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合作的未来愿景系列] ③ 韩日安保合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安保竞争加剧及朝鲜核导能力增强的背景下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Ⅰ. 韩日两国的安保利益与合作的可能性

尹锡悦总统和拜登总统于2022年5月21日举行韩美首脑会谈，并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旨在加强安保的同盟政策。安保方面有两个核心议题，其中之一是加强延伸威慑态势，以共同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导能力。两国元首“确认了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即动用包括核、常规及导弹防御能力在内的所有可动用的防御能力”。这是为应对朝鲜核威胁而确认美国可以动用核能力。更具体地说，是“确认美国承诺以及时且协调的方式部署其战略资产，并识别为扩大这些措施和加强威慑力而采取的新措施或额外措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背景下，两国元首“强调了韩美日三国合作的重要性，以应对朝鲜的挑战，维护共同安全与繁荣，支持共同价值观，并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虽然重点在于应对朝鲜威胁，但也提及了在安保领域加强韩日合作以巩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

另一个核心是制衡中国。虽然首脑会谈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双方“认识到维持一个繁荣、和平、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并同意加强在该地区的相互合作”。同时，提及了“韩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预示着韩国未来将制定独立的印太战略。有趣的是，这部分没有提及包容性（inclusiveness），而是在后续提及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时，才提到“基于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表明包容性仅限于经济领域。此外，双方“重申了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维持和平与稳定，以及合法且不受阻碍的商业活动，并尊重包括航行、飞越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在内的国际法的承诺”，并“强调了在台湾海峡维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关键要素”，从而间接提及了在安保领域与中国共同采取行动的政策。

尹锡悦政府已将韩美同盟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并承诺将其发展为全面战略同盟（Yoon 2022）。这是在朝鲜核能力增加和中国日益增长的攻势政策面前，强调韩美同盟的主要安保功能。在此过程中，韩日安保合作将如何推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岸田政府于2022年12月发布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大安保文件，为日本的安保战略设定了大的方向。日本认为国际政治秩序正面临战后最大的考验，并提出反对以强制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为保卫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而加强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量的前景。岸田政府的外务大臣林芳正于2022年在第208次国会演讲中阐述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即，将“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同时“实现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秩序”。在此过程中，他提到“韩国是重要的邻国”，并表示“在与韩美两国紧密联系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合作，全面履行相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实现朝鲜的完全无核化”。日本视为重要安保威胁的朝鲜以及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与韩国在与美国首脑会谈中提出的两项安保战略的核心相吻合。

从大局来看，韩国和日本两国的安保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两国都是美国的核心同盟国，并逐渐与美国的印太安保战略产生共鸣，在此过程中有必要考察韩日合作的可能性。需要把握美国整体安保战略的变化和印太战略的动向，并考察韩日两国安保战略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Ⅱ. 美国的综合遏制安保战略与同盟体系的重要性

决定韩日两国所处的亚洲安保的最重要变量是美中战略竞争。竞争几乎在所有领域展开，但已从经济、技术、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制度、价值观、规范领域，并逐渐预计到军事、安保领域的竞争与对抗。美中两国都在努力加强自身实力以及同盟和伙伴关系，并正在推进政策，以应对中长期可能发生的军事、安保对抗。

美中两国在卫生、环境、核不扩散等领域达成合作，但在其他领域存在很大的冲突可能性。在2021年11月15日举行的美中视频首脑会谈中，美国承认美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同时提出了设置“护栏”、危机管理等主要目标，以防止冲突走向破局（Brookings Institution 2021; The White House 2021）。中国则强调美中合作的可能性和利益协调的可能性，并对美国遏制中国和推行战略竞争的路线表示反对（CICIR 2021）。

美国的安保战略旨在应对中国、俄罗斯等强国，朝鲜、伊朗等核开发国家，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威胁被视为最主要的威胁，美国提出了所谓的“综合遏制”（integrated deterrence）战略概念。拜登政府上台后，奥斯汀国防部长等国防相关人士表示，美国将推行以中国为中心的、针对各种改变现状势力的综合遏制战略。虽然这仍处于概念层面，距离形成具体的政策还需要时间，但可以初步设想以下几点。

