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 特别报告] 中美竞争 2050 ③ 价值观与规范——价值观与规范之争
编者按
EAI发布特别报告系列,这是其多年来从长远角度研究中美竞争以及韩国作为中间力量作用的一部分。金宪俊教授预测,价值观和规范领域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因为它们基于情感和情绪因素,如公众舆论、民族主义、文化和文明。如果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改变其认知和态度,美国推动的民主阵营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将加剧。
一、美国的攻击战略与中国预期的损失
美国将在价值观和规范冲突中运用两种攻击战略。第一,攻击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第二,攻击中国非民主的政治体制。本文将围绕这两种战略,探讨攻击目标、具体施压手段,并估算这些战略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损失。
1. 美国的攻击战略:攻击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1) 目标
美国在人权方面的攻势有三个目标。第一,凸显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发生的严重、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Kim 2020)。第二,凸显天安门事件、打压人权律师、达赖喇嘛、西藏、刘晓波、异议流亡人士、宗教自由、女权、公民社会等传统人权侵犯行为,攻击习近平近期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合法性。习近平通过近期成立的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强调历史教育,试图通过凸显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作用来确保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第三,将中国塑造为无视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人权的国际社会成员,并凸显其改革开放以来“不变的中国”的形象。强调在国内无视规范的中国在国际上构成威胁,从而攻击中国追求的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2) 具体施压手段
美国的人权攻势有三种具体施压手段。第一,在国会制定人权法案,并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制裁个人。美国已于2019年11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6月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年12月通过《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完成了关于香港、新疆、西藏的立法。鉴于2021年香港国安法立法后通过的《香港自治法案》,未来可能根据事态的严重性进行进一步立法。此外,拜登政府维持了特朗普关于香港的行政命令(《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命令》),并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对香港、新疆相关高级官员实施入境限制和金融制裁。
第二,禁止进口直接参与侵犯中国人权的中国企业产品,并建议限制美国跨国公司与这些企业的合作。美国已于2019年10月以新疆人权侵犯和居民监控为由,禁止进口全球监控设备制造商大华科技、海康威视,以及人工智能公司依图科技、商汤科技等中国企业的产品。特朗普随后以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基因信息非自愿收集和分析等为由,禁止了约80家中国企业的进口。拜登政府也维持了这些措施,并于2021年4月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开发等为由,将其扩大适用于与超级计算相关的中国企业。此外,美国强烈施压,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与中国在超级计算、人工智能、面部识别、基因分析等尖端技术领域侵犯人权的活动合作。近三年,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英特尔(Intel)、英伟达(Nvidia)等均成为目标(Mozur and Clark 2021)。
第三,拜登政府在批评中国人权侵犯问题上,倾向于推动国际合作而非单独行动。近期,美国在批评香港国安法等中国人权问题时,与七国集团(G7)国家共同发表声明。此外,在美日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对香港和新疆表示“严重关切(grave concern)”,并在七国集团(G7)外长及欧盟-G7联合声明中具体谴责了香港和新疆等地的人权侵犯行为。这很可能超越谴责,并导致有效的措施。近期,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定(CAI)进展不顺,以及禁止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服装等产品,提议抵制北京奥运会等,都是可行的战略。
2. 美国的攻击战略:攻击中国非民主体制
1) 目标
美国在非民主体制方面的攻势有三个目标。第一,对比维持独裁、谋求习近平长期执政并展现攻击性国际姿态的中国,以及长期维持民主并为卫生、经济、尖端技术做出贡献的台湾,从而攻击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合法性。第二,凸显中国非民主体制带来的国际威胁,如近期引发争议的人质外交、渗透和影响力活动、黑客攻击和网络攻击等(Krejsa 2018; Walt 2021)。第三,强调非民主体制的经济和尖端技术最终将导致国内人权侵犯的加剧,并向海外输出类似的模式,即“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Polyakova and Meserole 2019)。
