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P Report 65] 1972年中国对美缓和的背景与战略

东德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统一部政策咨询委员和现代中国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现任东亚研究院中国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少数民族、中国民族主义等。近期研究包括《习近平体制下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对外关系及对韩中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与影响：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或稳定？》，合著有《话说中国未来》、《中国的领土争端》等。

一、引言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中美关系的新构想。恰逢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中美缓和新篇章40周年之际，中国主动提出了中美间的“新型缓和”。习近平在访美期间评价称，40年前尼克松访华是打破两国数十年隔绝的坚冰的历史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美两国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时期，双方应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构想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可以从其言论中窥见：“中国欢迎美国在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也希望美国能明确尊重中国及本地区各国的利益和关切”（《中国日报网》2012/02/16）。简而言之，即在亚太地区相互承认并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共存共荣。

40年前，中国为摆脱来自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夹击威胁，不得不冒险接受美国的缓和提议。如今，中国为营造完成自身崛起进程的环境，特别是为先发制人地阻止反华同盟的形成，正主动向美国提出新的缓和。

40年前，中国是在充满恐惧和疑虑的情况下不得不与美国伸出的缓和之手相握；而如今，反而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的缓和提议心存疑虑，犹豫不决，正在苦思如何应对。

本文旨在回顾40年前的历史事件，探讨2012年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在何种意图和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崛起和新的缓和提议将给国际秩序和力量格局带来何种变化，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讨论对朝鲜半岛有何启示。虽然对1972年前后历史发展过程的重新审视可能无法为当前问题提供明确答案，但从历史背景中把握中国的意图和战略的尝试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正如中国也希望从1972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一样，发现2012年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与40年前相比有何变化与延续性，将具有不小的意义。

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尽可能以中国的视角，回顾1972年《上海公报》达成过程。首先，重新审视中国在何种国内国际背景和认知下回应了美国的缓和要求。其次，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讨中国在1969年至1972年约两年时间里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内部进行了何种讨论并做出了何种战略判断。最后，在此基础上，探索1972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当下有何影响和意义。

二、冷战时期中国“反霸权主义”外交的意义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安全是中国外交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在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立即面临着意识形态主导的两极格局固化的国际环境，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坚持以“唯意志论”作为国家治理主要基石的毛泽东而言，在1960年代之前，在对外关系中倡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及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其与生俱来的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中国建国后与苏联结盟，推行“一边倒”外交，并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或亲共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活动。

然而，尽管冷战时期中国宣称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现实中最重要目标是国家安全。这可以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的变化过程中得到证实。虽然不同学者对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时期划分略有差异，但普遍认为变化主要发生在每十年。特别是根据中国提出的所谓“外交理论”，1950年代末之前是基于两大阵营论的“一边倒”外交；1960年代是基于世界革命论的“反帝反修”的“反美反苏”战略；1970年代则转向以“三个世界理论”为旗帜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战略。

中国根据对谁是最大安全威胁的判断，在与大国关系中明确区分“友敌”，并根据“友敌概念”的变化来决定对外政策。冷战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坚持的“反霸权主义”主张，也是中国领导层对周边安全环境认知的体现。即，无论“反霸权主义”的主要对象在口号或内容上存在何种差异，其实质内容始终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力量。

建国初期，即1950年代，毛泽东尽管与苏联存在长期积累的矛盾，但仍高举“反美”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积极推行“一边倒”政策，这是为了抵消当时被视为最大威胁的美国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在毛泽东看来，美国不仅在国共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国民党，而且在内战结束后持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是中国的主要敌人。甚至通过朝鲜战争进行了直接军事对抗，是一个具体而现实的威胁。

1960年代，与苏联的矛盾升级甚至恶化为边界冲突，导致对苏联的威胁认知也随之加剧。因此，在对外方面，中国高举世界革命论、反美帝国主义、反苏修正主义的旗帜，将美苏两大超级大国都定性为霸权主义，并采取了与这两个大国对抗、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虽然世界革命论本身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论调，但实际上，尽管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但由于未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条战线”，陷入了被夹击的威胁之中，因此具有较强的修辞色彩（张小明 1997, 7-10）。

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剧烈动荡时期后，在1970年代为摆脱外交孤立和威胁，采取了“三个世界理论”的权宜之计，倡导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反霸权统一战线，以制衡美苏两大霸权国。同时，中国在1969年经历了与苏联的边境冲突后，对苏联扩张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将苏联视为最大的威胁力量。中国为抵消苏联的威胁，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将其视为现实的对策。也就是说，在当时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看来，苏联是更现实的威胁，中国通过与美国联合来制衡苏联，即推行了“联美抗苏”的战略。

由此可见，冷战期间，中国实际上是出于安全考虑，深度介入美苏两极格局以及所谓“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的超级大国关系中，虽然并非世界强国，却扮演着类似世界强国的角色，陷入了不正常的状态。因此，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中哪一方对中国威胁更大进行判断，设定主要敌人，并构建与之对抗的联合战线。所以，当时的中国外交表面上深度介入大国关系，扮演着大国角色，但实际上内容上却带有作为弱国外交典型——为安全而采取的反应性、防御性姿态的畸形特征。

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影响的冷战时期，中国虽然表面上打着“反帝国主义”、“反修正主义”、“反霸权主义”等意识形态包装的外交战略旗号，但本质上，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安全威胁认知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主要变量。当时毛泽东的安全威胁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其认知背景包括长达2.2万公里的世界最长边界所带来的脆弱的物理安全环境、“百年屈辱”的近代被侵略历史经历，以及内部体制和国力的脆弱性。

因此，中国在1950年代选择了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推行“一边倒”外交的非常规做法，以谋求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在经历了1960年代的外交孤立后，于1970年代初，尽管处于冷战时期，却果断地与曾是主要敌人的美国改善关系，以确保自身安全免受苏联威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