第一，2022年3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综合遏制作为推进美国国防战略目标的首要战略（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美国的目标是将冲突的各个领域、战区以及冲突阶段的各个光谱紧密联系起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俄罗斯的侵略政策、朝鲜和伊朗以及恐怖组织的威胁将持续存在。为此，在各个战线上消除威胁至关重要。

第二，美国将加强其国力手段以及同盟、伙伴国家和网络。拜登政府重视同盟的战略已在多份文件中得到阐明。美国不仅要加强与现有同盟、伙伴国家的关系，还希望改变原有的轮辐式同盟体系，加强轮辐之间的横向联系，即同盟和伙伴国家之间的联系。由于美国无法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进行常态化的前沿部署，因此依赖同盟国积极的地区遏制战略（Heginbotham, and Samuels 2018）。如果加强同盟、伙伴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像AUKUS这样的亚洲多边安保组织也有可能扩大和加强。

第三，美国一直在追求多域作战或全域作战的军事革新，并制定了涵盖陆海空以及网络、太空领域的遏制战略。从过去的海空战（air-sea battle）战略不断演变发展而来的对华军事遏制战略，已发展成为通过多域作战、太平洋遏制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等来对抗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和岛链战略的常规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涉及美国自身的革新，也涉及同盟国的革新，因此将对韩日两国产生影响。

第四，通过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整合来实现遏制战略。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力量，已超越了过去最小遏制战略所需的核力量。未来，美中之间的军事对抗可能需要考虑动用核武器，而不仅仅是常规战争。美国正在发展通过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整合来实现对华遏制的战略，这也将影响韩日两国的军事态势。

第五，追求整合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的遏制战略。美国正在追求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灰色地带战略、两岸关系等未来预期的改变现状战略，同时积极考虑使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在台湾未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统一，那么除了军事应对外，如果国际社会准备了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应对，就能发挥更大的遏制效果。

第六，持续开发尖端技术并利用这些技术进行遏制战略也是综合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在其《国防战略2022》摘要中指出，为确保未来综合力量的持续优势，需要更快地获取技术并进行创新性投资。结合当前技术和未来新技术，以综合遏制战略为重点的策略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Ⅲ. 韩日在对美合作立场上的差异

在综合遏制中，加强与同盟国的合作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是核心要素。问题在于能否在综合遏制的框架内构建旨在制衡中国的安保网络。美国希望以印度-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建立制衡中国的多维度网络。拜登总统对华遏制路线的核心是加强与同盟及伙伴国家的关系，并推动网络形式的多样化。在提出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安全协议（AUKUS）等新的多边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推动加强和多样化韩美日安保合作等小型多边合作网络（The White House 2022）。此外，在地球层面，为制衡中国领导力的增强，加强了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合作。美国认为中国在国内建立了更加僵化的威权体制，并在对外采取更加攻势和胁迫性的政策。

这种美中两国间的冲突是许多国家外交安保战略的重要变量。韩日两国也认识到美中关系对本国利益影响最大，但韩日两国的应对并不完全一致。

许多国家对美中关系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方面存在差异（Jung, Lee and Lee 2021）。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对美中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差异上。欧洲国家对于美中关系是否对其产生战略利益仍持有不同看法。此外，在接受“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方面也存在分歧。拥有海洋领土的法国积极的印太战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亚洲国家则倾向于更加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于6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欧洲国家认为中国构成了“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

其次，是否存在与中国具体的双边冲突事宜很重要。在南海、东海等主要事关国，其在美中关系上的立场往往更加具体和战略化。日本与中国在东海问题上存在直接冲突关系，而韩国则很难说与中国存在可能导致冲突的双边冲突事宜。反而认为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提出质疑并寻求改变，未来可能与中国产生结构性、体制性层面的冲突因素。

