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战争与韩国的选择系列] ① 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以中美经济战争为例

Ⅰ. 前言

随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状态，关于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关注度空前高涨。进入21世纪，两国间贸易和投资的持续扩大曾是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脱钩”（decoupling）——即经济相互依存的缩减或切断——的尝试在各地此起彼伏。美国和中国提高了对彼此的关税壁垒，限制投资，并扩大了对关键技术的管控。其影响不仅波及两国经济，也冲击着与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的第三国，威胁着全球的安全与繁荣。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竞争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是否能够并存？经济相互依存在多大程度上会引发安全冲突？如果经济与安全相互关联，其国际和国内基础是什么？经济-安全关联的强度和方向是否在变化？中美两国今后的变化方向是趋向“脱钩”吗？

对韩国而言，美国和中国既是两大贸易伙伴、构成跨国供应链的核心伙伴，也是安保上具有生死攸关重要性的大国。因此，两国间战略竞争若演变为贸易战和技术战，韩国面临的经济和战略困境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在2010年代，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韩国在美方要求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时，因顾忌中国反对而消极应对；在美方要求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时，又因担忧美国反对而犹豫不决直至最后关头；并不得不承受因部署美国“萨德”（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反导系统而招致的中国经济报复（Sohn 2019）。最近，随着美国实施旨在降低战略产业领域对华依赖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和《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韩国正面临被要求削减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美经济战争的性质和走向，首先对经济-安全关联（nexus），更具体地说是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然后以2010年代中叶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为案例追踪其变化轨迹，并通过中美“脱钩”与“去风险”（de-risking）的争论，提出对韩国的实践性启示。

Ⅱ. 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系

进入21世纪，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推进，通过跨越国界的资本、商品、服务、信息、人力资源的流动（flow），供应链（supply chain）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各国都被卷入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网路。与此同时，经济相互依存的收益分配不均，导致了赢家和输家，并引发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冲突。围绕贫富差距和社会再分配的社会、政治冲突蔓延，甚至出现了寻找外部敌人进行对抗的情况（Eichengreen 2018）。另一方面，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导致了大国战略竞争，这为各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调节、利用、滥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诱因。特别是对于决定国家间经济、战略优势的关键尖端技术，由于其兼具民用和军用性质，如何保护、培育并在地缘政治层面保持优势，已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挑战。

因此，随着全球化、战略竞争和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关联，更具体地说，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联的问题，在现实中变得日益重要。[1]关于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系，存在两种理论观点。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能够推动政治合作关系（Doyle 1997, Ch.8; Oneal and Russett 1997）。即，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加，私人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层面的接触和沟通日益频繁，从而营造了政治合作的环境。更精妙的论点是，当对外经济交易带来经济利益时，利益相关者就会支持与该国进行政治、军事合作。他们认为，政治风险或冲突会威胁到贸易带来的收益，因此会向决策者施压，要求其避免政治、军事冲突。总之，自由主义论点的核心是，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关系（Keohane 1990）。

与之相反，现实主义传统则认为，经济接触的增加会成为安全冲突的诱因，因此国家拥有缩减对外贸易的政治正当性。代表人物吉尔平（Gilpin 1981）认为，贸易（或经济相互依存）的收益在国家间分配不均，这会改变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并成为军事冲突的原因。也就是说，由于相互依存带来的非经济外部效应，各国才会选择性地追求相互依存（Grieco 1988; Gowa 1994）。具体而言，赫希曼（Hirschman 1945）在其著作《国家实力与对外贸易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通过分析不对称相互依存的政治后果，提出了强制效应（coercion effect）和影响效应（influence effect）的概念。前者是指在具有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中，依赖程度较低的国家对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施加的经济强制效果；后者是指不对称相互依存改变社会行为体的经济诱因，从而影响国内政治，进而重新定义国家利益的效果。总之，一个国家的经济越依赖对外贸易，一旦贸易流（flow）的连接被切断，其损失就越大，因此该国会变得对对方的利益更加敏感，并根据自身脆弱性（vulnerability）来调整外交政策。

