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回归与美国系列】①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与两极化政治
编者按
庆熙大学教授徐正建分析认为,特朗普候选人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动摇了新政联盟的核心支柱——身份政治。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不仅横扫了7个摇摆州,并且是自2004年以来首次在总得票数上领先于民主党候选人,还被评价为通过在包括拉丁裔和黑人男性在内的不同阶层中提高支持率,形成了共和党新的支持基础——“特朗普联盟”。作者特别指出,从居住地、教育水平、人种、年龄等各方面支持率的上升来看,民主党的身份政治战略已面临局限,并展望性别与人种的结合这一新的政治格局将为今后美国政治带来重要启示。
Ⅰ. 2024年美国大选分析及国内政治展望
11月5日举行的2024年大选在多个层面上都超出了预期。一言以蔽之,这是特朗普(Donald J. Trump)早早完成计票的完胜。此次选举结果横扫了7个摇摆州,堪比2016年局外人特朗普首次登场时,与民调预测相反,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候选人轻松获胜的时期。此外,在疫情后提前投票(early voting)日益普及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相当多的州预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计票。在2020年大选中,周二的选举结果甚至到了周六才公布。然而,今年的大选结果却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迅速确定。特别是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和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在大选前修改了选举法,允许所谓的通宵计票,这似乎是原因之一。整个大选期间,民意调查结果一直显示势均力敌,许多选举专家预测需要数天才能确定最终结果,但此次选举及计票结果却与这些预测大相径庭。
此次以特朗普候选人完胜告终的选举,不仅使共和党候选人横扫了7个摇摆州,而且是自2004年大选以来首次在总得票数上领先于民主党候选人(参见图1)。这是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首次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现任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选举人票和总得票数上均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的局面之后首次出现的情况。有人甚至评价称,共和党已经超越了选举获胜的层面,形成了所谓的“特朗普联盟(Trump Coalition)”。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进行的投票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居住地、教育水平、人种构成、年龄等多个维度上,特朗普的支持率比以往大选有所提高(参见图2)。在白人构成不足一半的290个县(county)中,支持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在黑人选民居住的地区,特朗普的表现也尤为突出。特别是黑人男性选票似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此次投票的选民中71%是白人选民,这是自1992年美国大选以来的最高比例。事实上,最大的支持率变化发生在拉丁裔(Hispanic)人口占1/4以上的地区。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总统也获得了拉丁裔的支持,而此次支持率增长了9个百分点以上。这对一直以来利用少数族裔、青年、女性等身份(identity)选举方式的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示。甚至在特朗普出现后,原本被认为支持率倾向于民主党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选民群体,在此次大选中也进一步增加了对特朗普的支持。
| 图1 大选总得票数比较 | 图2 大选支持率变化比较 |
| 来源:270 To Win 2024. | 来源:《纽约时报》2024. |
也有观点和指标认为不应过分夸大此次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的重要性。首先,虽然特朗普在总得票数上领先,但截至11月21日,其与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差距仅为1.6个百分点,并且有预测认为一旦计票完全结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此外,一如既往,美国大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少数几个摇摆州,有分析认为此次也取决于密歇根州(Michigan)、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这三个州的23.5万张选票的胜负。通常,总统大选的完胜也会通过国会选举的“溢出效应(coattail effects)”得到证明,但此次选举在这一点上难以如此看待(Edwards III 1979; 徐正建 2021)。换言之,在本次联邦参议院选举的摇摆州亚利桑那州(Arizona)、内华达州(Nevada)、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中,民主党保住了4个席位,仅在宾夕法尼亚州输给了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甚至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现任参议员在选举后近20天才承认败选。仔细来看,此次选举共和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参议院多数党,也是因为在蒙大拿州(Montana)、俄亥俄州(Ohio)和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等共和党超强地区赢得了参议员选举。众议院选举情况也类似。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增加了一个席位,最终在明年1月3日开幕的第119届众议院中,议席分布预计为共和党220席,民主党215席,差距将创历史新低。
