经济已进入收缩期（通常50%以下意味着经济收缩期）。由于华为禁令等因素加剧了投资不确定性，固定资产投资也大幅减少。

第二，削弱货币信誉（货币稳定性）的战略。美国可以通过强势美元政策诱导人民币贬值，促使国际资本市场撤出人民币相关投资。这可能直接打击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强势美元政策短期内会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为代价。中国可以通过大量抛售持有的1.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或通过频繁的大量买卖来诱导利率波动，从而影响美元价值，以制衡美国货币政策。美元贬值会带来中国美元投资损失的成本。相对损失程度将成为关键。损失分析可通过汇率指标、汇率不稳定导致的国内投资、生产、消费不稳定等方面进行衡量。此外，美元/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和投资规模也有助于估算损失规模。

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顾问布拉德·塞特（Brad Setser）估计，如果中国出售其持有的全部1.5万亿美元国债，相当于美国GDP的7%，这将导致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上升30个基点（Setser 2018）。这可能对美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在2015年至2016年间的三个月内抛售了2000亿美元美国国债，曾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另一方面，中国在2015年曾因股价大幅下跌和大规模资本外流而一度濒临金融危机。

第三，扰乱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及制度基础（资本市场发达程度和资本交易开放度）的战略。美国可以通过限制美国金融企业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或撤资来削弱中国金融市场的活力。中国可以通过提供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主要金融企业，并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以制衡纽约金融市场的金融主导权（Green and Green 2020）。损失规模可以通过纽约、伦敦（反映美英特殊关系）、香港、上海等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和损益增减来估算。

截至2021年，各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如下：纽约证券交易所为25.62万亿美元，纳斯达克为19.51万亿美元。香港交易所为6.76万亿美元，上海证券交易所为6.56万亿美元，深圳证券交易所为4.83万亿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方面，纽约第一，伦敦第二，上海第三，东京第四，香港第五。这表明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受到最大程度的扰乱，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方面，可以利用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的经济损失指标来计算损失规模。根据2009年发布的PEW Briefing Paper #18（“金融危机的成本”）的数据，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家庭损失了5800美元，联邦政府的公共援助成本为每个家庭2050美元。股价和房价下跌导致家庭损失了100000美元。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美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达到1.2万亿美元，导致每个家庭损失105000美元。

中国方面，由于尚未经历金融危机，可以利用莱因哈特和罗格夫（Carmen 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 2009）提出的“金融危机损失规模一般理论”来预测损失规模。根据Reinhardt and Rogoff的观点，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产出将下降9%，失业率将上升7%。股价将下跌50%，房价将下跌35%。最后，公共债务将增加86%。

第四，破坏货币网络（货币交易网络规模）的战略。美国可以要求其盟友克制人民币交易，并限制美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交易。反之，中国可以通过对美国盟友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来削弱美元网络（Broz, Zhang, and Wang 2020）。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也是中国可选择的策略之一。

损失规模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外汇市场、海外直接投资、海外间接投资等领域中美国和中国资产比重的增减来分析，因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产增减与货币网络规模密切相关。具体的货币网络衡量指标包括场外衍生品交易比重、外汇交易比重、外汇储备比重、上市公司市值比重、海外直接投资比重、海外间接投资比重、整体金融资产规模比重等（Fischtner 2016）。下表2为2019年按货币网络划分的美国和中国金融资产比重。中美资产比重的增减取决于两国能否有效执行瓦解对方货币网络的战略。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基准，预计中美金融资产整体规模的年波动幅度可能高达10%。

表2 2019年按货币网络划分的中国与美国金融资产比重（%）

资料来源：汇编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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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英联邦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最后，是遏制中国军事和安全能力的战略。美国可以制定控制中国核心利益的方案，如南海、东海和台湾（朴英俊 2017）。中国可以通过军事力量的增强和经济外交来瓦解美国的军事同盟网络。损失规模可以根据国防预算增加带来的机会成本分析以及军事制裁等紧张局势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来估算。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参考本项目的负责中美军事战略的田载成教授的文章。

美中军事力量的较量体现在两国财政能力所决定的国防预算规模上。美国由于累积的巨额财政赤字，削减国防开支一直是白宫和国会争论的焦点。例如，根据美国2011年8月通过的《预算控制法》，美国将在未来10年削减47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占国防开支总额的10%（田载成 2017, 20）。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国防开支增至7000多亿美元，这表明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也随之加重。这是美元中心货币秩序带来的好处的鲜明体现，它使得低廉的借贷成本成为可能。中国自2010年以来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建设海洋强国方面。这是考虑到与美国有较大竞争空间的南海、东海和台湾等地。中国自2010年以来，除2016年外，每年国防开支增长均超过10%（李东率 2017, 39-40）。中国经济的财政能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表明，中国能够像美国一样，建立起廉价筹措国防开支的条件。这是货币秩序与军事力量的相互条件化。

V. 美中货币战略竞争 2030, 2050

围绕国际货币秩序，美中竞争预计将持续20年以上。正如埃斯瓦尔·普拉萨德（2020, 368-369）所主张的那样，人民币的地位将比现在更高，并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可兑换性。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美中货币竞争全面展开的时间将是2025年以后。特别是到2030年左右，当人民币在全部外汇交易量中的比重超过10%，而美元的比重降至50%以下时，美中货币竞争将开始变得激烈。

