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合作未来愿景系列] ⑪ 韩中相互认知变化与韩日关系启示

Ⅰ. 绪论

尽管韩中两国政府在‘萨德’（THAAD）冲突后为恢复关系付出了努力，但国民间的相互认知并未得到恢复，反而进一步恶化。韩中关系是世界上交流最多、最频繁的双边关系之一，负面认知相互影响，极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复杂冲突。建交30年来，韩中关系受到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世界经济衰退与供应链不稳定、新冠疫情以及朝鲜核武器技术进步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原有的合作模式正在弱化，新的合作动力尚未建立，正站在历史的关键十字路口。在此情况下，若两国间相互负面情绪长期化、结构化，韩中关系将可能因合作动力减弱而恶化为慢性冲突关系。

在2015年前后，韩中关系曾被评价为“史上最佳关系”。当时，韩中两国都存在高涨的反日情绪，对日关系也趋于紧张。中国为应对美日同盟的加强，积极寻求与韩国发展关系。然而，近期韩中之间的负面情绪已超过韩日之间。在此背景下，日本岸田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积极参与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尹锡悦政府也优先考虑加强韩美同盟、改善韩日关系以及韩美日安保合作。

韩中日三国关系正出现新的动向。在韩日两国国民反华情绪高涨的背景下，韩日两国政府对中国攻势性举动的担忧和警惕也在日益增加。正如2015年前后两国反日情绪间接影响了韩中关系发展一样，韩日两国反华情绪的高涨将成为韩日关系发展的何种变量，值得关注。因此，本文旨在首先基于近期民意调查，多角度审视韩中两国的相互认知，分析其特征及对韩中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对韩中相互认知和关系的变化对韩日关系及韩美日安保合作产生何种影响和启示进行探讨。

Ⅱ. 韩中两国国民相互认知变化与特征

1. 韩国对华认知变化与特征

自建交以来，韩中关系在过去30年间以经济合作为中心取得了飞跃性的量化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两国贸易额从1992年建交时的63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3623.5亿美元（含香港、澳门），增长了57倍。过去30年间，两国人员往来从1992年建交时的每年13万人次增至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的1037万人次，增长了约80倍。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两国间每周约有1023个航班运行。

然而，尽管韩中合作与交流自建交以来迅速增长，但两国国民间的相互认知却在持续恶化。虽然随着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认知普遍恶化，但韩中两国国民间的相互认知，特别是韩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不仅程度严重，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一些特殊性。

首先，韩国国民对华认知在2016年“萨德”冲突后急剧恶化。中国对“萨德”部署采取的过度报复措施，是韩国国民反华情绪明确表达的特殊且令人震惊的事件。通常，国民舆论和情绪会随着特定议题和情况而波动。然而，有必要对韩国国民对华认知是否因“萨德”冲突而急剧恶化，以及“萨德”冲突解决后反华情绪是否能恢复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从舆论趋势来看，韩国国民对华认知自2000年代以来一直在稳步持续恶化（参见图1、图2）。在全国经济人联合会（FKI）进行的关于对美国、中国、日本好感度（10分制）的调查中，美国得分为7.0分，日本3.7分，中国3.2分。对华好感度低于日本，且比2021年的3.5分下降了0.3分。这可以解释为，自2013年以来对华认知有所改善，但因“萨德”冲突再次急剧恶化。然而，实际上2013-2015年间对华认知曾出现异常且短暂的好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在认知恶化的背景下，“萨德”冲突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反华情绪，这种解释更为合理。

其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负面认知较高，但普遍不否认中国未来将成为超越美国的经济强国。然而，韩国仅有1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成为经济强国，在13个调查国家中排名最低（Silver et al. 2020）。韩国认为美国将成为经济强国的人数比例高达77%，是13个调查国家平均水平（34%）的两倍多（Silver et al. 2020）。此外，认为中国对韩国构成安全和经济威胁的比例也高达69.2%（东亚研究所2021b）。众所周知，韩国对华经济依存度高达25%，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对韩国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过去30年韩中关系主要由经济合作主导，韩国国民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出乎意料。这表明韩国的反华情绪非常强烈且普遍。

