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战争与韩国的选择系列] ⑤ 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金融相互依存的强化：悖论抑或武器化的序幕？

I. 序论

美国和中国，被认为是争夺世界秩序霸权的对手，最近却在加强金融相互依存，这该如何理解？中国为了通过国内金融产业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化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于2019年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并从2020年开始正式实施，大规模吸引海外投资。美国金融公司也积极响应，签署了多项投资协议并进行了巨额投资。[2]美国金融公司对华投资，从表面上看，可以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框架下日常的投资交易。但另一方面，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经过特朗普和拜登总统时期，美国一直在逐步加强对华经济施压以遏制中国崛起，但却对可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国金融公司投资未采取任何措施，这一点显得有些反常。中国也可能面临巨额美国金融资本涌入、积累巨额财富并最终左右中国经济的风险。尽管存在这种可能性，中国仍积极吸引美国资本，这同样并非易事。

事实上，美国的对华经济施压政策一直在加强。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发布《国家出口倡议》，并积极推动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国际贸易秩序。同年，美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权限，敲响了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警钟，并开始制衡“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总统则更加直接地将矛头指向中国。美国以2017年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犯的贸易政策议程为开端，于2018年对中国商品加征大规模关税。同年8月，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此外，美国通过《综合贸易法》和《贸易促进法》，于2019年继1994年之后时隔15年再次将中国指定为汇率操纵国。特朗普政府还限制中国企业利用美国股市。美国限制养老基金购买中国企业股票，并加强了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会计等监管要求。通过收紧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IPO）规定，使中国中小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变得更加困难（金治旭 2020）。2021年上任的拜登政府，以印太战略为首，在维持上述对华制裁的同时，通过“民主同盟”的框架，进一步孤立中国，尤其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半导体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芯片四联盟（Chip 4 Alliance）等是美国对华技术管制政策的代表。中国也通过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等多种途径应对美国的施压政策，近期还因对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Micron）处以罚款、实施矿产管制等措施而与美国产生摩擦。

霸权竞争背景下中美金融相互依存的加深，可能正是“敌对共犯”的典型表现。这种解释方式的核心在于，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内政治利益，将他国构建为安全威胁以获取或维持政权（林智贤 2005）。敌对共犯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意义地解释中美金融相互依存的现象。首先，自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严重，反华情绪几乎成为唯一能将美国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点，形成了对华敌对的舆论格局。因此，有分析认为，美国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们通过竞争性地站在反华前沿来巩固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中国也正经历从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到习近平主席实现史无前例的三连任，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敌视美国来谋求国内政治稳定。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基于敌对共犯论的解释，中美贸易额在2020年后连续三年增长，到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615亿美元。这无疑与两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的喧嚣政治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中美之间的尖端技术竞争也与“脱钩”相去甚远。2022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的电子集成电路为1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4.55%，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电子集成电路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加。2015年至2021年间，美国投资者向中国的251家人工智能企业投资了400.2亿美元，占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总额的37%（李勇宰 2023, 4）。这些数据表明，美国政界关于对华言论不得不从“脱钩”转向“去风险”（De-risking）是有原因的。[3]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金融相互依存的增加或许并非例外或特殊情况。

本文在不排除“敌对共犯论”作为中美金融关系的一种假说的前提下，旨在探讨这种相互依存如何可能根据国际政治走向和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被武器化。从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罗伯特·科恩（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到近期的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国际政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不对称经济相互依存如何可能被用作政治杠杆。本文将基于这些理论和金融国家战略论（Theory of Financial Statecraft），探讨中美金融相互依存加深的问题。换言之，本文旨在以“影响力效应”（Influence Effect）、“敏感性”（Sensibil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全景监控效应”（Panopticon Effect）、“扼喉效应”（Choke Point Effect）等概念为关键词，探索美国和中国可能武器化金融相互依存的战略和机制。中美金融相互依存的加深才刚刚开始，尚缺乏足够的经验数据和先行研究来提供完善的解释。因此，本文的分析具有旨在提供说服力的试论性质。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章第一节将简要回顾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特别是《外商投资法》。第二节将考察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后，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和进入现状。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将探讨美国和中国如何可能利用日益增长的双边金融相互依存作为政治杠杆或战略性武器化。最后，第四章将总结中美金融相互依存对韩国金融国家战略的含义和启示。

