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世代与世代效应的终结：1992-2022年总统大选分析

1. 绪论

本文旨在探究包括2022年总统大选在内的历届总统大选中所谓的“86世代”的投票行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特征。“86世代”一直被视为韩国民主化的代名词。他们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80年代的民主化时期度过了青年时光，并在此期间获得了政治认同。在2002年总统大选前后，他们作为30多岁的群体所展现出的“进步性”给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姜元泽2003；李奈永2002）。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2007年大选后，“386世代的消失”成为热门话题（姜元泽2009；朴明浩2009；卢焕熙等2013）。他们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是否“进步”，一直存在争议。“进步”后是否“保守化”，或者一开始就“不进步”，这些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在选举研究中，与世代投票相关的年龄效应（aging effect）和世代效应（cohort effect）仍然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年轻选民表现出进步倾向，年长选民表现出保守倾向，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通常被称为年龄效应（Feather, 1977; Barnes 1989; Alwin and Krosnick, 1991; Van Hiel and Brebels, 2011）。普遍认为，年长世代支持保守政党，因为对权威和秩序的依恋与保守价值观相符。即使是那些曾经拒绝既有权威的人，也大致如此。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地位的稳定，很难避免保守化。

相反，世代效应指的是不适用于年龄效应的现象。当某个世代偏离年龄效应时，该世代特殊的政治特征被称为世代效应，因为该世代独特的社会化经验形成的政治倾向与一般的年龄效应不同（Mannheim 1952; Abramson 1975）。例如，在青年时期保守，或者年老后仍保持进步倾向的例子，可以被视为世代效应的典型案例。“86世代”曾被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可以否定年龄效应。人们期望，随着年龄增长而保守化的趋势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代。他们青年时期经历并获得的韩国民主化认同，与年龄效应不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保持不变。这就是所谓的“世代（cohort）”效应，就像美国的“新政世代”一样。

被称为“86世代”的1960年代出生者以及2022年总统大选，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特殊性。首先，1960年代出生者是韩国选举政治中唯一一个可以通过经验数据验证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的世代（裴镇锡2017）。因为在此之前的世代，如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者，没有关于他们青年和中年时期个人投票倾向的纵向比较分析的民意调查数据。总统大选相关的民意调查首次实施是在1992年大选。在1992年大选时，1940年代出生者已是40多岁中段和50多岁初段，1950年代出生者则是30多岁中段和40多岁初段。换言之，没有经验方法可以确认他们20多岁和30多岁时的投票倾向。其次，2022年总统大选是1960年代出生者全部进入50代后的第一次选举。众所周知，在世代投票的生命周期中，50代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Truett, 1993; 许锡宰2014）。因为即使是青年时期进步的选民，进入50代后也很有可能转变为保守态度，所以50代是世代研究中保守化的分水岭。1960年代出生者之后的世代，截至2022年大选，尚未经历50代。例如，即使1970年代出生者表现出进步的投票倾向，也不能称之为世代效应。如果假设1960年代出生者在50代之前表现出进步的投票倾向，并从世代效应的角度来解读，那么这也只能说是过早的诊断。因为对尚未进入50代的1960年代出生者讨论世代效应，为时过早。

本文旨在审视2022年大选结果中显示的世代因素，并通过经验分析民主化以来历届大选中出现的世代别投票选择及意识形态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从世代效应的视角出发，关注19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和意识形态变化，并与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进行比较，同时也将关注世代内部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亚于世代之间的差异。本文第二章将回顾相关先行研究的成果与局限，第三章介绍分析方法。第四章利用集合数据和个人层面民意调查数据分析2022年大选，第五章以1992年至2022年大选为对象，寻求对研究问题的答案。第六章将探讨结论和理论含义。

2. 先行研究回顾

与年龄或世代相关的韩国选举研究主要集中在世代效应上。继郑镇民（1992, 1994）等人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世代效应成为选举研究的正式关注对象，其契机是2002年大选备受瞩目的“386世代”的政治作用（姜元泽2003；李奈永2002）。作为经历过20多岁民主化时期的世代，他们的进步倾向是值得关注的对象。2007年大选，大国家党李明博候选人获得了中年和青年世代的广泛支持，这引发了对386世代效应的质疑。然而，2012年大选朴槿惠候选人与文在寅候选人之间截然不同的世代支持率差异，重新激发了学界对世代投票的关注（卢焕熙等2013；许锡宰2014；吴世宰/李贤宇2014；吴世宰2015；文宇镇2016）。