另一方面,明年1月3日开幕的新联邦参议院中,共和党获得53个席位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获得了过半数的席位,从而提高了特朗普立法议案中可以纳入预算调整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的法案的通过可能性。需要记住的是,在特朗普时期和拜登时期最重要的两项法案,即2017年的特朗普减税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和2022年的拜登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均在参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无需适用阻挠议事规则(filibuster)(徐正建 2023)。另一方面,在11月13日举行的共和党参议院会议上,包括当选议员在内的共53人参加了投票,选举新任党团领袖(参见图3)。选举前,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特朗普的亲信们大力支持斯科特(Rick Scott, R-FL)参议员,试图阻止图恩(John Thune, R-SD)参议员。然而,特朗普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公开表达支持意向,最终在第二轮投票中,图恩参议员击败科宁(John Cornyn, R-TX)参议员,成功当选为新任参议院共和党团领袖。事实上,图恩参议员和科宁参议员都被归类为传统派参议员。他们的合计票数是40票,远高于斯科特参议员获得的13票,这一点值得关注。不过,图恩参议员的倾向并非与特朗普对立,而是倾向于在参议院平稳运作,并在具体事务上寻求特朗普与共和党温和派之间的平衡。例如,他对特朗普要求的休会期间任命(recess confirmation)等国会-行政部门关系的非常规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的顺从态度。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斯科特参议员那样推动更换参议院规则官或废除阻挠议事等激进的参议院改革。例如,如果特朗普兑现承诺,推出严格限制难民申请的强硬移民法案,该法案将因参议院规则官的阻挠议事而难以通过国会(孙秉权 2021)。
图3 第119届参议院共和党党团领袖党内选举
来源:《国会山报》及作者计算。
在众议院方面,现任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于13日在共和党内部选举中,作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特朗普在当选总统身份下会见了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并表示全力支持约翰逊议长,约翰逊议长也称特朗普为“王者归来(comeback king)”。约翰逊在众议院共和党非公开会议上以口头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获得了众议院议长候选人席位,但真正的挑战将在明年1月3日的众议院议长选举过程中出现。这是因为包括众议院共和党党团在内的强硬派议员并不完全支持约翰逊议长。不过,与第118届众议院开幕时因无法选出议长而引发的大混乱相比,重演的可能性目前看来较低。但根据具体议题,随时可能出现针对约翰逊议长的叛变票。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在第二任期内也可能难以如预期般对共和党众议院强硬派议员施加影响。
II. 两极化时代下的美国大选与政党政治
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首先将1980年里根获胜的美国大选与此次大选进行比较。最重要的是,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获胜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状况——与当时相似。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创纪录的物价水平和能源危机,使得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在具体政策和对国民的言论(rhetoric)方面均告失败。美国民众对总统关于“关掉家中暖气,多穿衣服”的讲话感到愤怒,而卡特及所有政治家都拿不出稳定物价的政策处方。通常会试图通过加息来稳定物价,但这只会对那些需要支付更高信用卡和贷款利息的普通民众产生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有趣的是,自1980年大选中卡特败给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在美国的任何一次大选中,通货膨胀都未曾成为最大的选举议题。换言之,在过去44年里,几乎不可能基于数据分析和预测通货膨胀在此次大选中可能产生的政治破坏力。众所周知,1980年“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结束了自1932年罗斯福当选以来建立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时代。自1800年杰斐逊当选(Revolution of 1800)以来,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都不知道也不承认“积极政府”的概念。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提出了联邦政府能够直接帮助国民的政策和信息。在此过程中,民众对行政部门和总统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新政联盟通过罗斯福的四次连任和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公平施政(Fair Deal)政策,重塑了美国政治格局。此外,新政联盟的巩固不仅体现在政策层面,也体现在构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以保证今后选举胜利的层面。动员城市居民、黑人选民、犹太裔美国人、女性和青年群体而形成的新政选举联盟,此后成为民主党在美国总统选举战略以及维持国会权力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效的官僚体系因运作臃肿而受到批评,并被视为过度政府干预,最终在1980年的“里根革命”中被视为问题而非解决方案。此次大选涉及两个值得思考的方面。
图4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比较
来源:270 To Win 2024.