2) 具体施压手段
为实现这些目标,有三种具体的施压手段。第一,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交流,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拜登就任后,2021年3月美国驻帕劳大使访问台湾,这是自断交以来美国大使首次访台。2021年4月,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访问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也访问了台湾。代表团成员包括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前布什政府国务院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前奥巴马政府国务院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等重量级人物。美国还在外交之外,在准军事和经济领域加强了与台湾的合作。2021年2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海岸警卫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由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代理和事实上的驻美代表——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表达了在准军事领域合作的意愿。此外,在尖端技术和经济合作方面,台积电(TSMC)在与拜登就半导体问题举行会谈后,决定增加在美国的工厂并优先供应半导体。美国也努力提升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拜登在就职典礼上邀请了台湾代表,这是断交后台湾首次正式参与。2021年5月,美国驻法国大使也邀请台湾代表访问公使馆,同月,欧盟-G7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卫生大会(WHA)。
第二,凸显中国共产党体制带来的国际威胁。美国近期谴责了中国外交的攻击性行为。典型的例子包括针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国民的人质外交,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战狼外交”,对澳大利亚的报复性外交以及中国大使馆提出的“14条不满”等(Cheng 2020; Kearsley, Bagshaw and Galloway 2020)。此外,美国还揭露了中国在海外进行的各种非法活动和影响力活动(Larry and Schell 2018)。在中国留学生中的监视和控制,“五毛党”等网络评论员的活动,千人计划等教授和研究人员的招募活动,以及在海外进行的攻击性贿赂策略等,都是典型的例子(Li 2016; Zelikow, Edelman, Harrison, and Gventer 2020; Zweig and Kang 2020)。
第三,积极反击中国基于非民主体制提出的国际战略。近期,中国以秩序之名,将利用尖端技术进行的压迫和控制美化为“数字威权主义”,并加以传播。美国对此作出回应,在欧盟-G7联合声明中具体阐述了“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构想。此外,美国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及韩美首脑会谈中谴责和制衡中国的国际战略。美国还揭露了中国如何威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提出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或外交官,并以合法程序为幌子压制他们的发言(Richardson 2020a; Feltman 2020)。2021年1月,美国发布了《支持人权捍卫者》(US Support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声明,承诺保护海外人权捍卫者。
3. 中国预期的损失
<图 1> 中国媒体国有企业在美国的游说支出增加额
来源:Open Secrets(美国游说信息相关公民团体)
1) 可见损失
第一,为应对美国的攻击性人权和民主攻势,宣传中国的成本增加。目前,多家中国媒体国有企业已在美国司法部注册为游说客户,自2019年以来其在美国的支出急剧增加(图1)。大部分支出由中国官方媒体CCTV在美国的分公司——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美洲支付(2020年,50,244,312美元)。此外,中国在2018年一年花费66亿美元对抗美国和西方的报道,并在2019年一年花费10亿美元用于孔子学院等宣传中国(The Economist June 14, 2018; May 24, 2019)。
<图 2> 各国对中国好感度和反感度趋势(2020年)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第二,由于美国的攻击,反华情绪急剧上升,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对华反感度趋势,自2018年以来急剧恶化(图2)。这与盖洛普等其他民意调查机构的结果一致。特别是自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荷兰、韩国等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喜好度和反感度出现交叉。考虑到这些变化,习近平在2021年6月1日的共产党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强调,要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宣传中国,主导舆论。
第三,中国企业因美国商务部禁止进口以及新疆出口管制而遭受的损失。到目前为止,预计损失约为中国企业总收入的10%(Sanford Bernstein 2019)。尚未实现的欧盟-中国全面投资协定批准失败或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损失预计将更大。但由于这两件事尚未发生,其预期成本估算尚不明确。