1960年代出生者的政治倾向及投票行为主要分为两种观点。强调年龄效应的立场关注他们的保守化，而主张世代效应的立场则关注1960年代出生者所表现出的进步性。李明博总统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2007年第17届大选，催生了许多关于所谓“386世代效应”消亡的研究（徐贤珍2008；姜元泽2009；朴明浩2009；朴元浩2012；许锡宰2014）。这是因为包括1960年代出生者在内的青年中年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了保守派政治家李明博候选人。2012年第18届大选，“386世代”再次受到关注（卢焕熙等2013）。这次的论点是，“386世代”表现出了一贯的进步特征。其依据包括对进步候选人的投票选择以及主观意识形态评价中确认的进步性。有条件的“386世代效应”也受到了关注（黄亚兰2009；吴世宰/李贤宇2014；吴世宰2015）。

本研究对现有研究以世代效应的视角来解读1960年代出生者的进步政治倾向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因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对于尚未进入50代的1960年代出生者，将其进步政治倾向视为世代效应尚为时过早（裴镇锡2017）。只有到了2017年大选（当时大部分1960年代出生者已进入50代）和2022年大选（1960年代出生者全部进入50代）时，才能真正讨论1960年代出生者的世代效应。本次大选，他们全部进入了可以称为保守化分水岭的50代，是检验他们是否像前代一样走向保守化（年龄效应），或者是否保持其固有的世代政治倾向（世代效应）的绝佳机会。

另一个争论点是世代划分。世代效应的前提是，特定世代在其社会化时期经历的特殊政治状况会影响其政治倾向。问题在于如何划分这个“世代”。在韩国选举研究中，世代划分的标准仍然存在争议。早期研究的划分始于前前世代（~1949）、民主世代（1950~1961）、新世代（1962~1970）等（郑镇民1992, 1994; 郑镇民黄亚兰1999）。后续研究发展了更细致的分类。工业化世代（~1959）、386世代（1960或1962~1969或1970）、X世代/IMF世代/数字世代等被广泛讨论（金亨俊2006；Cho and Eom 2012; 卢焕熙等2013；李宇镇2013；许锡宰2014；吴世宰2015）。世代效应不能仅仅通过生物学年龄来划分，因为影响其社会化时期的政治状况至关重要（吴世宰2015）。尽管如此，1960年代出生者通常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世代。特别是考虑到1960年代出生者是韩国选举史上唯一一个可以观察到其20多岁时的政治倾向如何变化到保守化分水岭50代的世代，这一划分具有说服力。

3. 分析方法

本文利用集合数据和个人民意调查数据，在第四章分析2022年大选结果，在第五章结合（pooling）1992年至2022年大选的民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自1992年第14届大选至2022年第20届大选，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总统大选事后访谈调查数据。第14至16届大选数据是韩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KSDC）进行的访谈调查数据，第17至20届大选数据是东亚研究所（EAI）的总统大选面板调查数据。

① 集合数据

现有研究的集合数据分析缺乏对选举期间效应的控制。2002年第16届大选（进步倾向突出）和2007年第17届大选（保守倾向突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简单比较保守或进步候选人的支持率可能会产生偏差。这意味着，分析未能充分反映由特定选举的意识形态格局和选举动员策略等可能产生的期间效应（period effect）。卢焕熙等（2013）关于比较投票偏好世代间相对位置的研究方法值得关注。

为克服这些问题，本研究在集合数据分析中运用了保守优势率、均值中心化和生命周期比较策略。首先，保守优势率是指保守支持率减去进步支持率的差值。考虑到简单比较保守或进步支持率难以准确把握两群体间的势力关系。特别是，单纯的保守或进步支持率会因选举是两方对决还是多方混战而产生很大差异，因此存在局限性。[1]使用保守优势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为控制选举期间效应，使用了均值中心化（mean centering）技术。考虑到各选举的选民意识形态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我们试图通过从各选举时期的平均值中减去世代平均值的方式来把握世代间投票行为的差异。第三，以生命周期为轴，比较世代别意识形态和投票倾向。不是比较各次大选，而是比较各世代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政治特征。将以十年为单位的周期作为横轴，比较世代别政治意识形态变化的幅度和速度。

② 个人民意调查数据

本研究同意先行研究的观点，即世代效应是即使控制了年龄变量也“依然存在”的现象（许锡宰2014）。但为了测量这一点，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包含年龄变量和世代变量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问题。[2]