II.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与美国的对华投资现状

1.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历史与2020年《外商投资法》

中国开始向外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4]在此之前，中国只允许少数外资银行设立代表处开展业务。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将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追求经济发展，这带来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以及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扩大。截至1985年底，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外资银行有157家，外资银行数量为17家。这一时期的中国金融开放措施以在上海等试点地区开放为特点。据评估，随着中国在1994-1997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外资金融公司和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大幅增加。

中国在完善国内金融制度并提升金融开放质量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为满足WTO入盟条件，中国修订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并开始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所有国内金融市场。然而，截至2017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更多地体现在监管而非开放本身。中国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加强了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例如，规定外资银行存贷比须符合75%），并推迟了关于在中国股市引入卖空和融资融券的讨论。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与金融自由化相匹配的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措施是在2017年之后。2017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成为讨论议题，随后在2018年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的开幕演讲中确认了这一点，金融自由化由此加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次日（4月11日）公布了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三大原则和开放路线图。三大原则如下：第一，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第二，同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可兑换。第三，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将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与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易纲行长还提出了分201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实施的开放路线图。

在此三大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在2019年密集出台了具体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不久前逝世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宣布，中国将取消此前在证券、期货、保险领域对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并于2020年全面取消。随后，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7月20日发布了《关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通知》，公布了扩大银行、证券、保险市场开放的11条新措施。根据这些措施，外国投资公司在中国境内可以设立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子公司或作为控股股东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并获得了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债券发行资格。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条件大幅放宽，并决定于2020年取消对人身保险的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中国全面提升了证券、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对外资的投资保护和资金便利性。中国政府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取消了持股限制，并允许外资独资或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和外汇经纪公司。此外，还缩短了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控股比例转换时间（从2021年提前至2020年），允许这些公司实现控股（51%），并实施了到2023年以后完全取消持股限制的金融自由化放宽措施（安裕华 2020）。此外，允许外国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发行所有种类债券的信用评级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10月10日至11日，中美两国在中美进行激烈贸易争端之际，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高层会谈，中国在此次会谈中宣布了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推进的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措施作为主要成果。换言之，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与金融密切合作并存的局面。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国务院接连出台了后续措施。国务院于2019年10月15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过这两份文件，中国为未来实施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奠定了法律基础，并明确了具体的开放内容。同年11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该文件公布了进一步取消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外商投资企业业务范围限制的措施，确认了中国当局加速金融市场开放的意愿。

让我们更详细地审视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核心的《外商投资法》及其 시행 带来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变化。[5]中国于2019年3月15日制定了新的外商投资管理法规《外商投资法》，该法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开始实施。中国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宣称要对外国投资实行更加开放、公平和透明的管理。在此方面，《外商投资法》包含两项核心内容：第一，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第二，通过负面清单制度管理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项目。

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是指给予外国投资者与本国国民同等的民事权利。首先，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法人时，适用与内资企业相同的程序和标准。除负面清单中的行业外，外国企业可以像内资企业一样，在法人设立后向工商局进行登记。公司的治理结构也适用与内资企业相同的标准，即《公司法》，因此可以在未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向第三方转让股份。资本金制度也允许按照与内资企业相同的标准运营法人。外国企业在行业准入审批程序上也与内资企业享有相同的审查标准和审批时限。

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表明中国政府未来将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这体现了其意愿和决心。这是因为负面清单制度比正面清单制度的限制更少。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是一种通过列出投资禁止或限制项目来特别管理外国投资的制度，管理对象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间接投资（收购中国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再投资行为。《负面清单》管理被评价为国际上通用的促进投资流入的制度，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采纳。中国政府自1995年起发布包含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国投资进行管理。中国每3-4年修订一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总共修订10次后，于2019年被上述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措施所取代。负面清单中的限制和禁止项目数量持续减少：2018年为48个，2019年为40个，2020年为33个，2021年为31个（《KOTRA海外市场新闻》 2022/05/26）。

总而言之，中国近期大幅放宽金融市场，扩大了国内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以2019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为基础，正在推进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扩大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及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金艺敬 2019）。中国政府通过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11条新规，甚至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了信用评级业务。这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落实其将国内金融事业作为中国经济新增长动力的观点。