2) 无形损失
第一,当美国积极推行人权政策时,香港民主人士、国内人权律师或异议人士的国际流亡将增加。这些人在流亡后,很可能在流亡国积极开展反体制运动,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开展反体制活动(Richardson 2020b)。这将导致中国特别敏感的国际形象受损,造成无形但致命的损失(Foot 2010)。
第二,为应对美国在人权和非民主体制方面的攻击,并争取支持国,中国需要付出外交成本。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为恢复受损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外交成本(Foot 2000)。为恢复以往的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外交,增加了各种分摊费用,并在双边外交中积极增加发展援助(ODA)、贷款和投资。一个典型的指标是增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UNPKO)中的分摊费用和派遣兵力(图3)。
<图 3> 中国联合国分摊费用及维和部队支援增加
来源:China Daily, Institute for Security & Development Policy (2018)
第三,美国的攻势可能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首先,如果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或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其他国家可能会怀疑中国在追求新的霸权(Lee and Sullivan 2019)。其次,新的规范形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可能在过程中失败,或者在过程中被说服或施压而遭受反噬(Foot and Inboden 2016)。此外,如果中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原则可能会刺激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少数民族、香港等地,从而激活反政府活动,增加体制不稳定性(Thomas 2001)。
二、中国的攻击战略与美国预期的损失
中国将在价值观和规范冲突中运用两种攻击战略。第一,形成和传播替代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愿景。第二,利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进行反击。本文将围绕这两种战略,探讨攻击目标、具体施压手段,并估算这些战略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失。
1. 中国的攻击战略:形成和传播替代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愿景
1) 目标
中国试图创造和传播新国际愿景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第一,基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和成功应对新冠疫情,提出新的国际秩序愿景,凸显中国作为国际领导者的作用和形象。第二,揭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问题,攻击拜登重振该秩序的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第三,为应对美国通过集结盟友和伙伴来制衡中国,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 확보支持力量。
2) 具体施压手段
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运用了三种具体的施压手段。第一,开发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出新的愿景(Mazarr, Heath, and Cevallos 2018; Rolland 2020b)。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一直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基础,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期,随着新冠疫情的成功控制、疫苗的成功以及防疫物资的高效生产,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解决全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式”。特别是自2021年起,中国在正式场合强调“历史潮流”,意指西方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Yang 2020)。特朗普和新冠疫情的出现促使一些领导层确信这一点,以前仅在国内讨论的内容现在已在国际舞台上使用(Huang 2021)。