为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回归方程中采用了区分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的策略。虽然同时包含年龄变量和世代变量，但不是一次性包含所有世代变量，而是分别包含并构建独立的回归方程。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需要注意对世代虚拟变量的解释。 [3]

在2022年大选中，投票选择的基本因变量是是否支持保守候选人。支持保守候选人则编码为1，否则为0。在2022年大选中，进步候选人包括李在明、沈相奵候选人，保守候选人包括尹锡悦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自变量是年龄和世代。年龄以受访者的实际年龄为标准，或根据情况使用20多岁、30多岁等十年单位的划分方法。分析中包含的控制变量包括：意识形态（序数变量）、教育水平（序数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出生地区（湖南和岭南虚拟变量）、总统国政支持率（连续变量）以及对朝交流合作强化和福利政策扩大是否赞成（虚拟变量）等。

为验证1960年代出生者的世代效应而进行的重复横断面分析中，因变量同样是是否支持保守候选人。关注的自变量是1960年代出生者、其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按十年划分的世代虚拟变量。该模型包含年龄、主观自我意识形态评价、教育水平、性别、出生地区等控制变量。此外，为控制各选举不同的期间效应，将7次大选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以上分析的因变量是是否支持保守候选人，因此使用了逻辑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在发现世代别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中，因变量是受访者自我意识形态评价。以11分制为基础，KSDC的部分数据使用5分制，并调整为11分制。在此分析中，主要关注的自变量也是年龄和世代变量。由于因变量是以序数变量测量的，因此在此分析中使用了线性回归分析。

4. 2022年选举

与2017年、2012年大选相比，2022年大选在年龄或世代方面没有发现明显对比的特征。[如图1]所示，世代间投票倾向的差异在2022年大选中也大大缓和了。这与以往大选中青年中年层支持进步候选人、中老年层支持保守候选人的情况截然不同。与两方对决的2012年大选相比，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也与2017年大选中出现的世代间投票差异有所区别。总体而言，2022年大选中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几乎与全体选民的投票选择一致（参见[图1]）。

[图1] 近期大选与世代投票倾向

选民在本次大选中选择候选人时，受影响较大的变量是主观意识形态认知、文在寅总统施政评价以及对朝政策的偏好。年龄、世代、性别、地区、教育水平、收入等已知的投票选择决定因素，即社会人口学特征，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当然，在竞选期间爆发的双方候选人及其家属的道德问题等政治攻防相关议题的影响力很大。在控制了所有这些变量后，起作用的变量是意识形态、总统施政评价和对朝政策偏好。

[表1] 尹锡悦候选人投票选择决定因素：2022年大选

总结如下。越保守、越认为文在寅总统施政不当、越认为应强硬应对朝鲜的选民，越选择尹锡悦候选人。反之，越进步、越认为文在寅总统施政得当、越认为应以和解合作对待朝鲜的选民，越选择李在明候选人。我属于哪个世代，这个问题并未产生太大影响。60年代出生者也是如此。世代认同并未影响投票选择。60年代出生者与其他选民一样，根据意识形态、总统施政评价以及对朝政策的立场来选择候选人（参见[表1]）。在世代效应中，唯一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发现是，越是1970年代出生者，越不可能支持尹锡悦候选人。

在60年代出生者中，认为自己是意识形态中间派的比例最高，为42%（参见[图2]）。保守派约占32%，进步派约占25%。以10分为最保守，0分为最进步，5分为中间时，60年代出生者的主观意识形态认知平均分为5.15。略微偏向保守。全体选民的意识形态认知平均分为5.28，因此可以说与此几乎相同或略微偏向进步。他们处于平均4.79的最进步的70年代出生者和比这更保守的40-50年代出生者之间。比正在经历保守化的90年代出生者稍微进步一些。