在此，关键在于政治·安保上敏感的对外交易流的连通性（connectivity）。当连通性得到稳定保障时，国家可以在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当存在保障连通性的稳固的国际制度（如自由贸易协定）时，即使存在政治冲突，“政经分离”也能得以维持，从而保持经济相互依存。反之，如果连通性脆弱，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就会相互冲突，导致要么为了地缘政治、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要么为了扩大经济利益而妥协地缘政治、政治利益。此外，正如法瑞尔（Farrell）和纽曼（Newman）所指出的，特定国家可以利用其在对方脆弱性方面的优势/剥削地位，通过“武器化”经济手段来影响对方的外交政策（Farrell and Newman 2019）。他们利用在高度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攻击他国的要害（chokepoint）。

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是所谓的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的主要手段。地缘经济学是指利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根据博尔德温（Baldwin）的说法，这也是为了追求外交政策目标而选择经济手段的“经济国家能力”（economic statecraft）（Baldwin 1985）。2010年代以来，地缘经济学在国际政治中全面崛起，其背景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及其反作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的增加，在为相关行为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使得特定国家利用这一点进行战略操作的诱因增大。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和哈里斯（Harris）强调，地缘经济权力已成为外交舞台的主要手段，并指出特别是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俄罗斯等国，正利用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的威力，追求扩大势力范围的战略，并要求美国做出地缘经济战略应对（Blackwell and Harris 2017）。

在此，作为相互依存武器的出口管制或进口管制、金融制裁的启动，也会限制本国企业或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从而导致特定群体的经济损失。例如，当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时，与中国交易比重较大的美国企业会向本国政府请愿，要求减少损失。为此，政府为了使地缘经济手段，特别是切断连通性等相互依存武器化行为合法化，会强调他国的威胁，唤起民族主义，并突出国家安全目标。将各种经济措施以“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的名义正当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安全可以定义为利用各种可用的经济手段，来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秩序和领土完整的安全，以应对外部的“经济风险”。这里的经济风险是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或损害经济的因素，对军工产业、支柱产业、法治、政治稳定等构成实际危险的情况。传统上，灾害或灾难属于此类。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都可以被视为导致原材料供应困难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1997年的外汇危机或2008年的雷曼危机等金融危机，也是引发“国家破产”系统性危机的经济风险源。另一方面，如今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新根源是国家的行为。国家为了政治、经济、战略利益，通过对别国施加经济压力或提供诱因，来强迫或引导其政策改变。这样，经济安全就作为对别国威胁的防御而出现。此外，大国正在更积极、更广泛地定义经济安全的概念，将各种地缘经济手段包装在安全逻辑之下，并由此推动日本、韩国等第三国采取经济安全对策（Lee 2024）。[2]

那么，地缘经济手段的战略效能，或者说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实效如何呢？多项研究分析了对外交易流连通性所带来的依赖（dependence）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动态关系，认为国家间的影响力效应或强制效应取决于脆弱性的程度，而非经济实力强弱，而脆弱性的程度又取决于相互依存的结构和类型。换言之，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非取决于当事方之间的贸易规模，而是体现在供应链的结合度、网络的形态（网络中的位置）、商品的替代性（是否有替代供应源、不可替代性）、市场的规模（市场的替代性）、市场准入的监管和标准等结构性壁垒、以及对主要货币的依赖度等多种层面的连通性结果。此外，对方施加影响时，本国抵抗其痛苦的程度差异也受到政治变量的影响。例如，对方国家的国家能力（stateness），即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合法性（legitimacy）越高，依赖和脆弱性就越低（Blanchard et al. 2000）。那么，中美关系又如何呢？