第二,开发并提出与美国积极攻击的人权和民主相对立的中国式人权和民主愿景。外交部长王毅在2021年2月的“兰亭论坛”上提出了“人民民主”。他声称,民主不仅限于美式民主,没有固定的模式或答案。相反,他宣传中国式人民民主能够实现社会稳定,有效应对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危机,最终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此外,王毅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他强调了人权的特殊性,并认为各国应根据自身情况实现人权。他还强调了人权各领域的均衡发展,相对侧重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第三, 확보支持中国的国家,并在国际政治中加以利用。自2017年以来,中国召集会议,提出了与美国对立的中国愿景。2017年12月,中国邀请了亚洲、非洲等7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元首、部长、国际组织官员和学者,召开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南南人权发展新机遇”为主题的南南人权论坛(South-South Human Rights Forum)。在此次会议上,中国通过了包含发展权、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人权特殊性等内容的《北京宣言》。在此基础上,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了“促进人权领域的互利合作决议(Promo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Human Rights, A/HRC/37/L.36)”并获得通过。中国在人权领域获得支持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不丹、古巴、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越南、津巴布韦等。
2. 中国的攻击战略:利用美国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进行反击
1) 目标
中国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反击美国的三个目标是:第一,揭露美国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弊端,暴露美国主导秩序的危险性,攻击其国际合法性。第二,揭露美国国内在以人权和民主为名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暴露美国的局限性。第三,揭示美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诱导美国国内就外交问题展开政治争论。
2) 具体施压手段
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运用了三种具体的施压手段。第一,揭露美国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过去和现在的弊端。中国通过媒体报道和官方声明等多种渠道,不断提醒人们美国过去试图推广民主和人权的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更多的政治动荡和人员伤亡。典型的例子包括“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空袭、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也门等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的轰炸,以及海外军事行动中发生的严重人权侵犯事件。此外,中国还批评美国支持缅甸民主力量的举动可能引发地区不稳定,理由是这可能引发地区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中,由于美国的反对导致安理会决议未能通过,中国批评美国双重标准,攻击美国外交的合法性(Wong 2021)。
第二,揭露美国国内发生的人权和民主问题,攻击美国的合法性。中国通过发布的《美国人权记录》猛烈批评了美国在经济权、社会权方面的侵犯、贫困问题、枪击事件、种族问题等。近期,在发生种族歧视抗议(Black Lives Matter)、警察暴力、社会不平等、新冠应对失败、选举舞弊争议、国会骚乱等事件时,中国也批评美国提出的所谓人权和民主在国内也未能得到妥善实现。相反,中国宣传了其在应对新冠疫情、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成功(Gill 2020; Rolland 2020a)。面对中国的这些攻击,美国国内近期也出现了应迅速解决这些国内人权和民主问题的声音(Shattuck and Sikkink 2021)。
第三,指出美国外交辞令与其国内人权和民主状况之间的差距,揭露美国的双重标准。中国曾利用各种机会敦促美国加入其尚未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此外,还指出了种族定性(ethnic profiling)、关塔那摩监狱关闭延迟、以及在阻止从中南美洲大规模非法移民过程中发生的父母与子女分离收容等各种国内问题。特别是,中国通过展示美国在批评和干预中国人权问题时自身也存在类似问题,揭露了美国的双重性。例如,中国近期将新疆的集中营与美国边境地区的收容所、香港的抗议活动与种族歧视抗议活动并列,强调这些问题并无太大差异。
3. 美国的预期损失
1) 可见损失
<图 4>
来源:美国国务院
第一,为应对中国的攻击,美国政府的预算增加。美国也为应对中国的反击,自2020年以来,公共外交或对外援助(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的预算有所增加(图4)。根据拜登政府2022年财政年度的预算申请,国务院预算为635亿美元,比2021年要求增加12%,其支持的六个因素中有两个是“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并促进民主和人权”以及“通过难民和人道主义问题重申美国的道德领导力”(Kelly 2021)。这虽然是为了提升美国地位的成本,但如果不是中国的积极攻势,本可避免。
第二,中国民众对美国舆论和认知恶化造成的损失。根据《环球时报》最近的调查,2020年对美国的厌恶感高达66.7%。好感度仅为2.9%,虽然在科学/技术或法治方面评价较高,但在公众政策方面不满的比例为27%(图5)。这种对美国的厌恶感缩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空间,限制了其可采取的战略。
<图 5> 2020年《环球时报》的问卷调查
来源:Global Times (2020)
2) 无形损失
第一,积极推行对台政策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已通过多种渠道将台湾定义为“红线”,即中国的主权问题。在台湾近期民意调查(Taipei Times, February 25, 2021)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急剧上升至83.2%的情况下,美国的积极对台政策有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或统一论的风险(Mastro 2021)。