第一,特朗普正通过名为“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的机构提出改革联邦官僚体系。这与围绕美国国家性质的长期争论有关,在“弱国(Week State)”对“强国(Strong State)”的争论之后,“深层国家(Deep State)”概念正在凸显。这无疑是共和党政权一贯提出的问题,正如斯科罗内克等人(Skowronek, Dearborn, and King 2021)所指出的,所有总统都希望建立自己的行政部门。然而,基于第一任期经验,特朗普带着第二任期最大的改革议题出现,其未来的动向意义深远。特朗普坚信在其第一任期内,未完成的 인사组织和现有体制内人士阻碍了他的统治,因此在竞选期间,他曾将“深层国家、战争贩子(warmonger)和全球主义者(globalists)”列为执政后要清除的对象。联邦行政部门改革问题,涉及国会的权力委托(delegation)、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公务员的中立义务与保护以及民主责任,以及围绕机构争议的司法判决和主张等,无疑是涵盖美国政治整体的重大问题(Crouch, Rozell, and Sollenberger 2020)。“深层国家”争论与单一行政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一起,预计将成为今后美国政治学的主要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由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与特朗普一样难以预测的人物主导该委员会(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两位联合主席已通过《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投稿阐述了放松管制、裁减人员、降低成本等立场,其今后的动向预计将十分执着。
图5 2024年美国大选与特朗普支持率变化
来源:《纽约时报》2024.
第二,如果说1980年里根的胜利通过攻击新政联盟的一翼——积极政府概念,将美国政治拉回了小政府时代,那么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候选人的胜利则动摇了新政联盟的另一翼——身份政治,这一点颇为有趣(徐正建 2019)。事实上,即使在1980年和1984年共和党大胜之后,身份政治战略也一直稳固地延续到2008年奥巴马大选。少数族裔、女性、青年选票基本以70%对30%以上的比例倾向民主党,并成为民主党的基础。然而,以舒默(Chuck Schumer)为代表的民主党与华尔街的勾结、与工会的联系减弱、围绕气候危机的精英主义(elitism)的可能性等,在2008年黑人总统的出现和2016年局外人特朗普的出现之后,促使白人劳动者选民转向共和党。当然,对于此次大选中特朗普候选人获得过半数拉丁裔男性支持以及黑人男性选民支持率上升,尚难做出草率的判断。鉴于民主党候选人是黑人女性,且非法移民问题尖锐,很难将拉丁裔男性选民的票选变化视为永久性的。尽管如此,此次特朗普当选所形成的性别(gender)与人种(race)的结合问题,预计将为今后美国政治带来重要启示。图5展示了特朗普在居住地、人种、学历、产业、世代(从左上顺时针方向)等所有领域支持率的增长。
要预测2024年美国大选是否会成为历史上的重大选举(critical election),现在显然为时过早。纵观美国历史,学者们普遍认同的重大选举大致以平均约40年为一个周期,可以考虑以下总统大选。1800年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选举,确立了以州政府为中心而非联邦政府的美国政治回归与持续;1828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选举,构建了以大众而非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和选举体系;1860年林肯(Abraham Lincoln)选举,创建了共和党,并引发了此后前所未有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并建立了共和党一党体制;1896年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选举,阻止了民粹主义,确立了以产业和金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方向;1932年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选举,首次引入积极政府概念,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与市场、权力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以及1980年里根选举,通过打破新政联盟,开创了减税和强大国防的传统保守主义小政府时代。这些都被称为重大选举。2024年美国大选在时间上恰好是继1984年里根的压倒性连任成功40年后的选举。如前所述,如果说里根大选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小政府回归的重大选举,那么此次特朗普选举是否是现实层面的身份政治弱化的重大选举,则有待今后的研究和讨论。这也可以与1860年林肯选举实现了从杰克逊民主党时代向共和党全盛时期的转变,以及1896年麦金莱选举动摇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主导的民主党民粹主义相类比。
展望特朗普时代,在明年的第119届参议院中,对于特朗普内阁的任命批准程序,以及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延期或《通胀削减法案》的(缩减)废除等重要法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50人赞成就可。反过来看,要阻止特朗普内阁的任命批准或否决简单多数法案,则需要4名共和党参议员。这4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所谓的“C2M2”议员。即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 R-ME)、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 R-LA)、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 R-KY)和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 R-AK)。其中,柯林斯、卡西迪、穆尔科斯基三位参议员在2021年2月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案中投了赞成票。麦康奈尔参议员是2026年退休的传统派议员,曾与特朗普多次发生对立。其中,柯林斯和卡西迪参议员需要在2026年参加选举,柯林斯参议员所代表的核心州是哈里斯获胜的州。卡西迪参议员所代表的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实行所谓的丛林初选(jungle primary)制度,卡西迪参议员在初选中落马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受特朗普压力的影响较小。简而言之,如果这4名共和党参议员团结一致投反对票,可能会影响特朗普的议程。不过,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需要保住20个现任议席,民主党需要保住13个现任议席,但共和党方面连任不确定的议员只有柯林斯和汤姆·提利斯(Thom Tillis, R-NC)两人。相比之下,民主党方面有奥索夫(Jon Ossoff, D-GA)和彼得斯(Gary Peters, D-MI)等人,因此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内,至少联邦参议院将维持共和党多数党地位。
III. 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展望的政治学