Ⅲ. 中美经济关系

中国崛起为经济大国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与美国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一跃成为贸易大国，并深度融入国际分工网络。2001年，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仅为4%，到2018年则增至15%，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同期人均GDP也增长了4倍。这一增长的背景是，庞大的美国市场吸收了中国的出口。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出口从2.1%增至7.3%，进口从8.3%增至21.1%；中国对外出口中，对美出口从2001年的6.5%增至2018年的16.3%（参见图1）。

图1：美国对华贸易，1985-2018

출처: Walker 2019

出口商品从初期以纺织品、服装、皮革、玩具、杂货等轻工业产品为主，逐渐转向计算机等电气设备和精密仪器。2020年，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本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42.9%。这些企业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进行加工贸易，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例如，苹果（Apple）公司将自己设计的关键零部件委托给日本、韩国、台湾的企业生产，并将最终组装外包给中国大陆的企业。据分析，2018年，像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23.1%（田村太一 2022, 40）。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关系呈现出复杂相互依存模式不断深化的特点。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美国对华（对中国）接触政策的支持。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在推进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奉行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追求共同利益、引导中国自由化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采取了以多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经济接触为重的自由主义立场，将中国纳入了APEC和WTO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Miller 2017）。

中美经济关系迎来重大转折点是在2018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承诺削减对华贸易逆差，就任后不久，于2017年4月与中国达成“百日计划”着手削减逆差，同时在2018年发布行政命令对中国商品加征大规模报复性关税，中国采取对等报复后，贸易战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从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基于“敌对贸易”（adversarial trade）概念的现实主义竞争政策。

政策转变的出发点是不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从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至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增长了7.5倍，而进口仅增长5.4倍，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此期间从20.2%上升至48.1%。中国已占据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人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eizer）指出，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体制本身。他批评前几届政府犯了将中国与民主/市场经济国家同等对待的决定性错误。他认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重商主义产业政策、经济政策操纵、劳动和环境滥用等造成的，是由于在没有建立“公平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的情况下就让中国加入了WTO。他特别将外国资本在华强制技术转让、技术盗窃（产业间谍、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限制外资企业股权和压制活动等称为“掠夺性产业政策”，并主张通过这些手段，中国企业增强了竞争力，进而获得了出口竞争力，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夺走了高质量的就业岗位（Lighthizer 2023）。

特朗普政府为纠正贸易不平衡和恢复制造业就业岗位所采取的手段是“对华关税炸弹”。莱特希泽认为，中国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较低，因此对华提高关税是能够给中国带来冲击的极其有效的政策。2017年8月，他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指出，外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时，存在强制技术转让、歧视性技术交易措施、中国政府支持的美国企业资产收购、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网络盗窃等行为。作为报复措施，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航空航天、IT、机器人、机械等）征收25%的关税。在中国采取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反制后，美国又宣布对价值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

中美贸易摩擦以报复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关税而展开，这一点与过去的美日贸易摩擦类似。在美日贸易摩擦达到顶峰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比重高达65%。美国认为，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是由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美国采取了关税报复手段，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在各领域进行自由化。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纠正贸易不平衡，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战略竞争者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在生产能力扩张、技术追赶、军事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摩擦，这一点与美日贸易摩擦有所不同。对中国设置关税壁垒，也是为了通过与中国供应链分离和技术隔离，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并阻止中国的技术追赶。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势力，并宣告了大国竞争的复苏，其目标是主导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基石——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特别是军民两用技术，以维持和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优势（The White House 2017）。为此，美国动员了全政府力量，通过各种政策，将中国排除在新兴技术创新体系之外，以阻止技术向中国流失。为了防止对华技术流失，2019年出台了《国防授权法》下的《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加强了出口管制；并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扩大和加强了对外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审查权限。商务部将更多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即列入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利益构成不利影响的组织名单），扩大了对美国尖端技术和产品的禁运范围。总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是解决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经济动因，与以国家安全为名推进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地缘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在经济安全层面进行的。正如第七章（金龙信）所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经济安全广泛定义为“维护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和能力”，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为此，中国从保护经济主权和经济生命线的角度出发，对抗美国的贸易攻势和技术脱钩，并制定了与美国类似的《出口管制法》，接连出台措施，制裁那些配合美国对华制裁的第三国企业。其背后，正如“自主创新”或“中国制造2025”所示，其基本战略是降低对先进技术的对外依赖，实现国产化，特别是降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提高供应链中对中国的依赖度，来建立反击和遏制他国中断供应的能力。这可以称之为中国对抗美国“脱钩”的“脱钩”战略。