[图2] 世代别主观意识形态认知

有趣的是，2022年大选中确认的世代别主观意识形态认知呈现出所谓的“U字型”。在以往的大选中，通常是年轻世代认为自己是进步的，而随着年龄增长到中年，则认为自己是保守的。2022年大选表明，年龄-意识形态认知之间存在单线关系的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意识形态认知呈现负值，但在某个年龄点之后，又会再次呈现正值。因此，为了在二次回归分析（quadratic regression）中确认U字型曲线，需要关注回归模型方程的系数。

y = b0 + b1*x1 +b2*x1^2

在上述公式中，要确认U字型曲线，b2必须为正值，b1必须为负值。在下方的[表2]中，模型(1)显示了年龄和意识形态认知之间的线性关系，模型(2)是确认非线性U字型曲线的回归方程。在模型(1)中，年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换言之，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模型(2)中，正如预期的那样，年龄变量的系数（b1）为负值，年龄变量平方的系数（b2）为正值。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认为自己更进步，但在某个年龄段后，又会认为自己更保守。此时，拐点为x=-b1/2b2，经确认约为42.62岁。这意味着，从18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认为自己更进步，在42.62岁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会认为自己更保守。

60年代出生者对文在寅总统的国政 수행评价为4.8分（满分10分）（参见[图3]）。这同样与全体选民的平均值完全一致。虽然比评价为5分多一点的70年代出生者或80年代出生者更为负面，但比评价为4分出头的先前世代更为积极。

60年代出生者中有61%偏好对朝和解合作政策而非强硬政策（参见[图4]）。这与比60年代出生者自我认知更进步的70年代出生者比例相同。这一比例比全体选民平均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表明了十多年前开始观察到的所谓“倒U字型”模式依然存在。即青年层和老年层偏好强硬政策，中年层偏好和解合作政策。这打破了以往青年偏好和解合作、中壮年偏好强硬政策的公式。在成长和福利的优先顺序上，60年代出生者中有39%优先考虑福利。这低于全体选民平均的46%。值得注意的是，在60年代出生者中，对朝和解合作政策和优先福利政策之间的差异最大。在大多数世代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有或很小，只有90年代出生者及其之后的世代和60年代出生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2] 意识形态认知因素：2022年大选

有趣的是，这种模式与90年代出生者完全相反。作为父辈的60年代出生者多数对对朝和解合作政策持肯定态度，但对福利优先政策持否定态度。相反，作为子辈的90年代出生者多数对对朝和解合作政策持否定态度，但对福利优先政策则持 কিছুটা肯定态度。这一点与“影响世代间进步-保守主观认知的因素不同”的先行研究结果一致。中年层主要根据对朝政策来界定自我意识形态，而青年层则根据福利-成长的偏好来界定自我意识形态。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者，这两个变量都影响了进步倾向；而60年代和90年代出生者，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力可能相互抵消。本次大选中，对朝政策偏好对投票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对成长-福利的政策偏好并未产生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力。

[图3] 世代别总统国政 수행评价

[图4] 世代别对朝政策及成长-福利政策偏好

总而言之，60年代出生者在本次大选投票决定因素中最突出的主观意识形态认知和总统国政 수행评价方面，与全体选民平均值几乎呈现相似的模式。在对朝政策方面，60年代出生者多数比选民平均值更倾向于和解合作政策，这一点被确认是其特征。最终，60年代出生者的特殊世代认同并未影响投票选择。其他世代也是如此。70年代出生者在投票给尹锡悦候选人时，世代认同似乎产生了负面影响。

5. 1992-2022年结合数据分析

在2022年大选中，“86世代”的选择与选民平均值几乎相同。对投票选择影响最大的主观意识形态认知和总统施政评价也是如此。对朝政策的偏好略微偏向和解合作政策，但差异不大。那么，“86世代”是像过去那样“进步”，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而“保守化”了吗？还是走了另一条路？

民主化以来的历届选举在意识形态上都经历了波动。仅从投票选择来看，两方对决和多方混战时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仅凭特定政党投票比例就断定是“进步”或“保守”投票是困难的。我们通过两种方法对这种波动进行了修正。第一，保守优势率。衡量保守政党候选人得票率的优势程度。第二，整体平均中心化技术。即从选举时期的平均值中减去特定世代的平均值。应用此方法得到的图表是[图5]。此外，我们还增加了一种方法。不是寻找各世代在每次选举中的投票选择特征，而是寻找各世代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投票选择特征。目的是观察各世代在特定年龄段的投票选择。

以红色粗线标示的是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模式。以中间的0为基准，线下表示进步投票，线上表示保守投票。最显著的特点是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具有非常平缓的斜率。与之前的世代，即50年代出生者或40年代出生者相比，斜率明显平缓。这与“年龄增长则保守化”的年龄效应不同。在2017年总统大选时，60年代出生者的中心（1965年出生者，当时53岁）投票选择比平均值略显保守，但在其他选举中，总体上比平均值略微进步。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60年代出生者在青年中年时期表现出的投票行为并不那么“进步”。虽然由于经验数据缺失，无法与60年代出生者之前的世代在青年中年时期的投票行为进行比较，但可以与之后的世代进行比较。按相同年龄段比较，70年代出生者和80年代出生者的“进步”投票明显多于60年代出生者。