第三，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等各种事宜中，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起着重要作用。许多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经济伙伴，而中国的地缘经济手段则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对中国经济报复的脆弱性越高，就越有动机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战略模糊或对冲策略。韩国在朝鲜军事威胁加剧的情况下，仍需要中国的外交支持来推动朝鲜无核化。不仅在经济上，在安保领域也对中国政策存在脆弱性，因此对美中关系的变化更加敏感。相反，日本认为其在大众经济依赖度和直接安保威胁方面，脆弱性低于韩国。

第四，身份认同问题。美国将美中关系定义为自由民主阵营与威权阵营的对抗。民主与威权是重要的身份认同，但并非唯一的身份认同。中国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国家、批判西方主流观点的国家等多种身份认同，反对美国主导的身份政治。韩日两国都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国家身份认同。然而，作为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两国一直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包容性亚洲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日本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正在加强与海洋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寻求与澳英美安全协议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从大局来看，韩日两国在防止亚洲大国战争、加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提升人权和自由的价值、维护自由主义多边国际秩序等方面持有共同的见解。然而，在具体的美中关系战略上，由于上述多种因素，政策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存在阻碍韩日合作的结构性因素，因此不能仅仅在韩日双边关系中寻找合作不力的原因。

Ⅳ. 中国军事威胁的加剧与韩日安保合作的可能性

随着美中冲突的加剧，安保领域的冲突也将加速。虽然恐怖主义、海盗、核不扩散等合作安全、人类安全议题很重要，但冲突性安全议题正迅速凸显。美中安保冲突分为由所谓中国灰色地带战略引发的冲突、围绕常规战争的竞争，以及核武器领域的日益加剧的竞争。

中国正通过所谓的“非战争军事行动”（MOOTW, 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推进渐进式军事行动，并试图将改变的现状视为既成事实。特别是威胁海洋安全的中国灰色地带战略，由于引发了围绕海洋领土、运输路线安全、自由航行原则以及能源开发等诸多问题，未来可能引发包括冲突当事国在内的严重安保问题。

中国推行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也被视为限制美国军事影响力的重要挑战。美国正与同盟及伙伴国家一起，开发涵盖陆海空以及网络、太空领域的多域作战概念，以及基于此的同盟综合遏制战略，以对抗中国扩大影响力的企图。

在核领域，尽管中国迄今为止一直维持消极的核战略，但近期其核、导力量正在迅速增强，这预示着其将成为重要的安保议题（Talmadge 2019）。这些灰色地带、常规战争、核武器领域紧密相连。特别是美中之间核平衡的变化，对灰色地带战略的走向及常规军事平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常规力量迅速增强的现实下，中国核力量的增强已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中国一直维持“确保报复”（assured retaliation）战略，并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政策。即，如果核武器国家攻击中国，中国将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以确保报复，这是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在美中军事关系中，核问题从未成为核心议题。中国核弹头数量约为300枚，远少于美国的10倍以上，而且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也未满200枚，不足以对美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大部分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而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等三位一体的构成部分，其水平被认为远落后于美国。然而，近年来中国核力量的迅速增强引起了担忧和关注。美国国防部在2022年撰写了《2021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等多份报告，分析了中国的核力量。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开发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增加核弹头数量、建设至少三个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场以及建造数百个新发射井。报告分析了新型ICBM DF-41、可携带MIRV（分导式多弹头）的DF-31AG、新型中程导弹DF-26等，并指出战术核武器的开发努力也是一项重要变化。报告分析称，中国战略部队已增强了对陆地目标的常规和核精确打击能力。道路机动式DF-26中程弹道导弹（IRBM）的库存也在持续增加，该导弹可用于对海军目标进行常规打击，并可同时执行核、常规任务。据称，中国还在发展“警报即时发射”（launch on warning, LOW）体系，并引入了天基预警系统。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等报告，分析了中国的核力量。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开发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增加核弹头数量，建设至少三个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场，并建造数百个新发射井。报告分析了新型ICBM DF-41、可携带MIRV（分导式多弹头）的DF-31AG、新型中程导弹DF-26等，并指出战术核武器的开发努力也是一项重要变化。报告分析称，中国战略部队已增强了对陆地目标的常规和核精确打击能力。道路机动式DF-26中程弹道导弹（IRBM）的库存也在持续增加，该导弹可用于对海军目标进行常规打击，并可同时执行核、常规任务。据称，中国还在发展“警报即时发射”（launch on warning, LOW）体系，并引入了天基预警系统。