Ⅳ. 对第三国的“脱钩”压力

特朗普政府在加强对华进口管制、出口管制、国内投资管理的同时，拜登政府在此基础上，还采取了对外投资管制，即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措施。此外，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为等个别企业实施管制，而拜登政府则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全面的管制措施，试图在半导体等战略物资供应链重组的框架下遏制中国。在防止特定新兴技术流失/转移的层面上，当试图排除中国出供应链或减少对中国依赖时，美国需要供应链参与国，特别是盟友和理念相近的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的合作。因为战略物资供应链的重组，不仅包括将主要据点设在美国境内的“内包”（onshoring），回归美国的“回岸”（reshoring），还包括向盟友和理念相近国家转移的“友岸”（friendshoring）。

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2022年）推进了“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美东盟伙伴关系”以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简称Quad）和韩美日合作等多种多边网络，以加强盟友和理念相近国家的联盟（The White House 2022）。然而，越是带有排除中国、包围中国的色彩，就越会招致担忧中国反弹和报复的国家们的批评。以东盟国家为首，四方对话的核心国家印度也对与中国经济“脱钩”反应消极。此外，随着2022年8月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的生效，作为核心盟友的欧盟、日本、韩国也开始表示反对。

正如“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重组与关键矿产 확보方案（金延奎）”和“中国电动汽车（EV）产业的崛起及其对韩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李王辉）”所述，《通胀削减法案》是一项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为购买北美生产的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以下简称EV）提供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的法案。该法案一方面旨在制衡在EV领域迅速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又试图限制在汽车电池中使用中国产关键矿物，同时也是强迫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保护主义措施，因此引发了盟友的反对。它们强烈要求放宽EV优惠条件，欧盟则采取了允许向欧盟企业提供补贴、设立支持基金等措施，以防止欧盟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

另一方面，关于半导体案例的“半导体产业重组与韩国的应对战略（裴英子）”指出，美国设立了280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预算和产业补贴，并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建立大规模的国内半导体制造集群，掌握最尖端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能力，同时构建包括半导体后道封装（packaging）、研发设备在内的稳固的半导体供应商生态系统。第二个目标是，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生产用于汽车或医疗器械等的低端传统芯片，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为此，美国要求韩国和台湾企业在美国投资建设最尖端工艺生产线，同时要求日本和荷兰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参与对华出口管制，并对韩国企业（三星和SK海力士）在华本土生产能力和尖端技术合作设置了限制性规定（guardrail provisions）。根据美国的对华“脱钩”和“美国优先”制造业扶持战略——《半导体支持法》，韩国企业在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同时，被强制要求在美国本土设厂，并且在从中国工厂采购半导体制造设备时受到严格限制。其结果是，中国工厂的技术进步可能放缓，从而为中国竞争对手的追赶创造了机会。

Ⅴ. 脱钩 vs. 去风险

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是在将中国排除出供应链或减少对华依赖的同时，向盟友和理念相近国家施加“脱钩”压力，同时追求本国优先的保护主义。因此，以欧盟为中心的国家开始对美国的压力表示强烈反对。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批评说，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并公开提出了所谓的“去风险”（de-risking）概念。作为对过度追求与中国经济分离的美国战略的制衡，该概念主张降低战略物资对中国的依赖，保护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产业部门，但在其他领域则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von der Leyen 2023）。