2. 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现状

如前所述，中国从2017年左右开始对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本节将考察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为应对中国金融自由化措施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我们将从金融投资的核心三个领域进行考察。首先是海外资本对中国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这里的直接投资是指海外资本作为控股股东通过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运营中国金融公司。第二个领域是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国内股票和债券的投资。最后是海外资本进入中国保险业的内容。我们可以确认，在所有三个领域，海外投资者都积极利用了中国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进行投资。但是，在股票和债券领域，虽然总体上海外投资大幅增加，但也观察到海外投资随着中国与对外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波动。

首先，是海外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直接投资现状。瑞银证券（UBS Securities）于2018年11月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家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随后，2019年4月，摩根大通证券（J.P. Morgan Securities）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Nomura Oriental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获得证监会批准，成为外资控股股东（51%）的证券公司（赵高云 2019, 18）。2021年8月，摩根大通（J.P. Morgan）成为首家外资独资（持股100%）设立的证券公司，同年10月，高盛（Goldman Sachs）也获得了100%控股中国证券公司的批准（李志勋 2022）。海外投资也进入了信用评级业务。标准普尔（S&P）北京子公司于2019年1月成为中国首家可在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级业务的外资信用评级公司。随后，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也在北京设立了子公司，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均已在中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海外资本也开始投资中国境内的期货公司。截至2019年，中国已有两家外资合资期货公司，即银河期货和摩根大通期货。其中，银河期货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持股16.68%，摩根大通期货的摩根大通持股49%（赵高云 2019, 18）。

接下来是海外资本对中国境内股票和债券的投资现状。中国政府在2017年之前也曾通过沪港通（2014年11月开通）、深港通（2016年12月开通）、债券通（2017年6月开通）等方式吸引外国投资。[6]海外投资者因此稳步进入中国股票债券市场，并在2017年后大幅增加了投资。截至2019年11月6日，通过沪港通的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投资额（累计）为7084亿元人民币，较2017年1月3日增长了175%。[7]通过深港通的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投资额（累计）也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截至2019年11月6日为4686亿元人民币，与2016年12月5日相比增长了约170倍，与2019年1月2日相比增长了约58%，投资大幅增加。在债券方面，截至2019年9月，海外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金额为211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赵高云 2019, 20）。[8]通过股票的外国对华投资（累计）也显示出大幅增长。截至2019年11月6日，投资额为4686亿元人民币，与2016年12月5日相比增长了约170倍，与2019年1月2日相比增长了约58%，投资大幅增加。在债券方面，截至2019年9月，外国持有的中国债券为211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赵高云2019，20）。

<图 1> 沪港通及深港通累计投资额变动趋势

来源：赵高云 2019

<图 2> 海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金额变动趋势

来源：赵高云 2019, 20

在此趋势下，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海外投资在2020年以后继续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20年，中国整体股票和债券市值的外国投资者比重分别达到3.6%和3.8%，创下历史新高（李志勋 2020, 2）。2017年，外国投资者比重分别为股票2.2%，债券2.4%。仅看2020年一年，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从1月的2.2万亿元人民币增至11月的3.9万亿元人民币（《京乡新闻》 2020/12/14）。2021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加剧、中国政府加强企业监管等不利因素，外国投资者仍继续增持中国股票和债券。2021年，中国整体股票和债券市值的外国投资者比重超过了2020年的记录，分别为4.7%和4.1%（李志勋 2022；见下文<图 3>）。2020年至2021年间流入新兴市场的海外金融市场投资资金中，约有70%集中在中国。2023年1月，海外资金流入中国股市的月度流入量创下历史新高。1月份净流入1413亿元人民币（约合27万亿韩元），远超此前月度最大净流入量2021年12月的890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韩元）。2023年1月至3月，累计净流入中国股市的海外资金达1866亿元人民币（约合36万亿韩元）。这超过了2022年全年净流入额900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韩元）的两倍以上（《月刊中央》 2023/4/17）。