2020年，中国空军开始部署首批高超音速作战武器，并据称开发了具备高超音速滑翔（HGV）能力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DF-17。最重要的是，预计到2027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增至700枚，到2030年可能至少达到1000枚。报告指出，中国已具备了陆基弹道导弹以及空基和潜射导弹等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运载能力。此外，报告称中国正在建设数百个地下发射井，可用于从至少三个地点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这些评估具体而言也引起了韩国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军控事务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在2020年9月28日访问韩国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含中国的有效核军备控制体系。”他还提到：“与韩国高级官员就军备控制问题，特别是日益增长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及武器（如导弹、轰炸机、潜艇）的增强进行了信息共享和讨论。”

中国核力量的增强影响着美国的战略思维。美国仍然对中国维持“损害限制”（damage limitation）战略（Glaser, and Fetter 2016）。也就是说，美国不仅依赖核遏制战略，而且在与中国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旨在通过第一次攻击尽可能地摧毁中国的核攻击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限制对美国的损害。美国试图通过预先探测中国核力量并摧毁大部分，同时通过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防御剩余的二次核攻击能力，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以最大限度地限制来自中国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力量的增强，虽然不能说是从过去的最小核遏制、确保报复战略转变为更具进攻性的战略，但可以看作是提高二次核攻击能力、二次核武器的生存能力。这是因为，如果美国探测、侦察能力的发展能够提高其对中国核力量实施损害限制战略的能力，那么中国的确保报复能力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不仅在增加弹头数量，还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特别是通过开发多弹头（MIRV）导弹来应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还通过更加活跃的机动式陆基导弹发射来提高应对美国先发制人攻击的能力，并增强潜射弹道导弹能力。然而，中国潜艇在降噪技术等方面仍缺乏攻击美国本土所需的能力，因此其穿越第一岛链并攻击美国本土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此外，中国还在开发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弹道导弹，并发展各种运载系统。这些努力可能会降低美国损害限制战略的有效性，从而提高中国的二次核攻击能力。

这种变化不仅仅导致美国对华核战略的变化。如果美国的损害限制战略非常有效，中国将难以追求常规战争的升级。如果常规战争升级导致核战争的可能性增加，那么在中国强大的损害限制战略面前，中国的升级将变得困难（Wu 2022; Talmadge 2017）。相反，如果美国损害限制战略的可信度严重下降，中国将认为美国在常规战争升级时必然会采取消极应对。因为即使发生核战争，如果中国拥有二次核攻击能力，美中两国将不得不避免全面核战争。这种情况会产生“稳定-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并可能导致中国在常规战争中进行更强的战争和升级。此外，还可能助长中国在灰色地带战略中的攻势。如果美国对中国胁迫性的灰色地带战略采取全面的常规军事力量应对，那么常规战争的爆发和升级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也会导致核战争的升级。如果出现中国二次核报复能力薄弱的局面，美国在这样的常规战争中将不得不相对消极，而中国将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情况。

如果中国提高了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即使中国的核战略没有变得更具进攻性，亚洲许多国家在常规战争中也将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中国的威胁。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在南海、东海、两岸关系等问题上推行具有进攻性的改变现状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核战略相比过去变得消极，那么美国及其盟友的应对将减弱。此外，如果中国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攻击能力，美国的盟友将不可避免地担心安保脱钩现象。最终，中国核能力的提高对韩国和日本等美国盟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终，如果中国核能力提高到美国不得不承认双方的相互脆弱性，那么将面临军备控制的必要性。美国将陷入“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局面，不得不放弃损害限制战略，最终只能追求相互遏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美中能否为有效的军备控制做出努力并取得成功，对美国盟友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不仅是核军备控制，常规力量（核战争升级的基础）也能通过军备控制得到削减，那么情况将更加乐观。此外，为应对危机，如果美中之间建立高层相互沟通和对话渠道，就能阻止竞争和对抗走向极端对抗。

