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 朝鲜核危机的解决方案

1. 绪论

2016年1月6日，朝鲜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并于2月7日发射了使用远程导弹技术的“光明星4号”卫星，朝鲜半岛迎来了自1991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以来的第六次核危机（见表1）。鉴于过去二十五年来经历的恶性循环，此次第六次核危机呈现出三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重要特征。第一，尽管核危机恶性循环不断，但朝鲜的核与导弹技术仍在持续发展，第六次核危机后，朝鲜展示了开发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可能性。如果此次危机仍未能找到突破口，朝鲜将在未来的第七次核危机中展示更具战略意义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技术。第二，此次核与导弹试验是金正恩政权执政四年后，为即将在五月召开的35年来首次党代会——第七次党代会——献礼的“辉煌蓝图”的预告片。核试验后，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只要美国的极恶毒的对朝敌对政策不被铲除，我们的核开发中断或核弃绝就绝不可能发生，哪怕天塌下来。”这表明金正恩政权将在21世纪建设“强盛国家”的过程中，即使经历第二次“苦难行军”，也将继续推进经济-核并进路线。第三，在过去五次核危机中，相关当事国试图通过制裁与谈判解决朝鲜核问题，但结果均未能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面对第六次核危机，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正准备通过安理会发布第七份更强化的制裁决议，而韩国、美国、日本正积极推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化的多边和单边制裁，并展现出此次务必打破恶性循环的决心。包括韩国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运行在内的这些制裁努力，面临着在中国有限参与下，如何促使这个封闭国家发生新路线变化的挑战。

在朝鲜核技术能力提升、金正恩政权强力核武装路线、国际社会与韩国制裁有效性等三重困境下，为阻止第七次核危机恶性循环，需要摒弃过去二十五年间屡试屡败的单纯制裁与谈判的解决方案，转而采取强化有效经济制裁、构建对朝无核新安保体系、寻求朝鲜无核化新外交、促进朝鲜自主无核化路线等新的复合解决方案。

2. 强化有效制裁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联合国及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已实施了六轮制裁，内容多种多样。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和流通资金，对朝鲜的贸易和金融进行了广泛制裁；在禁运物品的流通方面，也设置了检查、禁止入港等限制。同时，对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朝鲜个人、团体及外交官的行为也施加了制裁。此外，还限制了与朝鲜政权维持相关的奢侈品的流入。尽管如此，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制裁并未得到充分执行。许多成员国缺乏执行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制裁的动机和有效的执行体系，而对联合国的后续报告也显示出局限性。可以说，尽管朝鲜持续进行核与导弹试验，不断违反联合国决议，但仍缺乏能够对朝鲜施加致命制裁的联合国层面的多边有效体系。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难题，即是否可能实施超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制裁的全面经济制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出于对广泛制裁朝鲜可能影响朝鲜居民生活，甚至威胁朝鲜政权稳定性的担忧，一直对广泛的经济制裁持谨慎态度。俄罗斯倾向于对朝鲜的强力制裁持消极赞成态度，因为它自冷战时期以来就与美国共同构建了防扩散体系，并且至今仍试图对东北亚秩序的构建施加一定影响。而中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中战略竞争是东北亚的重要特征，中国仍将朝鲜视为地缘政治资产，因此，考虑到广泛制裁朝鲜可能导致其崩溃，中国反对高水平的制裁。中国担心，如果韩美对朝制裁加强，可能导致朝鲜政权崩溃，并且韩美的对朝战略可能诱导或放任朝鲜崩溃。因此，中国一直在努力防止朝鲜的崩溃，因为这极有可能对其东北亚战略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和日本认为，仅限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奢侈品的对朝经济制裁存在局限性，因此采取了独立的对朝制裁措施。特别是美国，借朝鲜此次第四次核试验和“光明星4号”发射之机，迅速通过了独立的对朝制裁法案。该法案经美国参众两院表决并由总统批准后生效，内容包括强制性地对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人权、网络、奢侈品采购等朝鲜行为的个人和团体实施制裁。此外，美国财政部可以指定主要的洗钱担忧对象，并对其施加金融制裁，这也可用于制裁金正恩政权用于统治的资金。该法案还包括了广泛的经济制裁，可以制裁可能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资金的矿物交易，特别是石墨、煤炭等地下资源的交易，并包含“二级制裁”（secondary boycott）条款，可以强制性地制裁与朝鲜进行交易的第三国的个人和企业。

考虑到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所拥有的广泛影响力，如果包括第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能够参与美国主导的强力对朝制裁，其效果将有望超越现有的联合国层面的制裁。为此，作为核心当事国的韩国朴槿惠政府，最终中断了曾被寄予厚望能够为朝鲜长期变化做出贡献的开城工业园区的活动。然而，这些制裁的综合效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朝经济制裁的核心环节——中国——采取何种立场。此外，如果美国扩大对朝经济制裁，那么美中之间的协议将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中国不同意，而美国将中国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列为制裁对象，美中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恶化。归根结底，关键在于重视与中国经济和战略合作的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与中国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国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好因对朝核政策的意见分歧而损害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待续）

撰稿人

金秉渊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任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及首尔大学经济学系BK21 Plus项目团团长。在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和西江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体制转型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主要以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为研究对象。曾于2011-2012年担任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委员，现任统一准备委员会专门委员（经济分科干事）、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外交部自我评估委员。

魏圣洛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客座教授。曾任驻俄罗斯大使、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等职务。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机期间，作为朝美局长负责朝核事务，并于2009年3月起担任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主导政府的朝核相关政策。获得首尔大学外交学学士学位，1979年通过第13届外务考试后，作为大韩民国外交官工作了约36年。

李熙玉 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自成均中国研究所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变动和东北亚国际关系，著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探索》、《中国国家大战略研究》等个人著作。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访问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特任教授、北京大学交换研究员等。目前兼任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所等校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并担任中国重要杂志《东北亚论坛》、《中国战略报告》、《当代韩国》的海外编辑委员。

全在成 EAI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兼任首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淑明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助教。现任统一准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外交安保分科干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近期著作包括《政治是否道德？》、《东亚国际政治：从历史到理论》、《对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考察》、《欧洲国际政治近代性出现的理论研究》、《大国崛起与应对机制：理论分析与欧洲案例》等。

河英善 EAI理事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首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学研究所所长、韩国和平学会会长。现任总统国家安保咨询团咨询委员、统一准备委员会民间委员。著作及合著包括《河英善国际政治评论1991-2011》、《复合世界政治论：战略、原理与新秩序》、《韩日新时代与共生复合网络》、《变革的世界政治》等。

* 本报告是在2016年2月3日，东亚研究所在“朝鲜核试验后对朝战略”讨论会后，经过与会者深入讨论和意见征询后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