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P Report 73] 中苏缓和与苏联：国际形势认知与应对

国民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学系俄罗斯学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外语系，获该校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首尔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特别研究员、高丽大学世界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委员、首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等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政治与历史、女性政治等。著作及合著包括《俄罗斯的未来与朝鲜半岛》（2009，合著）、《俄罗斯的选择：后苏联体制转型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变化》（2006，合著）、《韩俄关系史料集 1990-2003》（2005，合著）、“俄罗斯体制转型：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的作用与局限”（2012）、“斯大林工业化战略与苏联共产党职能的变化，1928-1932：列宁格勒案例研究”（2002）等。

一、引言

1969年，苏联外交领域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秘密外交渠道（back channel），并开始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的磋商；二是西德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上台后，开始了与西德的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三是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这三件事集中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外交的方向。即苏联一方面在与美国和西欧积极推进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却放任中苏冲突未予解决。问题在于，美国没有错过中苏冲突提供的机会，而是将中国拉拢过来，促成了美中和解这一戏剧性的变化。

回顾往昔，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形势变化，也可谓是构建取代冷战的新国际秩序的时期。当然，作为政策的缓和并未持续多久，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告终。然而，20世纪70年代缓和时期实现的美中和解及关系正常化，使得中国在80至90年代得以进行改革开放，并最终带来了当今中国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重塑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并列为世界超级大国、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苏联，是如何理解缓和政策的，又将美中和解视为对其自身多大的威胁呢？苏联是否忽视了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如果忽视了，又为何会做出如此误判呢？本文旨在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领导层的对外认知和外交政策，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进入正文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为了展示20世纪70年代苏联领导层的对外认知或外交政策决策过程，本研究本应利用俄罗斯内部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时间和财政限制，本研究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二手资料。关于缓和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APRF）、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AVPRF）等收藏的会议记录和官方文件，分别于1971年和1976年召开的第24次、第25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以及代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官方立场的《真理报》、《消息报》等报纸社论。本研究仅参考了其中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另一方面，通过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提供的网站（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历史项目（CWIPH: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等，可以获得部分俄罗斯档案资料以及美国国务院等部门的资料。此外，在美国出版的关于冷战史的专著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1962年至1986年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回忆录（Dobrynin 1995）、利用美国和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冷战史研究著作（Zubok 2009）、基辛格的回忆录（Kissinger 1982）及谈话记录（Burr 1998）、加托夫（R. Garthoff）关于缓和与冷战史的研究（Garthoff 1994）等，我们得以间接获取了本研究所需的信息。尽管如此，要深入了解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领导层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或对华认知，资料仍然不足，许多方面不得不依赖推测或留有疑问。只能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些不足。

二、中苏冲突的加剧与苏联领导层的对华观

早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前，中苏关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后，看似牢固的中苏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动摇。1959年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访问中国后，两国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人身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严厉批评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势力。对此，苏联召回了在中国工作的本国专家，对中国经济施加压力，但中国却喊出“自力更生”的口号，走上了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在中苏冲突初期，两国对峙的格局被视为围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其背后却有现实政治因素在起重要作用（Zang 2010; Radchenko 2010）。首先，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尝试做出消极反应，加剧了中国对苏联的不满和疑虑。苏联拒绝向中国转让原子弹技术，并在1963年签署了美国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此外，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对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负面影响，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更甚者，1964年的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事件之后，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另一方面，1965年苏联的越南空军基地建设计划、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使得中国领导层将苏联军事干预中国的可能性视为实际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苏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