在这种发展态势下，韩日两国能否推进安保合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从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的日本的角度来看，中国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增强是直接的安全威胁问题。相反，对于与中国没有直接安保冲突的韩国而言，中国的威胁更为结构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这是因为，如果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现由中国主导的威权主义、大国主义国际秩序，将对韩国的利益造成全面侵害。能否共享安保威胁认知，如何设定美国在促进韩日安保合作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韩美日安保合作的未来，以及中国对韩美日安保合作的反应将是重要的变量。

Ⅴ. 朝鲜军事威胁的加剧与韩日安保合作的必要性

如果说中国的军事威胁是韩日之间重要的共同关注事项，那么朝鲜的核、导威胁则是韩日两国直接面临的军事威胁。朝鲜核、导能力的增强以及前所未有的导弹试射、对韩常规挑衅等，在2022年之后进入了新的阶段。虽然朝核问题已存在近30年，但解决的线索仍不明朗，朝鲜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并且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朝鲜的国际地位反而呈现出加强的态势。尽管韩日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有必要紧密进行，但由于各种因素，合作一直进展缓慢。

朝鲜以反对所谓的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为由，以增强对美国核先发制人的遏制力为名义，开发了核、导武器。朝鲜于2022年4月24日发射了疑似“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探测到的射程约为6200公里以上，距离约1080公里，比2017年11月发射时高出1725公里，飞行距离也增加了130公里。如果以正常角度发射，估计飞行距离将超过15000公里，美国本土将进入其射程。虽然关于朝鲜是否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再入技术仍有争议，但朝鲜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是可以预期的。

朝鲜还在逐步增加其在2021年1月第八次党代会上预告的战略武器能力。在工作总结报告中，朝鲜讨论了为打击美国本土而推进“超大型核弹头生产”，并“进一步提高打击射程在1万5千公里内的任何战略目标并将其精确摧毁的命中率，以高度化核先发制人和报复打击能力”。朝鲜宣布将推进“水陆固体发动机洲际弹道火箭开发项目”，并“拥有具有重要意义的核潜艇和水下发射核战略武器，以提高核远程打击能力”。此外，还提到“正在进行完成多弹头分导技术的研究项目”，并“已完成适用于新型弹道火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等各种战斗任务弹头的开发研究，并准备进入试验生产阶段”。

对韩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朝鲜提到将“进一步高度化核技术，并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小型化、轻量化、战术化，开发可在现代战争中根据作战任务目标和打击对象以不同手段应用的战术核武器”。此外，还报告称将“准确设定中型潜艇武装现代化目标的标准并进行示范性改装，显著提高海军的现有水下作战能力”，并“已完成新型核潜艇设计研究并进入最终审查阶段”。此外，还报告称“完成了各种电子武器、无人打击装备和侦察探测手段、军事侦察卫星的设计”，并正在推进“在短期内运营军事侦察卫星以获取侦察情报能力，并开发可精确侦察500公里纵深的无人侦察机等侦察手段的最重要研究项目”。

一旦朝鲜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的应对战略将变得复杂。美国拥有基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陆基中段防御（GMD）的陆基拦截导弹系统，用于应对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目前共部署了44枚，其中40枚部署在阿拉斯加，4枚部署在加利福尼亚的范登堡基地，并计划再开发24枚。对于朝鲜的一枚导弹，将发射4枚拦截导弹。目前估计朝鲜拥有10部机动式导弹发射车（TEL），如果每部发射4枚，那么美国拦截导弹的数量将很快不足。如果朝鲜拥有MIRV（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美国的导弹防御将更加困难，甚至如果推进MaRV（机动式重返大气层载具）技术，也将构成威胁。虽然这需要大量资本和技术，预计不会轻易实现，但美国国防情报局（DIA）在2019年5月曾宣布朝鲜正在开发MaRV技术。如果能够成功搭载2吨重核弹头的“火星-17”型导弹，并与高超音速滑翔体结合，将为规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导弹技术基础。