第二,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对华政策,美国企业将遭受经济损失,这可能与拜登政府重视的中产阶级的经济不满交织在一起。鉴于当前的经济状况,积极的反华外交很可能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在新疆政策问题上,可口可乐、耐克等依赖棉花、纺织品、糖和番茄出口的企业发起了反对和游说活动(Swanson 2019)。此外,雪佛龙公司(Chevron)在缅甸国营石油天然气企业(Myanmar Gas and Oil Enterprise)的合资企业也积极游说反对美国对缅甸实施的制裁(Vogel and Jakes 2021)。这似乎也反映在美国商会近期对与中国脱钩的担忧表示积极关注,并代表了企业的利益。尽管拜登政府迄今为止维持了其外交政策的基调,但尚不清楚在企业损失累积的情况下政府能否坚持下去。
第三,中国的攻势可能导致联盟和利益一致性出现裂痕。中国将利用美国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执法的漏洞发动攻势。鉴于价值观和规范的性质,美国难以制定一致的政策,而中国将以此为契机,说服东欧、非洲、中东和南美等国的国家,攻击美国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此外,美国公民可能因中国发动的“人质外交”而面临危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已成为中国“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美国最近也曾发生本国公民被中国不当拘留的先例。
三、中美价值观与规范竞争的态势与结果
1. 2030年中短期预期发展方向
截至2021年,中美价值观和规范的竞争已接近白热化。尽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是国际舞台上仅有的两个国家,在4月份美国主办的非面对面气候峰会上,习近平的出席显示了合作的姿态,但这更像是一个例外。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的十年间,中美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将日益激烈。这可以从美国和中国各自出现的新趋势中预测。中美两国都在价值观和规范方面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新尝试。这些尝试出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拜登政府上台后,原有的冲突并未解决,新的冲突又叠加、结合。从这种态势推断,未来的冲突将升级。
首先,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正式构建以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的对华阵营。这一点将在正在进行的《国家安全战略》或《中国工作组报告》中得到明确。然而,从3月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以及柯特·坎贝尔等主要官员的采访和撰文中,已可见其轮廓。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将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与贸易、技术、安全等其他领域紧密联系起来。特朗普时期,贸易与价值观和规范的联系已经开始,其典型例子是对华为的攻击以及禁止侵犯人权的企业的产品进口。拜登总统上任后推翻了特朗普的许多政策,但延续了对华贸易政策。此外,拜登政府从任期初开始,以供应链为名,将半导体、电池、生物技术等尖端技术与价值观和规范建立新的联系。台湾的台积电(TSMC)、韩国的三星(Samsung)和SK的投资与合作,明确表明将仅与共享价值观和规范的国家维持尖端技术供应链。因此,在拜登政府中,价值观和规范本身就受到重视,并且超越了其自身,与其它议题紧密联系,变得更加重要。
特别是,价值观和规范为美国对华政策在贸易和尖端技术领域提供了根本性的合法性,因此冲突将加剧。价值观和规范具有独立性,区别于其他领域。价值观和规范虽然与军事、安全、经济、技术领域相互影响并紧密联系,但即使其它领域的问题得到解决,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也不会自然消失。从美国近期的趋势来看,它正在利用价值观和规范构建四方安全对话(Quad)、韩美日、欧盟(EU)、七国集团(G7)等多个多边和小型多边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来遏制中国。
中国也在应对美国的政策,并以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在特朗普时期,中国对美国的攻势采取了防御姿态。在特朗普时期,针对《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标志着对华政策转变的报告,中国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也就是说,它对攻势进行否认,并谴责美国的敌对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同年8月发表的长篇评论文章,声称美国的指责是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的恶意攻击,是干涉内政。他还宣布,中国将坚决捍卫其核心利益,免受此类攻击。此外,中国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通过对话和沟通建立建设性关系。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最近似乎不再回避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而是积极应对。