图1 韩国等主要国家对华负面认知趋势

来源：Silver et al. 2020

图2 美、中、日、朝感情温度趋势

来源：李吾星 2021a

第三，新冠疫情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负面认知呈上升趋势。然而，韩国，特别是20-30代年轻人中出现高涨的反华情绪，也值得关注。认为中国接近韩国敌对水平的年轻人比例为62.8%，比全体平均（49.1%）高出12个百分点。其他调查显示，18-24岁的受访者中有60.3%选择中国为最不喜欢的国家。该比例高于25-29岁（46.7%）、30-34岁（49.1%）、35-39岁（48.8%）（权敏智2021；朴艺娜2022）。

第四，尽管韩中两国政府为恢复关系持续努力，但两国国民的负面情绪并未得到恢复，反而呈恶化趋势。在美、澳、加等国，政府间冲突尖锐时，国民认知也普遍发生相互负面变化。然而，韩中两国政府在“萨德”冲突后持续寻求关系恢复，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两国政府间进行了密切合作。两国在建立防疫合作体系、控制新冠疫情、开通快速通道（简化入境程序）以及加强生产恢复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密切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破例评价韩中两国在新冠疫情防疫合作中取得了“四个率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2020）。尽管如此，韩国人对中国负面评价的比例与美国（82%）、澳大利亚（86%）、加拿大（74%）等国相似，均处于较高水平（参见图1）。

2. 中国对韩国认知变化与特征

中国对韩国的认知方面，由于近期客观的民意调查数据不足，准确把握现实存在局限。特别是中国国内进行的关于韩国认知度的调查数据几乎没有。仅有的资料包括韩国委托中国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2010年和2017年民意调查结果，以及韩国海外文化宣传院进行的“2021国家形象”调查。国家形象调查主要以正面、负面形象和好感度为中心，在追踪负面认知的原因和背景方面存在局限。尽管如此，基于现有资料并考虑趋势，仍可进行一些推断。

首先，韩中两国作为邻国，建交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往来，因此两国间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影响并联动，目前也很有可能如此。韩中两国至今在争议和议题上发生冲突和对立，并表现出相互负面认知。因此，韩国对华认知恶化，中国对韩认知也可能随之恶化，这是自然而然的。实际上，从2010年和2017年的调查结果来看，中国对韩认知呈恶化趋势。2017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国民对韩国的印象分为3.40分（10分制），在8个调查国家中排名最低（全炳坤·李东率2017）。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2.35分，是调查对象国中降幅最大的（参见图3）。2021年国家形象调查显示，在23个调查国家中，中国的好感度为68.6%，仅次于日本（35%），排名较低（海外文化宣传院2021）。中国对韩国的认知开始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天安舰”、“延坪岛”事件以及“萨德”部署问题，这些事件让中国认为韩国参与了美国的对华遏制，从而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图3 中国对主要国家认知变化

来源：全炳坤·李东率2017

其次，在韩国对华认知恶化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快速崛起。在此过程中，中国对韩国的认知也出现了整体性变化。建交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寻求经济合作对象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中国重视与作为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韩国的经济合作，甚至将韩国视为发展模式。然而，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迅速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比重逐渐下降。2010年中国进入所谓“G2”并与美国竞争加剧后，韩国逐渐成为受中国对美外交影响的从属变量。

简而言之，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对韩国的重视程度和战略价值发生了变化。近期中国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中国对韩国的关注度确实在下降。2020年中国《环球时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中，韩国以4.6%的得票率排名第10位，低于朝鲜（5.2%），在接受调查的11个国家中排名靠后。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以7.2%的得票率排名第8位，低于朝鲜（9.0%），在接受调查的9个国家中排名靠后（《环球时报》2020）。《环球时报》 2020年。