根据这一预测，2030年至2040年这10年将是美中两国为争夺货币霸权而激烈对抗的时期。届时，美国和中国将开始或明或暗地向多国施压，要求其加入本国货币网络。这不仅会影响韩国，还会使日本、东南亚、南美、非洲的许多国家面临美中货币竞争带来的选择压力。经过这样的对抗和冲突，到2050年左右，国际货币秩序有望进入稳定期。换言之，2030-2040年美中对抗的结果将在2050年明朗化。我们可以预测美元体系的胜利，或者美元与人民币的双头货币体系。考虑到货币网络的高度路径依赖性，人民币单独的货币秩序的可能性总体不高。

当然，也不能排除围绕国际储备货币的美中战略竞争向合作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可能性。这有三种情况。首先，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挑战过早结束。过早结束可能是由于中国国内问题，也可能归因于美元体系的复原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将以美元的全球作用为基础，像美元与欧元的相互关系一样，作为东亚区域货币发挥作用。因此，国际货币秩序可能发展为美元体系下欧元和人民币共存竞争的寡头体系。

第二种情况是美中欧金融相互依存加深而形成的稳定多极货币体系。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公司将积极进入中国，不仅获得投资收益，还将上海打造成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中国庞大的离岸人民币投资将为美国、欧洲乃至全球经济提供额外的增长动力和金融稳定性。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活跃化也包括在内。

第三种情况是通过G20缓和美中竞争，稳定货币秩序。作为G20成员国的韩国、日本、欧元区国家可以在G20的讨论中制定防止货币政策武器化的国际规范和规则。此外，G20还可以发挥认知话语领导力。目前，对于最优货币体系（单一体系对多重体系）尚未形成共识。包括韩国在内的G20成员国（排除美中当事国）可以策划认知领导力，并联合起来创造关于此事的全球话语，并将其付诸实践，从而稳定地管理美中货币竞争。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9年杰克逊霍尔会议上提出的发行复合主权货币（Synthetic Hegemonic Currency）就是一个例子。通过利用G20的非官方渠道，让政策制定者、民间专家、学者等参与，就各种货币体系情景展开广泛讨论。韩国可以在G20框架内，研究和思考哪种货币体系（美元体系、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多重储备货币体系）最有利于韩国和世界秩序的稳定与繁荣，并提出21世纪新国际货币秩序的方向。■

附录：人民币国际化指标

A. 介入货币/交易货币

1. 人民币贸易结算量/比率

• 停滞不前
• 2018年5月1.65%，2020年5月1.90%。
• 中国人民币计价贸易结算比率 0%->8%(2012)->30%(2015)->38%(2020)[4]

2. 人民币清算银行

• 停滞不前
• 截至2019年为24家
• 截至2020年5月，在中国的香港以外地区进行的交易量占25%

B. 储备货币/资产货币

• 截至2019年，货币互换规模居世界第五位[5]
• 截至2019年为33个国家[6] 规模达5000亿美元[7]

▶人民币货币互换总额及贸易结算比率

C. 基准货币/标价货币

• 海外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增减

Nicholas Borst, Federal Reserve of San Fransisco Pacific Blog, 02/21/2017.

https://www.frbsf.org/banking/asia-program/pacific-exchange-blog/offshore-renminbi-bonds-dim-sum/

• 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人民币计价债券发行增减

Analytical Credit Rating Agency (ACRA),

https://www.acra-ratings.com/research/1116#:~:text=In%202018%2C%20the%20total%20issuance,interbank%20negotiable%20certificates%20of%20deposits.

• 中国债券市场外资比重[8]

D. 世界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指标

1. 支付比重及排名

SWIFT Watch RMB Tracker 2020

- 支付货币人民币比重：2020年5月1.793（世界第6位）；2017年5月1.61（世界第6位）

2. 使用人民币的金融机构比例

附加指标

• 截至2019年上半年，外汇交易量占比4.3%，外汇储备占比1.9%[9]

[1]与此主导性观点不同，近期Chey and Li(2020)引用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加强货币政策自主权、以及改革中国国内金融市场。

[2]关于美国SWIFT的战略性运用，请参考Farrell and Newman(2019)。

[3] https://www.mk.co.kr/news/world/view/2019/05/328166/

[4] Roberts, Cynthia A. , Leslie Elliott Armijo, and Saori N. Katada. 2018. The BRICS and Collective Financial Statecraf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004/30/WS5eaa0b90a310a8b241152c14.html

[5] SWIFT Watch,

https://www.swift.com/our-solutions/compliance-and-shared-services/business-intelligence/renminbi/rmb-tracker/document-centre

[6]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renminbi-rmb-internationalization/

[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dech.12474

[8] http://www.naeil.com/news_view/?id_art=349315

[9]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renminbi-rmb-internationalization/

< 参考文献 >

金延奎. 2020. “英国的BP和瑞士的Mercuria为何接受人民币并出售原油？”《如是财智见解》2020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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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勇旭 고려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专攻东亚学，在南加州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建构主义、东亚地区合作及金融区域主义、以及多边贸易秩序。著作及合著有《东亚地区秩序的复合变迁与韩国的战略》(2014, 合著)、《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多元性》(2014, 合著)、《China’s Rise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Hegemony or Community?》(2014,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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