特别是自2021年以来提出的“人民民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概念,与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愿景相结合,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提出的价值观。这显然不同于防御性战略,并显示出中国正在构建和投射其愿景。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的对华攻势之后,中国出现了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的趋势。目前,中国舆论支持并加强共产党领导层对美采取的攻势性政策。安克雷奇中美会谈后,中国国内对杨洁篪国务委员和王毅外长发言和态度的支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也对已将其列为核心国家利益的台湾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政策。对于美国派遣大使或在美日、韩美首脑会谈中提及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其“不要玩火”。
2. 2050年竞争的预期结果
预计到2030年以后,中美在价值观和规范领域将继续发生冲突,并且随着与贸易、尖端技术和安全的联系而加剧。当然,如果中美在其他领域找到共同点并寻求合作,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可能会缓和,但鉴于价值观和规范的性质,冲突的余波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价值观和规范基于舆论、民族主义、文化和文明等情感和情绪因素,具有潜在的爆炸性。此外,由于它们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追求一致性,因此不易因战略计算而改变。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以及特朗普的对华攻势所催生的中国爱国舆论,以及拜登总统上任后美国持续的反华情绪,都很好地体现了价值观和规范的这些特点。
最终,中美将在2050年以后达成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中国不利。目前,美国在中美价值观和规范冲突中拥有更多、更有效的战略,即使在计算两国预期损失后,中国也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中国作为攻势战略而提出的新国际愿景的创造,其成功也无法得到保证,并且很容易被误解为追求霸权(Hart and Johnson 2019)。此外,中国试图建立新规范的努力可能会失败,或者中国在此过程中可能面临逆风。200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组的过程中,中国曾试图强行推行其主张,但最终失败了。这表明中国提出的愿景或价值观目前并不那么有吸引力。根据对世界30个国家软实力进行的“软实力30强”(Soft Power 30)项目来看,中国在2019年30个国家中排名第27位,与排名第五的美国差距甚远。
此外,利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弱点和失败进行反击的战略,也难以战胜美国。反击是一种成本效益高的攻势,但只要美国像过去一样相对良好地维持国际秩序,它就难以奏效。而且,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依赖于美国的失误,因此中国无法按照其意图的时间和方式攻击美国,存在局限性。2021年上半年,缅甸局势和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并存,暴露了美国的双重标准,这对中国有利,但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能创造。此外,尽管美国在此类情况下最初支持以色列并行动迟缓,但如果它因国内外的批评而迅速解决问题,中国几乎没有施压的手段。新冠疫苗也是如此。中国指出美国控制疫苗出口,其言行不一,但拜登政府迅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并向印度、南美、韩国等国供应疫苗,使中国无法持续施压。
此外,在美中价值观和规范冲突中,美国占优的原因是,欧盟和亚洲的盟友也正采取更积极的姿态,以配合美国的行动。从近期韩日国防和外交“2+2”会谈、美日首脑会谈、韩美首脑会谈以及包括欧盟在内的七国集团(G7)外长和发展部长会议来看,七国集团、欧盟、韩国、日本等传统盟友正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也体现在经济、贸易、尖端技术和卫生领域。这是因为美国不仅在价值观和规范方面,还在供应链、尖端技术、卫生、人权等国际舞台的广泛活动中推动联盟和团结。美国正试图利用各种多边战略来团结现有盟友。欧盟-G7联合声明凝聚了相当广泛的世界治理构想。从这一趋势来看,目前正在进行的价值观和规范冲突预计不会轻易解决。特别是,如果价值观和规范的冲突与军事冲突联系起来,冲突将更加激烈。
顺便说一句,美国及其盟友在价值观和规范方面的紧密联系也与中国未来的态度有关。中国近期的外交政策暴露了其在价值观和规范领域的脆弱性。利用疫苗和防疫物资进行外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巴拉圭等南美国家,利用疫苗供应施压断交的外交,暴露了中国外交的肤浅。此外,尽管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掌控了多边主义、非洲发展、巴勒斯坦等议题,但其在缅甸问题上表现出的对人权和民主的落后认识,令民主国家感到失望。如果中国在这一领域不改变其认识和态度,中国与美国主导的民主阵营之间的冲突将加剧。■
<参考文献>
Cheng, Dean. 2020. “Challenging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t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ly 6).
Diamond, Larry and Orville Schell. 2018.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The Hoover Institution.