第三，中国的舆论与韩国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韩国舆论并不总是与政府的政策方向一致。有时甚至会出现舆论与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抵抗性表达。舆论甚至会影响政府的政策。相反，在中国，舆论普遍倾向于与政府的政策方向保持一致。由于中国体制的特性，中国普通民众在公开表达与政府政策相悖的立场时会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

因此，在中国，甚至可以通过舆论来判断政府的政策方向。例如，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认知达到历史最差水平，并对中国实施了全面打压。然而，中国对美国的负面认知并未得到积极的全面表达。这可能表明中国政府为避免与美国关系恶化，在政策方向上抑制了反美情绪的表达。同样，在“萨德”冲突后，中国对韩国的认知明显恶化，但这种负面情绪并未像在韩国那样公开持续地表达。目前，中国政府在中美竞争和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正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以稳定周边局势并争取盟友，在此框架下，中国也积极寻求与韩国恢复关系。因此，尽管中国民众对韩国的负面认知可能并未浮出水面，但也没有证据表明认知有所改善，只是尚未显露出来。

Ⅲ. 韩中两国认知恶化的原因

1. 结构性因素：中国崛起、中美竞争加剧与韩中实力差距扩大

韩中两国国民的相互负面认知自中国崛起全面开始的2000年代以来，逐渐持续地显现。中国快速崛起、中美竞争与对抗加剧、韩中实力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对两国相互认知产生了影响。实际上，韩中两国自建交以来关系曾实现短期内的飞跃式发展，但自2000年代以来，一系列冲突的爆发对两国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即2000年的大蒜争议，2004年中国通过“东北工程”歪曲高句丽历史等问题爆发后，两国国民间的认知开始恶化。此后，韩中两国在2005年端午祭申遗等问题上，围绕历史和文化宗主权问题，民间冲突持续不断，两国间的负面认知不断累积。

然而，当时建交约10年的两国仍有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强大关系发展动力。特别是中国因与美国竞争加剧而需要维持与韩国的关系，韩国也期待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作用。因此，韩中两国并未关注结构性变化发出的信号，而是急于弥合冲突。潜藏在水面之下累积的相互负面情绪，最终在“萨德”冲突这一突发事件中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在结构性因素导致相互负面认知增加的过程中，各种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然而，在处理这些冲突事件时，两国选择了相对容易的“弥合”而非经历艰难的根本性解决过程来巩固关系基础，导致负面情绪未能得到治愈，而是层层堆积。

2021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受访者认为对华负面认知的主要原因依次是“不尊重韩国（17.8%）”和“基于中华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冲突（18.5%）”（参见图4）。在新冠疫情和雾霾等跨国风险（32.5%）等现实问题之后，结构性因素的回答比例最高（东亚研究所2021b）。中国受访者在2017年的调查中也认为，69.4%的韩国人“不尊重中国”（李东率等2017）。中国认为韩国人不承认中国崛起，而韩国则对中国快速增长并逐渐忽视韩国感到不满。

如今，韩国已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威胁而非机遇，并对其保持警惕。在此过程中，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特殊性使得中美竞争与对抗的浪潮影响了两国认知。2017年中国对韩认知恶化的直接背景是“萨德”冲突。但当时的民意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韩国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并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同盟来遏制中国，这种不满情绪是潜在原因（全炳坤·李东率2017）。中国人开始认为，韩国不尊重中国背后存在美国因素。

实际上，比较2010年和2017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中国人认为韩国比李明博保守政府时期的2010年，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反而与美国走得更近。与2010年相比，2017年认为韩国与美国关系更近的受访者比例增加了7.9个百分点，达到71.5%，而认为与中国关系更近的比例则减少了10.1个百分点，降至10.7%（全炳坤·李东率2017）。