朝鲜的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也可能威胁美国本土。在2022年4月25日纪念朝鲜人民革命军建军90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上，出现了新型潜射弹道导弹，这似乎是“北极星-5ㅅ”型的改良型。如果将“北极星-4ㅅ”型的射程视为3000-4000公里，“北极星-5ㅅ”型视为4000-5000公里，那么可以推测其射程约为7000-8000公里，这意味着潜艇无需接近美国本土即可发动攻击。

一旦美国本土在朝鲜的核导弹面前变得脆弱，情况将与现在截然不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报复遏制战略能力，但不会仅仅依赖报复遏制。美国将致力于提升拒绝遏制战略，但由于陆基拦截导弹的性能仍不完善，一旦朝鲜拥有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美国将陷入困境。如果还拥有潜射弹道导弹能力，拒绝遏制将更加困难。

美国本土的脆弱性也会影响对韩国和日本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当朝鲜对韩国和日本等同盟国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时，美国的遏制或反击必须启动，但如果朝鲜拥有核攻击美国本土的可能性，美国将不得不犹豫与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如果到了与朝鲜发生核战争不可避免的阶段，美国将试图通过损害限制能力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攻击，并摧毁朝鲜的核能力。当美国将摧毁朝鲜核、导设施作为战略目标并打开先发制人核攻击的可能性时，朝鲜将考虑对美国本土、驻韩美军、韩国和日本等进行核先发制人的替代方案。这是因为可能陷入“用则失，不用则失”（use-or-lose）的困境。

与朝鲜进行核裁军也是不可能的。美国的目标是朝鲜的完全无核化。美国将追求朝鲜无核化的目标，同时考虑对朝鲜的遏制和通过损害限制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未来美国的对朝核遏制战略将如何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延伸威慑可能发生何种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朝鲜战术核武器的开发和部署，预计将使朝韩关系以及朝日关系变得非常复杂。首先，如果朝鲜拥有并部署可使用的战术核武器或低当量核武器，韩国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如果将小型化核弹头搭载在KN-23、KN-24、潜射弹道导弹等韩国和驻韩美军的导弹防御系统无法防御的导弹上，那么拒绝遏制将变得不可能。日本也将面临朝鲜中程导弹搭载低当量核武器的危险。如果朝鲜不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攻击能力，那么在对韩国和日本进行战术核攻击时可能会犹豫。然而，一旦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攻击能力，对韩日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可能会下降，因此朝鲜的战术核攻击将变得更加容易。

其次，在朝韩之间的常规战争中，朝鲜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在常规力量相对于韩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朝韩之间的常规军事冲突，朝鲜可以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就像俄罗斯所谓的“以缓和促升级”（escalate-to-deescalate）战略一样，朝鲜可以对韩国使用这种方法，以阻止常规战争的升级，并获得优势以达成有利的妥协。韩国是无核国家，并且可以通过与美国的协商在战时进行核遏制，因此应对并不容易。

第三，将进入设计能够遏制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遏制战略的新阶段。即使是战术核武器，一旦使用，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造成的损害将是巨大的。韩国正在追求结合大规模报复、杀伤链（Kill Chain）和导弹防御的“三轴体系”，但面临许多困难。在事实上难以区分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警告朝鲜，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将进行大规模报复。韩国只能进行常规报复，因此其对朝鲜先发制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遏制力尚不明确。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需要在韩美协商下进行，因此需要韩美之间的紧密合作。在此过程中，遏制战略能否获得可信度至关重要。杀伤链是对朝鲜明显核攻击迹象的先发打击，但存在关于迹象解释的明确性问题。杀伤链越被激活，朝鲜就越会感受到先发制人的必要性。双方形成攻击优势的局面将加剧安全困境，因此遏制战略可能在危机管理稳定性的方面带来破坏战略稳定的结果。