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回应了欧洲的制衡，并接受了“去风险”概念（Sullivan 2023）。他将“去风险”定义为减少或消除来自竞争对手的风险，并降低对竞争对手的依赖。沙利文提出了两个风险减少或消除的类别。第一类是“对美国构成军事挑战的某些国家以及狭窄领域的技术”，即“决定军事平衡的技术”等国家安全风险，在这种领域，他认为与中国断绝联系，即消除风险是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接近于“脱钩”。第二类是经济风险，包括对中国经济或资源的过度依赖、中国阻碍市场准入的行为（知识产权盗窃、网络黑客攻击、歧视性竞争政策、反间谍法等），他主张这些方面不应与中国断绝联系，而应通过适当的贸易政策或产业/技术政策，实现中美之间负责任的竞争管理（“manage competition responsibly”）和健康的经济竞争（“healthy economic competition”）。这指的是风险的降低，而非消除。

冯·德·莱恩和沙利文定义的“去风险”概念与“脱钩”存在差异。如果说“脱钩”是以关系或连通性的断绝或分离，即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断绝或分离为目标的概念，那么“去风险”则可以看作是以纠正或减少关系结构中因依赖或不平衡而产生的风险为目标的概念，而非关系本身。因此，它意味着在维持关系的同时，通过纠正不对称依赖来降低风险，从而将关系发展为更稳定、更健康的关系，而不是关系本身的分离。

在此，关键在于哪些问题属于国家安全风险。稀缺资源或过度集中于中国的资源或战略物资的范围应如何界定为安全风险？尖端技术应如何判断其国家安全含义？沙利文将其表述为“小院子，高篱笆”（small yard, high fence），但风险的安全化不可避免地会基于非常主观的判断，并且会因利益相关者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如果它们追求“过度安全化”，即扩大断绝和分离的对象，那么“脱钩”的范围就会扩大，监管水平也会提高，对第三国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

中美两国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是如何感知风险的？感知到多大程度的风险？哪些风险？风险应对对经济相互依存产生了什么影响？哪些案例能够恰当地说明这种因果关系？风险应对是否实现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在美中“去风险”战略下，韩国受到了何种影响，又是如何应对的？韩国今后应采取何种战略处方？

本系列围绕这些问题，分析中美经济战争的展开和韩国的应对。第一章起，将分别分析中美经济战争展开的个别产业和技术领域。第一章（裴英子）是半导体，第二章（金延奎）是电池与关键矿产，第三章（李王辉）是汽车，第四章（李勇旭）是金融，第五章（全在成）是军事人工智能，这些案例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与韩国的应对。第六章（李孝英）和第七章（金龙信）将全面梳理美国、中国、欧盟的经济安全概念、战略和政策。最后，第八章（李承柱）将追踪韩国经济安全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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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史回顾，请参见 Robert Gilpin, 1977,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laus Knorr and Trager,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19-66；Michael Mastanduno, 1998,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2:4, 825-54；Rawi Abdelal, and Jonathan Kirshner, 1999/2000, “Strategy,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Security Studies9:1/2, 119-156；Jean-Marc Blanchard et al. (eds), 2000, Power and Purse: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纽约：Frank Cass；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Collins eds.,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安娜堡：密歇根大学；Victoria Pistikou, 2017,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伦敦：Lap Lambert；Mikael Wigell, Soren Schovin, and Mika Aaltola eds., 2019, Geo-economics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21th Century伦敦：Routledge 等。

[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 2017）将经济安全定义为“维持经济活力、繁荣和增长的能力，作为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国防部则将其定义为“拥有能够抵御非经济挑战的物质资源，以保护或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能力”，赋予了积极和进攻性的概念。中国也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经济安全概念定义为“能够维持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状况和能力”。这两个大国实际上将经济安全定义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并为国家广泛干预国际经济交易和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威胁提供了理由。

■ 孙烈—东亚研究所所长，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

■ 负责人及编辑：李周妍—EAI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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