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加剧的同时，将与美国的关系亲疏作为衡量对方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美国因素在中国对韩认知中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并且随着中美冲突的加剧，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值得关注的是，“萨德”冲突导致中国对韩认知大幅恶化，但对积极要求部署“萨德”的美国，其认知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参见图3）。这也表明，随着中国国力的变化，中国人正在区分竞争对手强国和周边国家进行认知。

2. 国内政治因素：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的鸿沟扩大

近期，韩中两国在体制和价值观取向上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两国国民对对方政治现实的理解变窄，负面认知也随之增加。韩国国民在经历“烛光集会”后，对民主主义发展的自豪感增强，普遍的价值观和公民意识如民主、自由、正义、公平等得到提升。相反，在中国习近平政府下，威权主义反而加强，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性扩大，国民对两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有了新的认识。

在中国对韩国民的民意调查中，也显示出对韩国政治的非常特殊的认知结果。尽管“萨德”冲突的影响可能有所作用，但尽管如此，对通过和平的“烛光集会”实现政权更迭的韩国政治，却表现出意料之外的负面认知。例如，49.4%的受访者不同意韩国民主化水平高，而高达69.3%的受访者不同意韩国政治环境稳定（全炳坤·李东率2017）。

另一方面，在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与美国冲突加剧后，韩国国内对习近平主席的认知也出现恶化。习近平主席访韩的2014年，其好感度为59%，到2017年降至25%，2018年降至19%（韩国盖洛普2018）。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对习近平主席的不信任度分别为74%（2019年）和83%（2020年）（Silver et al. 2020）。特别是2020年的结果在14个调查国家中仅次于日本。总而言之，两国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异性扩大，导致共识减弱，对对方体制的排斥感增强。因体制和价值观差异而恶化的两国国民相互认知，刺激了历史及传统文化宗主权议题，并演变为围绕这些议题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民众的负面情绪。例如，围绕泡菜、韩服等宗主权问题的敏感对立就是典型例子。

中国目前为维护体制稳定和巩固执政，正积极动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韩国在迈向发达国家过程中，国民自豪感增强，“烛光集会”余波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诉求增加。中国在2021年迎来建党100周年，2022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三任期，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日程使得政治敏感度提高，国家民族主义也随之高涨。韩国在总统大选过程中，进步与保守阵营的对决激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争论也随之升温。特别是在围绕朝鲜半岛的中美角力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两国都面临重要的政治日程，政治圈和媒体利用外交来服务国内政治的倾向也日益增强。韩中两国都处于敏感而复杂的国内政治状况，这也加剧了两国民众的相互负面情绪。

3. 邻国风险因素：环境、气候、传染病、海洋活动等

在韩国国内对大气污染等生活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的背景下，关于来自中国的沙尘暴和雾霾等空气污染的争议不断扩大。海洋污染和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等问题也时常发生，由此积累了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使得邻近的韩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敏感。疫情初期，青瓦台国民请愿要求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人数达到76万，中国境内韩国人遭受强制隔离和歧视行为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疫情导致两国国民相互负面认知扩大。2021年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原因中，“来自中国的新冠疫情和雾霾等跨国风险”以32.5%的比例位居第一（参见图4）。

韩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因素方面，40岁以上的老一辈受访者认为主要国家间的贸易、尖端技术竞争与摩擦是第一大威胁（45.56%），而20-30代则认为传染病扩散（如新冠疫情）是第一大威胁（52.7%）（东亚研究所2021b）。简而言之，与老一辈不同，韩国年轻一代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最主要原因是环境、疾病等现实生活安全问题。如果说韩国老一辈对华负面认知受到事大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落后等历史性偏见的影响，那么影响韩国未来世代对华认知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这预示着未来韩中关系的主要议题和争论点也将发生变化。