总而言之，60年代出生者表现出与先前世代不同的投票选择特征。因为他们在青年中年时期表现出的投票选择特征随着年龄增长而保持不变。40-50代出现的急剧保守化迹象尚未发现。在这点上，与先前世代存在明显差异。同时，60年代出生者在青年中年时期并未如人们所知的那样表现出“进步”倾向的投票。实际上，在民主化后举行的8次总统大选中，1960年代出生者比保守候选人更支持进步候选人的选举只有三次：1997年、2002年和2017年。包括本次大选在内的其余五次大选，他们更支持保守候选人。这个世代更支持进步候选人的三次选举，是整个世代都向进步方向移动的选举。相反，这个世代更支持保守候选人的五次选举，是整个世代都向保守方向移动的选举。这就是所谓的“期间（period）”效应起作用的选举。在修正了这种错觉后发现，60年代出生者在20-30代青年时期也以接近全体平均值的水平表现出微弱的进步倾向投票。此后，这一趋势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图5] 生命周期별 世代投票[4]

基于以上内容，我们通过结合1992年至2022年共7次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表3]显示，民主化后韩国总统选举中，年龄、意识形态、地区是明确支持保守候选人的因素。年龄越大、自我认知越保守、以及岭南出身者，越有可能支持保守候选人。[表3]中，我们关注的变量是世代虚拟变量。70年代出生者与其他世代相比，不支持保守候选人的可能性更高；50年代出生者和90年代出生者，支持保守候选人的可能性更高。本研究最关注的变量60年代出生者，经调查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何解释统计学上不显著的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系数？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为0的值，包含了其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一般而言，比60年代出生者更早的世代，如50年代出生者，更保守；而之后的世代，如70年代出生者，更进步。实际上，在本分析中也如预期得到确认。最终，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为0的值所对应的其他群体并非同质化，很可能被两者的影响力抵消。因此，60年代出生者比50年代出生者更进步，比70年代出生者更保守地投票的可能性很高。这意味着，60年代出生者并非如人们常说的，作为进步的象征，进行了最进步的投票行为。

[表3] 历届大选与世代效应

[表4] 历届大选与生命周期별 世代效应

[表4] 将1992年至2022年每五年一次的民意调查按年龄段划分，比较了世代别相同生命周期中投票选择的政治性质。模型(1)至(6)处理了40岁以下，即20-30代，各世代虚拟变量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问题。由于按相似年龄段分组分析，因此内部几乎未发现年龄效应。意识形态、地区以及各选举的期间效应均如预期得到确认。

本研究关注的是世代虚拟变量的效果。在20-30代中，没有哪个世代具有统计学意义。从系数符号上看，50年代出生者和60年代出生者被确认为保守，70年代出生者和80年代出生者被确认为进步，但统计学上不显著。换言之，在40岁以下，没有哪个特定世代更进步或更保守。在50代中，也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虚拟变量。这也可以解释为，没有哪个特定世代更进步或更保守。

在40多岁人群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虚拟变量在70年代出生人群中得到确认。也就是说，可以解释为40多岁人群中的70年代出生者比其他世代更不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然而，这个问题也需要谨慎解释。这可以解释为70年代出生者比60年代出生者在40多岁时更具进步性，但这不能视为“世代效应”。如果70年代出生者在成为保守化转折点的50多岁时，仍然比其他世代做出更具进步性的投票选择，那么届时才可能产生可以视为“世代效应”的空间。换言之，将尚未正式进入50多岁人群的7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视为世代效应，为时过早。这与十多年前指出现有研究在将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视为世代效应时存在的局限性是相同的脉络。

在[表4]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在50多岁人群中，年龄变量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40多岁之前，不能认为随着该群体内年龄的增长而做出保守的投票选择，但在50多岁时，可以解释为群体内的年龄效应在起作用。换言之，关于进入50多岁后急剧保守化的既有观念，在此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

