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告】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战，韩国何去何从？：有必要制定基于新范式的新通商政策蓝图

【编者按】

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动摇着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此次中美冲突与以往不同，其展开范围超越了现有的贸易规则和规范，因此预计其影响将更为深远。此外，对于像韩国这样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来说，其影响尤为致命。为此，EAI策划了特别报告，旨在探讨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战今后将如何发展，将对韩国经济及亚太地区秩序产生何种影响，并思考韩国的应对策略。本次特别报告共有四位国内专家参与撰写。各位作者一致指出，贸易环境正因中美贸易战而加速发生巨大变化，并呼吁必须制定能够系统性应对这一变化的新的通商政策蓝图。

I. 导论 (Executive Summary)

EAI曾于2017年2月提出，在朴槿惠政府之后新政府五年任期内应制定新通商政策课题与战略（《未来五年韩国新通商政策建议：跨越特朗普政府的攻击性单边主义浪潮》）。报告中当时提出的“特朗普三大风险”——韩美贸易冲突、中美贸易冲突、亚太地区秩序空白——在一年半后的今天，韩美贸易冲突已通过韩美FTA重新谈判等告一段落，但我们最为担忧的中美贸易冲突及由此引发的地区秩序混乱，如今才真正开始展开。

2018年5月27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的计划，由此引发的中美贸易冲突，随着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和美国的接连反制而逐渐升级。当然，两国之间并非没有过贸易摩擦。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两国通过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程序等时常相互制衡。只是，过去是在WTO体系下以常规水平进行制衡，而此次冲突则超越了现有的贸易规则和规范，呈现出报复恶性循环的“贸易战”态势。

随着世界两大经济体进入全面冲突阶段，世界贸易秩序正经历巨变。对于像韩国这样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国家来说，这种现实极具威胁。当韩国的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时，对韩国经济整体造成的冲击将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如果贸易冲突导致中美关系整体恶化，战略竞争加剧，夹在中美之间的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中美贸易冲突究竟将如何发展，又将走向何方？它将对地区秩序和韩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韩国又该如何应对？

中美贸易战的性质

经济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双赢（win-win）的非零和（non zero-sum）博弈场。因此，贸易战这种必然导致相互损失的冲突，应被视为非经济逻辑在起作用。例如，特朗普总统以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为由，依据贸易法232条款限制钢铁和铝的进口，并推行与经济学理论相悖的政策，即通过设置关税壁垒来纠正两国贸易逆差。本特别报告的各位撰稿人一致认为，当前局势是经济逻辑之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逻辑复杂交织的舞台，用李承周教授的话来说，正上演着一场“多维度复合博弈”。

崔秉一的文章指出，特朗普总统的攻击性通商政策的根基在于，在国内层面，通过凝聚其支持者来巩固政治地位。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总统通过这些政策大幅削减对华贸易逆差，这不仅将成为他应对政治困境的突破口，还将是他通往大选之路的“绿灯”。

在对外层面，其意图在于警惕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并试图在未来左右世界经济秩序的高科技产业领域占据优势。特朗普政府此次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扶持政策“中国制造2025”作为目标，其原因在于，即使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不可避免，但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质量层面，美国也不愿让出领先地位。正如本期撰稿人一致强调的那样，此次中美竞争的隐藏本质是围绕技术霸权的竞争。

因此，中国也对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攻势做出敏感反应。这是因为，作为中国迈向技术强国的产业政策，它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方面表示，数字可以协调，但系统本身不是谈判的对象。

此外，中国一改过去韬光养晦（韜光養晦）的路线，面对美国强硬的攻势，以“宣言对宣言，行动对行动”的模式堂堂正当地应对，其背后是习近平政权以“中国梦”和“中国崛起”为旗帜，巩固其一人统治体制的政治逻辑在起作用。

问题在于，如果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强硬路线加剧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导致经济衰退并损害国际地位，就可能威胁到其政权稳定。同样，特朗普总统在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的情况下，如果加剧与中国的冲突，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在政治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因此，两国将不断寻求管理冲突和寻找退出策略。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对峙或戏剧性解决的可能性都很低，而更可能呈现出跨越已设障碍、反复奔跑的长距离障碍赛的局面。

亚太地区秩序的未来

李承周的文章表明，特朗普政府的通商政策正在扰乱基于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亚太贸易秩序。特朗普政府认为，WTO或TPP等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无法保障“公平的自由贸易”，并判断基于实力优势的双边主义方法更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立即着手修改韩美FTA，并要求安倍政府进行日美FTA谈判，即使是对传统盟友，也试图基于双边主义建立“公平且平衡”的关系。此外，与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正推行将地区秩序重心向西转移，扩大至印度·太平洋，并构建针对中国的广泛地区网络战略。这是一种将美国置于基于双边关系的网络枢纽的构想，可以称之为“枢纽与辐条2.0”（hub-and-spoke 2.0）。

李承周强调，考虑到中美贸易冲突可能根据事态发展对世界贸易秩序造成根本性改变，有必要制定结构性应对方向。应推行加强与密切关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之间合作基础的战略，特别是，应超越对韩国曾推动的RCEP、韩中日FTA、韩日FTA等现有FTA以及最近达成的CPTPP的加入与否进行个案应对，而是在宏观图景下相互联动，以战略性推进的方式进行宏观、一体化的应对。

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与应对

中美贸易战对于像韩国这样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来说是致命的。更何况，这两个国家分别是韩国的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更具威胁性。郑哲的文章指出，中美贸易战短期内对韩国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如果贸易战战线扩大并长期化，则有可能从实体经济部门扩散至金融部门。目前以关税战形式展开的贸易战战线，如果扩大到汇率战（如指定汇率操纵国），则很可能对国内外汇市场以及包括实体经济部门在内的整个国内经济产生影响。他建议，在尖端技术霸权竞争中，政府应分析发达国家在阻止尖端技术流出方面的外国投资政策变化，制定制度性补充措施，并为汇率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同时，为应对外国资本外逃以及对汇率和利率的影响，应采取稳定外汇市场的措施，扩大货币互换，管理家庭债务等，努力确保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全性。

最后，李载民的文章提出了韩国在夹在中美两国之间承受严峻考验时应追求的通商外交。以“萨德”（THAAD）报复措施为契机，中国形成了只要强力施压就能按照其意愿左右韩国的认识；而美国则对韩国“脚踏两条船”，同时参与对美贸易表示不满，并施加了一系列贸易压力，使其同盟国地位名存实亡。为打破这种局面，作者提出，应摆脱看强国脸色、祈求宽大处理的消极应对，转而依据WTO或现有通商协定，采取堂堂正正、有原则、客观且均衡的应对方式，并主张推行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的“中坚国”外交。

最后，本报告的撰稿人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通商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实力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双边主义、保护主义、安全与贸易挂钩、新兴议题的出现等范式正在转变，因此必须将其视为“新常态”（New Normal），并制定系统性应对的新通商政策蓝图。■

附件：180823_repor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