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P Report 35] 中东地区的世界观与同盟

仁南植教授是外交部外交安保研究院的兼职教授，负责中东伊斯兰地区研究。仁南植教授在延世大学政治学系获得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英国杜伦大学获得中东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曾担任教育广播EBS英国特派记者，以及开罗《金字塔报》（Al-Ahram）政治战略研究所（Centr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国际冲突的理解》（2000年）、《伊拉克民主政府建立的前景与启示》（2004年）等，研究领域为中东政治及恐怖主义。近期著作包括《自愿网络恐怖主义的出现与意义》（2009年）、《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困境》（2008年）等。

一、引言

中东地区政治不稳定性已呈现常态化。甚至“内在不稳定性”（inherent quality of instability）这一表述也常被用来形容其根深蒂固的冲突格局。这种不稳定性与战后殖民体系解体后，相当一部分获得独立的国家位于中东-非洲地区的事实有关。阿拉伯半岛、黎凡特地区及马格里布地区，这些基本保持着部落单位的游牧文化传统（nomadic tradition），却被人为地划定了国界并建立了国家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对于长达五个多世纪被纳入奥斯曼帝国行省、脱离政治生活的中东地区大多数居民而言，这是一种陌生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因此，国家单位的自主性一直处于脆弱状态。在此背景下，与殖民体系的重组相伴随，外部势力为在中东地区构建国家、形成体制持续施加影响，干预从未停止。这些外在因素影响了区域内新生国家的内政，加剧了政治动荡。冷战体制下，中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以及对石油资源的关注是其首要原因。

除了这些外在因素，中东地区内部问题也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性。混杂的教派、民族冲突及历史遗留的争端因素相互叠加，成为了各种利益冲突发生的背景。构成中东内部文化中的部落主义、伊斯兰教以及寻租行为等文化、政治、宗教及经济因素相结合，使得稳定态势难以确立。基于身份认同的联盟格局是双刃剑。它在构成内部凝聚力和团结的同时，也以“他者化”和“排斥”为前提。因此，在中东这个血缘、民族和宗教认同鲜明而强大的地区，基于身份认同的联盟格局越发可能表现出排他性。这自然会催生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格局（Ramsbottom 2005）。

鉴于上述内外因素，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混乱和冲突的加剧，中东地区开始出现联盟和团结的现象。冷战初期，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反映在地区冲突中，尽管与前殖民宗国存在紧张关系，但仍形成了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等冷战同盟，体现了外部势力与中东国家之间紧密的合作形态。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中东地区出现了以“阿拉伯事业”（Arab cause）为基础的政治团结运动，并升华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试图摆脱意识形态对抗，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

冷战的结束孕育了中东新的动力学和地缘格局。曾经对峙半个世纪的冲突结构，其意识形态的框架瓦解，引发了对21世纪新冲突格局的深刻反思。与中东地区相关的文明论述急剧升温，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开始获得认同，而福山的世界观则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广为流传。与此同时，长期潜藏于水面之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全面政治化。9·11事件使反恐和防扩散成为焦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伊朗崛起，追随伊朗伊斯兰革命路线的国家和政治团体日益增多。弥漫在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助长了恐怖主义的蔓延，但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核心的“基地”组织（Al-Qaeda）等团体难以建立联系的情况下，由伊朗主导的反美、反以色列联盟正在获得力量。

伊朗的崛起和什叶派联盟（Shiite coalition）的扩大，标志着一种新型联盟格局的出现。在原有的以文化共同体为基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中东地区在意识形态真空状态下，出现了以超验价值为基础的伊斯兰联盟。与此同时，以海湾君主国和世俗化共和国为中心的逊尼派阿拉伯威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一种针对伊朗及什叶派联盟的“应对联盟”格局也初现端倪。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的上台对这种力量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同时，与美国保持传统盟友关系的以色列之间的联盟是否能够维持，人们的疑问也日益加深。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考察构成中东地区联盟与团结的基本单位——身份认同的层面，并追溯基于此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演变。我们将“阿拉伯”这一文化身份向“伊斯兰”这一宗教身份的转变趋势本身判断为近期中东联盟秩序变化的一个背景变量。通过追踪近期中东地区普遍政治现象——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相结合的政治团结形成的变化态势，力求把握中东地区整体政治格局。此外，还将展望在布什政府的强硬单边主义政策下，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如何回应奥巴马政府的新中东政策……（未完待续）