从意识形态认知的变化过程来看，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方面。[图6]是与投票选择一样，使用生命周期效应和中心化技术追踪各世代意识形态认知的图表。在左侧图表中，60年代出生者在20-30多岁时，与比他们早的70年代出生者一样，认为自己是进步的。但是，如[图5]所示，实际投票选择与70年代出生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可以解释为，60年代出生者虽然认为自己是进步的，但投票选择并不像意识形态认知那样具有进步性。

[图 6] 各生命周期主观意识形态认知

[表5]历届大选与意识形态认知

实际上，在[表5]中，即使考察世代虚拟变量对意识形态认知的影响，也能确认上述[图5]和[图6]之间的差异。60年代出生者与70年代出生者一样，认为自己比其他世代更具进步性。但是，如[表3]和[表4]所示，60年代出生者的投票选择并不比其他世代更具进步性。换言之，投票选择并不像认为自己是进步的那么具有进步性。

6. 主要发现与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的事项如下。第一，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与年龄或世代相关的投票选择倾向比以往选举有所减弱。第二，年龄与意识形态认知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的线性结构，而是呈现U型曲线。在40多岁初期，年龄越大，越认为自己更具进步性，而在42岁为转折点之后，年龄越大，越认为自己更保守。第三，60年代出生者，无论是在青年时期还是在中壮年时期，其投票选择都并非比其他世代更具进步性。第四，60年代出生者虽然一直认为自己是进步的，但投票选择并不像意识形态评价那样具有进步性。第五，反而70年代出生者在40多岁时比60年代出生者做出了更具进步性的投票选择。但是，由于70年代出生者尚未正式进入保守化转折点50多岁，因此难以将其视为“世代效应”进行解释。第六，进入50多岁后，所有世代都急剧保守化。

在本次2022年大选中，“86世代”的世代认同并未体现在投票选择上。其他世代也是如此。选民并未基于世代特征进行投票。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的异质性影响了投票选择。例如意识形态认知、总统施政评价、对朝政策等。收入、资产、是否拥有房产、阶层认知等异质性则未得到充分关注。这可能是因为受限于可选择的政党，这些变量未能得到体现。最终，“某某世代”不可能是一个整体。这正是近期学术界关于应关注世代内部差异而非世代间差异的讨论受到关注的原因（申镇旭 2022）。

在文章开头已说明“86世代”这一表述具有争议性。尽管在学术界，以十年为单位划分世代的方式已受到充分批评，但我们仍沿用该方式追踪了所谓的“86世代”的政治特征。这一“世代”与任何“世代”并无太大差异。现在可以讨论回归使用“60年代出生者”这一表述来代替“86世代”。至少从投票选择及意识形态认知相关的经验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与“86世代”一同出现的“世代效应”已无法找到。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本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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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2012年大选中以两极对决形式进行的选举中，落败的金大中候选人的得票率为48.2%，远超1997年以三方对决形式进行的1997年大选中金大中候选人当选时的得票率40.3%。简单比较落败的金大中候选人的得票率和当选的金大中候选人的得票率，显然无法准确把握选民的投票行为。” (裴珍锡 2017, 172)

[2]“在同时包含年龄变量和虚拟世代变量的研究（许锡宰 2014；吴世济 2015）中，通过类似方式复制统计分析，发现关注变量世代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超过或接近10，怀疑存在多重共线性。此外，当细分的4-5个世代变量同时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时，与预期不同，不能排除其解释为年龄效应而非各自世代效应的可能性。” (裴珍锡 2017, 167-168)

[3]“例如，如果1960年代前世代的虚拟变量显示出更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结果，那么可以轻易解释为该世代比1960年代出生者或之后世代表现出更保守的投票行为。1960年代后世代也是如此。问题在于19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的解释。19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的0值包含了其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一般而言，之前的世代比1960年代出生者更保守，之后的世代更有可能更具进步性，因此其余群体变得不均质。所以1960年代出生者虚拟变量的影响力有被双方影响力抵消的可能性。如果1960年代出生者的影响力显得模糊，只能根据其之前的世代和之后的世代的影响力是否符合预期方向且具有统计学意义来间接确认。” (裴珍锡 2017, 174)

[4]使用了“保守派优势率”和“整体平均中心化”技术。

■ 作者: 裴镇锡现任庆尚国立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助理教授。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化和新兴民主国家背景下的选举、政党、舆论等。作为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于2013年负责亚洲民主网络（ADN）和亚洲民主研究网络（ADRN）的创立实务。

■ 负责与编辑：全周炫_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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