Feltman, Jeffrey. 2020a. “China’s Expanding Influence at the United Nations – 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Reac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oot, Rosemary and Rana Siu Inboden. 2016. “China’s Influence on Asian State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2005-2007.” Evelyn Goh, ed. Rising China’s Influence in Developing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7-256.
Foot, Rosemary. 2000. Rights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ot, Rosemary. 2010. “Human Rights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aun Breslin, ed. Handboo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76-84.
Gill, Bates. 2020.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Post-COVID Prospect for Soft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3. No. 2. 97-115.
Hart, Melanie and Blaine Johnson. 2019. “Mapping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Ambitions: Democracies Still Have Leverage to Shape Beijing’s Reform Agenda.”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February 2019).
Huang, Yanzhong. 2021. “Vaccine Diplomacy Is Paying Off for China.” Foreign Affairs (March 11).
Kearsley, Jonathan, Eryk Bagshaw and Anthony Galloway. 2020. “‘If you make China the enemy, China will be the enemy’: Beijing’s Fresh Threat to Australia.”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8).
Kelly, Laura. 2021, “Biden Proposes 12 per cent Increase for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 Hill (April 9).
Kim, Hun Joon. 2020. “The Prospects of Human Rights in US-China Relations: A Constructivist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20. No. 1. 91-118.
Krejsa, Harry. 2018. “Under Pressure: The Growing Reach of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Lee, Kristine and Alexander Sullivan. 2019.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9).
Li, Jing. 2016. “Revealed: The Digital Army Mak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ocial Media Posts Singing Prai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9).
Mastro, Oriana Skylar. 2021. “The Taiwan Temptation: Why Beijing Might Resort to Forc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1).
Mazarr, Michael J., Timothy R. Heath, Astrid Stuth Cevallos. 2018.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Mozur, Paul and Don Clark. 2021.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Sucks Up Data. U.S. Tech Is Key to Sorting I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Polyakova, Alina and Chris Meserole. 2019. “Exporting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Model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chardson, Sophie. 2020.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Human Rights Syste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Richardson, Sophie. 2020b. “Biden Must Stand Up to China on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States Too Often Finds Reasons Not to Ac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27).
Rolland, Nadege. 2020a. “China’s Pandemic Power Play.” Journal of Democracy 31. No. 3. 25-38.
Rolland, Nadege. 2020b. “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Practice.” NBR Special Report #87 (August 2020).
Shattuck, John and Kathryn Sikkink. 2021.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Global Human Rights Leadership Begins at Hom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Swanson, Anna. 2019. “Nike and Coca-Cola Lobby Against Xinjiang Forced Labor Bill.”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
Thomas, Daniel C. 2001. 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ogel, Kenneth P. and Lara Jakes. 2021. “Chevron Lobbies to Head Off New Sanctions on Myanmar.”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2).
Walt, Stephen. 2021. “Why ‘Hostage Diplomacy’ Work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7).
Wong, Catherine. 2021. “China Accuses US of Being ‘Indifferent to the Suffering’ of Palestini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y 14).
Yang, Jiechi. 2020. “Respect History, Look to the Future, and Firmly Safeguard and Stabilize China-US Relations: Full text of Yang Jiechi’s Signed Article on China-US relations.” (August 7, 2020).
Zelikow, Philip, Eric Edelman, Kristofer Harrison, and Celeste Ward Gventer. 2020. “The Rise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How States Weaponize Graf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Zweig, David and Siqin Kang. 2020. “America Challenges China’s National Talent Programs.” Center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 作者:金宪俊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外交学系,并在明尼苏达大学(双城)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客座副教授、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规范与制度、国际人权与伦理。近期著作及合著包括《和平权力转移的国际政治》(2015,合著)、The Massacres at Mt Halla: Sixty Years of Truth-Seeking in South Korea(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4)、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Asia Pacific(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
- 策划与编辑:表光民 EAI 高级研究员
咨询:02 2277 1683 (分机 203) I ppiokm@eai.or.kr
*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