要正确理解2024年美国大选的意义并据此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需要时间,今后还需要对此次总统大选的各种实证资料进行更多分析。2024年大选的总得票率目前连美联社(AP News)的预测和库克报告(Cook Report)的数据都存在差异。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甚至在就职前就已引发无数争议的忠诚派人事任命将带来何种影响,也难以估量。特朗普主导下的“团结政府(unified government)”无疑将于明年1月开始,但第一任期内,最初的两年,即2017年和2018年,也是团结政府时期。当时,特朗普总统以行政命令为主导的政治、通过推特传递混乱信息的政治,以及与金正恩委员长的新加坡会晤等自上而下(top-down)的政治方式,展现了与美国政治体系无关的领导力。预测在短短四年内,以忠诚派填补的内阁为中心纵横捭阖的特朗普的动向是困难的。尽管如此,为了展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仍需要系统性的 접근。
第一,分析和预测特朗普的政策优先事项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根据宪法第22修正案无法参加2028年大选的四年任期内的特朗普总统时代。一般预测,移民问题将是首要任务。他已经任命了负责处理移民问题的白宫协调员(czar),并且他最亲近的助手米勒(Steve Miller)也将发挥主导作用。乌克兰战争也是优先事项,但这需要时间,因为还存在俄罗斯的普京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这两位主要行为者在战争选择方面的问题。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属于政策优先事项。特朗普相信关税是最佳政策工具,他将以此为武器针对中国,这也是总统能够轻易展示积极政治领导力的对象。这些都暗示着朝鲜问题可能不是优先事项。此外,朝鲜问题要与特朗普的政策挂钩,需要经过“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程序,在上次朝美首脑会晤后,这一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被省略,以及特朗普能否突然将其议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看点。
另一方面,与一些分析不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相关权限与跛鸭(lame-duck)现象关系不大。传统上,连任总统的权力时间通常被认为仅限于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左右。第二个任年有总统所属政党表现不佳的中期选举,从第三年开始,所有媒体和党内事务都将关注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析主要局限于总统与国会相关的国内政治。小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连任后的第一年,即2005年,曾试图通过利用股市进行部分私有化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但以失败告终。像这样,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连任总统的权力中,跛鸭现象通常会比较快地出现。然而,在外交政策领域,总统通常会积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的功绩(legacy)。例如,克林顿总统的对朝温和政策和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政策,都是在其连任的最后一个任期内完成的。因此,移民政策、税收政策、联邦政府改革等对我们来说不太重要的美国国内议题,在团结政府时期,特朗普很可能在期中选举前强力推进;而涉及安全和贸易的对外政策,则更准确的看法是特朗普将在其四年任期内一直掌控。
第二,一旦确定了特朗普的政策优先事项,就需要分析这些是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执行的,还是需要国会批准或废除的。例如,关于关税的征收,如普遍所知,对中国征收60%以上的关税政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实现。但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则可能因程序上的瑕疵而被进步派联邦法官(federal judge)下达执行禁令。在移民政策方面,像驱逐非法移民这样的激进政策,可以在行政部门主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实现,但司法部门的制约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将难民身份申请严格化的法案,由于适用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可能难以立法。同样,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的《半导体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也因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而难以废除。关于《通胀削减法案》,虽然可以通过简单多数废除,但由于其惠及的地区集中在共和党选区,面临政治上的复杂局面。像这样,特朗普的政策是会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进,还是会与国会和司法部门产生联系,将决定具体政策的成功可能性。总之,特朗普的另一个四年任期是否会成为美国政治“彻底变革(transformation)”的时期,还是会成为被跳过四年后又一次“异常(aberration)”的时期,判断这一点需要像分析美国政治的所有案例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做出。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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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h, Matthew, Keith Collins, Robert Gebeloff, Malika Khurana and Zach Levitt. 2024. “Election Results Show a Red Shift Across the U.S. in 2024.”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https://www.nytimes.com/...shif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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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To Win. 2024.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teractive Map.” https://www.270towin.com/.
■ 徐正建_庆熙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
■ 负责人及编辑:李素英, EAI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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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使用 AI 从韩语原文翻译而来,部分译文或语感可能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