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P Report 63] 中美缓和与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国际政治

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教授兼院长。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现任东亚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及国际政治经济、东亚地区主义、全球治理等。近期研究成果包括：“区域空间的观念史：韩国的‘东北亚’”、“韩美FTA与通商的复合战略”、“东亚区域多边经济制度的构建竞争”、“Japanese Market Opening Between American Pressure and Korean Challenge”。

一、引言

以日本作为中华世界边陲的崛起为开端，中日两国长达百年的竞争，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际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这是回归自秦朝以来长达2000年的友好关系“正常状态”的道路。然而，寻求新时代的两国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滑向战略和军事竞争的“非正常状态”，并已成为威胁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主要因素。

1972年之前，日本对华关系受到美国对华政策和美日关系的影响，这始于1945年战败六年后的《旧金山和约》构建了东亚冷战体系。日本面临美国将其打造成对华包围前哨基地的压力，不得不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1952年，日本与台湾（中华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在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奉行与大陆中国在政经分离原则下积累经济关系的实用主义政策。然而，1957年岸信介首相访问台北，打破了政经分离原则。在长达60年代的长期执政中，佐藤荣作政权基本亲台，且忙于处理最大的外交课题——韩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冲绳返还问题，未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混乱的中国改善关系。

决定性地改变这一氛围的历史事件是1971-1972年的美中缓和。由于美中对抗是战后中日关系的关键障碍，随着美中关系新局面的打开，日本和中国迎来了开启新时代的机遇之窗。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主要敌人从美国转向苏联，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新的安全战略；而美国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则希望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扭转相对衰落的趋势。双方利益的契合促成了缓和。然而，1971年7月15日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访华的宣布，给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国会迅速接近中国的日本社会带来了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巨大冲击，并严重动摇了亲台、亲美倾向的佐藤政权的政治基础。此外，10月26日，在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中，台湾被逐出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并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政治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些国内外形势变化中，1972年7月田中角荣政权诞生，中日关系改善的步伐迅速加快。

然而，真正主导谈判的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方面。在1971年美中（基辛格与周恩来）之间进行的相当坦诚的对话中，充分表达了周恩来对日本赤裸裸的看法和强烈的警惕意识。尽管如此，他积极推进与日本建交谈判的战略因素是什么？日本又想要什么？中日建交具有怎样的历史和战略意义？现有诸多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已回答了这些问题（Lee 1976; 金熙德 2002; 添谷芳秀 2003; 毛里和子 2006; 高元明生•服部龍二 2012; 손기섭 2012; 최은봉•오승희 2012）。本文将分析焦点放在美中两国在日中建交谈判过程中的对日战略上。特别是通过分析《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和日方建交谈判文献《记录考证 - 日中国交正常化ㆍ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涉》（石井明 外 2003）这两份一手资料，分析在美中两国都不太情愿的情况下，美国如何处理日本，以及日本和中国又如何回应，最后提供1972年日-中-美关系对当代的启示。

二、中国的对日战略

在1971-1972年的美中对话中，提出日本问题的当事人是周恩来。他提出此问题的原因是担心美国从亚洲撤军后日本将扮演何种角色。两国领导人在此透露的对日战略非常引人入胜。周恩来提出了日本威胁论，如下所述：

日本人有扩张主义的倾向。日本的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军事扩张……美国如果从亚洲撤出全部军队，加强日本作为控制亚洲的前哨的能力，这难道不是美国的意图吗？（毛里 2004, 1971/07/09）

周恩来担心“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他多次表达了对日本是否会从台湾军事扩张到其生命线马六甲海峡的担忧，以及在美军从韩国撤离后日本军是否会进入朝鲜半岛的担忧，并简要阐述了日本威胁论。他认为，日本的天皇制是“支撑军国主义的体制基础”，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而美国的对日政策正在支持这一点。在此认识下，他强烈谴责美日安保体制的强化。

周恩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论很难被视为单纯的“日本敲打”（Japan bashing）。他不断提出日本威胁论，似乎相信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有回归军国主义的可能性。然而，虽然日本在战后处理过程中未能与军国主义势力彻底割裂是事实，但以吉田茂为首的主流保守派却与战前军国主义传统保持距离，并将安全托付给美国，同时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理念并为此奋斗，这一点是明确的（Pyle 2008）。只是对于20世纪70年代佐藤政权是否偏离吉田路线的解释，例如将1969年的《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和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的第四次防卫力整备计划视为军国主义复归的征兆，事后看来也是错误的判断。这仅仅是在美日同盟和专守防卫框架内有限的军备扩张。