这种情况随着朝鲜核战略的变化而更加明显。朝鲜一直以来都表示“作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除非侵略性的敌对势力试图针对我们使用核武器，否则不会滥用核武器”，将其核战略的核心定位为防御性最小遏制。然而，在2022年的多个场合，朝鲜已开始显露出向先发核使用以及进攻性非对称升级战略转变的迹象。在2022年4月4日的谈话中，金与正副部长表示：“为了在战争初期掌握主动权，消除对方的战争意志，阻止长期战争并保存自身军事力量，将动用核战斗力量。”这意味着在爆发常规战争时，可能先发制人使用战术核武器。金正恩委员长在4月25日纪念“抗日游击队”创建90周年的阅兵式演讲中表示：“虽然我们核武器的基本使命是遏制战争，但如果出现我们绝不希望发生的情况，我们的核武器也不能仅限于战争遏制这一使命。”他还表示：“任何势力如果试图侵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核力量就必须承担起意想不到的第二个使命。”虽然“根本利益”的含义并不明确，但金正恩委员长本人已经宣布了除防御以外的目的使用核武器的新原则。2023年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8届第12次政治局会议的発表也指出：“虽然将战争遏制与和平稳定维护视为第一任务，但如果遏制失败，也将承担第二项任务，而第二项任务显然不是防御。”

从韩日安保合作的角度来看，朝鲜核、导能力的增强，可能加剧韩日之间的安保脱钩现象，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旦美国本土在朝鲜的核攻击面前变得脆弱，美韩日三国之间的安保脱钩是可以轻易预见的局面。目前，日本以七个后方基地为基础，在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时提供间接支援。驻日美军在朝鲜攻击韩国时应支援韩国，但当朝鲜威胁对日本进行核攻击时，驻日美军向韩国部署将受到威胁。如果朝鲜使用中程核导弹封锁驻日美军的部署，韩国将可能被孤立。此外，日本在面临朝鲜核攻击本国的威胁时，也可能犹豫驻日美军向韩国部署。朝鲜获得攻击日本的核能力，不仅可能封锁驻日美军，还可能加剧韩日之间的安保脱钩。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韩日之间紧密的安保合作以及就突发事态进行常态化讨论和合作至关重要。

Ⅵ. 韩日安保合作的未来

随着亚洲安全格局的根本性变化，韩日安保合作也需要探索新的可能性和逻辑。第一，由于中国和朝鲜核、导武器能力的增强以及核战略的变化，核战争的风险又近了一步。围绕中国核、导能力增强的管制机制处于脆弱状态，而为实现朝鲜无核化和限制导弹开发所做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鉴于事态的严重性， 대응迟缓，因此韩日两国以及韩美日三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军备控制、朝鲜无核化等努力需要谈判和平衡两种战略，因此韩日之间制定深入的战略以应对这种情况至关重要。

第二，鉴于美中战略竞争呈现出大国间权力政治的态势，韩日两国应以第三方的立场寻求新的选择。美国正在推行在所有领域排除中国的战略，并且正致力于通过对外政策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然而，在如何推行旨在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规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对华战略方面，韩日之间缺乏深入的战略对话。从超越单纯的美中战略竞争的视角，寻求新的地区和全球安全秩序的构建，这一点上韩日合作至关重要。日本在印太构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创建过程中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韩国正试图以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为基础，为规范制定和秩序构建贡献更大的力量。如果韩日两国能够弥补在以超强国为中心构建秩序时被忽视的部分，就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秩序。

第三，在亚洲联盟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进程中，有必要构建韩美日合作的理想形态。韩国与日本的安全在结构上相互关联，以美国为轴心的安全合作也已持续很长时间。在迄今为止的辐条式同盟体系转变为多层次安全合作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防止美国同盟国之间出现等级划分并引发冲突。必须努力使新的同盟体系成为分工式同盟体系，而非等级式同盟体系。为此，需要识别各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等重要冲突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威胁认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以实现理想安全秩序的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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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全在成_EAI国家安保研究中心所长，首尔大学教授。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外交部及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韩美同盟及朝鲜半岛研究等。主要著作及合著包括《南北之间战争威胁与和平》（合著）、《政治是否道德》、《东亚国际政治：从历史到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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