那么，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何未能化解与中国的矛盾，反而导致冲突升级呢？事实上，苏联并非没有为挽回中国领导层的态度而做出缓和努力。根据弗拉迪斯拉夫·M·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的研究，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成立的苏联集体领导体制时期（1964-1968），苏联领导层认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并非与资本主义西方缓和，而是与“兄弟”国家中国实现和解（Zubok 2009, 197）。然而，苏联领导层未能正确理解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动荡（正走向文化大革命）。尽管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向莫斯科提交了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称，1965年接替切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担任驻华大使的拉平（Sergey Georgyevich Lapin），作为一名愤世嫉俗的党务官员，甚至没有提交对当地情况的恰当分析（Zubok 2009, 197）。另一方面，1965年科西金（Alexei Kosygin）总理在访问河内期间两次访问北京，分别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但会谈结果令人失望。中国代表态度非常强硬，意识形态攻击性强，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科西金总理也未能就援助越共问题与中国达成政策协调。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初期，苏联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和外交并用的应对措施。3月首次交火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军事报复，同时科西金总理试图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但中国领导人以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联系为由拒绝了通话。苏联还提议恢复1964年中断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然而，在8月中旬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突然爆发交战后，苏联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8月28日，《真理报》刊文称，如果因中国的冒险主义导致中苏战争爆发，那将可能是一场核战争。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增加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兵力。1969年，苏联在远东的部队数量为25个师，到1973年增至45个师，战术战斗机从200架增至1200架，该地区部署的约50枚SS-4、SS-5中程弹道导弹被120枚新型SS-11导弹取代。对此，加托夫解释说，苏联通过增强远东-中亚地区的所有军事力量，决定在危机发生时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线作战（Garthoff 1994, 231-232）。

至此，苏联决定将对华外交政策方向转向放弃外交努力，转而施加军事压力。这一决定主要源于边界冲突后苏联领导层对中国非理性攻击性的恐惧。据祖博克称，当时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笑话：“远东的苏联指挥官急忙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5万名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该怎么办？”（Zubok 2009, 210）在综合国力或核力量方面完全无法与苏联相比的中国，竟然敢于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这对苏联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非理性决定”。因此，苏联人对中国的恐惧，并非源于其攻击性（或攻击能力）本身，而是源于其“非理性”。

最终，苏联在1969年边界冲突中的态度，是为了震慑中国，使其再也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衅。1969年科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时，周恩来提到了关于苏联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传闻”，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这是中国对苏联核打击的可能性感到非常恐惧的表现。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无意策划或发动对苏战争。这次谈话之后，苏联领导层再次向中国发出了威胁信号，中国甚至提出了与苏联缔结秘密互不侵犯条约。

然而，试图通过核威胁来遏制中国的苏联战术，充其量只能说是半成功。因为苏联的核威胁最终促使中国领导层寻求与美国和解，并共同应对北极熊。也就是说，出现了古典意义上的安全困境效应。主导美中和解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谈话记录显示，苏联的军事威胁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安全焦虑，而美国则利用这一点作为将中国拉拢到美国阵营的筹码。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为改善与中国关系所做的努力，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爆发后并非完全停止。1969年科西金总理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同意互派大使级外交官，1970年苏联大使托尔斯季科夫（V. S. Tolstikov）抵达北京，中国大使李兴宽高抵达莫斯科。两国贸易也逐步增加，到1972年达到2.9亿美元（Garthoff 1994, 241）。然而，两国关系被相互不信任和敌意所主导，绝不像美中和解那样实现了迅速改善。1972年美中和解后不久，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为了加强苏联在三角外交中的地位，向中国提出了关于互不侵犯和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设性”建议，但中国那时已经不再需要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Garthoff 1994, 242）。结果，在整个缓和时期，苏联在三角外交中始终处于不利的一方。

三、美中和解与苏联领导层的国际形势认知

那么，苏联领导层为何没有担忧中国会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呢？可以提出以下几种假设：第一，可能判断中国因意识形态原因无法与美国结盟；第二，可能判断即使中国与美国和解，由于两国之间现存的现实政治问题，美中和解的实际效果也不会太大；第三，可能判断只要美中和解不构成敌视苏联的军事同盟，对苏联的威胁就不会太大；第四，可能由于对中国和美国的外交现状信息不足而做出误判等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