<图 3> 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证券余额（10亿人民币）

来源：李志勋 2022, 2

2023年中期以后，受中国经济低迷以及恒大（Evergrande）、碧桂园等大型房地产公司面临破产危机的影响，海外资金曾一度大规模撤离中国股市。然而，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多数美国大型金融公司均表示，预计中国经济将实现稳定、中长期的增长，并维持扩大对华投资的战略方针（《首尔经济》 2023/9/7）。例如，咨询公司Oliver Wyman预测，中国资产管理市场规模将从2019年的16.2万亿美元（约合18054万亿韩元）增长到2023年的30万亿美元（约合33454万亿韩元），增幅为85.2%（《朝鲜日报》 2021/8/9）。像这样，美国主要金融公司正在加速进入作为仅次于美国、未来将进一步发展的世界第二大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

最后是海外投资进入中国保险业的现状。[9]2018年，中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拓展业务。Standard Life在中国新设了保险公司。此前已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安联（Allianz）、安盛（AXA）、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丘博（Chubb）、友邦保险（AIA）、ERGO等公司，为扩大在华业务，积极寻求收购中国保险公司或合资保险公司中的中国股东股权。安联于2018年首次设立了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并于2020年收购了中国太保集团4%的股份。安盛于2019年收购了合资财产保险公司的中国股东股权，开始独立运营一家财产保险公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计划于2020年收购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国股东的全部股权。丘博从华泰保险集团的中国股东手中收购了15.3%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46.2%）。友邦保险于2020年将其中国分公司转为中国法人，并于2021年宣布计划收购中国邮政人寿保险公司25%的股份。在中国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ERGO于2021年收购了泰山财产保险公司25%的股份，也进入了财产保险业务。

General Re Corporation、Swiss Re Group、Hannover Re等再保险公司，看好中国政府开放保险市场带来的中国原保险市场的增长潜力，分别增加了其中国分公司的资本金。Korean Re和AXA XL主营再保险业务，分别设立了中国分公司和中国法人。总而言之，自2018年以来，外国保险公司积极拓展在华业务，其结果是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有所上升。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8.1%和1.9%分别增长到2020年的10.0%和2.6%。

<表 1> 2018年以来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业务动向

III. 中美金融相互依存与武器化动态

令人讽刺的是，自2018年以来，尽管两国矛盾日益加深，但中美金融关系却愈发巩固。如前所述，中国正在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化，而美国顶尖金融公司也积极响应。不少预测认为，中美金融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速。被誉为“华尔街之王”的摩根大通董事长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21年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强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遇之一”（《朝鲜日报》 2021/8/9）。不久前去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也评价中国经济称，“未来20年，其前景将优于大多数其他大型经济体。首先，中国的领先企业非常强大，实际上比任何其他企业都优秀，而且股价低廉”（《联合新闻》 2023/11/1）。考虑到中国政府计划将目前相当于美国资本市场三分之一规模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与美国匹敌的水平，美国金融企业继续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这种金融相互依存的强化可能成为对大国施加影响力的战略工具。事实上，中美金融相互依存可能根据未来中美竞争的走向而被战略化利用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例如，前述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是为了反驳美国国内对其大规模对华投资的负面舆论。戴蒙辩称，“我是爱国者，摩根大通遵循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利益”（《朝鲜日报》 2021/8/9）。这意味着，当相互依存不对称时，优势国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相互依存将其武器化，作为迫使或压迫劣势国的手段。因此，不对称相互依存与政治杠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鉴于篇幅限制，下面将简要回顾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提供的核心假设应用于中美金融相互依存。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通过“影响力效应”（Influence Effect）的概念，论证了强国（纳粹德国）如何利用不对称相互依存来影响弱国（德国的贸易伙伴东欧国家）（Hirshman 1969）。第一种机制是关于经济规模。当贸易中断时，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比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遭受的损失更大，强国可以利用这一点通过贸易管制或中断等方式向弱小的贸易伙伴施压。第二种机制是弱国内部政治势力对强国政策的协调。当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持续下去时，以与强国贸易关系为自身利益核心的国内政治势力会在弱国内部崛起。这些势力会通过国内政治进程，自发地代表强国的立场。第二种机制是中国可以积极利用的战略。例如，美国顶尖半导体企业英伟达（Nvidia）、高通（Qualcomm）、英特尔（Intel）等近期要求美国政府放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贝莎妮·艾伦（Bethany Allen）在其近期著作中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促使美国企业向美国政府施压（Allen 2023）。

