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I工作论文] 疫情危机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系列①_ 序言：疫情危机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自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在两年间对世界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既是一场截至2021年12月已导致2.7亿人感染、500多万人死亡的巨大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场使全球经济陷入负增长的经济危机，一场如同“quarantine”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封锁的社会危机，更是一场集体治理和国际合作缺失的外交危机。由此，全球范围内遭受多方面冲击的结果是，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最重要的是，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危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冠危机不仅深度，而且广度都非同寻常。过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冲击东亚，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和欧洲，而此次危机则蔓延至全球。约95%的世界经济同时经历了GDP下滑，约3亿成年人面临失业危机（Tooze 2021, 5）。曾交替主导世界霸权的英国和美国经历了惨痛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欠发达国家则陷入长期衰退，并因粮食危机、气候危机和发展危机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与不平等。与此同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可以通过美欧等主要国家迅速提供流动性和紧急救助来缓解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此次事件则因需求萎缩和供应链中断等原因导致实体经济衰退和就业危机，并可能向财政和金融领域蔓延，显示出危机传导难以阻断的特点。

这场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正面临巨大的变革时刻吗？抑或是正在催化已有的变革？疫情是否加速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它是否会带来国际分工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是否会加剧中美经济冲突？各国应对危机的差异源于何处？它是否会带来民主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变化？本书带着以上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世界秩序和国内秩序的变化。

1. 中美竞争的加速

冠状病毒正在促进变革。首先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加速。美国的实力和权威有所下降，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崛起，两国正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在稳步追赶美国，预计到2030年两国GDP将发生逆转。然而，新冠疫情并未导致两国实力差距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在军事力量、尖端技术、储备货币、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仍然拥有强大的霸权基础。但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进程可能会缩短，这意味着两国间的竞争局面将加速。冠状病毒提醒了国际关系中非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但中美战略竞争却阻碍了全球应对非传统威胁的努力，并进一步加剧了传统竞争关系的不稳定性（Brands and Gavin, 2020, 11-12）。

在经历新冠疫情后，中美竞争在多个领域经历了演变和转型。首先是发生在非面对面环境下的数字平台竞争。金相培的文章（第一章）指出，始于计算和移动领域的中美平台竞争，已通过互联网搜索、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平台竞争，发展到因疫情而出现的社交媒体、视频、OTT、游戏领域的平台竞争，并预测未来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平台竞争将随之兴起。作者认为，最终很可能导致互联网分裂成两部分，追随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可能被纳入各自分裂互联网阵营。这样一来，像韩国这样夹在中美竞争夹缝中的国家，将面临选择两个互联网世界之一的局面。

美国和中国在过去主要集中于双边层面的竞争与谈判，但疫情后，两国在政策上表现出相对提高区域合作战略比重的变化。李升柱的文章（第二章）以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发为例，分析了两国加强区域合作的举动。美国在疫情初期因国内疫情的迅速蔓延而不得不优先应对国内情况，加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其在疫苗国际合作方面表现消极；而中国则积极对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开展疫苗外交。美国从最初的守势转为攻势，批评中国疫苗的风险和中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同时加强了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下的疫苗合作，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暂缓疫苗知识产权等积极合作措施。这表明，在提供疫苗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在展开竞争。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战略竞争也在全球南方地区形成了新的战线。第一是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复苏和卫生安全方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影响力竞争；第二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在南半球区域内的霸权竞争，正演变为新的冲突与合作。中国早已通过“一带一路”（BRI）政策巩固了扩大其在南半球霸权的平台，并试图通过新冠疫情升级这一战略；而印度则在疫情期间加强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合作关系，同时加入了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印太战略，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平台。

金泰均的文章（第三章）首先从美国和中国如何支持全球南方疫苗供应和经济复苏，以稳定国际卫生安全和国际经济秩序，并扩大其在南半球的影响力这一视角，分析了美国文明标准与中国文明标准之间的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疫情前加速中美竞争的日本的路径依赖。其次，该文关注中国试图利用疫情机会扩大其在南半球的霸权，以及印度通过与美国、欧盟（EU）结盟来对抗中国霸权扩张的冲突关系。作者将印度的崛起视为“路径塑造”（path-shaping）的新案例，并预测印度将通过对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外交，与中国展开势力范围的竞争。

2. 数字转型与政治经济

冠状病毒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众所周知，新冠疫情的蔓延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新冠疫情导致面对面接触的减少，基于数字技术的在线活动呈爆炸式增长。以无人化、远程化、虚拟化为代表的后疫情时代的技术特征，正在加速日常生活以及各种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为了维持非接触式经济活动，社会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空前提高，数字技术应用的门槛降低，并涌现出满足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各种服务。尽管数字转型和新经济的扩散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但新冠疫情消除了阻碍数字技术全面应用的心理和制度障碍，促进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数字化。

虽然金相培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在数字经济核心领域激烈的竞争以及为争夺平台和数据而进行的拉锯战，但裴英子（第4章）的文章则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提出了哪些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数字转型能力相对不足，可利用的资源除劳动力外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数字转型很可能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的相对简单重复的劳动容易被机器取代，其地位很可能被削弱而非增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数字转型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增长机会，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通过更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中获益。裴英子的文章指出，疫情后数字转型的分配效应并非简单地分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而是更为复杂地呈现，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有效处理内部差距的制度和资源，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3. 疫情冲击与治理