图4 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原因（2021年）

来源：东亚研究所2021b

Ⅳ. 对韩日关系的影响与启示

韩中关系在建交30年后取得了飞跃式发展。然而，与外在的飞跃式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关系的内在充实和基础并未得到充分的 조성。在此过程中，中国超出预期的迅速崛起和中美竞争加剧等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变化，给地缘政治特殊性及朝鲜核问题困扰下的韩国与韩中关系带来了巨大压力。韩中两国间国力不对称性扩大，体制和价值观的差距也在扩大。这导致两国国民认知的差距拉大，误解和扭曲的空间也在扩展。韩国国内对中国依赖性、向中国倾斜的抵触心理日益增强，而中国国内则对韩国向美国倾斜的担忧和警惕日益加剧，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局面。总而言之，韩中国民的相互负面情绪具有历史和结构性背景，并可能延续至未来世代，预示着长期化的可能性。

此外，2021年以来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超过了对日本（东亚研究所2021b；刘胜木2022）。韩国对华认知比对日认知恶化是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甚至在2012年韩中建交20周年之际，两国关系迅速发展，2015年甚至被评价为“最佳关系”，其背后存在着中日之间东海主权争端以及韩中之间因历史和慰安妇问题产生的反日情绪这一共同点。中国在与日本的东海争端过程中，为施压和遏制日本，更加积极地寻求与韩国改善关系（李东率2014）。例如，中国在2012年甚至没有举行与日本建交4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却破例出席了韩中建交20周年的活动。

朴槿惠总统也成为首位在日韩建交前访问中国的韩国总统，显示出对发展韩中关系的重视。当时韩日关系也因历史教科书、慰安妇问题等而恶化。然而，朴槿惠总统出席中国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积极发展韩中关系的举动，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中国在施压朝鲜问题上的支持，而非针对日本。尽管如此，朴槿惠政府却面临来自美日的“亲华”批评，韩日关系进一步僵化。即当时韩中两国虽有共同的反日情绪，但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因却不尽相同。

当时，韩日两国在对中国崛起威胁的认知上仍存在差距。日本自2010年以来，经济实力被中国超越，对华威胁认知不断加剧。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参与对华遏制，并要求韩国也参与对华遏制。然而，当时的朴槿惠政府为推进“统一大业”政策，尽管面临美日“亲华”的批评，仍致力于推动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在“萨德”冲突后，韩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迅速增加，韩日两国对华威胁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韩日两国都将中国视为仅次于朝鲜的军事威胁国家。韩国国民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从44.3%（2020年）上升至61.8%（2021年）、65%（2022年）；日本也从63.4%（2020年）上升至70.5%（2021年）、72.1%（2022年）（东亚研究所2021a；东亚研究所2022）。在经济领域，尽管韩日两国对中国的认知仍存在差距，但呈逐渐缩小趋势。韩国认为中国是重要经济国家的比例从2021年的80.4%下降到2022年的64.7%，而日本则从44.1%（2021年）上升到47%（2022年）（东亚研究所2021b；东亚研究所2022）。韩日两国对华认知较过去相比逐渐趋同的趋势值得关注。这表明，对华认知差距对韩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正在减小，并且2015年前后那种超越韩日关系的韩中联合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随着韩国对中国安全威胁认知的增加以及韩中之间体制和价值观的差距扩大，韩国对美国主导的韩美日合作的认知也正朝着积极方向转变。例如，韩国对加强韩美日安保合作的积极回应比例从53.6%（2020年）增至64.2%（2021年）、72.4%（2022年）。然而，日本对加强韩美日安保合作的积极回应比例分别为38.9%（2020年）、36%（2021年）、37.9%（2022年），相对低于韩国。在韩美日安保合作强化的目的方面，韩日之间也存在微妙差异。例如，韩日两国都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列为韩美日合作的首要目标，但韩国将遏制中国崛起（51.7%）列为第二目标，而日本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安保合作（44.6%）（东亚研究所2021a；东亚研究所2022）。此外，在中国的侵犯人权问题上，韩国有61%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强硬应对，而日本仅为35%，多数（44.4%）则表示“不知道”，持中立立场（东亚研究所2021a）。