罗伯特·科恩（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通过概念化“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论证了相互依存如何可能成为战略对象（Keohane and Nye 1977）。敏感性是指，在相互依存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变化对另一个国家产生影响的速度和规模。脆弱性则关系到在外部条件变化导致相互依存关系中断时，是否存在替代方案以及替代成本。敏感性可以与赫希曼的第二种机制联系起来。强国可以通过推动能够敏感影响弱国内部特定势力利益的政策变化，来诱导这些势力为了符合强国偏好而付出政治努力。脆弱性则关键在于现有相互依存关系是否存在替代方案以及替代成本。只要中美两国将金融资本的积累视为国家利益，两国就会努力在敏感性和脆弱性方面占据优势。

在此研究基础上，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近期主张相互依存可以被武器化（Farrell and Newman 2019）。他们利用网络理论，揭示了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网络如何可能被用作政治杠杆。武器化成功的关键在于谁掌握了经济网络内部的中心节点（Central Nod）。掌握中心节点的国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压倒其他国家。

首先，中心节点国家可以利用、调整、操纵经济网络内部的信息流，以实现本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向对方施加压力（全景监控效应）。其次是“扼喉效应”（Choke Point Effect）。中心节点国家可以瞄准对方经济的要害，通过金融制裁、贸易制裁、排除价值链供应链等方式强制或威胁对方，以实现本国意愿。这正是针对对方脆弱性的攻击。根据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的说法，中心节点国家容易陷入利用其掌控的经济网络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诱惑（James 2021）。这表明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全景监控效应”和“扼喉效应”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另一方面，也存在逆风。当某个经济网络被武器化时，相关国家会将其视为威胁并开始寻求替代方案（例如，寻求非美元贸易结算、投资结算，以及寻找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替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方案）。这会削弱中心节点国家的网络力量。[10]

根据法雷尔和纽曼的观点，中美两国预计将在相互制衡中争夺未来双边金融网络乃至系统性全球金融网络的信息流。此外，中美两国在深化金融相互依存的同时，将不断寻找能够攻击对方“扼喉点”的环节，并努力弥补本国金融网络的脆弱性。

托马斯·奥特利（Thomas Oatley）更进一步，通过对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多个案例的分析，提出了美国可以利用全球金融网络实现“扼喉效应”（Choke Point Effect）的三种条件（Oatley 2021）。奥特利通过判断敌对国家是否顺应美国的政策来判断“扼喉效应”是否存在。奥特利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中心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美国开始系统性地将金融相互依存武器化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在此过程中，美国发现了一个新的机制：外国银行在与美国银行进行交易并重视美元的获取渠道时，大多会顺应美国的金融制裁。[11]

2006年，美国制裁了位于澳门的德拉银行（Banco Delta Asia），以迫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朝鲜随后重返了会谈。2011年，美国威胁将伊朗银行排除在SWIFT之外，以此迫使伊朗重返核谈判，伊朗最终重返了谈判。然而，美国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并未取得成功。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美国制裁了俄罗斯银行，并威胁将其排除在SWIFT之外，但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制裁很快结束。奥特利分析认为，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西欧国家对俄罗斯制裁持犹豫态度，削弱了制裁效果。基于这些分析，奥特利将美国金融制裁的成功条件归纳为三点。第一，被制裁对象是小型银行或小型国家（对朝鲜和伊朗成功；对俄罗斯失败）。第二，被制裁对象不拥有可以对美国施加“替代性扼喉”（Alternative Choke Point）的能力。第三，当被制裁对象是俄罗斯这样的强国时，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金融制裁的手段和方法上达成一致。[12]

从美中关系的角度反思奥特利的分析，最终指向的是全球货币竞争。美国之所以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中心节点，是因为美元体系。中国不会轻易放弃自2009年以来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而美国将不遗余力地捍卫美元体系（Cohen 2019; Germain and Schwartz 2017; Schwartz 2019; 李勇旭 2020）。同时，双方将积极寻求“替代性扼喉”以应对对方的“扼喉”攻势。