新冠疫情的冲击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即危机时期国家应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哪些国家有能力保护其国民的生存和安全。特别是西欧和美国在面对传染病蔓延时所暴露出的国家失能，引发了对自由民主体制的质疑，而具有非自由主义传统的东亚国家，特别是威权政治体制下的中国，其危机应对能力甚至发展出了关于威权主义效用的论调。郑周演的文章（第五章）检验了中国、台湾、韩国等防疫相对成功的国家所展现出的国家能力，即“强大国家”概念的有效性。该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揭示了中国威权政府在初期因忽视危机迹象、隐瞒疫情爆发事实而对新冠疫情的早期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强调，欧美“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暴露出的体制脆弱性，让我们反思了长期以来以市场和个人为基础发展的自由民主体制相对忽视的共同体和国家的作用，并提醒我们，对同胞的信任和对共同体的奉献对于民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延伸至中美竞争。李王辉的文章（第六章）表明，这种治理之争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通过国家主导率先采取强力措施并在防疫方面取得了成功，而美国则因试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性的侵犯而在控制疫情方面遭遇失败。美国批评中国的国家干预是威权主义的，但中国反驳美国是一个缺乏动员国家能力来应对疫情和治疗的国家的。由于危机仍在进行中，现在断定哪个国家的治理模式更优越还为时过早。然而，如果中国比美国更快地克服危机，那么强调国家能力的中国式治理模式可能会被评价为比重视民主的美国式治理模式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李正焕的文章（第七章）分析了国家-社会关系作为新冠应对的变量。现有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需要加强因新冠疫情应对而弱化的国家作用。具体而言，既有强调国家缺乏对社会干预的法律授权的论调，也有强调国家对社会财政支持缩减的论调。作者认为，仅凭国家能力削弱或克制无法解释日本的情况。该文论证了日本战后体制下发展出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性导致了危机应对的迟滞。文章强调了日本政府与医疗界之间基于恩庇主义（patronage）的性质，这是医疗界未能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背景。这一论点意味着，加强日本的危机应对体系不仅需要增强国家能力，还需要重组社会部分。然而，这种社会部分的重组也面临着动摇战后日本社会稳定基石的恩庇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的困境，并且作者指出，危机既是社会重组的机会，也是既得利益者保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契机。

李庸旭的文章（第八章）分析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对美国的应对，详细审查了美联储的疫情应对政策，特别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并分析了这些政策出台和持续的政治经济背景。后疫情时代新出现的现象是中央银行的新常态，即摆脱将物价稳定作为首要任务的新自由主义中央银行，转变为在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基调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有所削弱，但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新经济范式尚未出现。作者认为，后凯恩斯主义或现代货币理论可能成为有力的竞争范式，但后疫情时代中央银行的角色、功能、核心基调的变化幅度、规模和方向仍不确定。

最后，赵弘植的文章（第九章）分析了新冠疫情对欧洲地区治理造成的冲击和结果。可以说，欧洲在进入2020年代时，已经面临着欧元、难民、脱欧等生存危机，而新冠疫情则给欧洲带来了隔离和封锁的致命打击。欧洲一体化以公民自由通行作为最大的成就进行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危机似乎摧毁了来之不易的一体化成果。然而，本文从两个方面表明，欧洲成功地借新冠危机实现了新的转型。其一，欧盟通过承担疫苗供应的角色，成为了卫生政策的新行为体。其二，成功启动了欧洲层面的财政政策，以克服危机的经济影响。作者强调，尽管在危机爆发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但短期内可以确认的是，欧盟成功地抓住了新冠危机带来的机遇，并在加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功。

以上联合研究的启示是，危机越深，机遇越大。正如过去的“20年危机”带来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全面重建，新冠危机对现有国际和国内治理体系施加了巨大压力，削弱了治理能力，带来了统治联盟的变化，并催生了新的政策话语。主导世界秩序的中美战略竞争，已扩散到价值和规范层面的较量，即知识的竞争，并进入了相互去合法化（delegitimize）的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正式启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在经历了新冠危机后，为寻求更多元的话语竞争和不同组合的复合模式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话语打开了大门。在国内政治层面，关于个人自由与共同体、国家作用的重新审视正在活跃地进行。

历史表明，危机为创造、改革和创新开辟了道路。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对全球性变革进行文明史的审视，并为建立共生的新秩序付出智力努力。■

■ 作者：孙烈_ EAI院长，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专业领域包括日本外交、国际政治经济、东亚国际政治、公共外交等。近期著作包括Japan and Asia's Contested Order (2019, with T. J. Pempel), Understanding Public Diplomacy in East Asia (2016, with Jan Melissen), “South Korea under US-China Rivalry: the Dynamics of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in the Trade Policymaking,” (The Pacific Review 2019) (32): 6), 《危机后韩国的选择：世界金融危机、秩序转型、韩国的经济外交》(2020), 《BTS的全球魅力故事》(2020, 合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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