尽管如此，周恩来之所以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持续提出问题，更现实的原因在于台湾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在扩大对台湾的影响力。佐藤政权向台湾提供了总额1.5亿美元的日元贷款，推动了台湾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化，两国贸易额也迅速增长，中国政府对此批评为“经济侵犯”。在安全方面，在确定冲绳返还的《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第四款中，美日两国阐述了“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维持日本安全极为重要的因素”的所谓“台湾条款”，这让中国认为日本试图分担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角色，从而引发了反弹。中国希望在美军从台湾撤退导致的力量真空出现之前，阻止日本填补这一空白。

在美国从台湾等地区撤退之前，日本的武装力量有可能进入。因为日本和台湾维持着蒋介石签订的条约，即和平条约，并且至今仍在强调这一点（毛里 2004, 1971/07/07）。

总之，中国在追求美中缓和的过程中，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直接的障碍。然而，美国撤军导致的力量真空由日本填补，由此引发的台湾问题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阻止日本承担美国在台湾的防务，从而断绝日台关系，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必须让美国注意到日本的潜在威胁性。

基辛格对周恩来执着的日本威胁论做出了如下回应：

根据我在大学里教的理论，如果我们[美国]从日本撤出，可能会允许日本重新武装，太平洋彼岸日中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会被打破。但这并非美国的政策。事实上，如果日本大规模重新武装，可能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毛里 2004, 1971/07/09）。

美国奉行的是“防止日本采取侵略性政策”的所谓“瓶盖论”。1972年2月22日，尼克松在首脑会谈中反复表示：“我不能保证，但我们[美国]可以对日本施加强大的影响，并且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的政策阻止日本在韩国和台湾采取冒险行动”（毛里和子 2006, 64 转引，1972/02/22）。

另一方面，周恩来寄希望于渴望和平的“日本人民”，并主张日本中立化，而非同盟的瓶盖论。对此，基辛格在向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说：

我们[周恩来和基辛格]一致认为日本的扩张主义是危险的，但在如何防止方面未能达成一致……中国对此问题抱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同时又表现出模糊的态度。他们担心日本的再军国主义化，并主张不能不牵制美日间的军事合作……我[基辛格]强调，如果日本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中立化，就会出现粗糙的民族主义。（毛里和子 2006, 65 转引）

事实上，基辛格对日本持相当批评的态度，如前所述。他曾断言：“中国传统上具有世界视野，但日本的视野不足，缺乏长远眼光，因此在强大的日本和强大的中国之间，后者并不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并且“我对日本没有[天真]的幻想”（毛里和子 2004）。对他而言，中国比日本更值得信赖，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伙伴。

尼克松的日本观也并无不同。1972年2月访问北京时，他说道：

我们希望日本能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中转变过来。如果美国不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日本将首先基于其高生产率的经济，丧失所有战争记忆，并竞相增强自身军力；其次，有可能选择作为美国的替代者而接近苏联（毛里和子 2006, 64 转引）。

美国表示将行使影响力，确保其与美国有安全关系并接受经济援助的日本及其他国家不采取与中国利益相悖的政策。周恩来多次确认了基辛格和尼克松对日本的不信任态度，并相信美国即使是盟友，也并不完全信任日本，因此会试图遏制日本的野心。在此过程中，周恩来开始暴露其对日战略的真实意图。他表示，日本人民正经历巨大的变化，因此目前的日本与1930年代的日本不同，如果美中两国能够挫败日本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并支持其和平政策，事态将会得到改善。他还认为，只要美日同盟起到瓶盖作用，日本就没有多少余地去影响台湾。现在，中国可以通过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来牵制苏联，同时孤立台湾。

周恩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认识与美中缓和是一致的。在中苏对抗的格局中，他利用美苏相互制衡来推进美中关系，并在此框架下处理中日关系。因此，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最大课题在于日本的意愿。日本是否能够宣布与台湾断交，从而实现中日建交，是关键所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