尹锡悦政府强调，为应对朝鲜威胁，韩美日安保合作必不可少。尽管如此，国民舆论将制衡中国崛起视为第二优先事项，这一现象也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日本方面，认为韩美日安保合作的主要理由是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非制衡中国崛起，这一比例在2022年为73.9%，反而高于韩国（56.4%）。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担忧比韩国更大。尽管如此，日本并未将韩美日安保合作视为应对中国威胁的手段。日本的对华威胁应对，可以解读为将重点放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事实上，日本岸田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安保挑战，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制衡。总而言之，韩国政府将朝鲜视为最大的安保威胁，而日本政府则将中国视为安保威胁，并且在应对方式上也存在差异。

尽管韩国国民在经济上仍认为中国比日本更重要，但却表现出积极就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以及参与韩美日安保合作的舆论。甚至对于为防止过度依赖中国经济而限制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高科技贸易的措施，韩国（62%）的赞成率反而高于日本（47.5%）（东亚研究院2022）。日本尽管反华情绪高涨，但实际采取直接制衡中国的行动，其关注度或积极性却出人意料地低于韩国。事实上，日本政府在安保层面对中国采取强硬应对，但在经济上则维持合作关系，奉行实利导向的双重战略。

韩中之间负面情绪的加剧和韩中关系的停滞，预计将对韩日关系产生一定影响。恰逢此时，尹锡悦政府与前任政府不同，展现出在加强韩美同盟的同时，也积极推进韩美日安保合作的意愿。尹锡悦政府在国内拥有高涨的反华舆论以及对加强韩美同盟的支持，因此具备了推动韩美日合作的环境和动力。事实上，尹锡悦总统在2021年5月与美国拜登总统的会谈中，强调了韩美日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在2022年11月于柬埔寨举行的韩美日三国首脑会谈上，首次通过了名为《金边声明》的联合声明，讨论了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韩美日三边协作、加强延伸威慑以及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

然而，尽管目前国民的反华舆论超过了反日舆论，但鉴于韩日关系中固有的历史问题等根深蒂固的矛盾因素尚未解决，韩国国民的反日舆论随时有可能再次扩大。并且，韩日之间因对中国认知的差异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已降低。尽管如此，安保合作的动因在韩日之间仍然存在差异，特别是关于为制衡中国而进行的韩日安保合作的舆论仍然不确定。[图5]和[图6]显示，截至2021年，韩国对中国的威胁感（46.0%）远高于日本（11.3%），但亲近度则与日本（4.3%）和中国（4.0%）一样，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2022, 160-165）。此外，在同一项调查中，关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时，在调查的四个国家（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中，回答“将符合本国利益”的比例中，日本以73.4%位居最高（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2022, 169-170）。这表明，尽管韩国国民对中国抱有高度的反感和威胁认知，但对与日本进行安保合作的信任和期待仍然不高。■

[图5] 周边国家亲近感程度

[图6] 周边国家威胁感程度

出处：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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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Laura,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2022.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9.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

环球时报. 2020. “GT poll: Chinese rational on China-US ties.” December 26.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11038.shtml

外交部. 2020.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11月30日. 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jzhsl_673025/202011/t20201130_5419580.shtml (检索日期：2020. 12. 20.).

■ 作者: 李东率_EAI中国研究中心所长。东德女子大学教授。在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现代中国学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韩中未来发展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民族主义、少数民族问题等，近期研究包括《地缘经济学的起源与21世纪的转型（合著）》、《韩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史（现代篇3）（合著）》、《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中的战略与作用》、《19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话语的演变及其当前含义》、《习近平政府“海洋强国”构想的地缘经济学分析与地缘政治困境》、《Deciphering China’s Security Intentions in Northeast Asia: A View from South Korea》等。

■ 负责及编辑: 朴汉洙_EAI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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