总而言之，美国和中国将在中长期内并行推进金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正如斯蒂尔和利坦（Steil and Litan 2008, 193）将金融战定义为“作为经济战战略的一种，为军事和外交目的控制资本流动”，美国和中国将战略性地管理两国间的资本流动。美国和中国将构建并实施包括赫希曼的“影响力效应”、科恩和奈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法雷尔和纽曼的“全景敞视效应”以及“扼喉效应”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金融战战略。

四、美中金融相互依存对韩国金融战战略的启示

至此，我们探讨了美中金融相互依存的现状以及两国未来可能采取的金融战战略。由于美中金融相互依存的深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其未来方向难以轻易预测。因此，对韩国金融战战略的含义或启示也必然受到具体性的限制。基于本文内容，将简要论述三点。

首先，需要注意相互依存、脱钩、去风险化是并存的，过分偏向某一方向可能忽视正在发生的经验事实。必须将各种金融指标、美中两国的政策论述、实际政策以及国内政治格局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富有洞察力的未来预测，并系统地准备政策应对。不仅要关注美中两国的双边金融关系，还要构建能够衡量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网络力量的模型并持续监测。

其次，有必要将韩国的“中枢国”外交应用于金融领域，并与欧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建立信息共享和集体政策应对机制。这些国家与韩国一样，虽然深受美中战略竞争的影响，但反过来也能对美中两国的战略计算方式产生有意义的改变。鉴于它们都是G20成员国，可以像以前的MIKTA一样，在G20内部作为“中枢国金融战战略集团”开展活动。

最后，韩国的金融战战略应同时考虑双边关系和系统或体制层面，并制定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Armijo and Katada 2015）。韩国应分别与美国和中国设计双边金融关系。此外，当美中两国展开全球金融体系竞争时，韩国应明确自身立场。■

五、附录

1. 外国直接投资吸引趋势

《图4》外国直接投资吸引趋势

来源：KOTRA海外市场新闻 2022/5/26

《图5》2010-2020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来源：KOTRA海外市场新闻 202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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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得到了高丽大学（K2309711）的研究支持。

[2] 如后所述，美国金融公司对华投资因中国经济状况和政治风险等因素而起伏不定，但以2019年为前后进行的投资增加形成了一个趋势。

[3] 以工厂投资等为代表的FDI投资流入，中国在202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并在2021年1月至10月期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4%。参见附录1、2。李志勋（2022）评论说，最近的现象让人联想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十余年的爆炸性外资流入时期。

[4] 以下内容根据赵高云（2019）的论述进行总结。赵高云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分为四个时期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至2001年之前，加入WTO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及2017年之后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中国金融自由化政策。另请参阅徐峰桥（2018）。

[5] 以下是根据金润国（2021）的分析总结的内容。

[6] 中国股市的外国资金自2014年以来每年都在净流入，从未出现过净流出。

[7]沪股通是指通过香港交易所的委托账户买卖上海交易所股票的制度，是香港人或外国人交易中国上海交易所股票时使用的术语。

[8]港股通是指通过香港交易所的委托账户买卖深圳交易所股票的制度，是香港人或外国人交易中国深圳交易所股票时使用的术语。

[9]以下是参考李素阳（2021）的总结。

[10]詹姆斯通过19世纪末金本位制下英国政府利用作为世界经济汇票（Bill of Exchange）交易中心的伦敦，通过“全景敞视监视器”和“扼住咽喉”的案例，展示了经济网络武器化的反作用力。英国政府利用汇票交易提供的贸易和生产信息，对德国和美国等施加经济压力并取得了成果。然而，作为反作用力，暴露于英国政府汇票交易武器化的德国、美国等为了加以控制，开始设立本国中央银行，铺平了不依赖伦敦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和国内资产利用的道路。这最终导致了伦敦在英国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的削弱。

[11]关于美国金融制裁的综合研究请参考斯基塔·广树（2021）。

[12]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尽管美国和西欧国家与2014年不同，共同实施了将俄罗斯银行排除出SWIFT等大规模俄罗斯金融制裁，但扼住咽喉的效果并不大。从大量进口俄罗斯原油、天然气的中国、印度等起到了缓冲作用来看，第三个条件需要结合科恩和奈的脆弱性（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和替代成本）进行仔细斟酌。

■ 李勇旭 _高丽大学教授。

■ 负责人及编辑： 李周妍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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